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思潮论文,行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1 —0021—07
从1887年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至今，行政学研究已走过了120年的历程。在这120年中，行政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为行政实践的有效展开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为我们进一步开展行政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纵览行政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作为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思潮一直在影响着行政学的研究，它们使得行政学的研究历史呈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致思方式，同时也使得行政学研究成果形成因方法论的分疏而造成不同类型。探讨与梳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考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所内含的方法论意蕴及其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对于准确把握行政学研究的现有理论成果，对于促进行政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对于拓宽行政学研究的理论思路，对于摆脱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困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蕴
1.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涵和缘起
科学主义是一种以可感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以逻辑推理为主要形式，以证实与证伪方法为认知对象世界的主要手段的一种社会与学术思潮。科学主义肯定人的理性的至上性，肯定依据理性，人不仅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及精神现象的表象与本质，而且可以对客观事物和精神现象进行精确的量化描述。
作为一种社会与学术思潮，科学主义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兴起为前导，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在16至17世纪期间，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概念。这种由“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44，它直接催生了一种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理论范式，并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参与其中。此后，随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的兴起，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经验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培根、霍布斯、休谟以及法国的爱尔维修等，把人的认识看作是经验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映射，把人的头脑看作是一张白板，人的认识就是环境在人的头脑中的描绘。它标志着人类开始破除天赋观念论的神话，经验世界开始逐渐成为哲学家以及整个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和兴趣点，这在促进了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接受与认同。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因素的膨胀，自由宽松的环境强化了人的理性，人们开始认识到蕴藏于其自身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科学主义思潮随着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的一种主流哲学思想，具体表现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兴盛、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等。这一时期，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随着美国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以及罗素的分析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维特根斯坦和蒯因的语言哲学等的兴起与传播，其主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研究对象，即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思潮，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人文主义强调概念的演绎、强调定性研究、强调运用非理性与非逻辑的方法把握人及其本质，其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较强思辨性、定性化的特征。
与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更为久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文主义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不过，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对自身的关照往往是处于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因此，如果从狭义上（即以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自觉）来理解人文主义，人类漫长的历史都处于非人文主义的状态之中。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人的存在的价值自觉始自普罗泰戈拉，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因而往往被学界看作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是指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在西方文艺界所掀起的一股以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异化、强调人的解放为目的的思潮，这种以摆脱宗教对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主义思潮，后来为社会所广泛接受与传承，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范式。
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西方哲学史上不胜枚举。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人文主义，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可以归为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兴起之后的教父哲学家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亦可归为人文主义者之列。从狭义上来理解人文主义，其早期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此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也在人文主义者之列。尤其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科学与语言的发展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行的深入揭示，成为了人文主义者对科学主义的第一次批判。在西方古典哲学之后的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都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成果。到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更加强化了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源。法兰克福学派及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理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正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异化而立论的。
2.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方法论意蕴及其比较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有着诸多不同之处。表现之一是两者对人的看法不同。科学主义者承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认为通过人的理性不但可以认识世界，而且可以达到对世界的精确把握；人文主义者大多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对世界的认知要借助于某种超验的事物，如理念或上帝。表现之二是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科学主义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经验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在其认知事物的过程中寻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客观性，试图摒弃一切人的主观因素，最终达到对世界的量化认知；而人文主义者从“人”这一主体出发来分析一切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其研究的重点是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表现之三是两者所追求的目的不同，科学主义者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终极目的，但对世界的改造究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这种唯科学化的倾向往往造成科学对人的异化；人文主义者以精神的自足为目标，其目的在于找到人的价值与需求的满足机制，对于科学主义者的行为，他们往往从人的利益与人的需求的满足角度来加以把握和批判。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由于对人的本性、对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对学术研究的目的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使得两者所持的学术研究方法论有非常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主义者注重事实分析，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疏；人文主义者注重价值分析，强调以人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为最终目的。第二，科学主义者主要采用归纳逻辑，强调通过对经验与众多事实的归纳来认知事物的本质；而人文主义者注重演绎逻辑，往往先确定一个先验的最高标准，再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但是由于先验标准的难以检验性，因此他们往往把这个先验的标准定位为超验的理念或上帝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第三，科学主义者注重定量分析，认为数量化是科学的最高境界；人文主义者注重定性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十分注重人的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习惯、无意识等，认为这些因素作为一种人的主体性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的行为。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到近现代特别是在20世纪以后逐渐成为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潮。科学主义者排斥与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研究只是无用的学术思辨；人文主义者直指科学价值无涉的弊端，批判科学发展的情感缺失所造成的对人的异化。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争论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哲学领域的一场学术思辨，事实上，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两种思潮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各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使各门具体学科形成了科学主义进路与人文主义进路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如在管理学领域，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学的两大主要流派[2]16—20，其中，自泰罗开创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的法约尔、组织理论学派的韦伯以及后来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巴纳德、经验主义学派的戴尔、管理科学学派的伯法等，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些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来看都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质；人本管理始自梅奥对人的关注，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后来的人际关系学派的部分学者，如马斯洛、麦格雷戈、赫茨伯格、弗洛姆等。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互争地盘的主要表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提倡者如拉斯韦尔等主张在政治学研究中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其目的是保持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而持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的学者如罗伯特·达尔等却认为，政治学不可避免需要关注政治价值，因而绝对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神话。在行政学的研究领域，科学与人文之争一点也不亚于在管理学与政治学领域。这可以通过考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明显看出来。
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一个历时态的考察
行政学的创始人通常认为是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美国是一个科学主义传统较为浓厚的国家，而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时，更是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科学主义哲学派别大行其道的时候。这些科学主义思潮与美国当时的工业化大背景交互影响，使得行政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在行政学诞生后的几十年中，行政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兴起才得到较大的改善。不过，在新公共行政学派将价值问题引入行政学研究领域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行政学研究中的融合趋向越来越明显，行政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特质，这可从此后的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人的需求与价值的强调中看出。从行政学研究的历时态角度来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行政学研究中的此消彼长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传统公共行政时期行政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一般是指从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提倡政治与行政两分法的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倡科学管理的泰勒、对管理过程进行考察的法约尔、提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并对官僚制组织进行考察的韦伯、出版第一部行政学教科书的怀特以及虽拒绝接受政治—行政两分法，但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于行政学研究的古利克等。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行政学研究的科学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行政学研究方法上看，在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研究中，多数学者严格恪守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力求保持行政学研究的价值中立。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研究大多注重实证性的、经验性的研究，如威尔逊、泰勒、法约尔等，其学说大多是对其实践经验的一种总结概括，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采用的是一种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归纳逻辑。其次，从成果上看，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行政组织、行政系统、行政行为等进行探讨，而行政伦理、行政哲学等形而上的问题基本上被排斥在行政学研究之外。再次，从这一时期行政学研究的价值追求来看，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如何提高组织运作的效率，如何以最小的人力、物力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而不是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满足感及培育组织成员的道德自觉。从学者们所提倡的行政管理手段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行政学者提倡以制度规制的方式来实现行政管理者对其职责的履行，而责任意识的增强、道德水平的提升等伦理因素几乎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首先，在行政实践领域，它造成了行政活动中制度的过度扩张，造成组织活动成员成为非人格化的人，成为一种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与机器。其次，在理论研究中，由于采取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方式，行政学研究陷入了理论困境之中，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越来越呈现出乏力的倾向，这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科学主义的唯技术倾向对人的需求的忽视所造成的。再次，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来看，也多是采用单一的、传统的方法（如定性、定量、规范、实证等），而新的方法如解释学方法、辩证方法、语言分析法等始终排除在行政学研究方法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科学主义倾向也不是绝对的，传统公共行政时期也有持人文主义致思方式的学者。比如这一时期的管理学者福莱特就明确指出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与生产技术的研究密不可分”[3]10；西蒙认为决策中的人仅具有有限理性，也蕴藏着某种人文主义致思方式的萌芽。不过相对于科学主义研究思路的主流来说，人文主义的研究思路是非主流的，它们甚至只是行为主义管理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而导致的一种非自觉的结果，它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达到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化，并且从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手段来看，实证研究始终居于主要的地位。
2.新公共行政时期行政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勃兴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发展的滞胀问题的出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发生，行政中的人的问题与伦理问题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人们开始反思管理中的文化因素与伦理因素，唯科学主义的管理逐渐被一种人文的视角所渗透。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组织流程不断优化、组织规章制度在不断地增加，行政中的无效率、行政主体的脱离社会、我行我素的做法却似乎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行政系统越来越强大，但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却仍未得到有效的改善？行政学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行政活动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行政活动作为一种由人所展开的活动，不可避免要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也不是别的，正是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价值的实现。防止技术对人的异化需要一种价值观层面的革新，需要行政人员不仅掌握行政技术，更要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如此才能达到行政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行政学者们因应这一实际需要，开始关注行政中的文化与伦理问题。
对于新公共行政学的兴起，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一般说来，它以1968年明诺布鲁克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沃尔多、弗里德里克森等。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创始人沃尔多从对传统行政学的考察开始，认为传统行政学具有接受政治与行政两分法、把用于企业管理的方法照搬到公共行政管理、试图通过科学分析来寻求一般原则、强调行政活动的集权化、对民主的基本承诺等五条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等[4]219。他激烈批判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法、韦伯的官僚制、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所造成的技术取向的公共行政，把这些状况的出现称之为是行政学研究的“异端取代了正统”[4]223，认为其对人的忽视使得行政管理成为“阻碍人的发育，使人丧失人性”[4]226 的罪魁祸首。在此基础上，沃尔多还首次将道德问题引入了公共行政的研究视野之中。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森也主张行政学研究的人文化。1968年，弗氏发表《走向新公共行政》一文，首次将“社会公平”概念引入行政学研究领域[5]3，为行政学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随后，弗里德里克森又发表《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平》、《走向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公共行政的精神》等著作，将治理、公共、公正、公共行政伦理等一系列议题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之中，为公共行政研究摆脱单一的技术性研究，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做出了较大的努力。
但是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行政学研究一样，新公共行政时期的行政学研究同样没有摆脱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传统化倾向。他们在分析价值问题时却又激烈批判科学主义的事实研究，将事实研究排除出了行政学的分析视角，从而未能做到行政学研究方法运用的辩证化、多元化与系统化。
3.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倾向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行政学研究与行政改革热潮。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的市场运作机制，主张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把公民当作顾客，主张公共行政官员应具有企业家精神，主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最终目的是获取一种像企业组织一样的高效率与高绩效。在公共管理的手段上，新公共管理主张将一些可以由市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通过撤资、委托、替代[8]22 等方式交给市场及非营利组织，以达到既为政府减负，又能为获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更大的效率及更大的灵活性的效果；主张实施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以保证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品质，使其更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
新公共管理学派的行政学研究没有单纯强调行政的技术性，也没有单纯强调行政的价值性或人文性，而是做到了技术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如新公共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不但有对企业型政府运作的技术性探讨，也有对公共行政应对顾客负责、应注重分权与参与、应注重公民监督等人文导向的探讨。这种研究视角摆脱了过去忽视组织运作的目的，忽视政府活动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的倾向，使行政学研究具有了较大的创新。除了提倡企业家式的政府再造以外，新公共管理时期还有一批新的学科问世，使新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些新的学科包括公共管理伦理学、公共管理文化学、行政哲学等，它们甚至被提上了行政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行政学研究仅仅停留于对行政组织结构、行政决策程序等操作性问题的探讨所引发的人文因素匮乏的缺陷。
4.新公共服务时期人文倾向的进一步强化
新公共服务以登哈特夫妇的著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出版为标志。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明确地阐明了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来源，即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的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6]26—40。通过批判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阐释了自己的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精神，即：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想要具有战略性，行政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42—150。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关注点可以看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人文主义色彩相对于以往的行政学研究模式而言进一步加深了。与过去以行政过程、行政行为为研究重点的行政理论相比，新公共服务理论对行政价值的关注、对公民权利与需求的关注、对责任与目标的重视，不能不说是对科学主义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一次有效批判与创新。
当然，除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外，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倡导者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如福克思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就明确将第一篇的名称定为“批判”，对以往的民主治理途径的困境进行了疏理，最后确立了自己以公民对话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理论。尽管后现代公共行政具有怀疑与批判一切的极端怀疑主义倾向，但其以对话来促进理解、以公民对话来促进行政民主的主张正是以人本主义为其理论前提的，其合理性与理论价值不容忽视。
由于包括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等在内的行政学研究范式都尚处于继续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目前还无法对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优劣做一简单的定论。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我们明显看出较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行政时期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而言，这些新的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多元化的倾向。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迄今为止，包括语言分析法、诠释学方法等在内的新的方法仍然鲜有被引入行政学研究之中，这也不能不说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缺憾。并且，一些具有人文特色的形而上的行政学研究，如行政伦理、行政哲学的研究等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尚有待人们去深入挖掘。
三、科学与人文整合视角下的中国行政学发展路径
行政学研究目前已走过了120年的历程，应该说，120年的时间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值得庆贺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相对于法学、政治学等学科而言，行政学的研究尚十分落后。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研究的滞后。可以说直到今天，行政学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也鲜有学者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探讨。方法论研究落后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行政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人为割裂的倾向，学者们或注重技术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或重视人的因素而忽视技术因素，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行政学研究的内部，又往往是如前文所述的那样，采用了某种传统方法而忽视新方法的引入，或是仅采用某种单一的方法而忽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新的时代与新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行政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出路，首先就在于重新整合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这种整合既应是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之间的整合，也应是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内部的整合。也即是说，在行政学研究中除了要做到科学与人文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统一之外，在具体研究中还要做到科学与人文内部所内含的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
国内的行政学研究最早始自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学科学位点建设上，还是在师资队伍、教材建设上，应该说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国内的行政学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以下的困境：首先是对行政进行技术探讨的多，对价值进行探讨的少，已然展开的价值探讨又明显处于一种浅显化的状态，尚处于对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范畴的拉锯式争论中，没有把行政价值当作一个系统性与整体性的问题来对待，其次是整个行政学研究在强调科学主义的技术化的同时，却又偏重于对行政生活的定性分析，而对行政生活的定量分析少，使得行政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双欠缺；再次是行政学的学理化倾向不够，目前还停留在套用政治学与管理学的话语体系的阶段上，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学成为了一门“万金油”式的学科。
国内行政学研究的这些缺陷与不足，归根结底是研究者们忽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合的必然结果。不过在当前，这种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合的欠缺，主要并不是表现在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上，而是表现在学者们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者都尚处于相对欠缺的状态，更不用谈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了。由于缺少浓厚的科学精神，行政学学者很难把自己置身于行政学学科的深处，更别说做到充分运用实证分析、调查研究方法，深入行政生活去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获取行政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缺少浓厚的人文精神，行政学研究者又往往不愿对行政的价值系统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停留于一些表面化的价值现象，进行一些浅尝辄止的似是而非的表述，更不用说去对人的需求、意识、情感、无意识等关涉人的非理性因素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了。
中国的行政学研究要走出困境，关键就在于强化行政学者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而真正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行政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也就是行政学研究中的真善美的统一，“真”体现的正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而“善”与“美”体现的正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确认。要做到行政学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从而促使行政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特质，我们应该首先在以下三个方面力求突破。
1.强调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及新方法的引入
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就是要克服以往行政学研究中仅仅强调某一种分析方式与手段的单一化倾向（如做实证研究的排斥规范研究，做定量分析的排斥定性分析的倾向），真正做到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注重引入新的分析手段与分析方法，如解释学方法、语言分析方法以及后现代的解构分析法等，以达到充实行政学研究的工具与手段的目的。考虑到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实际及文章的篇幅，我们在此仅对行政学研究中的语言分析法与后现代解构方法进行简单阐述。行政学研究中的语言分析，就是要采用语言分析法分析行政活动中用语的意义、行政活动中用语的语法规则、行政活动中用语的特点、行政活动中上下级沟通时用语的特质、行政活动中公文的用语习惯与规则、行政主体在与公民进行沟通对话时的语言技巧、行政主体与公民开展沟通交流的必要性等。后现代解构分析指的是以怀疑和批判既成的视角来审视现代行政管理，对其缺陷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批判，以促进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或新的行政模式与行政方法的生成的一种分析方式，这种分析的特质在于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能够促进人们去重视那些已经习惯化了的不良的思维定势，并主动图求改善。这些新的分析方法在行政学中的应用，对于充实行政学的理论体系，对于增强行政学对现实行政生活的指导功能，意义不可忽视。
2.走出价值分析中的绝对化倾向和价值二元对立的误区
价值分析中的绝对化倾向即是指试图以某种价值作为终极价值来规定、统摄其他价值的倾向。在我国行政学界的价值研究中，有学者把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定位为公平、有学者把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定位为效率、有学者把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定位为民主、也有学者把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定位为自由，无论是哪一种定位，都是在试图为行政生活确立某种单一的、绝对的标准。这种做法尽管意在为人的生存提供一种终极关怀，为行政活动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以一种理念或一种价值来规定其他价值的做法，对变动不居的行政现实世界而言往往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瞬息万变，人的需求各不相同，我们怎能要求公共行政只满足一种所谓的终极价值呢？事实上，行政学研究者只有深入到现实的行政生活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行政生活世界，针对不同的情境来选择不同的价值，才是行政中的价值研究应有的思路，也只有这样，行政学研究才能避免方法论运用上的单一化倾向，真正做到多元化与系统化。
价值分析中的二元对立倾向是指在分析行政价值的过程中对两种相互具有一定对立性的价值持一种非辩证的态度，认为非此即彼，把价值中所存在的矛盾视为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一种致思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政学界对待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态度。很多学者在批判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主义倾向时，采取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把效率作为一种过时的价值加以抛弃，试图确立一种公平至上的价值。这种倾向忽视了两种表面上对立的价值内部所存在的统一因素，使得价值问题的探讨成为了价值之间的拔河赛。但是“就每一种价值观的合法性而言，它们之间没有拔河赛”[8]34—35，任何价值都是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各种价值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价值分析中还应确立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把表面上相对的价值放入到一个价值系统中，在价值系统中再确认某种价值在这个价值系统中的地位。
3.注重对影响人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分析
非理性因素是指影响人的行为的直觉、灵感、顿悟、无意识等心理现象，它具有难以把握性、非逻辑性的特点。人作为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结合体，绝不是如科学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是绝对理性化的。在行政学产生之初的几十年中，行政学研究把人视为绝对的理性化存在物，在实践层面上把人当成可以随意设计的物体，试图通过设置繁琐的规章来解决行政运作中的各种问题，从而陷入了行政学研究的唯科学主义的泥潭。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现实世界的瞬息万变往往不允许人们去进行精细的设计，人们在复杂的世界面前也无法认识或预知所有的可能情况。
注重分析非理性因素，就是要注重分析直觉、灵感、顿悟、无意识等对于行政行为的影响、对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于行政决策中人的创造性发挥的影响，以及对于在紧急情况或危机决策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使行政过程特别是行政决策过程更加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使行政系统更加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对非理性因素进行的分析，不但能够突显行政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特征及行政学学科的人文特质，同时也能为行政学研究本身走出困境提供一条可行的思路。
收稿日期：2006—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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