试论明代漳泉海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商论文,明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商，作为市民阶层的代表始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明中叶以后，海商作为经济领域的异军崛起，福建漳泉海商尤为突出。明一代，漳，泉海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贸易之盛，在中国海商发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考察海商发展的历史状况，对于今天发展沿海外贸经济是有借鉴意义的。本文试就明代漳泉海商作些探讨。
一、明代漳、泉海商的崛起和发展
盛唐始辟“海上丝绸之路”，刺桐古港（即泉州港），宋元誉称“世界第一商港”。到了明初，泉州港衰落了，已不成为国际贸易港，代之而起的是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这两个港口成为明代民间的海外贸易的聚散地，而且形成了以漳、泉商人为主的福建海商集团。所以顾炎武说：“航海商贩，尽由漳、泉。”〔1〕月港， 史书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2〕安平港此时则有“大江南北渡千帆”之盛，正因为有月港、安平港的兴起，因而有“泉、漳两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口皆然的景象〔3〕。为什么在明代漳、 泉海商得以崛起和兴盛呢？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漳、泉两郡依山傍水，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顾炎武认为：“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抑给于水。”〔4〕“闽地斥鹵硗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而九也。 ”〔5〕正如俗语所说“海者，闽人之田”。被誉为“海国”的漳州月港地区“滨海一带，田尽斥鹵。”清乾降《海澄县志》记载了当时土地贫瘠狭小，农作不兴的历史状况：“闽土素称下下，而澄又实逼海口，平野可耕者十之二三而已。”可耕面积的狭小，加上土地兼并激烈，使“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6〕为了获得衣食之给， 当地人民只能向大海发展，“以舟为田”“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踊跃从事海外贸易。在泉州安平镇“濒海之区，地少人稠，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7〕明何乔远也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 濒于海上……航海贸诸夷。”从上可见，正是由于漳、泉地处沿海，“田尽斥鹵”，特别是宋以后，北方人民大量迁徙南下，加之明代土地高度集中，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因此，不仅渔民要靠海为生，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失业的手工业者，也渴望从海上谋求出路，这就加剧了人们趋向海田的活动。
海港的兴建，使漳、泉海商有一个依靠据点，促使更多的人从事海外贸易。明初实行锁国政策，一再禁海，“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这对于以海为田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无异于断绝了生路，那些靠贩海为生的海商，冲破海禁，自谋生路，即使面临“充军处死……，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8〕因此， 民间走私贸易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既可作为贸易又不受官府控制的地方港口。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的兴建，正是顺应这个历史的要求。这两个港口以其地居偏隅，不受封建统治者注视而成为明代漳、泉海商的聚散地。月港在漳州府城东南五十里，地处河海交汇处，内接九龙江，外通大海，未设县时属龙溪县地处边隅，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便于进行走私贸易。如史书载嘉靖二十年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的达五百多人〔9〕。泉州的安平镇，当水陆交通要冲， 为通贸海外之良港，胡宗宪的《等海图编》曾有记载：“泉州安海，向虽通番，犹有避忌，迩年番舶联翩往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可见，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最利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这是漳、泉海商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再次，经商获利丰厚。戴冲霄认为：“福建边海贫民，倚海为生，捕渔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间智巧强梁，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也。”〔10〕例如，“丝每百斤价银五十六两，贩去者其价十倍”；“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古文钱，倭不自铸，而用中国古钱，每千文价银四两。”〔11〕海外贸易的厚利，更加引起人们的向往，下海贩贸者越来越多，而且阶层广泛。到嘉靖时期，下海通番成为公开的活动，普遍的风气，明政府已无力禁止，不得不作事实上的承认。《东西洋考》卷七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奏设海澄县治。其明年隆庆改元，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但日本除外，因为中国受过倭寇的蹂躏，所以对日本的海禁，还是照旧有效。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以吕宋为中介。这说明，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阶层的状大，是沿海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封建王朝的意志为转移的。
综上所述，明代漳、泉海商的崛起，固然有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二、漳、泉海商活动的特点和性质
泉州安平人素以尚贾尚贸闻名于世，有“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之称。漳州的月港，当时被称为“小苏杭”，四方来舶，络绎不绝。其外贸盛况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形成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起初，大多数海商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自买卖，未尝为群。”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互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
，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12〕的海上贸易集团。较早的有严启盛，……嘉靖间有李光头、王清溪、沈南山、李华山、洪朝坚等。后则以月港为中心，洪迪珍为当时的巨商，俗称红老，而同时代的严山老，许西池，张维等，亦占着重要的地位。明末的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海商的巨头，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明末安平的郑芝龙海商集团。
郑芝龙海商集团是在继承了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董应举《崇相集》论米禁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而一百二十只，丁卯（崇祯元年）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成为当时中国海上势力最大的集团，他受抚后，依靠明朝政府的支持，控制了东南制海权，任何海舶，非领有郑氏令旗，不得航行海上。每只船每年纳三千两，每年收入以千万计。当时“凡中国各贷，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13〕郑芝龙便在家乡建筑安平城（在今安海镇），拥兵自卫，军饷自筹，无须向藩库领支；一座安平城，等于一个独立的王国。
第二、海商活动范围极为广阔。
就国内而谈，仅以漳、泉两郡为例，除了月港，安平港两大贸易港口外，沿海走私贸易的据点还有多处。在泉州郡所属滨海各县，有晋江围头、石湖、同安的浯屿、惠安的獭窟、百奇等。漳州郡也有诏安的梅岭，龙溪的海沧等港口。这些港口都成为漳、泉海商外贸的进出口。此外，在明末，由于林道乾等的开发台湾和荷兰人的东来，台湾淡水，鸡笼也成为漳、泉海商活动的场所。就国外而沦，漳、泉海商东贩日本，南贩东西洋，范围极广。早在明代初年，沿海人民即有私往琉球和真腊，暹罗南洋等国贸易的。嘉靖时期，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等国，贸易货物。当时漳、泉海商的活动“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漳、泉海商最为活跃的地方，在东洋方面，首屈一指的为吕宋，何乔远，张燮都有同样的记载“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明史》也有相近记载：“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在西洋方面，则以暹罗为多，甚至在嘉靖时代，暹罗出现有中国街。日本，当时是漳、泉海商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且不说“倭寇”之乱中的大量海商，明中叶后福建几大海商集团，都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李旦久居日本，颜思齐在日本“积蓄颇饶”，郑芝龙海商集团的贸易对象，首先便是日本，他的妻子田川氏也是日本人，这足以说明问题。
第三、贸易商品种类繁多。
当时占中国输出商品第一位的仍是生丝，明末傅元初曾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吕宋等国，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之，以为华好。”〔14〕其它商品，比较重要的依次为瓷器、铁器、糖、纺织品，此外还有水果、玻璃、麝香、地毯等数十种物品。王世懋《闽部疏》中的一段话，颇能概括出福建漳、泉海商外贸商品的特点：“凡福之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而外来商品的输入，也刺激漳、泉海商的发展，首为吕宋的白银，是作为货币流入福建的。其它商品，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详列了一百六十种，这些进口货物，正如当时人林富所说：大多数是“中国不可缺者”，如胡椒、象牙、檀香、玳瑁、蜡等，所有这些商品，都为漳、泉海商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总之，明代漳、泉海商的发展和兴盛，其表现是广泛的、多方面的，仅择其几点已有助于我们窥见其貌了，其性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首先，从海商的贸易特点来看：武装贸易。
明代漳、泉海商一改过去外贸的“朝贡”关系，而转向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是商人追求利润的经济性贸易，其来去都是为了追求“以一倍博百倍之息”〔15〕的高额利润，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漳、泉海商为了竞争贸易，彼此间经常兵刃相见，互相袭击，被称为“海盗”式贸易。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御明王朝的迫害，以及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掠夺，这些海商不得不武装进行贸易，所以，明代海商多带有“海盗”式的贸易。明人对海商与海盗关系的论述却非常明确，“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盗。”〔16〕其关键便在于禁与通了。
其次，从海商的社会构成来看：具有较浓的封建性，但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般来说，明代漳、泉海商的构成分子及其阶级出身，大体上分为两个类型。一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漳、泉海商即多如此“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 谓生涯无逾此者。”〔17〕这些人为了利润，虽“时有飓风之险，亦冒为之。”是构成漳、泉海商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由于其经济条件的限制，居于受操纵者的地位。二是势家望族。《筹海图编》引仇俊卿（闽县知县）的一段话：“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舡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甚至有借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说明当时有地方官吏参与走私活动。族大之家，如梅岭的林、田、傅三巨姓，安平的陈、柯、黄、杨诸姓，都以经商行贾著称。此外还有部分儒生。这些人一面违禁通海，擅放巨舰，勾引接济，一面私充牙行，居积番货，包庇走私。由中国海商的构成可知，海商内部有很多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使得其内部凝聚力不强，易于为外界压力所动摇，而和统治阶级相勾结，具有较浓的封建性。明代漳、泉海商与同时期的西欧贸易公司各分割有特定地域的海外贸易专有权不同，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海商集团，但其活动方式主要仍表现为分散的活动和自由竞争，这对于地方经济的各部门，早期的资本积累显然是不利的。
从漳、泉海商社会构成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期海商的活动，已促使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萌芽出新的生产关系，富家出财，贫者出力，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已初步具备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不能不说已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商的发展具有解放封建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
最后，从海商资本的作用来考察。明代海商资本同封建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商还带有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中世纪商人”的特色，他们的资本来源，大部分出于高利贷资本，江湖大商尤多如此，为了海上贸易，“齐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谋，可坐致富。”虽然从福建海商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见到单纯的由于小商业的累积而逐渐扩大为大商业，因而从事海上贸易的事例，但就其全体而论，只不过是偶然的，海商资本含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考其资本用途，其所获的资财，大部分不能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如郑芝龙拥资巨万，却花在贿赂朝野显贵，购置田产，其“田园遍闽广”。大量的海商资本重新流入封建经济的动脉中，对封建经济不是瓦解而是起着维护作用。从这个方面讲，它对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作用不大。尽管如此，私人海外贸易有促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现象产生这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与海外的贸易中，银币大量流入中国，漳、泉一带已广泛使用，可以说当时已出现“原始积累”。如果这些货币当时能够投资到手工业生产中去，资本主义萌芽将会有个长足的进展。遗憾的是，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这种愿望难以实现。但是十七世纪的福建海商，已经发展到自由商人的阶段，江西陶人，浙直丝客的来闽，虽不能即足以代表产业家转为商人，但这都表示着经济朝向新的发展的可能。假如代替明朝的不是落后的满清王朝，中国或可能慢慢踏上资本主义之路，那么这海商资本大可充作原始积累而被利用，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
三、海商对闽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明代，福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海商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海商的崛起，外贸的兴盛，又促进了福建特别是闽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闽南的社会风俗，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经济作物的大量栽种及其商品化。
福建的主要经济作物如甘蔗、水果、茶叶、蓝靛等，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泉州“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18〕由于“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荔枝龙眼，“焙而乾之，行天下”，据《闽部疏》说：“由福之南门出，至南台江……行数十里间，荔枝龙眼夹道交荫。”明代福泉二府和龙溪漳浦诸县，“柑桔之佳，亦为海内闻名，闽中柑桔，以漳州为最。 ”〔19〕当时漳州的月港农村出现了“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的景象。茶叶从宋代以来，即为福建的特产之一，福泉延建四府属各县都有，而龙凤、武夷二山所出者，尤号绝品。蓝靛质好产量大，《闽部疏》云：“福州西南，蓝甲天下。”被称为“福建青”。此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烟草、玉蜀黍、番薯、落花生等植物从海外传入福建。由于种植烟草“颇获厚利”，其种植区迅速蔓延，“渐传至九边”，不久，漳州的烟草“反多于吕宋”并“载于其国售之”。
第二，促进了造船业，纺织业及其它手工业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是关键，漳、泉海商的崛起，为造船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早在宋代，漳、泉即与福、兴并列为福建四大造船基地。到了明嘉靖年间，虽然明政府尚未开海禁，民间造船仍不合法，但私人造船业因外贸发展的需要，还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各为商船，时出剽劫。”〔20〕豪各之家“私造巨舟”的报告屡见于官方。隆庆开禁以后，商船的制造业更为发达，当时所造之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帆桅二，其中为四层。”造船业在当时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
海外贸易的发展，给纺织业带来了生机。据史书载：当隆庆万历时，闽商曾远赴江浙，大量采购木棉，供为纺织原料。清初上海人褚华著《木棉谱》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即棉花）以归。”以糖霜换取棉花回闽，所以泉州到了今天，还流传着“糖去棉花返”的一句俗谚。除棉花外，生丝也是从省外输入。《闽部疏》提到闽人买湖丝回来作为纺织原料。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有记载：“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当时泉州滨海各城镇，棉布，苎布产量甚丰，如（安溪）“女工织纴冬棉夏葛”；（同安）“男子力穑，是生吉贝之绵；而女善为布”；惠安“细白布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21〕漳州的纺织品种类繁多，有天鹅绒，土绸，绮罗，缎，吉贝布，苎麻布，蕉布，葛布等，其中天鹅绒，绸缎，纱绢尤为精美，驰名中外，天鹅绒“机制云蒸，殆夺天工。”海外贸易的兴盛促进了福建纺织业的发展，使当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一部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机户，而且也有男子参与纺织。如《闽书·闾巷志》载，晋江有黄廷榜，机织为业，一门三十口，合居共爨无异言；张燮在《清漳风俗考》中说：“（漳州）城闉之内，百工鳞集，机杼钫锤，心手俱应，……前此未有也。”以上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明代福建的纺织业中已出现了一部分独立的机户，且有男子参与纺织，这是纺织业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独立的机户在纺织业中的比例不大，当时大半还是出于家庭副业，与农业联系密切，为季节性的生产，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纺织工场，这是不足之处吧。
除了造船业，纺织业外，其它手工业这时也得到了发展。如瓷器业，以泉州的青瓷，德化的白瓷尤为精美。冶铁业也有相当成就，颇具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还出现了以进口物资为原料的手工行业，如牙雕“俱贾舶市来者，漳人刻为牙仙人之属，以供近玩。”“又有牙箸，牙枋，牙带，牙扇”〔22〕。
海外贸易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繁荣，促使城镇日益昌盛。以月港为例，“昔为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23〕原来荒野的海滨，而今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逐渐变成了“贾肆星列”、“商贾辐辏”、“居民数万家”、“中外商船数以百计”、“藉舟辑之利，以艘丽甲天下”成为闻名世界的商港。安平镇也是“四方商贾，集聚如云。”为此，朱纨《甓余杂集》写道“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
第三，对闽南的社会风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一，儒生弃文从商。如晋江黄继宗、张志立、杨宗叙，安平人杨乔等，这些人都是辍儒之贾。《泉州府志》也记载了安平人陈洁“家贫弃儒就贾”的事例。
其二，加强了封建道德观念。傅衣凌先生指出：在他游历闽南泉州之时，见其贞节碑坊之多，为各地之冠。《安海志》记载的四十五节烈中，不少为海商的家属。张燮记载明代的漳州也提出了这一个风俗“若夫寻常闺
之内，差敦四维。妇人非老大，足迹不踰国， 而贞女烈姬，在在有黄鹄之韵焉。”〔24〕贞节之风的广泛存在，同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有关。然而由于大量的海商成年累月在海涛之中，且时常有不测风险，所以，人们对留在家乡的妇女，更强调守节之道，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换句话说，这种贞节风俗，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维持沿海商业地区社会秩序的一种必要措施。
其三，促进了当地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如兴修寺观，庙宇，闽南“寺观之盛甲于七闽”；兴修水利设施，兴建桥梁，道路等。虽然大部分商人在捐建各种公共工程时，少不了要显耀所谓的“功德”，但在客观上却带动了沿海社会面貌的改变。
其四，助长了崇尚奢侈之风。从嘉靖，万历以后，这种糜费挥霍的社会风气更盛。如在结婚上讲究排场，互相攀比。为了祈求发财和航海的平安，封建迷信也浪费了许多钱财。这些人还“侈居室，衣绮绣，斗鸡走马，吹竹鸣丝，以豪侈相尚。”这种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进步，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漳、泉地区海商资本的积累和发展。
其五，增加了大量侨居异乡的华侨。沿海人民（包括商人），有的为了逃避封建王朝的压迫，有的希望到异地谋生，而海商有航海外国的便利，故大批沿海人民陆续远渡异国安家落户，更有海商娶当地女子成家立业的。据《菲律宾史》载：1571年居马尼剌的华人仅150人， 而到1588年达万人之多。当时东西洋各国都有华人经商、定居。海商定居国外，是明代闽南华侨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漳、泉海商活动的出现及其扩大是由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其活动本来有利于明代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但是他们在固有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来缚下，而窒息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中国历史、文化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 收稿日期：1996—04—03
注释：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2〕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3〕〔1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
〔4〕同〔3〕卷九十一
〔5〕同〔3〕卷九十三
〔6〕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7〕新编《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8〕冯璋《通番舶议》《明经世文编》卷二八。
〔9〕小叶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
〔10〕《筹海图编》《福建为宜》。
〔11〕《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倭好》。
〔12〕万表《玩鹿亭奏稿》卷五《海寇议》。
〔13〕“郑氏逸事”
〔14〕《春明梦余录》载给事中傅元初疏。
〔16〕《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
〔17〕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
〔18〕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七，风俗。
〔19〕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
〔20〕《明嘉靖实录》卷五十四。
〔21〕张岳《惠安县志》卷4，《风俗·本业》。
〔2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23〕乾隆《海澄县志》引明志风俗考，癸酉志旧序。
〔24〕《漳州府志》卷三十六“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