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经济理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吴敬琏、王东京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吴敬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这就是说，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和经济理论，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目前，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基本理论和方向性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重大分歧。吴敬琏研究员说：“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按传统的某种理论指引来进行，它的建立和建设是不可能的，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的深切把握，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又说：“一些经济学家冲破‘左’的束缚，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1]王东京教授在《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王东京教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演》一文说：“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他在文中写道：“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须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2]
笔者不赞成上述观点，现提出商榷意见。
一、用什么理论驾驭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
当前，中外学界和政界有日渐增多的人，把以往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弊端主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和公有产权制度，而把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业绩主要归功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私有产权制度，并以此来预言或引领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是有悖于事实和十分危险的思想倾向。即使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的队伍中，有些同志也可能觉得对此难以反驳，认识模糊，于是，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一）分歧之一。我认为，驾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工作，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他们认为要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当讨论和厘清这样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等于现代经济学吗？不少论著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成是现代经济学，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传统经济学，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甚至不承认是一种学术。在一本获国家图书奖的流行读本《经济学是什么》中，在许多取名为《现代经济学》实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中，均属此类状况。这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蜕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很正常，而普遍存在于共产党还在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常情况吗？即使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左翼经济学家也不认可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而认为现代经济学包括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激进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等，抨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反映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意识形态和经济学体系。倘若我们抱着“被殖民心态”和“盲目接轨心态”，稀里糊涂地接受和宣传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类观点，就必然加重学术信仰危机，并导致政治信仰危机。现代经济学主要分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学派，尽管其中都有阐述生产一般和市场经济一般的非阶级利益的内容，其中都有互相沟通和互相吸收的内容。当我们不再经常使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简称“西方经济学”时，别忘了其含有的资产阶级客观属性和理论特征。这是中外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
第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真的很实用并管用吗？它的实用和管用具有双重性，既有不断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缓和资本主义内外经济矛盾，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和经济总体向前发展双重性；又有维护和延续全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剥削，控制别国经济和掠夺世界财富，直至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和“广场协议”等，来搞乱崇拜其学说及其政策的一大批国家的国民经济双重性。自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理论、一般政策以及一般研究方法，如王东京教授列举的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等价交换原理（含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从字面和最一般意义上说确实是有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或多或少、甚至重点阐明过吗？马克思对此的分析难道比同时代和之前的英国的亚当·斯密和父子穆勒、法国的魁奈和萨伊、德国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等少吗？
它不实用和不管用的一面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过分依赖多变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进行抽象的模型分析和数理推导，大大减弱了理论经济学理应赋有的现实性，就连凯恩斯、列昂节夫、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科斯等某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也确认它是“黑板经济学”、“把读者引导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等；二是甭说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了，就是对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说根本上管用，否则，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便不会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经济也不会一律衰退了，国情相似的资本主义印度也不会在20世纪后半叶始终被社会主义中国抛在后面了，英国在20世纪整整100年的平均GDP增长速度也不会只有约2％了，美国靠经济霸权和高利军火等暴富更不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和停滞了，精通美欧现代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政策的日本又怎么会十年经济都启动不起来？只要放眼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管不住由垄断、私有制和贫穷等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大小规模战争，管不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70年代的严重滞胀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出现，管不住当今经济全球化中“新帝国主义”与由此加剧的恐怖主义并存的局面。直面这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怎么会认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又怎么能轻易地认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真正管用”的科学体系呢？显然，西方经济学没有充分地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二）分歧之二。我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和理论是错误的，而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如王东京教授写道：“因为二百多年来，它（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的确迷惑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它的内涵和错误是什么呢？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
具体说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贯宣传的自私“经济人”理念是一种陈旧的理论，它存在下列误点：
其一，理念源于功利主义。19世纪，边沁将大小私有者在经济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功利标准泛推到伦理领域，把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精神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途径。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哲学方法。其实，休谟早先就批判过类似的观念，写道：“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而且有些哲学家们所乐于尽情描写的人类的自私，就像我们在童话和小说中所遇到的任何有关妖怪的记载一样荒诞不经，与自然离得太远了。”[3]（P527）
其二，理念充斥历史唯心论的精神。“旧经济人”理念视利己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历史时点地把“自私人”抽象化、永恒化和绝对化，无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的作用，这就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连杜威也不赞同，他说：“事实上，经济制度与关系乃是人性中最易改变的表现方式。历史便是其变化幅度的活生生的证据。……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就不存在教育这类事情，我们从事教育的全部努力就注定会失败。”[4]（P125）
与上述有关，王东京教授还强调过：“所以，是社会分工与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这也是不全面和完整的等价交换理论。个人产权或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交易）究竟是何种关系？假如资产私有制或私有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先决条件，这属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超越了此种“西教条”。假如撇开资产终极所有权，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组成的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显得不够全面。原因在于，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耦合的产权，不一定只可采取“私人或私营机构”的“私有产权”的形式。它也可采取合作组织、集体组织或国有民营组织的“共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形式，甚至可采取“国有产权”的形式，自然还可采取多种“混合产权”的形式。
换句话讲，产权的类型会呈现多样化，决非“私有产权”一种。从数百年市场经济的变迁史来看，各种产权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均能同社会生产力和市场制度互相依存、互相适应，那种主张只有个人的产权或私有产权才是等价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这一论点，显然难以成立。
（三）分歧之三。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是包括消灭私有制及其剥削的，而他们是否定的。吴敬琏研究员在其论著中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5]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6]（P1069）。应该说，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而其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吴敬琏先生的社会主义公式里却恰恰相反，根本否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特征时，已明确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列宁在说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时，主要提了两条，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也强调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如果在社会主义及其根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上失误，那么，股份制、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所以，要真正提高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能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二、用什么理论教育干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
王东京教授在肯定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是“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真理的基础上，强调用这一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来教育干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政策制定者”。他写道：“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对于我们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讲，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但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难免会乱打仗，事倍功半不说，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就都有了看家的本领。”王所说的“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必要经济理论”和“经济理论”，均特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没有断章取义，曲解作者的本意。
诚然，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也读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须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不过我们在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务必提醒大家注意。”王东京教授所说的“驾驭”就是“指导”，因为从其下面的文语清晰可见，他说：“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以上我们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企业、价格、分配等体制性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些理论原理，来指导制定或评价经济政策。”“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对此，我们仍然作最好的理解，即作者丝毫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其本意是为了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把它放在崇高的政治或学术地位，也就是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直接指导我国的实际经济工作，而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更高一层，是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理论能不能指导经济工作呢？如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能驾驭和指导包括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内的经济工作，而只能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即使不被否定和抛弃，也容易被束之高阁或架空，成为无用的“指导”即纯粹的政治口号和标签。况且，在整个长篇文章中，尽管我们力图寻找作者是想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来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可是十分遗憾，从头到尾始终没有找到类似的含义和词句。但愿作者心里是这么认知的。
我们再作另外一种理解，即作者主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都是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和驾驭性理论。不过，这就会陷入指导理论或思想的“二元论”或“多元化”。必须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是世界主流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
在现阶段，我们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扬弃和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驾驭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并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吴敬琏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