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不同部门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城镇论文,收入差距论文,职工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表1 中国城镇不同部门的就业人数及其变化，1990-2002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数据加以估算。
注：竞争部门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商业贸易和餐饮业；垄断部门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公共服务业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以及科学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人民公社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完全由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统一安排，就业者的工作调动受到严格限制。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才开始出现并在近期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在工资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劳动力流动条件的逐步放松和流动性增加，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扩张，形成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激励机制，也提高了劳动力在部门、企业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①。然而，不能不看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比如由于不同部门改革进展的不一致，地区之间改革进展的不平衡，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仍存在各种刚性和流动上的障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城镇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流动受到很大的束缚(Knight and Song,1995；Zhao，2002；Chen et al.，2005)。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分割性仍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态加以判断和评估，以及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各种刚性和分割问题及其存在的方式加以研究，并分析它们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策含义在于，市场分割不仅会产生效率损失，而且还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也正是一个公平社会所尽力避免的。在一个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不仅决定于技能差异，还取决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及其市场分割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后者对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配置与职工间的收入分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以中国为例，Zhao(2002)和Chen等(2005)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支付较高的工资外报酬阻碍了劳动力从国有部门流出。此外，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城镇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根
源(Knight and Song，2003)。
过去近30年中，中国城镇劳动力数量增加了1倍多。1978年城镇就业人数为9500万，2004年上升到2.65亿，但自90年代中期以后，大部分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造成就业状况恶化，导致了城镇地区失业人数的增多(Giles，2004)。虽然官方统计的2000年以来的几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左右，但是如果将下岗也看作为一种失业，那么真实失业率会更高(Lai，2005；李实、邓曲恒，2004；张车伟，2003)。虽然下岗职工的准确数量的统计仍是困难的，但国家统计局的估计数字显示，1998-2002年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人数达到7000～8000万人②。中国城镇就业状况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这一状况就业者的部门和行业不无关系。从表1中不难看出，城镇就业人数急剧下降主要发生在竞争性部门，例如，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95-2002年间下降了15％③。国有垄断部门的就业状况则正好相反，例如银行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就业水平在同一时期分别增长23％和48％。
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工资结构的变化。而且，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开始更多地被用于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通过考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来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各种因素，如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异的分析(Knight et a1.，1999；Meng and Zhang，2001；Maurer-Fazio and Dinh，2004)，城镇地区男女职工工资收入差别的分析(Dong et al.，2004；Qian，1996；Gustafsson and Li，2000；Liu et al.，2000；Hughes and Maurer-Fazio，2002；Maurer-Fazio and Hughes，2002；Liu et al.，2004；Bishop et al.，2005；Démurger et al.，2005；Ng，2005)，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差距的分析(Zhao，2001，2002；Dong and Bowles，2002；Chen et al.，2005)。然而，对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
通过研究不同部门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本文试图进一步验证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在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仍存在着严重的分割问题。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两次住户调查。该数据提供了1995年和2002年就业者的劳动收入与个人、家庭特征的详细信息。为了评估劳动力市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程度，我们首先估计了不同部门职工的明瑟(Mincerian)收入方程(Mincer，1974)，来解释部门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然后，我们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将1995年和2002年每两个部门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分解为3部分：个人禀赋差异效应、工作时间差异效应和纯粹的“分割效应”。本文通过对两个年份不同部门分割程度加以比较分析，为研究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各种分割的新变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与现有的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多数研究文献属于描述性的，即只是对不同行业的工资差距加以描述和测量，没有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不同因素的效应加以区分，本文利用细致的分析方法将分割效应和其他效应加以区分，从而有力地解释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行业分割的问题。二是现有研究文献使用数据基本上是行业汇总的数据，而不是通过住户调查收集到的个人数据。本文使用的是一种数据，它包含了更多个人信息并且有关个人收入的信息更加可靠，有助于我们对行业分割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三是本文使用的是两个年度的数据，而不是单一年度的数据，由此可以对一段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性的变化加以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个变化趋势的判断。
二、数据及其不同地区收入差距
表2 城镇住户调查样本的省份分布(1995年和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1995年和2002年住户收入调查数据。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1995年和2002年住户收入调查。两次城镇调查的样本省份和城市基本相同，样本数也大致相等。它覆盖了11个省份：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四川和云南。尽管各省份的样本量并不与实际人口成比例，但两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即人口多的省份抽取的样本也相应较多。1995年数据包括6931个住户样本和21694个人样本，2002年数据则包括6835个住户样本和20632个人样本。住户样本在各个调查省份的分布见表2。
我们分析的样本是16～60岁、获得工资收入的就业者。由于无法将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的利润从其收入中分离出来，我们删除了这部分样本。此外，我们还剔除了下岗职工。至此，1995年和2002年数据分别包括10784个和8973个有效样本。
收入变量被定义为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下岗生活费除外)和补贴(包括住房、医疗、儿童保育和地区补贴)④、其他工资(包括加班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小时收入被定义为年收入与工作小时数之比。中国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区生活费用的差异。为了剔除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利用Brandt和Holz(2005)估算出来的不同省份的城镇价格平减指数(基数为2002年全国价格指数)，将收入进行了省际购买力差异的调整。我们认为，这一调整是必要的，它使得我们的数据比现有文献使用的未经调整的数据更反映了地区实际收入的差异。运用购买力平价对不同地区的收入进行调整具有多种影响，其中之一是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直辖市与其他省份之间差距，因为直辖市的生活费用要比其他城市高得多。
为了研究劳动力市场中部门之间收入差距及其分割程度的变化，我们根据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将城镇就业部门分为4种类型：竞争部门、寡头垄断部门、公共服务业和政府机关。我们的部门分类实际上对国家统计局分类的部门根据其竞争性进行了重新组合。竞争部门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商业贸易和餐饮业。寡头垄断部门包括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⑤被视为寡头垄断部门，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需要大量的投资，房地产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第二，在中国，土地使用权与各级政府密切相关，获得土地使用的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政府创办的企业或者与一些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这就使得房地产业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质。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业之所以被归入寡头垄断部门，是因为私人投资者往往很难进入这些部门。本文所指的第三个部门(公共服务业)主要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以及科学研究。在部门分类中，我们之所以将公共服务业和政府机关分开，是因为两个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很大差异。政府机关人员的工资完全由政府财政支付，而公共服务业可以从市场上获得额外的收入，这就意味着二者的工资决定行为和机制会有很大不同。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一些部门无法明确划入以上类型，例如采掘业、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社会服务业等，因此我们删除了这些部门的样本⑥。
表3列举了两个年份不同部门就业职工的主要特征。总的来看，在1995-2002年间，职工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都有所增长，但同时，长期合同工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94.6％下降为74.7％。从部门差异来看，竞争部门职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尤其是2002年)，党员所占比例较低，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较少，且国有企业职工所占比例低得多。同时，公共服务业和政府机关职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
(二)不同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动
表4对4种部门的收入差距和收入构成进行了统计描述。通过对同一个部门的两个年份的收入水平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该部门的收入增长情况；通过对同一个年份的不同部门的收入水平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该年份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情况；表中列出的变异系数表明了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在1995-2002年的7年间，全部样本的平均收入增长了78％，但是收入增长的幅度在不同部门之间有所差异，增长率在70％～81％之间。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很大，并导致部门相对收入的变化。
表3 不同部门职工特征的统计描述(1995年和2002年)
注：1.沿海包括北京、广东和江苏。2.长期任职包括固定职工和长期合同工，相对的是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
在不同部门中，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寡头垄断、公共服务和政府机关)的收入差距在此期间也有所扩大，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0％～20％增大到40％～60％。非竞争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大体相似，相对收入的变化幅度较小，例如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寡头垄断部门与公共服务部门，二者的收入差距从1995年的10.4％上升到2002年的11.3％。
最后，从周工作时间来看，公共服务业和政府机关职工的工作时间相对较少，同时，竞争部门工作时间有所增加，而寡头垄断部门的工作时间却有所减少，这就导致2002年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之间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差距(每周3小时以上)。
三、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劳动力市场上不同部门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我们首先估计了不同部门职工的明瑟(Mincerian)收入方程(Mincer，1974)，根据方程中的系数估计值和解释变量的均值(或观测样本比例)，我们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Blinder，1973；Oaxaca，1973)来评估3种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这3种因素分别是职工的个人(家庭)特征差异或个人禀赋差异、工作时间差异和纯粹的“分割效应”。这一分解方法可以对分割的大小及其变动进行评估。
(一)收入模型
(二)分解收入差距
为了分析两个部门的职工收入差距，我们使用了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也就是说，利用方程(3)，部门t和部门s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
这一分解方法可以评估下列条件下的平均收入差距：
表4 不同部门职工收入的统计描述(1995年和2002年)(单位：元)
注：1.样本包括16～60岁间、至少工作一段时间且工资收入为正的就业者，私营或个体企业主不包括在内。2.收入变量被定义为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其他收入。3.每周工作时间的计算方法是：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乘以每周平均工作天数。4.利用Brandt和Holz(2005)计算的城镇分省生活费用指数和物价指数剔除地区购买力的影响和通胀因素，基数=2002年全国价格指数。
(1)不同地区职工在面临相同报酬和工作时间的条件下的纯粹个人/家庭特征(或禀赋)差异的效应。
(2)不同地区职工在面临相同报酬和拥有相同的个人(家庭)特征条件下的纯粹工作时间差异的效应。
(3)不同地区职工在面临相同的工作时间和个人(家庭)特征的条件下的纯粹的“分割效应”。
四、分解各种收入差距的变化
利用上述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我们分析了中国城镇不同部门相对收入的变动，具体分解结果见表5。表中显示了任意两个部门之间实际收入差距的估计值，以及个人禀赋差异效应，工作时间差异效应，和市场分割效应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各种效应分别表现为在均值水平和最低收入(5％和95％)人群收入上估计值及其百分比，星号表示估计效应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5中不同部门职工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显示，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市场分割，而且这种分割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从而导致了部门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1995年，不利于竞争部门的分割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00％，甚至高于总的平均差距。到了2002年，竞争部门工资比其他部门低得多，这一结果几乎完全来自于分割效应。而且与1995年相比，竞争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分割效应有所增强，不利于竞争部门的市场分割达到51.1％～54.6％。
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实施的“抓大放小”政策，一方面致使国有企业不断从竞争性部门中退出，另一方面使得大型国有企业在非竞争部门中的地位，尤其是寡头垄断部门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数量减小和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是导致90年代末期失业潮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的分解显示，寡头垄断部门在岗职工的相对工资水平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相比较而言，竞争部门和寡头垄断部门的职工特征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唯一可以解释两个部门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是分割效应。此外，一种制度性解释在于企业工资决定自主权的增大，竞争部门受到市场压力不得不接受市场工资水平，而市场工资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在缓慢增长的状态。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提高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也带来了该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包括政府部门和寡头垄断部门在内的非竞争部门继续保持高工资并不困难，它们不存在竞争部门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压力⑦。
在竞争的压力下，各个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都有所变化。在此期间，竞争部门的工作时间有所增加，而非竞争部门的工作时间却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从估计结果来看，2002年的工作时间效应在解释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的估计结果所显示的，如果竞争部门职工的工作时间不增加，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增加7～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部门之间职工工作时间是相同的，那么竞争部门与非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会更大；或者也可以认为，如果不存在部门之间的分割，在竞争部门的职工工作时间多于非竞争部门但职工特征相同的情况下，竞争部门的收入水平会高于寡头垄断部门和政府部门，并接近于公共服务部门。
表5 两部门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1995年和2002年)
注：1.百分比是最低工资的百分数。2.分解是以附表回归结果为基础的。*，**和***表示估计效应在20％、10％和5％统计水平上是稳健的。3.收入利用Brandt和Holz(2005)计算的城镇地区价格指数剔除地区购买力差异因素，基数=2002年全国价格水平。
在2002年，非竞争部门内部的职工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尽管寡头垄断部门的职工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略有提高，但与其他两类部门相比，职工特征仍存在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公共服务业，其职工的个人禀赋明显高于垄断部门，并成为导致实际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相反的是，公共服务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职工禀赋并不存在很大差异，但受益于分割效应，2002年它与政府部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种分割现象可能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公共服务业的工资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另一部分来自于市场。公共服务业的市场化使得职工不仅获得来自于政府提供的基本工资和各种福利，还可以从市场活动中获得更高的额外收入(如单位发放各种名目的收入、补贴等)。
总之，我们对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分解分析证实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在1995-2002年间，竞争部门与非竞争部门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扩大的根本原因是部门之间的分割效应得到强化。而导致这种情况的3种因素分别为：(1)竞争部门内的市场竞争增强，特别受到农民工就业竞争的压力，竞争部门职工工资处于一种缓慢增长的态势。(2)国企改革实施的“抓大放小”战略所带来后果之一是大型国有企业向垄断部门集聚，垄断部门不仅具有更强的垄断性，也具有了国有企业独有的工资分配的特点，即职工分享利润的特点。(3)政府部门受到更多的保护，员工工资增长既不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也不受到自身业绩的影响，只是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因而出现了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局面。
五、结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劳动经济学界的主要关注点。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可能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分割，也可能变现为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分割，还可能表现为部门之间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职工收入差距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它在扩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还导致了分配上的不公平。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的两次住户调查数据，集中分析了这一期间中国行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城镇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不同部门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及其变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作用。借助于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我们将部门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分解为禀赋效应、工作时间效应和分割效应，分解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部门之间城镇职工收入决定中的分割效应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仍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一点在竞争部门与寡头垄断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中表现地最为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正沿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方面，从总体来看，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机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特别在我们分析的1995-2002年期间市场分割效应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竞争部门与其他部门(包括寡头垄断部门、公共部门、政府部门)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受到市场分割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部分地来自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不足，部分地来自于部门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前者需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进一步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促进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更加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后者则需要在微观机制上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包括强化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改革。
附表1 不同部门的小时工资函数(1995年)
附表2 不同部门的小时工资函数(2002年)
注：见附表1。
附表3 不同部门的工作时间函数(1995年)
附表4 不同部门的工作时间函数(2002年)
注：见附表3。
*本文原为英文稿，感谢王亚柯所做的翻译工作。
注释：
①从农业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已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Cai，2005)。
②1998-2002年期间，城镇下岗职工总人数达到27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3b，第134页)。根据《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其他类型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约为5000万人。在国有企业内部，下岗人员主要来自于亏损的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Dong，2003)。
③而且，这些变化与面临激烈竞争的工业企业执行下岗政策紧密相关，如制造业和建筑业。例如，国有制造业的在岗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3330万大幅度下降到2002年的980万(国家统计局，2003b，第23页)。
④尽管我们的收入变量包括一些非货币收入(例如住房、医疗、儿童保育和地区津贴)，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公共部门所提供的额外福利(例如养老金、医疗保险、公有住房)。
⑤1995年和2002年对房地产的定义有所不同，在1995年，房地产包括社会服务业(如律师公司、家务管理、再就业服务中心等)，但在2002年，它们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由于社会服务部门大多都是竞争性的，不能将2002年的两种类型直接相加。但是，我们认为，由于1995年社会服务业并不发达，故将其包括在房地产业内所导致的偏差并不会很大。
⑥由于这些行业的垄断性比较模糊并且样本比例不是很大，删除后并不会对本文的分析结果带来实质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集中分析所关注的问题。
⑦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如Knight and Li(2005)所提出的，垄断部门和企业的高额利润总会以某种方式转化为职工的高工资和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