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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多事之秋”：墨西哥金融风波导致其国内经济陷于瘫痪，阿尔巴尼亚金融投机造成国家动乱，泰铢风暴引起的东南亚货币危机，还有俄罗斯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日元危机、欧元危机……正所谓“风起云涌”、风暴不断。每一次金融风暴，都给区域的、甚至全球的经济带来不小的震动。
中国是幸运的。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维持着6.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中国市场经济“软着陆”的成功，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更令世人瞩目的是，这一奇迹是在金融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深化改革中创造的。
但是，“软着陆”只表明总量供求的平衡。金融面对的更重要课题是，如何使步入快车道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活力。中国社会开始关注一个热点：在扩大的对外开放中，中国金融能否晴空万里？
国际化竞争兵临城下
金融作为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实质性开放阶段。其重要标志，一是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一是人民币实现可兑换，被看作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两大“手笔”。
自1979年第一家外国银行代表处在北京设立以来，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业务规模上，都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997年上半年，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530多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30多家，来自英、法、美、日等36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已批准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经济特区和城市已有26个。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外汇总资产的比例已达14%以上。
1996年12月中央银行正式批准美国花旗银行等四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外国金融家在中国金融舞台正式“粉墨登场”。在此之前还只是试了试台步。迄今，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扩展到9家，其中通过有关检验于1997年3月正式营业的6家外资银行，到六月底人民币存款逾2亿，贷款逾1亿。
80年代引进外资银行初期，对引进外资银行的政策原则是“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以保护极不发达的国内金融业。90年代后对外资银行的政策转变为“放宽业务”吸引其积极进入、“严格监管”制约其不利影响。虽然目前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在审批过程中仍采取谨慎和有步骤开放的方式，但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并促进其业务全面发展，是中国活跃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期间，中国将吸收外资2300—2700亿美元，外资银行将扮演国内银行无可替代的角色。
如果说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关键步骤，人民币实现可兑换则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里程碑。
货币可兑换是指一国货币能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或支付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要求成员国在条件成熟时履行第八条款义务，即要求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并不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对资本的流出、流入不进行限制；经常项目可兑换，是指对国际收支中经常发生的、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外汇收支，包括进出口贸易收支，运输、旅游个人外汇等非贸易收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的外贸、商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对外资一直受严格限制，除了基于保护国内企业利益的理由外，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兑汇的技术性问题对正常的经营运作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长期备受外汇匮乏之苦，为增加外汇收入几乎不惜代价。多少年节衣缩食，到80年代中期，外汇储备不足20亿美元！对外贸易中一度衍生出了“易货”、“三角贸易”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也带起了黑市换汇的全盛时期。90年代后人民币可兑换步伐大大加快，转捩点在于三件事：其一，90年开始实行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其二，96年对外商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其三，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国遂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第八条款义务，从而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比原先承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这一目标，提前整四年。
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质或核心，在于取消了贸易上的外汇限制，以利于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实际上，90年代以来在一些周边国家，人民币早已成为硬通货。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意味着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有能力实行健全的经济政策和参与国际自由贸易的意愿和能力，而不需要依赖于对国际经常项目交易采取外汇限制，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提供新的契机，可以看作这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一个序曲。
金融业在中国尚属幼稚产业，应由政府予以保护。开放是否意味着丧失保护？面对逐渐扩大开放，中国金融界存有深刻的担心。
问题在于，不管愿意与否，金融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当。
从国内市场看，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有力地带动外资流入中国。1993年开始，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但总体上外资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还小，外资未参预的领域还很多。1997年4月，中国宣布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将向世界提供7000亿美元的市场，表明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还很大。
从国际市场看，近几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推出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的计划，以使本国、本地区金融与世界金融环境相适应。世界银行1997年5月份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否准备好，发展中国家都将被卷入正在形成的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
对于中国金融界尤其是银行业来说，国际化竞争已是“兵临城下”，不容徘徊。
银行业：天空飘着朵朵乌云
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到“九五”初，工商、农业、中国、建设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至少占全国银行业的80%，从业人员约180多万，队伍之庞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1994年开始的商业化改革，随着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国有专业银行新的运作模式基本形成。1996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国有银行的自主地位便缓慢地改进起来。1997年取消信贷规模限制，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提供了重要条件。专业银行商业化，实质上是国有金融组织由计划经济的杠杆向市场经济杠杆的职能转换，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典型的商业银行同传统的专业银行相比，最大特点在于：把金融服务和信贷资金当作商品经营，利润是其经营主要目标，全新的内部管理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
然而，从实践看，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障碍重重，步履缓慢。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其功能就能充分发挥，更不意味着困扰中国金融界多年的政策性融资问题的解决。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后，政策性业务藕断丝连，自主经营力不从心。一方面，过去专业银行背下的沉重历史包袱难以下卸，另一方面，资金供给制的惯性仍在起作用。银行似乎一直挨“挤”，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行政手段分配银行资金，通过透支的方式挤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经济学界称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市场经济不让透支，但银行被“挤”的命运并没有结束。虽然“指名贷款”、“现场调度”一类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但含蓄的暗示并不逊其威力，尤其是重点项目贷款，银行只能悉听尊命。银行作为“第二财政”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于一些地区。
国有银行商业化难以逾越的障碍，来自国有企业。
“财政是娘，银行是爹”，这是以往对国有企业依赖性的真实写照。经济改革至80年代中期，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统营，财政不再供应，被娇宠惯了的国有企业一下子失去了“母爱”，从此便百般依赖上“父爱”，银行的“统管”很快变成了“统包”：投资靠银行贷款，生产、经营靠银行贷款，还贷靠银行举债，疲软的国有企业完全躺在了银行身上，基本上是靠银行“输液”维持。银行一“感冒”，企业就“发烧”。最终无可挽救的，还得靠银行去“保安定团结”……当初的“布连裆裤”在一些地方如今已变成了“铁连裆裤”。
向银行伸手要资金对于许多企业是天经地义：“国家的企业不向国家银行要钱，向谁要？！”这一观念流行之后，企业投资需求便膨胀了起来，“敢借、敢花、敢不还”，天塌下来砸银行。银行的不良资产时时都在增加。到1996年，仅国有企业贷款呆、坏账就有1万多亿元，相当于银行自有资产的近三倍。国有银行的资金70%贷给了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风险都转移给了银行。不仅贷款本金沉淀、呆滞、呆帐居高不下，而且企业欠息与日俱增。据保守估计，银行应收贷款利息余额超过1000亿元。企业赖账不还，有些商业银行无可奈何之下便拉着企业上法庭。当然银行有理。然而，官司赢了依然收不回贷款。据法院部门提供资料，借款纠纷案件逐年递增，均为借款方到期不能还款，而所有涉诉信贷资金完全保本终结执行的案件仅占23%。收不回本金终结执行的案件占75%。国家银行的信贷资产就这样从国有企业这一渠道滚滚而去，不断流失。
更有甚者，借转换机制之名逃避银行债务“蔚然成风”。国家于1997年初已确定全国58个城市进行破产试点。然而，不少地区却出现企业“争相破产”现象。东北某省在国家公布破产试点前的半年里，就有200多户企业宣布破产，超过了前十年破产企业的总和。“破产”招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或者先破产后兼并，或者先分立后破产，以实现“大船搁浅，舢舨逃生”。国家确定的破产试验城市之一的武汉，1991—1996年共有近60家企业宣告破产。其中已经法院审理终结的50多户，涉及银行贷款本息6亿多元，银行仅受偿2300多万元，其余95%以上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灭失。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特点，银行是国家的，与地方经济关系不如财政密切，银行权益受损再大，也不会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利益。因而，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在审理破产案过程中，难免受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和观念影响，使企业达到逃废银行债权的目的。
本来贷款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今国有银行却不愿放贷，而将巨额信贷资金转向国债投资。国家让银行包销发行的巨额国库券，银行往往“包而不销”或“多包少销”，将大部分持为己有。原来国库券风险低而利率却与高风险的贷款相差不大，无险厚利且免税经营……令国有银行不寒而栗的是，一旦“复关”，国内不景气企业将大批被淘汰，银行将陷于更加不利的危险境地。
外有外资银行竞争，内有国有企业沉重包袱，中国的银行业真正面临“内忧外患”。而扩大的对外开放，要求中国金融业加快、深化改革。
经历了80年代以来眼花缭乱的扩张期后，国有银行终于进入了以提高效益为主要目的的调整期。国有银行的经营者开始用专业的眼光而不是用政府官员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事业，在管理手段、服务品种、金融创新等各方面进入“全线提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主办银行制度”的推行。所谓“主办银行制度”，是借日本、韩国的成功做法，就是将银行和企业进行一一挂钩，通过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关系。
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主办行制度”能否药救已被销蚀的银企信用关系？未可知。可得而知者，一，经济效益成为经营的主要目标后，迫使银行不得不对企业进行挑选；二，未来几年内银行不良贷款率每年降低2%。这是个硬指标，达不到者，要追究责任；三，中央银行新近作出决定，今后凡是用贷款建设的项目都由商业银行通过公正的咨询公司评估后自主决定，并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四，国家进行的宏观调控，引导银行只能将信贷资金用到最能产生效益的行业、企业。银行已不再有恒歌酣舞的日子，不得不振作起来。
而企业方面，则另有想法。
金融改革已实现“客户选银行、银行选客户”的“自由恋爱”，主办银行制度会不会既套住银行，又套住了企业？如果实施过程发生走样，主办行制度就可能让企业别无选择，势必“穿着新鞋”而走上“拉郎配”的老途，导致企业“吊死在一棵树上”。
再者，按规定一家企业只能有一个主办行，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大中型企业都在多家银行贷款。某省高级法院为执行一宗几十万元判决，到银行查找被告的账户资金。结果发现该公司账号竟有50多个，但这50多个账号里连几十万的清偿资金也没能凑够。另一个例子：一家经营不佳的外贸企业先在农业银行贷款50万元，然后把这笔贷款作为自有资金到工商银行贷款100万。之后将两笔贷款作为自有资金又到建设银行贷款150万元。结果，该企业破产倒闭，几家银行放出的数百万元贷款，收回的仅是一些破办公桌椅和几间不值钱的老式楼房。
这一类例子司空见惯，是中国银企关系的老故事了，说明中国的银企关系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已被严重扭曲，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彻底理顺，并非易事。其实，在推行“主办行”之前，曾在35个城市推广“贷款证”制度，但成效甚微。原因是不少银行不愿在贷款证上将本行信贷状况暴露给同行，以免影响收贷。而企业也不愿将其资产负债状况通过贷款证暴露给银行，以免影响从多家银行申请贷款。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只有各项改革配套实施，国有企业脱胎换骨，不再倒在专业银行吃大锅饭，才能真正重塑银企关系，专业银行才能真正转轨。就是说，只有真正现代企业的出现，才有真正商业银行的出现。
而只有银行真正商业化，中国金融才有一片明朗的天空。
有效监管——走向成熟的前提
中国金融市场是新兴市场，运行尚不成熟。
市场运行不成熟的重要表现是，金融秩序混乱，集资、拆借、贷 款方面，问题仍然严重。东北、西北、华南地区，都出现过非法集资引起请愿、冲突等事件。从银行体系看，由于内部监管薄弱，在利益驱动下违规经营、无序竞争，以及账外业务等等，造成信贷质量降低。如擅自抬高存款利率或运用利息贴现等手段争拉储户，使存贷利差缩小、倒挂，亏损的阴影，便悄悄蒙上银行的时日。近两年银行资金介入股市炒作或违规透支，国家银行的信贷资产流失，又多一渠道。同时，还把资本市场的风险转嫁到货币市场，将股市风险转为信用风险。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约束机制差，管理混乱。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批信托投资公司，高利吸收社会资金，从事高风险投资，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中国的信托投资业畸形发展，到1996年，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超过400家。其资产总额至少达6000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金融资产的10%。严格说，不少地方发展信托业的条件并不具备，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使之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中国虽然不致发生全国性金融风暴，但经过多年来的积累，潜在风险正越来越大。事实上，区域性、部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有，而且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套用一句老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证券、期货市场具有参与者多、涉及面广的特点，在整个金融市场中风险程度最高。尤其是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和社会稳定影响极大。中国股市的疯狂，不禁想起日本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由于日本企业一般都能与银行保持良好的信用关系，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使日本经济得以从“泡沫”中挣脱出来，反看中国，金融体系远较日本脆弱，一方面银企之间的信用已大大销蚀，另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得靠银行支撑。而作为虚拟资产的股票因过度投机，其价格暴涨暴跌的幅度和频率世所罕见，“泡沫化”倾向已十分明显。一旦崩盘，资本市场上的高风险就随时可能直接传递给已经十分脆弱的银行体系，从而触发金融危机。
缺乏监管的违规操作，往往招致灭顶之灾，1995年2月上海“327”国债期货风波便是一例。那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因违规炒卖国债期货，损失达10多亿元，被称为新中国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之一。国内第一家严格按照国际惯例组建的证券巨人——上海万国证券在这场风波中栽倒，国债期货这个在中国最有魅力的金融衍生品种亦被暂停。如果说远一点，与“327”风波几乎同时，具有230多年历史、在全世界管理着270多亿英镑资产的英国巴林银行，因其新加坡分行一名交易员未经批准从事巨额期货投机，遭致10亿多美元的亏损，超出该行8.6亿美元的资产及储备，一天之内便宣告破产。一时间，全球金融市场都为之打颤。同年9月，日本大和银行亦宣称其纽约分行11年来，因参与美国国债投机而遭致11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的股市、期货市场建立至今经历的风风雨雨已使人们感到恶龙兴风作浪的可怕。“327”风波过后，违规操作的恶风并未刹住。1996年中股市活跃起来的特征之一就是机构大户操纵市场，推动了股市投机成份愈来愈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流入股市；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在炒作股票中，或以银行信贷资金，或将用于发展生产的自有资金，甚至挪用募股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各证券公司也普遍向交易大户提供大额融资或透支服务，引致操纵市场。恶性投机愈演愈烈，使股市失去理性。从1996年下半年持续的股市飙升，到1997年5月上海股市的“造市”事件，查处结果，市场真正获利的是机构大户，是那些挪用公款进行恶性炒作的做手。由于窃取监管部门的信息，在股市崩盘前“做手”们早已风卷残云、逃之夭夭，被套住资金的大部分散户投资者则苦不堪言。正因投机在证券市场兴风作浪，而规避风险的功能早被置之一旁，政府的巨手才不得不对其一再进行限制、整顿。
防范金融风险不仅成为目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首要原则，而且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将那些可能从内部摧毁市场成果的各种倾向“提取”出来加以扼制，把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纳入规范的轨道，既是风险防范的手段，又是风险防范的目的。1997年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年”，有几件事，足以表明政府整顿金融乱象的决心：
其一，关闭违规经营而资不抵债的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
其二，对违规利用银行资金开户炒作自己的股票的深圳发展银行等一批违法违规机构及其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其三，采取与法律法规手段相结合的经济手段，以冷却股市，包括发行可转换债券，增加股票发行额度，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等等。
随着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法律法规的出台，金融运行的法制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鉴于中国金融市场尚在发育的初期，投机性较强是其一个重要的特点。如经济政策或措施的变动往往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资本市场对经济消息的敏感性和异常炒作，短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改变。就是说，金融市场的风险能量释放的压力仍在积聚。
看来，中国金融“防风险”尚需不断开辟新途。
治本之道在于拓展、完善市场
看中国金融市场，不能忽视两项指标：一是居民储蓄，二是社会游资。
人们记忆犹新，80年代末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从400亿元增加到5000多亿元，一时被经济学界称作“笼中虎”，担心伤及正在复苏的经济。不想四年后，全国储蓄便突破一万亿，再过两年，又突破两万亿元。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储蓄达4.5万亿元。这个数相当于1996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6倍多。
至于民间游资，其数量往少说，至少八九千亿；往多说两三万亿。根据国外教训，游资充斥社会是造成“泡沫经济”的根源。这种“泡沫”在中国早露端倪，近年来的股市过热实际上就是最大的警号。截至1997年上半年，深沪两市发行股票市值1700多亿元，两市股民注册户数达2500多万户。仅1996年两度减息后，涌入股市的资金就达1500亿上下。游资充斥社会的另一后果是，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活动日趋活跃，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干扰。据有关部门估计，前几年全国民间借贷资金至少有500亿至800亿，1996年总数在1000亿以上。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民间借贷的利率多在30%以上，最高达60%，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故规模扩张迅速，用途亦呈多样化。
自1993年爆出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已先后查处和公开多宗巨额非法集资案，案件主犯无一幸免，一律枪毙。尽管如此，杀头生意仍有人做，而上钩者更层出不穷。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老百姓手中有大量现金，却缺少投资渠道，而给非法金融活动造就了犯罪空间。
多数人把钱存进银行，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尽管多年来往往通货膨胀率高于储蓄利率，但储蓄还是扶摇上升。居民储蓄增多，对于国家，带来一笔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对于银行，却带来巨大的压力。第一，存贷利率差多年来保持仅两个百分点左右，作为唯一的投资中介，银行赚钱空间狭小。况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存款没有贷出去，而利息银行得照付；第二，经营风险与日俱增。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构成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主体。据1996年的资料，国内储蓄近70%来自个人，而其中有90%通过银行集中与分配。在目前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被动地依靠居民存款来满足日益膨胀的企业贷款需求，形成大量坏账、呆账。即以公布的银行不良债权为20%，至少也有8000多亿元不良债权危及居民储蓄。一方面，国有企业造成的呆账、坏账多，贷款监督成本大；另一方面，居民储蓄还在继续增多，银行处于两面夹击之中。企业使银行信贷资金有去无回，银行对储户存款则必须兑付，这里便潜下风险。如何通过其他渠道把一部分储蓄从银行分流出去，已成为减少金融风险的客观需要。
而从企业的角度说，继续以银行作为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已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1996年底的统计，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90%以上，其中又有70%以上负债是国有银行的贷款。90年代以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70%以上投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增长部分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只占20%左右。国有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难以扼止，这可算是举足轻重的因素了。总体上，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就是说，赚的钱不够交银行利息。企业负债越多，越还不起债，也就越不想还债；企业越还不起债，银行就越怕它倒闭，就不得不再注资，以使苟延残喘——有经济学家称之为“赖账机制”。结果，企业被银行债务压弯了腰，而银行则又为企业的欠贷欠息拖累……
问题的症结仍在“市场”本身。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多年，其发育程度仍很低。制约资本市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直接融资渠道少、规模小。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企业直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进行融资，是相对于企业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而言的。据1996年统计，中国的资本运作中，间接融资的额度大体在90%左右，直接融资仅占10%。债券市场虽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直以国债为主，主要用于国家预算。作为直接融资主要工具的股票市场，不仅规模小，而且整个股本结构中不进入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占了75%，社会流通股只占25%左右。流通股的相对短缺使得股市的稳步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社会游资必然使这些有限的流通股价格跌宕起伏，使机构大户易于兴风作浪。虽然市场规模连年扩大，1995年55亿，1996年100亿，1997年达300亿，并且还辅以其它有价证券来分散市场资金，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流通股的增长，反而因新股的发行导致股民数量以乘数放大。股市火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新经济增长点、社会资金没有出路的反映。无论是居民散户，还是机构大户，过度投机使得股市经常笼罩着“雨云”。
在股市规范化发展和培育中，金融需要创造更多、更好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和作为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社会公众，得到滋养。
投资基金扮演起重要角色。
投资基金在美国称为共同基金，在英国称为信托基金，在日本称为单位信托。中国真正引进这一新的融资工具，始于90年代初。到1996年底，全国已建立80多种基金，其中大部分已上市。由于发行成本低，发行程序简单，而且已上市的投资基金业绩较好，因此各地都争相设立基金。最多时约有200多个基金等待批准成立，涉及资金约300多亿元。尽管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但建立并完善投资基金的重要意义已形成自上而下的共识。庞大的居民储蓄和社会游资经由这一完全不同的媒介，与资本市场连通起来。既稳定股票市场，又缓解了银行的储蓄压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企业严重依赖于外部资金的现状，提高企业投资的内源融资率。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化升级的重要时期，标志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开始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角。资本市场一方面在规范化中不断挤出市场“泡沫”成分，另一方面扩容步伐有所加快，将新扩容部分向重点企业、支柱行业的倾斜。1997年股票发行重点支持国家确定的1000家国有重点企业、120家企业集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以及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及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单位规模也明显扩大。债券市场品种单一的局面也在酝酿着改变。拟定发行基础设施企业债券，将吸引私人资本投向基础设施项目，以弥补引入外资时当地配套资金的不足，同时减轻过于依赖商业银行系统间接融资的弊病。中央银行不久前宣布，国家计划部门将扩大债券的融资量，由企业直接发行债券扩充资金。现有的50多家国有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将被允许在社会上发行金融债券，筹集企业长期建设资金。
从基金市场看，为更好引导私人资金的投向，正在研究制定的包括产业投资基金政策在内的多项法规，有望1997年内全部出台。国家已着手发展一批专对实业项目的投资基金，选择若干城市进行投资基金运营试点，规模逐步扩大。“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基金的发展方向是以“开放式”基金为主，严格控制“封闭式”基金的上市规模。再往后，中国将建立投资基金的托管制度，以使投资者利益确保无虞。
扩大和完善市场，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化，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联度。一向较为沉闷的资本市场，现在似已露出了一道霞光。
步步为营，稳步走向国际化
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260亿美元。这是中国金融市场最坚实的基础。外界普遍相信，中国以其实力提前四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也可以将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时间大大提前。
126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抵挡世界金融风暴的万里长城？虽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主要涉及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作为货币的一道“闸门”，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强大的国内经济基础直接关联的，并不是单纯由外汇储备的多寡可以决定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提供的报告，一个国家的外汇体制改革、货币自由兑换，首先必须考虑是否具备：一，合理的汇率，二，借贷能力——足够的国际支付能力，三，健全的国内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四，承受冲击和作出反应的能力等四个条件。比照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仍很低，包括拆借市场、国债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在内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欠规范、欠发达，并未达至这些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外汇市场尚未形成浮动的汇率机制，商业银行的资产素质还有待改善。此外，通货膨胀压力尚存，金融服务跟不上社会需要。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表示不宜过早、过大地开放资本市场，有东南亚前车，可以为鉴。
对于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归咎于索罗斯为代表的外国投机商的攻击，马来西亚则将其说成是西方的政治阴谋。但是，经济学家可不完全这么认为。国际经济界为泰国把脉，“体质性病因”至少有：一，宏观失控，经济过热；二，货币政策不切实际；三，金融自由化步伐过快。从1992年起，泰国率先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敞开大门的泰国金融很快结出两个恶果：其一，经常项目赤字过大，逆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那一年不过为7.8%。其二，短期外债过大：据统计，泰国各银行的海外借贷总额已逾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因大量低息美元贷款而腰包鼓鼓的银行业，开始向盲目发展的房地产业投下占总数30%的贷款，呆账、坏账由此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泰国各银行呆账总额达300多亿美元，其中一半是由房地产业造成。至此，泰国金融机体已元气大伤，再加以宏观经济底气不足，最终面对索罗斯们呼风唤雨而毫无抵抗能力。
中国和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有诸多相同教训。如房地产过热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金融机构占压在房地产的信贷资金达1000亿元以上，空置的地产和房地产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消化，一些金融机构已因此造成资金流转艰难。中国金融之所以整体上运行正常，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国内经济发展风调雨顺，宏观调控政策得当；二是资本市场尚未开放，金融系统相对封闭，利用外资政策向长期资本倾斜，国际短期资本活动空间毕竟有限。
但必须看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金融对外开放已成为趋势。从较大的范围看，有两曘必须予以关注：其一，如何权衡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得失，虽仍在争议，不过，强调“利大于弊”者显然占了上风。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衍生工具风险造成的重大损失频频出现，但各国看来并不愿倒退回严厉的金融管制时代。其二，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满足于大批会员国加快接受第八条业务，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推动开放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并以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鼓励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从较小的范围看，亦有两点必须予以注意：其一，中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业的互接互补，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较高水平，国际金融风险必然影响中国。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加速了境外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步伐，其中以股票市场外资渗入最为明显。其二，“香港因素”：作为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举足轻重的新兴市场，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之高，资本进出总量之大，港币未必能永久独善其身；作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窗口”，必然成为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最好的“跳板”，想必国际热钱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益则益也，害则害也，在未来中国金融生活中，“香港因素”将产生重要作用。
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仍表现出对外资的强烈需求，至少在五年内看不到这种需求消失的迹象；同时，80年代以来吸引外资的各种条件依然存在。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1979年至1996年，累计流入中国的各种形式外资已达3200多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000亿美元，占64%，外债1200亿美元，长期外债占88%。引进外资的数量与结构被认为是较为合理的。“九五”期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1.5万亿元，仅国有企业改革就需8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要靠引进外资，包括在股票市场上的融资。扩大国际股票融资规模，既关系利用外资，又涉及金融自由化潮流。在国际资本市场，证券融资已占融资总额的80%。
国际上频繁发生的金融风波并不会让中国因噎废食，减缓金融开放的步伐。按规划，“九五”期间，在建立起金融的调控、组织、市场、监管和服务五大体系的同时，将初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各类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目前，已初步确立了资本市场的全国监管架构和法规体系。自1996年6月颁布《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并批准成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后，1997年将出台并实施《中外合资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
虽然目前尚未制订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但有关方面已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着手研究。已确定的人民币可兑换的实际进程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部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国内部分可兑换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化同时并存。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人民币最终将国际化是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不仅要实现外汇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而且还要加快最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成为国际支付或储藏手段。
在“积极稳妥”的原则下，中国金融走向国际化正长风丽日，步步为营……
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之一，是实现“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就是通过金融手段，避免了宏观经济“大起大落”，克服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成功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目标。这是90年代对于80年代的进步，表明中国政府在领导和调控市场经济方面水平明显提高。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中国经济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
保持金融晴朗的天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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