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的差异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启示论文,差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为各国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和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以促进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亚非拉地区，拉美国家独立最早，民族工业较为发达，曾以经济发展快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独领风骚。然而自60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特别是亚洲“四小”经济迅速增长，后来居上，打破了以往的格局。当前，发展模式问题已引起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下面，笔者试将东亚与拉美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作一粗略比较，以便从两地区经济起落原因的分析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一）适时转型与被迫转轨
拉美和东亚分别于30年代和5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并且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完成后，东亚于60年代后期开始向出口替代阶段过渡，拉美则向进口替代第二阶段发展。两种不同的转变，对两地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利用了当时外部世界的一些机遇，并发挥了自己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加速了出口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后者强调民族保护主义，坚持以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对切实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重视不够。直至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才被迫调整战略，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50年代，东亚曾是世界上的贫困地区之一，其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拉美地区一些处于中低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水平，但目前它已赶上和超过拉美。1965～1990年，东亚“四小”、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拉美为1.9%。1991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已超过1万美元， 台湾和韩国也分别达到8815美元和6253美元；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3030美元、2940美元和2790美元。
（二）“政府主导型”与“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东亚实行市场机制的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外，全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普遍存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法律制度不完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加之，在参与世界经济过程中面临发达国家强大竞争，它们十分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控作用。“四小”实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是：第一，以金融调节为主，财政调节为辅；第二，法律调节起保证作用，行政调节为辅助手段；第三，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实行各项经济政策时，以稳定和发展宏观经济为前提。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韩国和台湾等开始实行“小政府、大市场”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减少行政干预。
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以来，在国际金融组织干预下，过分强调市场的自由化，从以往国家干预过多改为放任有余、干预不足。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了急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了本国市场的开放，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限制。1985～1992年，阿根廷、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由39%、24%和12%降至15%、12%和7%； 1990～1992年，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由32%、44%和66%降为21%、12%和18%。这些措施虽然推动了拉美国家的出口增长，但进口增长势头更猛。90年代头5年，拉美地区外贸连年赤字。 一些拉美国家还急于开放金融市场，以吸收外资。结果，1991～1994年，流入拉美的外资虽接近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达500亿至600 亿美元，但其中生产性投资和直接投资很少，大部分为短期投机性金融资本。进出口增长失衡又使拉美地区经常项目赤字由36亿美元猛增至50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约占一半，阿根廷占20%。大量外资被用以弥补赤字，以致形成对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的潜在威胁，突出事例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及其在拉美地区的连锁反应。
（三）注重劳动就业与失业的扩大
东亚在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模式转变后，首先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如纺织、服装和制鞋等“成长产业”。这不仅很快增强了出口能力，而且也为大批闲散劳动力开辟了就业门路。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调整中，东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加强普及教育和职工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经过30多年努力，东亚经济腾飞了，劳动就业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目前亚洲“四小”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感到不足。
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大力开展私有化运动和削减公共开支，使大批工人和公职人员加入失业大军；在经济调整和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许多工业部门萎缩，不少中小企业因缺乏竞争力而纷纷倒闭，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1995年拉美的失业率为10%，半失业率高达40～60%。
（四）工农并举与重工轻农
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亚洲“四小”中除香港、新加坡情况特殊外，台湾和韩国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改，解决了土地过分集中的问题。它们对传统农业进行了改造，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在提供积累、原材料以及吸纳工业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东盟各国也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于70年代中期就实现了粮食自给，并为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拉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工轻农，没有进行认真的土改，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国家用牺牲部分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办法来支撑工业发展，导致了农业长期滞后，农村两极分化加剧，农业原有的二元经济进一步强化，从而使工业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五）相对公平与两极分化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中，比较注意调整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它们制定了一些长期政策，并在产业政策、投资方向和财政税收等方面实行有效的调控。此外，它们还通过发展国民教育、普及科技和职业培训等手段，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增加他们的收入，力求财富分配更为公平合理。
拉美长期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许多国家对高收入和奢侈消费没有限制措施，也缺乏公正有力的税收政策和管理措施。特别在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一批实力雄厚的私人财团和大企业主，利用国家金融混乱和低汇率政策，大量占有外汇并进行金融投机；或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不正当手段以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从而使大量社会财富转移到少数巨富手中，而中下阶层的收入却不断减少，两极分化加剧。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其中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巴西等国，富人的收入比穷人的收入高30倍。
由于两地区对社会问题重视程度不同及分配政策的差异，两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的变化。拉美的贫困人口1980年为1.09亿，目前已上升到1.96亿；而同期东亚的绝对贫困人口则由3.3亿减少到1.8亿。
（六）国内积累与依赖外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东亚和拉美都进行了金融改革。东亚采取了健全金融体制、发展金融市场的措施，在改革中不放弃对金融业的有效监管，从而使金融业朝着有序化和健全化的方向发展，并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拉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实行金融自由化。拉美的这一改革虽改善了投资环境，有利于大量吸收外资，但由于在开放速度和程度上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大，相反却增加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冲击因素。
东亚在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既注重挖掘国内潜力，提高自身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又注意合理引进外资，并成功地创建了一套有效使用借贷资本及广泛偿还债务的机制。拉美则过分依赖外资，在外资的使用和偿还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管制措施。拉美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低于东亚。1988年，拉美储蓄率为18.9%，投资率为20.9%；1989年，东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33.1%和34.2%。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科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从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看， 东亚与拉美差不多，拉美甚至还略高于东亚。1989年，包括“四小”在内的东亚8 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投入占GNP的3.7%，而拉美目前占4.4%。 但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差异，东亚儿童人均教育经费并不低于拉美。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东亚将重点放在普及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上，为提高全民素质和发展科技打基础；拉美则多用于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东亚在经济起飞阶段还特别重视职工培训工作。韩国在70年代执行了一项强制性计划，要求企业为每个职工提供6个月的职业培训。新加坡在70 年代末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职工培训计划。80～90年代，为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东亚加强了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人才培养，制定和实施了高新科技发展计划。为赶上西方7个发达国家，韩国制定了1992～2001 年科技发展计划（即有名的“G-J计划”）。新加坡的1991～1995 年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旨在将新加坡建成“智能岛”，使之成为东南亚的高科技开发研究中心。台湾岛在1986年制定了科技发展十年规划， 并在1991 ～1996年经济建设计划中规定，要将其科学研究水平从世界第29位提高到第15位。
拉美在80年代以后，教育投资减少，教学质量下降，教育出现了滑坡。现在，许多拉美国家政府已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些旨在发展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和推进教育改革的措施正在出台。1995年，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还专门就发展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不少拉美国家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尚缺乏长远规划及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
（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6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将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70年代中期，在西方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它们和马来西亚等国又把发展重点转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80年代后，随着高科技广泛应用于现代化生产，东亚国家和地区又开始把发展重点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新加坡自80年代末以来，高科技产业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韩国鼓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加速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并逐渐形成新的产业部门。现在亚洲“四小”不仅拥有一批敢于向日、美等发达国家大公司挑战的高技术企业，而且还造就出一批可与西方国家媲美的高科技人才。
拉美由于经济转轨较晚，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许多国家为应付比较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着重理顺经济领域的关系，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尚停留在初期阶段，只有智利等少数国家在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二
东亚与拉美的发展模式各有特点，但就总体而言，东亚的发展模式比较成功。拉美落伍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转轨较晚，贻误了发展良机；二是被迫转轨后，急于求成，脱离本国实际。当然，目前不少拉美国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进行调整，以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东亚和拉美在发展经济中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各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可资借鉴，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各国情况不同，发展模式不可能只有一种，更不会一成不变。核心问题在于能否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适应形势的变化，并从本国实际出发，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政策，保证经济持续、协调地发展。
从东亚、拉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主要启示。
（一）正确行使国家干预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手段。
东亚和拉美的经验表明，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的干预职能不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在实行对外开放和与国际市场接轨时，若没有国家的指导和干预，就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要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也需要政府有力的调控和管理；尤其在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经济比较稚嫩的初期阶段，更要加强国家的监管干预力度。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发挥国家的一般干预职能外，还要把握发展方向，以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更增加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但是，干预是促进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的一种手段，不同时期干预的力度也不一样，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完善，国家干预也会逐渐减少。对市场经济的放任或干预过度，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坚持工农业均衡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东亚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既大力发展工业，也注意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既重视经济的增长，也未忽视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这就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未解决好农业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不仅没有改变过去“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而且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因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 解决好农业发展和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加大发展农业力度，合理有序地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人事制度和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收入已逐渐拉开距离。但在市场机制和各项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钻了空子，不合理的收入大量增加，还出现了少数非法致富的暴发户。对此，我们应予重视，并通过相应立法及有关政策加以解决，以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善于掌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市场动向，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正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从本国实际出发，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发展高新技术支柱产业；同时，加速农业改造，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更加均衡合理，增强后劲，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提高全民素质，是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根本大计。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注重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的措施，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其确立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中国应该借鉴东亚的经验，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应抓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好一批高等院校和学科，以培养面向未来的优秀建设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