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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费兰·费雷尔(Ferran Ferrer)认为，这是教育研究的“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本文从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现状以及如何改善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关系三个维度对国外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探析。
一、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联系被国外教育界看作是“当前形势下十分重要的联系”。
一方面，教育研究需要教育决策者的支持。教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2)虽然之后不久就与美国在这方面展开了交流，但自它形成到1930年这几十年，除了在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进展之外，教育研究并没有取得惊人的发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研究没有得到决策者的青睐。教育研究在这之后的30年似乎变得更为糟糕。格雷特勒在回顾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是评价指出，“很难发现有什么大的建树”。(3)而从1967年到1970年代末的这20年，正是由于受到教育决策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英国、荷兰、德国和法国“投到教育研究上的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大幅度增加”，教育研究才得以迅速向前发展。格雷特勒撰文分析指出，“由于教育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对教育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60年代成为教育研究发展史上的转折点”。(4)在法国，有的学者更把1967年称作是“教育研究第一年”。(5)
另外一个方面，制定政策需要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能够提供有用的知识给教育决策者，以便作为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依据。教育研究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而正是由于教育研究促使美国政府在60年代中期创办了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通过这个中心和国际互联网进行的信息传播服务于教育和行政人员。阿根廷的教育决策者就教育需要和教育需求进行委托研究，运用某些具体课题入数学、语言学等开发“共同基础内容”这一全国性课程框架的管理等多种研究成果。菲律宾尤其重视教育研究在制定教育改革政策和战略中的作用，据研究表明，该国很大一部分教育改革行动都得益于教育研究所给予的知识和信息基础。泰国的全国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制定国家教育计划，该机构也十分重视从教育研究活动中收集和分析信息。在日本，教育研究是制定教育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诸如中央教育审议会和课程委员会此类机构的争论过程中大量引用了研究结果。在印度，为了制定出一套健全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都确定了某些优先领域以便立即进行研究。在荷兰，决策者在制定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将教育研究用于分析问题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毫无疑问，受政府资助的合同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6)
二、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关系的现状
分析国外几个国家这方面的现状发现，总的情况委实让人难以乐观。在印度，教育研究人员受到了来自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无论什么事情即便是诸如印刷调查单这类的芝麻小事，也需要好几道正式的官样手续。几乎所有的研究计划都存在这类情况，研究人员普遍感到“参加一项研究事业，就是让你去体验一项又一项令人沮丧的经历”，其结果使“许多严肃的研究人员宣布放弃了研究”。(7)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人员原本对教育政策影响下的客观社会变革颇感兴趣，然而却只能“情非得已”地转移视线，从更贴近当地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把社区与研究／发展规划视为工作重点，因为“政策和研究界之间充满了种种限制，不停地进行谈判”。(8)在欧洲，自打度过了从1960年到1970年代末这20年“蜜月期”之后，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相互间便迎来了漫长的“信心危机”。在法国，研究人员和政局人员的关系一直因为相当程度的猜疑而受到影响。阿尔多伊诺(Ardoino)曾针对这种情况措词尖锐地批评说，“科学界与政界从来相处都不融洽，政界人士的‘脏手’常常对前者所采取的比较清晰的（如果不是不客观的）方法横加干涉”。(9)
就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而言，国外有关人士普遍感到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相当“薄弱”。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就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并不必然要求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千变万化的。有时，他们不愿意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要科学研究推广实际有益的成果“存在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决策者的文化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他们通常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由于这一群体中的人员经常是被选出或被任命的，其任职不仅出于技术能力的原因还出于政治的或其所属团体和党派的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的原因，因此，他们的决策经常受到教育问题之外的政治、社会和财政环境的制约。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和高层作出决定的人没有研究背景和经验，而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经历、常识和媒介的观点。(10)
针对上述这种实际情况，国外许多学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加强教育研究者与决策者的相互联系。加强二者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可使决策者对教育研究成果和批评性评价联系起来，以作为理智决策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使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分析教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能力，从而对接下来的教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1993年，国际教育局(IBE)曾建议组织一次会议“建立教育研究和决策之间联系的标准”以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1995年9月，国际教育局会同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在日本组织了主题为“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国际会议：研究、信息和决策之联系的新挑战”的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如何加强“教育研究、教育改革和决策之间的联系”等问题。(11)在地区水平上，东南非的教育研究网络正在通过一项名为“实践者”的教育研究信息(ERIP)的项目，研究一种能推动决策利用研究成果的策略。而且，该网络还启动了非洲政策对话项目，强调在决定优先研究项目和调查问题的研究方法时研究者与研究信息使用者的相互作用。(12)
三、如何改善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关系
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态度、交流和权力等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达到预期变化以及对教育改革的革新要求上。当代世界著名教育科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在它的专著《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中指出，由于“研究者的需要与决策者的需要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间差异较大。他认为，造成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平等的地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等四个方面的因素。(13)我国张人杰教授在分析国外这方面的情形时认为，教育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在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差异：(14)
毋庸置疑，在国外，人们普遍承认教育决策者同教育研究人员的关系有“问题”并且“还远未得到解决”。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更是指出，二者之间关系紧张会导致二者的“分裂”。1995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研究与发展——趋势、问题与挑战”的报告，该报告一项重要的结论便是：必须加强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必要把这种交流“持久性”和“制度化”以改善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总体而言，国外教育研究界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善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关系：
第一，研究的语言应当改变，以是研究尽可能更易为决策者所理解，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加及时、更为准确。
第二，对决策者和研究者进行相同形式的专业训练，以培养能够使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好地相互理解和共同工作的新技能。
第三，要开发组织文化以促进相互理解。
第四，研究的重点和资金应由负责资助研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等共同确定。(15)
第五，“研究者应把帮助政府这个顾客了解其实际需要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有时，为了使某些问题得以研究，研究者就不得不帮助决策者重新理解这些问题”。(16)
第六，“为使教育研究真为研究政策所用”，必须在“长期的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两种研究中实行一种。(17)
第七，尽量选择符合实际并和时代主要问题联系起来的研究课题。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智利教育部启动了“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平等”计划(MECE)，同时又开展了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行动，借以“拉近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的距离”。
第八，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加强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强调教育研究要纳入一种长期的总计划，这种研究应与国家的教育优先事项相一致；在法国，教育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已经被安排在几个负责调查教育及教育研究问题的国家委员会里工作；在某些联邦制国家如德国、瑞士等，一些受决策者控制的教育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国外教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要避免“完全受政策支配的研究”所带来的“危险性”，虽然这种“危险性”存在与否仍有“争论的余地”。(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