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冲击下的“德国模式”及其未来选择——约希姆#183;朗考博士谈“新德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希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德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德国模式”是指二战以后形成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四个特点：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互合作的政治体制；具有广泛保障作用的社会福利国家；传统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
这一“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在体制上有两大支柱：其一，德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二，德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确保市场经济的竞争能有效地运行并提高其经济效益和活力的体制。这一体制确保了竞争秩序、货币秩序和平衡的劳资关系。在建立竞争秩序方面，德国有许多的学者、专家、委员会致力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反对和制止市场上出现和形成大的垄断地位而破坏公平竞争。当前，全球化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兼并和并购成为主流，超大型企业强化了自身的竞争地位却限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不仅要在一国范围内，而且要在全欧洲、全世界建立反卡特尔局。在建立货币秩序方面，德国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对百姓劳动成果的无偿掠夺，因此需要机构性的组织限制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以往就发挥着这一作用。健康的货币秩序给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强大支持。未来，维护正常货币秩序的作用将转移到欧洲央行。在劳资关系方面，德国市场经济体制为保障劳资双方权力平衡和伙伴关系而采取了自主的劳资协议和劳资关系立法。雇主和工会劳资双方在劳资自治的框架内通过谈判商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劳动法和企业劳资法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企业内部的这一“劳资共决”被视为迈向经济民主化的第一步。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为从公平分配的意义上修正市场结果而建立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政策体制。德国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国家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以防范从业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为理想目标。所以，这一保障制度几乎完全是和职业劳动挂钩，也主要是靠从目前工资收入中收取保险费来筹集资金的。当遭受失业、疾病等风险和步入老年时，就能保持与就业时大体相同的生活水准。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高就业扩大了再分配的余地，社会福利开支的覆盖面已超出雇员保险扩展到提供教育、住房、家长和护理病人等补贴。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在70年代以前，“充分就业”相当于男性家长的持续就业机会。在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德国社会保障模式规定的男人持续45年的就业，相当于为已婚妇女和家庭主妇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权益。
战后实施的这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给联邦德国带来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高速增长的经济和由此引起的充分就业，德国大众广泛地拥有了不断提高的购买力。国家用增长的税收出资兴建基础设施，靠低于实际价值的货币改善了德国工业的出口机会。具有高技术价值、使用高素质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加强了德国工业的实力。战后重建和争取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德国模式”曾成功地结合了经济发展（增长和结构变化）、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创造了战后西方世界发展的“奇迹”。
二、“德国模式”的极限
“德国模式”的信誉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和福利国家开支和服务范围的扩展。从6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的普遍富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展推动了与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70年代和80年代，“德国模式”的发展面临变革的强大压力。这些变革因素包括上述社会文化的剧变，世界经济震荡带来的经济体制变革压力以及新兴生态运动的压力。
在社会领域，社会文化的剧变表现为传统的代际关系和两性关系发生动摇；性别规范和性规范变得宽松；强调自我发展价值、淡化义务价值的价值观不断滋长。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抗议运动中，新的社会价值观发展起来，传统的上下左右尊卑关系、男女之间强势弱势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以往的社会中，“尽义务”是普遍的社会标准，而现在“自我”观念取代了“义务”观念。
在经济领域，70年代世界经济动荡引发经济上的剧变，表现为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石油价格两次急剧上升造成了经济危机及1973—1974年度和1980—1981年度的大规模失业。经济剧变结束了战后的经济景气，经济危机降低了“德国模式”的经济效率。但是，当时这些剧变并没有能使企业管理层和国家决策层认真思考和转换方向。相反，人们还指望用“德国模式”久经考验的手段去继续赢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不顾急剧扩张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开始限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威，从而错过了在80年代后半期新的经济增长中对“德国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机会。
同时，70年代以后，生态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德国模式”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导致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的根本转向。
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多种导致“德国模式”超出承受能力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经过多年发展的“德国模式”已丧失其效率，走到极限。这些重大变化包括：冷战的结束及东欧向西方投资和人员的开放；德国统一及其费用（“德国模式”难以承受统一所造成的后果，向新联邦州划拨资金的方式暴露了社会保障机构的结构性缺陷）；欧洲内部市场的形成；全球资本市场的网络化；欧洲统一货币的启动。
所有这些变化的最终后果是国际竞争的极度尖锐化。这种竞争在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引起工业生产的急剧下跌。德国企业以迅速提高生产率来对此作出反应。目前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实质上打击了高质量的就业者。这些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一含糊概念有关联。
三、“德国模式”困境的根源
“德国模式”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全球化的影响所致。未来委员会详细考察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全球竞争清楚地暴露了德国经济的僵化及其结构性的缺陷，必须对“德国模式”的基础部分进行调整，包括对应予保留的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
对此，委员会提出要重视结构问题，改革旧模式，建立“新德国模式”的重要支柱，恢复德国经济的生气勃勃和协调一致；同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的辩论中存在一种危险：许多人超出和高于实际的调整需要，质疑仍然有价值的工业社会体制，比如各种产业关系，职业教育与培训，公司组织，等等。
在德国经济的优势和缺陷——关于投资地的讨论中，德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常常从根本上受到怀疑。其基本论点是，由于高税收、高社会福利金和高工资，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理想投资地。委员会认为，经验的分析证明，德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在国际竞争中一直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德国经济的出口能力可能掩盖了损害未来发展机会的结构性缺陷，如在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但是，关于德国经济基地的辩论过于强调成本（工资、社会福利金和税收），对结构问题考虑不足。应当强调转换结构和长期变革的必要性。当前不仅是德国，而且所有的工业竞争伙伴，特别是欧洲国家、日本，甚至取得了很大成功的美国，都在与严重的经济基地问题作斗争。但是由于起点和背景条件不同，不能生搬硬套他国的经济战略。对于德国来说，同其他竞争伙伴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降低成本的赛跑是不明智的，难以取得成功。德国应当大力发展行之有效的多样化和专项化战略，把重点放在依靠质量和新颖，而不仅是依靠价格的产品、服务和体制上。
其二，经济的日益欧洲化和国际化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欧洲范围和国际间的规章制度将越来越多。
委员会认为，日益激烈的竞争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如果不在欧洲的层面上达成一致，竞争将在欧洲内部急剧尖锐化，从而导致降低税收、社会福利和环境标准。
其三，但是，民族国家丧失政治行动能力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未来委员会因此起草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行动战略。
委员会不赞同全球化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族国家已丧失政治行动能力的观点。提出不应忽视建立欧洲的和多国的规则的必要性，即使实行这些规则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同样它也承认，经济的国际化已限制了国家行动的范围。然而，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联邦政府和各州、工会、雇主、学界、政党和教会行动的范围仍然是很大的。因此，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能够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的政治战略上。
四、“新德国模式”的理论与战略
在当前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从全球化出发导致了两条发展道路及两种战略选择，即所谓持续降低成本战略和持续增长战略。
采取持续降低成本的战略是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恢复保障高就业水平的有活力的增长。实施这一战略要求工资低于生产率的增长，有时甚至降低雇员的实际工资，以此方式确保单位成本低于其他竞争者的成本；要求降低税收，以此减轻企业的工资成本负担，减少其他生产要素的税赋，并大幅度削减有关的利润税；要求降低社会福利金，以此减轻政府向企业的征税；要求放宽对劳动法和反解雇保护法的管制，废除和放松行业性集体工资协议；要求劳动组织和劳动时间彻底灵活化；要求公共预算厉行节约。
委员会认为，这些要求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是这些要求的总和会导致正常的职业劳动收入和国家年度税收的减少，实施这一战略将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的严重后果：经济增长活力下降；工资收入下降、差距拉大、分配关系恶化；失业率上升。同时，这一战略还会给社会团结带来风险：贫困风险增加，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大批低学历的独身者的贫困风险空前加大；社会排斥和社会冲突增多，遭受社会排斥的首先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弱势家庭的儿童和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青年。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非法谋生方式。这一发展趋势的社会政治后果难以预料。这些问题还将由于东德转型进程尚未完成这一事实而更加恶化。因此，该战略将走入“社会政策的死胡同”。
持续增长战略的基本内容是：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同时必须阻止通货膨胀，拥有抑制成本的手段；加大投资力度，排除各种形式的投资障碍（如放宽环境保护法，加快审批程度等），以此促进有利于增长和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采取推动公共基础设施的政策。
持续增长战略的宏观经济后果是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但是，这一持续集结国民经济的增长力量将带来资源消耗的增加和排放的增加，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而环境质量下降将不仅会损害居民的生活质量，还会损害经济基地对于研究密集型、服务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经济部门的吸引力。德国也将放弃在环保技术市场上已经赢得的优势。因此，这一着眼于增长的战略由于其损害自然环境和不可估量的风险，将走入“生态的死胡同”。
基于对以上两种战略的拒绝，委员会建议：实施“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三者之间平衡的发展战略，即“三个目标，一条道路”的战略。只有这一战略，才有可能克服德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困难，重新造就一个内部协调统一的、强大的“新德国模式”。
基于这一新战略，委员会指出：经济增长对于增加就业是必须的，但是经济增长不能继续伴随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而进行，增长应当是一种高质量的增长；实现社会团结不仅通过公民对就业制度的参与，重要的还有家庭、公民对地方组织、社区和社团组织的参与。如果只重视经济效率，就会在破坏社会团结和生态稳定的同时，也损害了经济发展本身的社会前提和自然前提。应当通过这一创造性的新战略把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向三个目标接近的过程中保持平衡。
五、实现“新德国模式”的四项政策改革
为了对传统的“德国模式”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建立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德国模式”，委员会选择了四项重要的战略性改革举措：
——提高创新能力，强化人力资源；
——改善职业技能低下人员的就业机会；
——适应家庭的变化和就业危机，回应对社会一体化政策的挑战；
——推行环保型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
举措一“提高创新能力和加强人力资源”，是要解决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经济部门中确保高质量的经济基地德国的竞争能力问题。它基于新型的结构转变，阐述了持续提高经济和国家的创新能力对于组织研究和开发，组织生产过程、雇员的培训和进修，以及组织有效的国有服务业提出了哪些要求。
举措二“改善低技能者的就业机会”，是要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结构变革来解决经济上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社会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举措一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但是另一方面，各国劳动市场的分析与比较也表明，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特殊结构阻碍了为低技能者创造就业机会。德国大约有一半失业者没有经过或完成职业培训，这些低技能者构成了长期失业者的主体。委员会把数以百万计的本国公民长期遭受社会排斥视作国家的民主宪法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因此，建议在考虑社会承受力的条件下开放低工资的劳动市场。
举措三“适应家庭的变化和就业危机，回应对社会一体化政策的挑战”，重点是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家庭是德国模式中福利制度的重要支柱，在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已转向实行以个人为单位的缴费——给付原则。很高的教育程度和良好的职业训练显著改善了妇女的就业机会，而就业危机把许多人，尤其是妇女排斥在职业劳动之外。因此，委员会建议家庭、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协调配合，从而减少冲突，实现较高超度的社会一体化。
举措四“推行环保型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是要把减少环境损耗的战略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研究实现生态目标去变革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委员会还探讨了各种不同的环境政策以及推动适应环境的技术、体制、社会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为了解决跨国的环境问题，还提出了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环境政策国际化的可能性。
总之，委员会的这些政策举措和建议的特征是：在国际竞争尖锐化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坚持一个扩展了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的各项目标，提出了超出战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传统的解决方法。
作为未来委员会的14名专家之一，朗考博士在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时强调指出，委员会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一条道路》的报告是“新德国模式”的一个蓝本，可以理解为未来委员会关于德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
“新德国模式”与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英国强调社会各阶层集团的同等起点，但是他们不考虑社会再分配问题。英国以培训教育为中心点，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投入。德国也强调人力资本投入，但是不仅重视同等的起点，更重视在全社会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还有，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生活更适合于环境方面，德国人比英国人做得更好。此外，主要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布菜尔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思路强调“持续降低成本”，德国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目标，而不是单一经济目标。朗考博士最后说：“新德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大的不同是，新自由主义是迎合股东的利益，重视短期获利；我们则进行长期的结构性调整。自由主义批评劳资自治和劳资共决，我们更强调参与，认为社会稳定是生产性要素。朗考博士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能够因应全球化的挑战，成功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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