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职教的新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教论文,湖南论文,新模式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状况究竟怎样？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逐步实现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家庭的共同富裕，首先必须优化农村的生产力系统结构。
在农村生产力诸要素中，土地资源、水利资源、工具性资源、劳动力资源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劳动力资源却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最核心的资源。湖南农村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表明：进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优化劳动力资源，是搞活农村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众所周知，当前发展农村经济只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开展多种经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第二种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形式，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第三种是农民进城打工获得较多的收入，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来提升农村经济规模和产业档次，归根到底都得需要人去操作，需要人去推动。在上述情况下，在中国农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采取得力措施提升农民的素质（特别是职业技术素质），就成为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摆脱贫困奔小康的必由之路。然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于是就涉及到这笔付出由谁来买单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当前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紧缩，他们负担中小学基础教育已经力不从心，以致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要求乡镇一级政府买单是不现实的。“谁买单？”或者说究竟是由政府买单还是谁受益谁买单？这就成为问题的症结。
怀着这一份沉甸甸的疑问，我们于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开展了湖南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调查，其结果令人振奋也令人欣慰。在湖南广大农村，农民学技术用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运动正如旭日东升，磅礴兴起。这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运动不仅是农村改革开放的最新事物，而且已经成为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振兴农村经济的最新方式。浏阳农民的口号是：“要致富，学技术！”宁乡农民的口号是：“农户想脱贫，手艺排在头一名”。长沙县农民说得更干脆：“职业技术响当当，一年学得饭菜香，两年学出大楼房，三年娶得靓新娘”。为什么湖南农户如此热情洋溢地学习职业技术？说穿了就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商品经济已经规模化并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时代，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广大农民追求的最大利益。正由于职业技术可以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变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因而注重现实利益和急于摆脱贫困状况的农民才会对职业技术抱有如此强烈的渴望，如此巨大的热情。换句话说，改革开放造就的商品经济不仅是孕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酵母，而且直接造就了职业技术教育运动本身。从运作模式来看，湖南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已完全实现商品化和利益化了。就是说，职业技术不仅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内在要求，而且职业技术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十分热销的商品，完全按照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进行运作。在上述情况下，教育本身和教育模式的商品化，已经成为湖南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最大特点。
事实上，就大多数收入中低水平的农户家庭而言，最切合实际的脱贫致富方式就是职业技术训练，因为这种方式投资最少，效益最高，适合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农民家庭，是典型的短平快致富方式。例如，长沙县果园乡的外出打工者共有7544人，其中从事环卫、搬运、饮食服务业等粗工职业的为5257人，每年汇回的收入为15584000元，人均仅2964元。剩下的2287名技术打工者，汇回的收入多达16220000元，人均为7267元。比从事粗工的打工者高出将近两倍半。更为可喜的是，职业技术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由1991年的13%上升到了2001年的37%，这也许是当前农村最为重要的变化。
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对广大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是引导广大农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农民）脱贫致富的最经济、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第一，职业技术培训是引导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进行转移的最有效和最切合实际的操作模式，也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最有希望的途径。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化的技术程度还不高，科技含量不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以粗工为主，因而劳动力的互换性很大，无技术专长者找工作也相应容易一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第二第三产业的现代化技术化程度大规模提升，在新增的大量工作岗位上，对用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在上述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工作岗位缺乏互换性，越来越需要专门性的技术工人，而不断地淘汰文化素质低下的粗工，这就导致了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是大量粗工出现失业，从工作岗位上被排挤出局；一方面大量的技术岗位又缺少人手，这类技术要求给农民工进城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坎。正是由于这种就业压力的驱动，抑或说是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内在需求的驱动，才迫使农民工走上了职业技术的学习之路。由此可见，农民工由粗工向技术工的转移，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工的一种极其尴尬、极其被动的选择。第二，除了就业方面的压力之外，收入本身也是驱动农民工参与职业技术培训的基本原因。据长沙县6个乡147名外出打工者统计，从事售货、搬运、清扫等粗工职业的，流动性很大，职业极不稳定，经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自己的亲戚从主管岗位撤换下来，自己的工作就保不住。更重要的是，粗工工资低，最低只有290元，最高也就600元左右。技术工却恰恰相反，只要有一门技术，老板会对你客客气气，还经常可以吃到工作餐或者主人家的宴请，这些“特殊待遇”正是打工者最引为荣耀的。他们的工资收入也相应高一些，最低的（空调安装工）也有600元，最高的（手机修理工）高达3200元。从事技术工种的农民工，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和人格满足感，回到乡里，处处以“高级人”自居。这种时尚心理，显然对农村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农民技术工特别好找对象，这也是引诱农民工学习技术的重要诱因之一。据长沙县安沙乡6名村干部反映，一般农民结婚，需要向女方娘家送2万元彩礼，最高的多达5万元，被当地村民戏称为“漂亮妹子500元1斤过秤称”。技术工回乡之后找对象的境遇却大不相同，这些家庭不但有无数媒婆登门，而且女家也不要彩礼。为了顾全女方娘家脸面，往往是男家大白天把彩礼送过去，晚上女方又把彩礼送回来，还有女家把女儿白送给技术工的，为的就是攀一门“技术亲”。这种心理当然也同湖南农村习俗有关，农民多数信奉“一艺压千金”或者“千金易得，一技难求”的祖训。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批农民工学了职业技术进城谋生，大大减少了农村人口密度，也就大大减少了为抚养人口而过度开垦土地山林的破坏性活动，这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显然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仅以长沙县和浏阳县为例，山林绿化面积分别增加了3%和5%，许多早已消失的动物飞禽，也重新返回这片阔别多年的土地，例如白鹭、山鹰，现在遍布每一个乡村。还有野猪和果子狸，现在也频频出现。这就说明农民工转移之后，这些地区的环境状况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大批农民工进城以后，山林破坏显著减少，绿化面积和环境质量明显提高，这一类环境保护效益，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农村搞职业培训，真是富裕现在一代，造福未来一代。
农民由于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所以学习职业技术总会要反复思量，进行全方位的比较选择，而且这类职业训练都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紧缺的技术门类。除了“老五行”理发、木匠、泥匠、装饰匠、厨师之外，现在又根据社会需要，增加了新五行，即手机修理、彩电及显示器修理、打印机复印机修理、空调冰箱洗衣机修理和摩托车修理。很明显，服务业和修理业这一块，是城市经济最薄弱的一块，也是农民工增长数量最快的一块。仅以长沙市为例，厨师业的农民工占46%，理发业的农民工占74%，摩托修理业的农民工占76%，手机修理业占72%，彩电及显示器修理业占72%。新兴的打印机复印机修理业农民工所占比例最大，高达81%，宁乡、娄底和常德的农民工几乎垄断了这一市场。由此可见，接受修理技术的培训是农民工进城的捷径。
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学习职业技术的方式也是令人回味的，总括起来有三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参加技术培训班。据长沙四县11个乡1104名农民技术工的统计，通过参加短期培训班学习技术的为243人，仅占技术工人数的22%强。第二种是实现技术转让。例如花炮技术、豆制品技术、袋装熟食技术、油漆技术、糖果制造技术、草制品技术，以及特种养殖技术等等，师傅多数实行包教包会，一次付款。一旦建立这种合同关系，农户随时可以向技术转让人咨询操作疑难问题，而且收费也适合一般农民的消费能力，金额在300元至800元不等。在浏阳张坊，宁乡县郊，还出现了一批技术转让专业户，他们每年的收入都在15000元以上，这显然比自己开业油水大。第三类人数最多，采用师傅教学徒的方式传授专业性技术。在上述1104名接受调查者中，通过学徒方式习得职业技术的竟然高达673人，占技术工人数的61%左右。这是因为：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市场的购买力明显短缺，他们大多数人出不起2200元的培训费，因而不得不采用学徒这一方式学习技术。这类最原始的师授徒的技术学习方式竟然在湖南农村大行其道，这恐怕是人们很难想象得到的。师傅授徒大多在亲戚之间或者本村乡邻之间进行，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地域性。通常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农家先摆一桌拜师酒，再送一条猪腿或者数只肉鸡，这次摆师仪式就算完成了。在今后两年中，学徒生死病残责任自负。伙食费有的归师傅负担，有的归学徒自理，这要看学徒同师傅的关系亲疏而定。在上述情况下，师傅多了一个不花钱的帮手，学徒多了一个不花分文学习技术的机会，真是可谓各取所需，两全其美。一般来说，学徒的第一年得不到任何报酬，第二年有了技术，他们每月可得100元或者200元的分红，这要看师傅的经营情况而定。由于师徒传授的学习方式实现了零成本运作，因而特别受农民的欢迎，成为最为普及的一种职业技术传播方式。正由于它的零成本，也就成为贫困农户子弟学技术的基本途径。据统计，在上述673名学徒农民工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竟然占到502人，足见零成本培训对农村扶贫的巨大效应。当然，师徒教学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教学模式，自然也问题多多，其主要表现是：学徒理论素质低下，多数电子技术学徒竟然看不懂最起码的电路图，只能死记硬背，依葫芦画瓢。尽管他们动手能力很强，但应变能力却极差，有的农民工学了两年加仑激光机修理，而对惠普激光机却一无所知，不得不送到其他师傅那里修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也是农民致富最重要的途径，而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广大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同时，帮助中低收入的农民致富，让绝大多数农民尽快富起来，其最佳的途径同样也是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中国农村改革开放20余年的伟大实践证明，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金钱，并不是物质，而是农民的素质，农民的技术水平。过去我们喊扶贫，总是注重于物质方面或资金方面，结果投进去的亿万金钱在很短时间内就消耗掉了，难以产生长期效益。既然生产力体系中最有活力的这一块是人，是人的素质，那么提高农民的技术素质、向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也就成为效益最高的选择。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关键时期，这类职业技术培训也就变得异常重要，异常紧迫。事实上，无论是发展多种经营提升农业结构档次，或者转移农村劳动力，其至关重要的关节点都是农民的素质问题。
从投入产出的效益比来看，2200元的生产资料投入至多只能产生500元的效益，因为物质生产的平均利润率通常不可能超过25%。如果将这2200元投入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这一块，那么每年平均将产生7000元以上的效益。由此可见，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职业教育扶贫、职业技术扶贫。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那些尚未达到温饱目标的贫困农村家庭，如果能通过零成本或者低成本的职业教育扶贫，让这些家庭有一两个孩子出来就业，那么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当前，农村经济理论已经远远落到了广大农民浩浩荡荡奔小康的实践后面，他们已经创造了多种通过技术培训而脱贫致富的新方式，新思路。毫无疑问，湖南农村广大农户开展的职业技术教育运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是一种解放农村生产力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作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的全新途径，其发展潜力和远大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有利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有利于广大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提升，并且将极大的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新生事物，这类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它像农村集市一样，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缺乏有力的沟通和引导。同时，它的教育层次和教育方式也过于简单，特别是理论教育的匮乏更成为其教育层次提升的最大障碍。由于资金的短缺，使得这场红红火火的教育运动缺乏后劲。所以，当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领导，缺乏规划，缺乏统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像对待贫困大学生那样，建立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贷款偿还制度，提供配套的教材和师资，相信这对于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并提升它的规模和档次，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