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改革史教学中的“大智慧”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智慧论文,教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功能之一是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的观念，以便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既要站在现代人的高度来理解历史、剖析历史和诠释历史，也要善于用历史的观点来窥视现代，理解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不但有利于学生拓展历史思维、汲取历史智慧，而且对学生学会用全面、辩证、客观、发展的历史眼光来理解当前改革开放的纷繁复杂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倒逼课堂：改革史中的“大智慧”教育刻不容缓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整个社会的越来越开放，中国已与国际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关门改革已不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强烈要求我们今后的每一项改革都必须具有国际视野，都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休戚与共，改革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也一定要受到其制约，不能与国际惯例相背离。因此，改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未来改革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必是如履薄冰。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培养未来的改革者既要具有善于改革的大智慧；也要注意培养他们的国际意识和开放意识，教育他们要做一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改革者。
中国当前的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都可能使改革导向不明和行动不力，其深刻性和复杂性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现在的学生——未来改革承载者面前，任何一个改革环节或细节的失误都有可能断送整个改革。因此，现实正在倒逼课堂，未来更在召唤课堂：挖掘高中历史选修课程（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的大智慧教育已刻不容缓。即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情况和改革史教学中的丰富内涵已无时无刻不在强烈要求我们，要尽早尽快挖掘改革史中的“大智慧”教育，把学生打造成一支推动未来改革的“精锐之师”和“智慧之师”，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改革的“草根智慧”，让他们不但具有改革的“大勇气”和“大决心”，还要具有改革的“大智慧”，而不是改革路上的“莽张飞”，为他们将来成为具有大智慧的改革者或睿智的改革支持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教育对象是20世纪的“90后”，再过几年就是21世纪的“00后”了。我们的教育对象出生和成长于改革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年代，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负面影响的直接感受者。改革史中“改革重要性的认识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要不要改革”已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改革怎么深入下去”“改革史要重点学习哪些改革策略、改革方法和改革技巧”等，成为他们共同追逐的热点和新要求。因此，在改革史教学中，我们对改革人物价值观的挖掘，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个人价值和改革重要性这个层面，更要强调改革人物推行改革的时机、技巧、方法等“大智慧”教育上。要让学生通过对改革史中“大智慧”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改革传统与改革技巧方法，弘扬改革精神，为将来做一个大智慧的改革者做好充分准备。
二、寻找缺席的声音：改革史教学中，我们还有多少话应该说
当前改革现实和教育对象的变化要求我们要重新认识改革史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一步挖掘和寻找被我们遗忘很久的声音。改革史教学，让我们还有好多话应该在课堂上说。
第一，关于梭伦改革在中庸原则下稳步前行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分析和思考。
梭伦改革堪称九大改革中的经典之作，是一次最具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可以作为后世改革学习的一个范本。改革主持者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与时俱进的改革内容、睿智的中庸策略，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他在改革中运用中庸原则协调平民与贵族矛盾，既改善了平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又保护了贵族的一些政治特权。可以说，这是一次最为稳妥的渐进式的改革——一边强力推行改革政策和措施，一边又极力缓和社会矛盾，在稳定中改革与发展。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以说降到了最低程度，我们应该加大对梭伦改革的研究，让学生理解梭伦改革在中庸原则下稳步前行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教材和资料上都认为：“中庸的原则使得改革不彻底，财产等级制度限制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民主仅是奴隶国家内部少数公民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奴隶没有公民权。”对这一评价，我们不敢苟同，什么叫不彻底（或称局限性）？它的标准是什么？任何一件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要完成了当时历史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就可以说是完美结局，后来之人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思维及价值观去苛求于他们。梭伦改革历史使命即是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格局，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创造机会和条件，为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就没有什么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为了机械套用“一分为二”而去玩弄历史，或者苛求于古人；更不能给历史使命强加现代意识和现代任务。
中庸式的改革是最值得提倡的改革方式，是社会成本最少也是最稳妥的改革方式，它对当时乃至后世所产生的价值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些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可能达到的历史局限性来挑刺一个好的改革手段与方式，这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必须要克服的。以财产的多少分享政治权力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兴工商业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梭伦改革应该要完成的任务和历史责任。至于要不要给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则不是梭伦改革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做了，我们要肯定，他没有做，我们也不能去批评他，或说他有局限性。我们不能硬性要求他去完成一个不是他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给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也是等同于没有。因为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平民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不是上级领导硬性规定或钦定的话，平民能真正通过激烈的竞选进入政权高级管理层的几乎没有先例。一个政权高级管理人可以是平民出身，但他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一定不能平民化，只有当他成为不平凡的人时，他才有去竞选国家高级管理层的机会。即便是现代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虽然给了平民机会，但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平民进入了国家高级管理层，一个连现代民主都不能做到的东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做到呢？梭伦改革后伯利克里的改革取消了高级官职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让平民有机会并通过轮番而治和抽签的方式实现了参与国家高级管理。但它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多数人暴政也由此出现，在一个号称最民主和思想最自由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以思想罪处死一个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悲剧。所以，我们不能以平民能否参与国家高级管理为标准来评判改革是否具有局限性。
百日维新有“大勇气”和“大决心”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也比较理想，但在推行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上却缺乏迂回取直的“中庸大智慧”。具体表现在：一是百日维新发生在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虽然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但旧中国的每一次政治活动都会与国际社会或帝国主义国家高度关联，每一项改革都会受到它的制约和压力。这种压力和制约虽然不利于改革，但只要运用得当，也可以把它们巧妙地化为改革的推动力，当然，这就需要维新派的大智慧。二是百日维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或社会主体来支撑改革，正在形成和壮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有理性，有着强烈的维权意识和社会公正、平等、透明意识。但他们人数少，还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阶层，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持久而且始终坚定地支持改革，无法让改革变成一股十分强大的社会洪流和迫切要求。弱小者推行改革则更要注意改革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改革的“中庸大智慧”，更应该去借力使力，或四两拨千斤。非常遗憾的是维新派对自己改革力量的大小和构成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只知一味地往前冲，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三是光绪和康梁他们应该像梭伦一样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懂得笼络人心，不四面出击，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上层官僚支持，特别是慈禧的支持。对不赞成他意见的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处置甚至暂时保护既得利益者。做到了以上几点，维新变法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
第二，关于商鞅变法留给后人的尊重他人生命以及对改革负责任表现的启示和反省。
一位历史教育专家在论述历史教育三维目标的第一个层次时认为：历史教育应“以人为本，善待生命”。他说：“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的确如此，历史教育核心价值观是通过历史告诉学生如何好好地活下去，绝不是去动员他们如何从历史中“寻死”。我们的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史的教育，更应该想方设法告诉学生：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阻挡，但推行改革不一定要流血牺牲，更不能动不动就拿自己的生命或别人的生命去强行推动改革，这是改革的莽夫。因此，我们不能歌颂漠视生命的改革莽夫“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具有崇高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改革者要有不怕流血牺牲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态度，但一定要避免真正的流血牺牲或献出宝贵的生命。特别是在大力彰显生命理性的今天，改革要尽量避免“你死我活”局面的出现。改革者同样要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既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也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改革负责任的表现。
法家思想是中国历代改革的理论渊源和指导思想，但法家推行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却值得我们反省。一是改革手段以严峻著称，不尊重他人生命，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改革的人。据史实记载，商鞅就曾有一天处死反对变法七百多人的记录，人为地激化了改革中的矛盾与斗争，使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更加你死我活化。二是为了改革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和牺牲式的改革精神不值得提倡。从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不善于保护自己生命的改革者，严格说来是对改革的不负责任。商鞅的残忍、王安石的“三不”精神和商鞅的车裂之死，让我们在悲愤之余不得不思考改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改革者不仅要长于推进改革，而且还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性命，珍爱上天给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改革需要义无反顾，但也不需要献身。有效保护好自己的性命是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最佳动力之一，也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商鞅之死，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悲而不壮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一，改革方式可以学习学习梭伦改革的中庸式方法，完全可以不用激进式。激进式的改革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很容易造成在弯道或转轨时由于车速太快而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其二，变法者本人不能为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有时候要机智地妥协和让步，或适当补偿；走渐进式的道路，过程不能快过当时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从容易处入手（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一样），逐步深化。其三，改革一定要触及雷区，但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以炸死或炸伤为代价。关键是我们要找一条绕行雷区的改革之路，既能有效推行改革措施，又能平缓各种矛盾，让改革者生命无忧。如果当年商鞅变法能先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即也从农村起步），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对待贵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时间的流逝来逐步取消他们的特权。倘若如此，商鞅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被处死了。正如许耀桐先生所言，我们“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我们不能把自己逼入绝境、逼上悬崖。当然，绝地反攻也是可能的，也有成功的例子；但另一种可能是一不小心跌下悬崖，粉身碎骨”。
改革史中提倡“不怕死”的生命观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画上休止符。虽然改革人物大义凛然，勇敢面对死亡，精神确实值得肯定；但他们只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行为，与我们这个以彰显生命理性为主旨的新时代要求已不相适应，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它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与传承的真谛。不可否认，改革史最重要的价值观教育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从小树立正确而健康的生命观，彰显生命理性，体认生命意义，关怀生命，珍惜生命。要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充分感悟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达成与他人和谐共存的完美境界。
第三，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如何把握时机巧用心计化阻力于无形的全面理解和启发。
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的策略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像后来王安石变法一样，不顾一切社会条件和人事条件去强制推行。而是“曲径通幽”，在摆脱改革反对派的围追堵截上来了个迂回取直，非常巧妙地让反对派就范、别无选择地朝着改革预定的目标前进。孝文帝深知，要想北魏强大，就必须全盘汉化；要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就必须把都城迁到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洛阳，否则改革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直接提出迁都要求必然会遭到保守派前所未有的强硬阻挠，于是，孝文帝运用了“二难”原理（如同“我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牧师只能回答可以，而“祈祷时可以抽烟吗？”则无法取得如此效果），设置了一个在保守派看来比迁都更为可怕更为严重的事情，并要求他们举家跟随孝文帝南征。时逢秋雨和冰冻灾害，一路上是疲乏困冻，前秦淝水之败言犹在耳，战争无异于让他们全家去送死，于是他们在途中再三阻谏孝文帝南征。孝文帝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故意说：“不南征？我们又不可能再回老家，我们就近安置，在洛阳安定下来吧！”一条妙计让孝文帝顺利完成了迁都的艰巨任务。
孝文帝迁都一事有四点值得我们学生学习：一是预先估计到了做成这件事的难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当我们做事遇到巨大阻力时，特别要注意做事的策略，注意时间和策略上的绝妙配合。三是设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死胡同，并假力强制推行，让反对派去尽情反对，巧妙释放他们的反对情绪，转移他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在反对假想敌中耗个身心疲倦，最后让其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走上改革者预先设定好的道路。四是利用“百步大王”这一人性的弱点，让反对派离开他们的根据地，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逐步消融反对的声音。
第四，关于王安石改革让人联想到的改革氛围和团结力量的史事解读和事理分析。
改革要善于团结一切有利于改革的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改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争取大部分人对改革的支持，运用策略扫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让改革来个众星捧月、轻装上阵。阅读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大多数文学家、诗人很难成为政治家和改革家。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从某种角度看，伟大的文学作品只需要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得美就可以生产出来，不需要与人合作，久而久之，写作能耐不断见长，而与人相处合作的能力却在日渐萎缩。耀眼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的匮乏纠合在一起，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安石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调动文字施展文采的能力很强，丰富想象、夸张比喻让他们在文字游戏中非常自如、十分了得。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却显得非常稚嫩，以至于有些无所适从。让王安石辉耀在历史天空上的是他的文学才华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名号，而饱受争议的是他的改革。虽然列宁称他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让后人特别是当代对他的评价加了不少分，但历史地看待他，他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充其量可以称为一个改革战场上的鲁莽张飞。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主张改革，只是改革的主张与王安石有些不同，这不但没有让王安石把他们“求同存异”而拉进一个战壕，反而被王安石推向反对派一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客观上壮大了反对派力量；另外，“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变法派内部的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争，本是如何进行变法和一些变法细节之争，却被王安石放大成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而作殊死搏斗。因此，王安石不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构建一个改革统一战线，使改革一启动就处于朝野相互攻讦的境地中；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谋求大多数人支持，一意孤行，最后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走向失败。
改革虽然来自统治集团中的先进人物，但先进人物必须动员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在维系一种改革均衡势态的同时，放弃自己的一定利益要求，只有形成一种相互让渡的“统一找线”，才能形成一种改革共识和改革氛围，改革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第五，关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历史作用和改革成果的深入理解与正确认识。
改革是在全社会广大民众推动下发生的，杰出改革家应善于发现、捕捉和推动改革的出现及进程。因此，改革所产生的巨大成果是全社会的，绝不是改革者个人或某一特殊集团专有的，改革者不能随意或任意违背民众意志去处理改革成果。阿里改革的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教材上所列举的阿里改革的五大意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结束了埃及长期的混乱状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这说明阿里执政时期埃及曾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主权；二，推进了近代化进程，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商业，建立了近代工厂，推动了历史进程；三，促进了文化繁荣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带来国力的壮大，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四，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五，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埃及历史的进步。”阿里改革本身没有错，改革的成果也非常显著，但在分享改革成果上，阿里却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改革最应该让全社会各阶层或各阶级都能来分享改革成果，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阿里却把改革所得的成果大部分用于对外战争，余下的一点成果又为贵族集团所独霸独占，广大老百姓不但没有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备受对外战争和阿里暴政的折磨。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改革及其成果永远是社会公共资源，应由全社会共享共有。改革的历史趋势是全社会各层人民共同造就的，杰出改革者的作用是他们能及时发现和把握这种机会，他们所推行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即公务行为。改革所产生的成果就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集团的私有制财产，而是全社会所共有的公共资源。因此，任何改革者都没有权力对改革成果进行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处理，而只能按整个社会的意志与要求合法处置和分享这些成果。阿里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但在改革成果的处理上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不但使改革成果销蚀无几，自己也背上了“暴政”的名声。这也是阿里改革留给人们的历史借鉴。埃及阿里改革的教训提醒我们：无论改革进行到哪一个阶段，让广大老百姓及时分享改革成果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在人民群众素质提高、信息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普及的当下。
第六，基于教育启人蔽、致良知、完善人格的改革史教育价值挖掘和历史智慧分享。
宽容和妥协是改革家们不可缺少的政治智慧。它虽然不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却是改革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如同中医“君、臣、佐、使”辨证施治中的“佐、使”二者，是改革“药效”正确发挥和持久发挥的导航者，是对症治疗的引路人。其实，宽容和妥协是历史上成功改革者的“常用药方”。改革过程中所使用的暴力和流血等极端手段说到底都只能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殊措施，这种“手术式”的微观疗法，其疗效快速而短暂，但改革往往为此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历史的暂时倒退，大批生灵涂炭，无数财产被毁，发展社会经济的劳动力成了失去理性的相互厮杀者。严格意义上说，这只能是改革家手中的“慎用药方”，千万不能滥用。商鞅变法，唐中期“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范仲淹、欧阳修改革，王安石变法，法国共和制的确立过程等，都是不懂得宽容与妥协和滥用“慎用药方”的典型。
特别是法国，过度过多的起义与流血，不但没有给法国带来宪政，反而带来了长达86年的政治体制混乱。法国人从来就不缺少浪漫和感性，太多的理想主义让巴黎成了爱情泛滥区，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的缺失和政治智慧上的“弱智”，让他们在1789至1875年间不断疯狂，不择手段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国家，动不动就是血腥和暴力，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不是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善于在冲突的价值观念之间磨合、协商和妥协。
好在历史的发展还是以喜剧结尾，法国共和制的确立最终还是以妥协和宽容的方式确定了共和政体。即1875年前后，法国的主流政治家汲取大革命尤其是巴黎公社的教训，将政治斗争局限于选举和议会。尽管在这期间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都有巨大的分歧，但他们没有像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那样去直接诉诸街头民众，或不惜以暴力毁灭民主的基本体制如议会；执政的领导人也没有像两代拿破仑那样通过军事政变去获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也是法国人贡献给整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人类的改革充满了竞争和妥协的智慧，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都应该以社会共同体为重，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这种和平调节方式既是民主政治的“催化剂”，也是民主社会的“减震器”。它能有效避免最坏博弈结果的出现，以宽容和妥协的方式来创造和谐社会秩序和保障改革发展的平稳。当我们把改革史中的宽容和妥协理念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来重点描述时，我们相信会对学生形成“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产生巨大影响；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形成改革开放的世界意识。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转石效应”：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现今中国改革也进入了这种“转石效应”和“挖硬土”时期。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就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求，要求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但要有一种始终坚持不动摇的大信念和大决心，还要有一种不懈怠的大精神和大勇气；更需要我们要有一种时刻透射出大智慧的不折腾，并且要善于把这种大智慧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始终，让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预料或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控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范围内。既要把改革力度、改革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三者和谐统一起来，不超出社会和民众可承受程度；又要具有纵横捭阖的大智慧。这种改革大智慧，依据著名学者马晓河的观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一是超越自身所在的集团利益，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可以自我牺牲的一种精神；二是具有远见卓识，从历史和全球化的视角，观察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制定政策，考虑民族、国家利益和方向；三是具有驾驭国家走向的能力，善于配置人力资本、公共资源，有强大的号召力；四是能从日常生活的现象中敏锐发现新趋势，从单一问题中看透问题实质，调集社会资源将历史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