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配置: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下岗职工问题的新思路_市场经济论文

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配置: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下岗职工问题的新思路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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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政治的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形势愈来愈严峻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头等大事。这一头等大事的理论实质,涉及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劳动力资源以及对这一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的问题。因此,欲使我国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劳动力资源及其配置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勾画出劳动力资源配置工程的总体思路,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实施之。本文所将进行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一基本的逻辑顺序而展开的首次探索。

一、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课题:劳动力是一种市场经济资源

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它历来为众多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所青睐。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到斯密学说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西斯蒙第;从庸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诸如萨伊、马尔萨斯、西尼耳、J·B·克拉克,到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之一汉森,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刘易斯、舒尔茨,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他们均毫无例外地对劳动力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诸多学者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劳动力理论,而且都把自己对劳动力的理解与自己的理论体系衔接了起来,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在斯密那里,他的那个对后来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资本积累理论,与他对劳动力的理解具有血缘上的关联。斯密认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须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资本。”(注:斯密:《国富论》,中文版,上卷,316 ~3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又说:“社会的全部产业决不能超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任何个人所能雇佣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地,全社会的一切成员所能继续雇佣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个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决不会超这个比例。”(注:斯密:《国富论》,中文版,下卷,2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另外,斯密的分工理论、分配理论等无一不依赖他的劳动力理论。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劳动力理论,就没有斯密的《国富论》。例如在刘易斯那里,他的那个闻名遐迩的“二元模式”,换一个角度看正是以劳动力的基本假定为前提条件的;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则可以看成是一种道地的劳动力理论,只不过在他那里作了特殊的表述而已。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多亏了他们对于劳动力的独到见解。例如在马克思那里,他的《资本论》体系的中心范畴——资本,正是以他对劳动力的洞见为基础的。马克思这样写道:“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 第1卷,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因此, 如果没有对于劳动力的深刻见地,马克思就不可能建立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写出被恩格斯称为“论资本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①版,第16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资本论》。

撇开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论不谈,在上述所列示的其他经济学家中,他们虽然都建立了自己的劳动力理论,有的还把劳动力的作用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例如舒尔茨),但多少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学者都没有自觉地把劳动力作为一种完整的市场经济资源来看待,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那里,劳动力是否是一种市场经济资源,还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同时也缺乏系统的分析。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对于劳动力的理解在基本出发点方面是存有偏见的。为此,西尼耳、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还受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例如,当穆勒把劳动者也看成是资本家时,针对这种浅薄的观点,马克思讽刺道:“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566、7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在刘易斯那里,他所给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条件虽然早已为理论界所广泛赞同,但是只要我们把劳动力范畴作为市场经济资源范畴去思考时,就会发现这个“无限供给”条件与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假定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如果刘易斯的“无限供给”条件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假定基础之上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论证就是虚假的;如果关于资源“稀缺性”假定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刘易斯的具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就不能看成是标准的市场经济资源。显然,比较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后一推论而并非是前一推论。这也就是说,在刘易斯的“二元模式”里,劳动力实际上并不完全具有市场经济资源的特定内涵。在舒尔茨那里,人们认为他用“人力资本”概念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发展中某些具有谜一样性质的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诸如资本——所得比例的长期变动趋势;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何得以快于其投入增长的速度;二战后的德、日两国为什么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经济复兴等。在《由教育形成的资本》一文中,舒尔茨还首次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1920年到1975年间体现在雇佣劳动力上的人力资本成本值进行了估计。但是,舒尔茨的重点似乎在于强调,(1 )经济发展除了物质资本外,还有“人力资本”的作用。(2 )“人力资本”的形成有赖于教育。(3 )“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报酬率。由此可见,舒尔茨忽略了把“人力资本”作为市场经济资源范畴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人力资本”是怎样进行配置的。在市场经济理论分析中,资源范畴若脱离了相应的配置分析,对这一范畴的认识肯定是残缺不全的。

其实,劳动力成为市场经济资源以及这一资源的相对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制度真正形成,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的关键性因素。我们知道,市场交易远在市场经济制度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萌芽了,并且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些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正是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力还没有成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资源。资本原始积累在历史上的功绩就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开辟了劳动力作为市场经济资源在市场中进行自由交易的新世纪,创造了劳动力只有作为市场经济资源才能够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即“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566、7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劳动力成为市场经济资源的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形成并发展的过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反过来,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又推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深化。在这三类市场的交互作用下,最终确立了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市场经济制度正是得益于这种机理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并不断发展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同样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以及这一市场的充分发展,同时依赖于劳动力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资源而存在。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共性的反映。

我们证明劳动力是一种市场经济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在于依靠市场机制促使物质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也在于利用市场机制促使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并且使这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相互作用,形成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系。其二,真正使整个社会认识到,物质资源的“闲置”状态是一种浪费,劳动力资源的“闲置”状态(例如下岗)也是一种浪费;对物质资源的浪费是一种犯罪,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同样也是一种犯罪。

二、一个新鲜却尚未研究的课题:劳动力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及其选择决定

劳动力既然是一种市场经济资源,理所应当地就要参与资源配置过程。因而,市场经济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除了体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物质资源上外,同时还体现在人们似乎“熟视无睹”的劳动力资源上。

假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只由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所构成,那么根据劳动力资源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区分成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即被动式和主动式。

所谓劳动力资源的被动配置方式,是指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体系之中,由物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决定并反映物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变化而形成的一种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在这种配置方式中,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作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只不过是物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的被动反映。劳动力资源配置之所以能够成为物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的被动反映,一方面是因为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决不可能脱离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而单独进行,必须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这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实际上就成了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是因为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以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转移的,亦即劳动力资源在质量为既定的前提下能够以多大的数量规模加入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是由在同样的既定前提下的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数量规模所决定的。这样,劳动力资源配置对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反映又具有“被动”特征。

所谓劳动力资源的主动配置方式,是指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取决于并反映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从而形成的一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在这种配置方式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作用,而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只不过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被动反映。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之所以能够成为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被动反映,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并不能脱离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单独进行,它必须结合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这样,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就成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离不开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转移的,亦即物质资源在质量为既定前提下能够以多大的数量规模加入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之中,是由在同样的既定前提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数量规模所决定的。这样,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状况实际上就成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被动”反映。

通过上述关于劳动力资源两种基本配置方式的定义,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得到它们之间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两种基本配置方式各自的配置对劳动力资源造成的影响不同。在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下,由于劳动力资源参与配置的数量规模取决于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数量规模,因而物质资源配置对于劳动力资源具有一种裁剪机制。这样,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数量规模无论是在收缩的情况下还是在扩张的情况下,裁剪机制的作用都会对劳动力资源参与配置的数量规模产生裁剪效应,使这一资源的供给量大于其参与配置的量。其结果必然是,一部分劳动力资源将游离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体系之外,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源。(注:1955年到1982年间,美国资本总量每年增加4.42%。但根据1992年2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1955年失业人数为285.2万,1971年为501.6万,1983年为1071.7万,这说明即使物质资源配置数量扩张,游离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之外的劳动力资源量也会呈增加之势。)在劳动力资源主动配置方式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是由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决定的,因而劳动力资源参与配置的量会等于其自身的供给量,劳动力资源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体系之外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源。可见,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失业现象是与劳动力资源的被动配置方式相联系而存在的,而充分就业则是与劳动力资源的主动配置方式相联系而存在的。

第二,两种基本配置方式各自的配置体现的市场本性不同。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的市场本性是“物尽其用”,是在“物尽其用”的前提下才去考虑“人尽其才”的,“人尽其才”隶属于“物尽其用”。因此,即使物质资源能够达到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也并非能够在整体上得到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主动配置方式的市场本性是“人尽其才”,是在“人尽其才”原则支配下去促使“物尽其用”的,“人尽其才”的实现同时就是“物尽其用”的实现。因此,只要劳动力资源达到优化配置,物质资源也能够同时达到优化配置。可见,劳动力资源主动配置方式较之其被动配置方式,更加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制度优化资源配置的内在本性。

第三,两种基本配置方式各自配置形成的社会结果不同。在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下,由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是由物质资源配置决定的,由此便决定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收入分配体系是由物质资源分配所决定的。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强调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并进而认为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平等,决定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物质资源的所有者按资分配,劳动力的所有者只能按劳动力价值进行分配。“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机理作用下形成的。在劳动力资源主动配置方式下,由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是由劳动力配置所决定的,由此便决定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收入分配体系是由劳动力资源所决定的,即按劳动力资源分配和按劳分配。按劳动力资源分配是按劳动力资源素质高低进行分配,按劳分配是按劳动力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只要劳动力资源在素质方面和在实际贡献方面不存在重大差别,就能形成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可见,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是与“两极分化”相联系而存在的,而其主动配置方式则是与共同富裕相联系而存在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主动配置方式是优于其被动配置方式的。但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究竟选择其中哪一种基本配置方式,并非取决于主观愿望,而是由劳动力资源在这个制度中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同时,还受到人们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的认识程度以及政府的政策投入的强烈影响,也受到劳动力资源形成状况的制约。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力资源总是处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地位。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而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中。”(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76。)又说,即使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交易表现为“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但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 第1卷,200页,人民出版社,1976。 )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受奴役的地位,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不尽一致的。大体上说,在19世纪末期表现为“工具人”,到了20世纪初期又表现为“经济人”,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40年代又变化为“社会人”,60年代以后则表现为“决策人”。这种具体表现形式的变化从根本上虽说是万变不“改”其宗,但同时也说明,劳动力资源受奴役的状态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优化资源配置的本性,西方国家不得不在私有制允许的限度内进行某些调整。

正是由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劳动力资源受奴役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因而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总是服从于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便自然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的被动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源的被动配置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资源受奴役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了劳动者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奠定了劳动力资源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由此便可以形成劳动力资源的主动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源的主动配置方式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一资源的主人翁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机制之一。

三、一个尚未研究但必须研究的课题: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与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根据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不同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不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深化与创新。因此,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同时伴随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由被动式向主动式的根本性转变。

1.没有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就会失去应有的经济效率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决定因素,从最基本的方面而言,一方面得益于物质资源优化配置所决定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市场化起步时期特有的大量非市场化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所形成的市场空间结构失衡的格局。就前者而言,由物质资源优化配置所决定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不仅使物质资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配置状态,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即劳动力资源——引者注)得到解放。”(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783页,人民出版社,1976。)劳动力资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配置状态。就后者而言,世界市场的空间结构失衡,形成了市场化国家与非市场化国家之间的发展梯度差别。在经济发展存在梯度差别的条件下,根据缪尔达尔的解释,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会不断扩大梯度差别。(注: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文版,135页,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经济发展更有利于高梯度地区而不利于低梯度地区。前者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取得的文明成果提供了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后者则为这种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充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几乎无需竞争的市场空间。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与广阔的无需竞争的市场空间的融合并互为因果相互推动,使得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效率获得了空前的膨胀,以致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这个“还要多、还要大”的文明成果的决定因素,除了这个市场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之外,还包括那个广阔的无需竞争的市场空间。没有后一个条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产生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得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这个“还要多、还要大”的文明成果的结论之前,还讲了许许多多的其他条件,并非只是就市场机制本身而言的。这就告诉我们,在总结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所达到的文明成果时,仅把它归结为市场机制或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就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在这种总结中,恰好就在此问题上有欠思考。(注:参见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文版,89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正确理解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文明成果得以产生的真实原因之后,我们就不难说明,在我国,如果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脱离了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有可能失去应有的效率。因为如果继续奉行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但由于缺乏那种广阔的几乎无需竞争的市场空间,这种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的应有的膨胀就会受到陕小的市场空间所挤压。且不谈目前我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仍处在低梯度地带,本身就受到来自于高梯度地带的“挤压”。这样,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的效率就会由上述条件不具备而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当前,我国之所以在经济增长体制尚未完成根本性转变之前就出现“买方市场”,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那种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受陕小市场空间的挤压所致。

2.没有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就会失去应有政治环境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根本性转变的环境条件。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根本性转变的历史任务,不可能在一个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完成。为此,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曾多次强调过这一问题。要保持我国政治环境长治久安的局面,唯一的选择就是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转变必须获得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与拥护。而要达到这一点,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其一就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不断增加结合起来,其二就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不断增强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承、不容割裂,舍此其中任何一者,都不能形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根本性转变所要求的那种政治环境。

在当代,任何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都不可能置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增加于不顾。战后到70年代初,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以各国的工资指数1929年为100,1948年美国为154, 英国为114,意大利为135,加拿大为156;1967年美国为242,英国为172;意大利为238;加拿大为256。又如以1967年各国实际工资指数为100, 1973年美国为110,英国为130,联邦德国为135,日本为170。(注:弗兰西斯·格林等:《利润制度》,英文版,138页, 中塞克斯企鹅书籍出版公司,1987。)同时,在国家干预方面也注意到了对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加以保护。例如通过补贴、培训计划来增加私人企业就业岗位;例如实行地区政策,解决特殊地区的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问题;例如兴办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事业,以提高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和保障社会贫困人口的生计;例如利用国民收入再分政策,缓解不同阶层收入过分悬殊问题,等等。尽管注意到了劳动者物质利益问题,但上述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而消除那个足以使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瓦解的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稳定结构。究其原因,在于这种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改变劳动者受奴役的经济、政治地位,并没有改变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而且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尽管有所提高,但是其一,贫困人口仍然在增加。美国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1990年比1979年增加了750万人;(注:米歇尔·雪拉登:《财产与穷人:一种新的美国福利制度》,英文版,24页,纽约,纽约州夏普公司,1991。)英国的相对贫困率从1975年的14.2%提高到1979年的20.1%和1985年的24%;(注:约翰希尔斯编:《1974年以来的英国福利国家》,英文版,308页,伦敦, 牛津克勒伦敦出版社,1990。)瑞典依靠官方救济的人从70年代末占全部人口的4.5%增加到80年代占6%以上。(注:拉·密施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英文版,56页,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0。)其二,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英国1986年在全部市场收入中,最低20%的家庭只占0.3%,而最高20%家庭竟占有50.7%,后者等于前者的169倍,(注:约翰希尔斯编:《1974年以来的英国福利国家》, 英文版,324页,伦敦,牛津克勒伦敦出版社,1990。)而在1976年是36.7倍。美国收入最低的20%的居民在全部收入中占有份额, 从1987年的4.1%下降到1985年的3.3%。 1975年最高的20%收入为最低20%居民收入的10.4倍,1985年为15.3倍。(注:南·马克斯韦尔:《1947—1985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英文版,附表,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90。)可见,市场经济制度在形成与发展中能否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仅有对劳动者物质利益的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提出实现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这种市场经济制度较之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还在于这种市场经济制度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在于它能够克服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中所不可能克服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过程,亦即经济增长体制实现根本性转变的过程,同时就是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不断增加的过程,同时就是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三个过程融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由被动式向主动式的根本性转变。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根本性转变所需要的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内含于与这一转变过程相适应的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根本性转变之中,而不是在此之外。

如果在经济增长体制根本性转变过程中脱离了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会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在实质上沦为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纯粹模仿。虽然就市场一般而言,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许多方面是人类经济社会文明的表现,但其中所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资本积累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两极对立,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所展现的劳动者受奴役的经济、政治地位等等却是人类经济社会文明继续深化的羁绊。因此,纯粹的市场模仿,固然会再现市场文明,但同时也会再现市场糟粕,而且就我国社会主义的国情而言,还会形成劳动者主人翁地位与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在短期内的表现是,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的市场效率会使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有所增加,这种物质利益的增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国家而言,更加会激发人民群众对于市场模仿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市场模仿的认同感会极大地强化市场模仿,但由于在这种市场模仿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又会引起人民群众的疑惑感。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正是这种认同感与疑惑感并存的反映。这种矛盾与冲突从长期来看则是,一方面由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而引起劳动者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的强烈不满而使劳动力资源被动配置方式的市场效率下降,从而使劳动者物质利益的提高得不到保证。由此,经济增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剧烈的社会动荡就会自然形成。

如果上述整个思维逻辑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在我国,仅有经济增长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还是不够的,极有必要补充进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四、一个必须研究又必须实施的课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工程

本文已经说明,我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决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体制模仿”,而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已有成果基础上的一种“体制创新”。作为这种“体制创新”的关键性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为了顺利实现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过程同时就是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不断增加的过程,同时就是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不断增强的过程,并使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极有必要设计并实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工程。

根据我国目前以及将来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工程,应由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三大子工程有机构成。

所谓再创业工程,是指促使劳动力资源主动形成新的经济实体或新的工作岗位的政策设计。所谓再择业工程,是指促使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或同一地区不同产业、同一产业不同部门之间合理流动、从而达到优化组合的政策设计。所谓再就业工程,是指促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游离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之外的劳动力资源重新进入配置体系的政策设计。三大子工程的共同目的均在于促使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进入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量等于其供给量,实现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劳动力资源整体的优化配置来带动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一种无失业机理的新型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再创业工程侧重于创造新的经济实体,以新的经济实体把劳动力资源纳入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再择业和再就业工程则以已有的经济实体或工作岗位为基础来把劳动力资源纳入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显而易见,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工程的整体设计中,应以再创业工程为主,以再择业和再就业工程为辅;以再创业工程的实施来带动再择业和再就业工程的实现,从而使再创业、再择业与再就业工程有机统一起来。

作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工程的初步设计,本文认为应体现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实行三种宏观引导,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的宏观引导。对于再创业,应主要进行产业引导,把再创业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结合起来,防止借再创业之名行重复投资、盲目投资之实。对于再择业,应主要进行流速、流向引导,防止借再择业之名行无序流动、盲目流动之实。对于再就业,应主要进行信息引导,防止因就业信息不充分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2.建立三种培训制度,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培训制度。对于再创业,应主要培训一批又一批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方向的企业家群体,包括总(部门)经理人员、财务人员、法律人员、营销人员、技术人员、公关人员、策划人员等。对于再择业和再就业,应侧重于新的技能培训,并把培训的内容与再创业工程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结合起来。

3.设立三种基金,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基金。每一种基金,都要按基金方式进行筹集、运作、管理、发放并专款专用于相应的子工程。要特别注意防止借基金之名,行干扰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之实。

4.提供三种优惠,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优惠。当前,要特别注意对于再创业和再就业的优惠,主要包括工商、税务、财政、信贷等优惠政策。

5.进行三种示范,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特别注意把再创业示范与再就业示范区别开来。例如,1998年5月18日,中宣部、 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先进事迹报告会”,实际上属于“再创业”范畴。

6.实施三种监控,即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监控。主要是进行法律监控、政策监控和市场规范的监控,把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纳入法制化、政策化、市场化的轨道。防止借再创业、再择业和再就业之名,行违法乱纪和扰乱市场之实。

为了使劳动力资源配置工程上述主要内容得以顺利实施,推进我国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重点应放在实施再创业工程上面。为此本文建议:

第一,成立社会创业部。不久前,我国成立了社会保障部。该部的成立,是建立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中下岗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愈来愈严重分析基础上的。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其结论并没有这么悲观。我国近年以至今后一些年,下岗的确可能具有扩张之势。这种情况,主要是传统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低水平就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积淀在新时期的释放,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几轮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形成的产业结构趋同和产业结构恶化相关,也与中国人口规模过大相联,但更重要的则是由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根本性转换的任务尚未完成所致,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无本质上的相关关系。即使对于近年以至今后一些年可能呈增长之势下岗人员,根本出路也不应放在建立健全保障制度上,而在于通过创业形成新的经济实体予以消除。一句话,解决下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供新的工作岗位,这是任何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力所不能及的。因此,设立社会创业部,具体研究、推进和实施再创业工程,力求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第二,加快人才培养步伐。要通过再创业工程形成新的经济实体和新的工作岗位,人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于实现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根本性转变以及实施再创业工程而言,人口素质低下,不仅不是我国经济中的优势,相反还是一大瓶颈,因此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任务又一次推到了我们面前。除了建立三种培训制度,大力发展职校外,还应调动和发挥现有大专院校的积极性,给予它们面向社会办学的充分自主权,举办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学校,使人口素质上档次,高素质人口上规模,满足“再创业工程”的需要。

第三,加大引进国外贷款的力度。对于再创业工程而言,在劳动力资源素质等符合创业要求的前提下,剩下的就是资金问题。因此在未来,我国除了继续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外,还要适当加大争取国外商业银行的贷款力度。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虽然条件比较优惠,利率较低甚至无息,偿还期也比较长,但数量金额有限,并且还规定了特定的用途,因而对于我国实施再创业工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国外商业银行贷款虽说利率较高、偿还期较短,但自由外汇较多,并且具有较大的扩张余地,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合理的规模,有效的投向,均衡长短期贷款分布,优化组合币种结构,适当加大国外商业银行贷款将利大于弊。

第四,建立政府首脑负责制。再创业工程的实施,既是一项经济工作,又是一项政治任务;既是一项民心工程,又是一项富民方略;既是政府首脑的工作,又是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政府首脑要象抓“菜篮子”、“米袋子”工程一样来推进再创业工程。称职者,予以表彰奖励;失职者,予以弹劾。

第五,制订颁布《再创业法》。实施再创业工程不同于一般政策调整,它本身就是一项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全新的市场机制塑造,因而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再创业法》,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推进这一工程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另一方面也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推进劳动力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不仅能够完全解决目前困扰我国改革深化的下岗问题,而且能够塑造出不存在失业机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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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配置: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下岗职工问题的新思路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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