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四个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4-0141-05
2008年以来，国内理论界的广大专家和学者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学术兴趣，紧密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重点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正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毛泽东的价值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四个方面的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奠基人、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仍然是2008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徐素华认为，艾思奇、毛泽东从共同的时代需要出发，根据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他们当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论述，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创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1]在分析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时，何云峰指出，毛泽东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开拓创新的非凡勇气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弘扬的可贵精神。[2]此外，周连顺归纳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条基本途径：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答中国社会历史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经验，积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成熟；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3]金怡顺还总结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的三个特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种“体”和“用”的关系。二者关系中的所谓“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际，它是主体和主导；“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武器。二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时候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应用，必须使之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4]
对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学术界进行了较多的关注。解秋风分别从知行学说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提出、尚贤用能与党的干部路线、德治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5]程林辉指出，儒家人生哲学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形成的最丰厚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傲然独立的人格气节、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继承的层面，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批判性改造，最终远远超越了儒家人生哲学。[6]有些学者还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湖湘文化根源。例如，郭凤莲从毛泽东身上体现出来的大本大源的历史智慧和经世致用的爱国热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躬行探索的创业精神、豪迈叛逆的自由个性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品格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7]薛学共分析了湖湘军事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并指出，湖湘文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形成的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思想文化渊源。[8]王连花还分析了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并认为，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的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这种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9]
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学术界也有较多的研究。熊启珍撰文指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10]苏志宏还追溯并梳理了传统实事求是范畴的内涵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特征，分析了毛泽东在将其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时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运用的方法、路径及其具体着眼点。他强调指出，实事求是范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发现了自身现代化的渠道，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身中国化的途径。探索实事求是观自身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11]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显然，这一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十七大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便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争论的核心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其实践的评价上。
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但有些学者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沙健孙撰文指出，毛泽东积极倡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并在探索中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有：一是提出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二是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三是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四是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这些积极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12]施维树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上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13]蒋国海具体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基础上的共同性、理论灵魂上的一致性、理论内容上的连续性、理论风格上的继承性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性。[14]周建民认为，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走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提出了重要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秦正为明确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路先锋和典范，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化的“活水”源头，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和可贵探索至今对我们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5]
而有些学者则更加强调两者之间与时俱进的关系。杨凤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对薄弱。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看，均未突破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总体评价，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模式”才形成。毛泽东思想就其所处时代（及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理论内容而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联系很弱。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很难将毛泽东思想纳入其中。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就需要修正或加以限定、重新解释才能成立。[16]刘先春、张军和朱继磊共同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同质关系、承继关系和非包含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没有包含毛泽东思想，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依据以及认识基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二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三是因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包括毛泽东思想。[17]
石仲泉从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在他看来，若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从更为抽象的哲学理论上来看，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实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而言，则很难再说“始于毛，成于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是在这个体系的本源意义上讲的，就此而言，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如果从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仍然成立。[18]李捷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宝贵财富与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新鲜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19]
三、《正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7年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发表50周年，学术界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一著作进行了一些探讨，进入2008年以来，学术界仍然保持着对《正处》研究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对《正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雷国珍认为，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个社会转型期和第一个矛盾多发期的产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在毛泽东这一理论指导下，牢牢掌握认识矛盾、转化矛盾、处理矛盾和化解矛盾的主动权，确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20]熊高指出，毛泽东没有提出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但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源头、框架蓝图、策略方针和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1]邱守娟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从宏观层面上看，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四、毛泽东的价值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概念，十七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予以强调，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学术界普遍认为，认真把握毛泽东的价值观，挖掘毛泽东价值观的当代价值，必将有利于深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钟伦荣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一书中从毛泽东的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法律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科技价值观和军事价值观等七个方面对毛泽东的价值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指出：毛泽东的价值观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并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价值观。[22]唐春元指出，乐观奋斗是毛泽东生命观永不熄灭的亮点。正确地看待生死，使得毛泽东以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奋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去与命运抗争，并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死观和人生价值观。[23]张述元全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因而指导我党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和教育制度，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教育基础。[24]刘红英还分析了毛泽东人本思想的渊源和主要内容，她认为，毛泽东的人本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辩证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实践以人为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25]刘慧、郑德荣还对毛泽东的荣辱观进行探析，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荣辱观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服务人民为荣，损害人民为耻；二是以弘扬集体主义为荣，计较个人得失为耻；三是以艰苦奋斗为荣，骄奢淫逸为耻；四是以为国牺牲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耻。毛泽东的荣辱观不仅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培育了广大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而且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渊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先导。[26]
总之，2008年学术界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深化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但在笔者看来，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的新论题。在2008年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根源，也非常注意毛泽东思想的传统文化根源，有些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湖湘文化根源，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新论题，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则关注得不够。第二，要深入具体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总体上的，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但至于在哪些具体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哪些具体方面继承和超越了毛泽东思想，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第三，要努力做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又实现了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集政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科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既要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否则，就很难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正确的评价，也就很难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又要注意到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殊性，尤其在公开发表言论、文章时，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因为任何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都可能会带来不可估计的政治影响。为此，我们还要警惕一些学者假借进行学术研究，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活动。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以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基本准绳；以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根本方法，就一定能够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把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起来。
〔收稿日期〕200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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