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Labov（1966）对纽约话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发音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说话人的社会阶级背景。这一发现是迄今通过分析不同社会阶级、不同年龄组的人们音位变异，对语音变化所进行的最为系统的量化研究结果，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和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对其他语言社区的研究中去。例如 Trudgill（1972，1974，1988 ）的研究。揭示了在语言变量与说话人的社会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情况下，社会阶级身份高的人使用的语言近似于标准变体；女人较男人更多地使用标准语言；人们的语体变化趋向于标准语体。在过去30年中，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社区中不断开展，许多早期研究提出的原则、方法也随之不断地被补充修订。本文就近几年来社会语言学家，特别是变异学派（variationists ）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及研究现状进行讨论。
一、社会阶级作为说话人的变量
在上述有关语言变异研究的简述中，对社会阶级变异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堪称卓著。但对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对语言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编码之外的问题，这一研究却很少涉及。以此类比，传统的方言研究与社会阶级变异研究的成果之间也呈现类似情况。前者的成果为语言特征地理分布图，后者的成果为语言变量的社会经济地位。Milroy（1987／1995）指出，社会阶级，作为一种抽象、代行变量，包含了其他许多相关的特性，如：生活方式、态度、信念和具有的财富、权力、声望的状况等。 这种观点与 Bourdieu（1984）有关独立和非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相似。Bourdieu认为，社会阶级（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这种特性当作名称来划定群体往往会掩盖性别、年龄、种族等其他所有的二级特性（secondary properties）产生的影响。但如果把这些二级特性用来解释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不把社会阶级所涵盖的相关的代行变量予以展开，这种解释是不会令人满意的（Milroy 1987／1995：101）。
迄今为止，社会语言学家们为了进一步揭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更为具体、深入的层次上对社会变量进行了研究。 Milroy （1987）把语言变异的研究与说话人的社会网络特征联系起来。虽说她并不是首先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采用社会网络这一意念的学者（Blom and Gumperz 1976），但在了解变异模式、 语言变化及方法论等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毕竟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社会网络所具有的维护语言规范的能力，网络连接关系的强度成了语言使用模式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料因素。据此，语言的标准变体尽管在全世界享有声望，但由于土语对紧密连接网络的语言规范具有强化作用，也可享有地方声誉。连接松散的网络有助于语言变化， 而紧密网络则可能阻碍或摈弃语言变化。 Bortoni-Ricado（1985）在巴西巴西利亚市农村移民城市化的研究中，证实了网络特征是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就其方法论而言，网络研究与大型社区的调查研究不同，它还结合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使研究人员通过仔细观察当地人们的日常活动，注意在他们之间物品和服务是如何进行交换的，网络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分配的等等现象，发现语言变量的社会意义。民俗学在语言变异研究中的应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往往被大型社区的调查研究所忽略。
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 ）的概念来解释变异模式。此概念源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77，1984，1991）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语言市场可一般定义为场所（site），如：教育、劳动力市场、 上流社会等等。 在这个场所中， 语言是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一种形式，与经济资本相同也可以产生象征性利润（symbolic profit）。在分析变异数据中，Sankoff 和 Laberge（1978）首先把这一概念作为指数用以具体测量说话人最广义的经济活动对他们使用合法化语言（legitimized language）的要求，以及这些活动与他们使用合法化语言能力的相关性。合法化语言系指标准语言、尊贵语言、有教养的语言等。Sankoff 和 Laberge 对他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调查研究中法语数据的分析证明，在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变量中，语言市场这一指数最具解释性。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Wooland（1985）便以其对西班牙巴塞罗那研究的结果， 批判了 Bourdieu 在语言变异研究中完全结合语言市场的观点，以及他过分强调正规教育机构在建立语言权威及霸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尽管 Castilian 话在社会各机构中处于主导地位，Catalan话的使用……却非常明显地受到了来自Castilian话和Catalan话受话人共同的正面评价。人们的评价是，同一说话人在讲有地域范围的Catalan话时，比他们讲Castilian官话时听起来更为聪明、有文化教养、 有领导者的风度、自信、工作勤恳。（Wooland 1986:741）
她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佛朗哥统治时期未能建立国家的权威，尤其重要的是，未能建立 Catalan 人对区域经济的主宰。此外，基于Labov（1972a），Milroy（1987）和Gal（1979）对土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现实的研究，她剔除了 Bourdieu 关于在私人市场中也不存在对应合法化语言（counterlegitimate language）的思想，指出其他土语市场是存在的，在这些市场上互相竞争的价值观念和强大的社区压力对非官方语言的使用是推崇的。
Bourdieu 关于语言市场论述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把主导语言理所当然地视为统治阶级的语言。但 Haeri（1996）所描述的开罗市的社会语言学现实说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她发现开罗市的上层阶级（如：外交官和医生）既不最懂埃及的官话——古阿拉伯语，使用得也不最多。Bourdieu强调教育制度对传衍官方语言的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对此也提出了异议。在埃及、不同的教育体系控制着不同的劳力市场的进入，这些市场创造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语言价值。公立学校为古阿拉伯语创造价值，而私立学校则为其他语言创造价值。上层社会成员大多数在私立学校或国外学校接受过教育，他们的职业范围包括公司、医疗、电视广播、国际金融机构、影视业等。通过这些与外界最易接轨的市场，埃及进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货币语言（languages of currency）不包括古阿拉伯语。
Bourdieu 在应用语言市场这一概念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中， 还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语言使用者是社会施事者，是他们在生产、消费语言产品；占有、积累象征性资本；估算成本并想方设法从他们的语言投资中获取最大的利润。
二、说话人作为社会施事者
在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中，作为社会施事者的说话人消失了，这种情况是大型社区调查带来的不幸结果。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变异模式来自群体累加分数的计算，被认作预先决定的各个社会范畴（如：社会经济阶层、性别等）的语言行为的特征。忽略了说话人的施事性，给变异研究带来了严重后果。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1992 ）强烈地批评了双重文化模式（dual-cultural model ）的性别研究对这种施事性的否认。首先，在语言生产中，语言使用者颇具活力的作用失去了。个人在交往中不能对使用的语言作出真正的选择，而只能“犹如海绵一样，被动地浸泡在个人的社会身份之中”（1992：466）。 变异成了某一社会范畴成员身份的表现。这种对变异的社会意义所持的静态观点，排除了语言使用者有时策略地利用语言变异，以构建个人和群体的特征及社会关系（注：变异作为构建社会身份的一种资源是当前对青春期社区（adolescence communities）研究的重点，如：Eckert（1992），Mendoza-Denton（1997）和Bucholtz（1997）。）的社会语言学现实。与此相反，强调了施事性便将作为成品的变异与作为活动过程的变异加以区分。Eckert 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变异理论， 坚决主张变异的社会意义与产生并维护这些范畴的实践相关，这些实践才使其成员的身份具有意义。而且，说话人不但在构筑变异的社会意义，而且对其作出反响，变异是在使用中构筑社会意义的资源。
至此，可以看出，语言市场这一概念可以与变异的实践理论相结合。如前所述，市场概念包容了交易、资本、成本、利益、投资、利润等。其中，重点在于个人作为施事者的观念，一方面他们积极参与市场的运转，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是商品。为了增加他们在市场上的活力，他们利用各种资源提高本身的价值，语言变异是其中的一种资源。在他们有策略地借助于语言变异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变异的象征性意义。
三、语体
在量化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在社会变异，对语体变异的研究则有所不足。在过去30年中发展起来的语体变异研究的各种模式中，仍要首推 Labov（1966，19972b），他的研究是最早进行的系统性量化研究。 他把语体看作对言语的注意力（style as attention
to speech ）， 说话人语体的转换是对他们本人言语不同程度的监听（audio-monitoring）。根据这种模式，语体变异只是沿着对言语的注意力这一单一的层面进行测量， 其范围从非正式语体到最小对立语体（minimal pairs style）。 这种模式成了以后其他研究模式的众矢之的。对此，Rickford 和 McNair-Knox（1994）做过较为全面的总结。
80年代语体变异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即：Bell（1984）把语体定义为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 其中心思想是说话人本人的语体主要按照对受话人产生的效果加以调整。“听众设计是……一种策略，说话人借此利用从他们的社区可以获得的所有语言资源，以满足不同类型听众的需要”（Bell 1996:8）。在1984年的文章中， 他还提出了社会（说话人之间的interspeaker ）变异与语体（说话人自身intraspeaker）变异之间的派生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归纳成为语体原理（Style Axiom）（1984:151）。
单个说话人言语中语体层面的变异取自并反射了说话人之间社会层面的变异。
Bell进一步把语体转换划分为响应型转换和主动型转换：前者在听众有所变化时发生，后者在现时情景中或对其重新界定时主动变化。主动型转换又经常被称为裁判设计（referee design），在转换中，各个说话人创造性地使用超出就近言语社区的语言资源。两种转换之间存在着派生关系，主动转换具有标记性，这是因为它从非标记的响应语体中吸取力量。然而，上述观点在1996年的文章中又有了修订。Bell指出，裁判设计应与听众设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应当承认，裁判设计在个人语言使用中是永久出现的一部分。
Rickford 和 McNair-Knox（1994 ）对听众设计模式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认为这个模式是自 Labov 60 年代初期开始研究以来在语体转换，也是在整个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最具理论兴趣的模式。此外，他们对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语体转换所进行的调查肯定了 Bell 的一些假设，尤其是有关Bell对差异性调节[（differential accommodation），即：不同的变量反映不同程度的转换]的预见以及受话人转换优先于话题转换的假设。故此，这一模式所提出的可证明真伪的预见（falsifiable prediction）是其优势所在。事实尽管如此，语体作为听众设计的提法并未引起社会语言学界的注意，除了Rickford和 McNair-Knox之外，对 Bell 的一系列假设尚无人问津。
以言语调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Giles andPoweslane 1975; Giles and Smith 1979）为基础，听众设计意味着说话人为了听众而设计语体，听众是决定语体的重要因素，说话人从三个层次上对听众作出响应：受话人个人的特征，一般语体水平，具体语言变量的水平。这种关于语体变异和说话人在交际中的作用的狭隘观点受到了Coupland（1996）的批评。在单一层面上研究语体，便把语体分析在概念上从其他重要的社会语言学传统理论中，更从人类交际和社会交往更广泛的研究中分割开来。因此，Coupland 提出应从更广泛的角度对语体进行研究。
语体需要定位于人类交际目的、交际实践、交际成果的模式之中，是在社会语境中操纵符号资源的一个侧面。广义的方言语体学（dialect stylistics）可以探讨语体在投射说话人复杂的身份，在定义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其他结构中的作用。
他把语体作为人格面貌管理（persona management），说话人作为社会行为者把语体的选择作为一种策略，以展现他们不同的个人和社会身份。语体变异的意义取自群体的规范，这些规范通过个人语体的选择而产生、再现。从语体作为人格面貌管理的角度，语体变异是多层面的，是一个对话交互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过程中，均须对语体选择进行协商、推断、理解。
Coupland 的上述观点得到了 Irvine（1996）的响应。她指出，社会语言学家对语体的定义忽略了其通常的意义。不能先验地认为语言的风格与生活其他领域中的风格完全不同。由于风格的普通概念与特征十分相关，她把风格的广义概念定为特征的社会指意（social semiosis of distinctiveness），把风格，包括语体， 看作为特征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一种风格对比区别于其他风格，这种风格所指的社会意义区别于其他社会意义。她还强调，在进行语体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应更加注意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语言学体系中语体差异的原则和过程，不要只局限在形式和功能之间简单的相互关系上。她所强调的内容实际上吸取了 Bourdieu 的观点。在论述法国的品位和生活情调的《特征》（Distinction）一书中，Bourdieu（1984）指出， 生活情调本质上是具有系统性的，由有结构的实践组成，这些实践标出社会空间。风格是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实践， 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反映。基于这一观点，Irvine 提出，语体涉及特征的原则和过程， 可能超出语言体系，扩展到符号编组的举止行为的各个方面。
语体作为一个过程在 Arnold 等（1993 ）关于群体语体（group style）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他们把群体语体定义为人们辨认其他人是否是某一群体成员的基础。在对一群女中学生的群体语体调查中，他们发现被调查人 Trendy 不只是在运用该群体的语体，表现出自己是群体的一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在共同构造一种语体。Arnold等人认为，这种语体构造的过程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是赋予他们的语体和行为意义的一个过程。语言变异只是构造 Trendy 本人和她所属的群体语体的一个资源。
综观过去30年社会语言学变异的研究，由于过分强调了对变异模式的探索，说话人仅仅被看作是提供变量的标志。然而，以社会为基础的语言理论把语言视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因此，对变异模式的探索实际上应作为进一步研究变异的出发点。把变异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简单反映，这种静态观点只能回答某一社会范畴的群体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往这一问题。为了对变异的原因、意义、功能作出全面、系统、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必须把说话人作为有意图、有理智、有创造性的社会施事者。是他们把变异作为一种资源，有策略地运用到与其他人的交际中。此外，我们还应密切观察社区日常经历和实践的细微差异，观察社区成员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考虑社区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状况。这些信息在前文所述的 Haeri 的 Wooland 研究中均有提供，对于解释变异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