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与失落——20世纪初中、日文学的性爱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文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间本无天堂，只因人生有种种不幸与烦忧，人们才有天堂的幻想。性爱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只因现实中有种种不自由、不如意，理想的性爱才高远如天堂。文学是美丽的幻想，因而性爱也就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第一首歌是劳动的号子还是性爱的欢歌抑或别的什么，已难以考察，但中国第一部诗集的开篇之作《关雎》，却无论道学家怎样曲解，也无法改变它作为情歌的本来面目。无可否认，性爱题材在中、日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但由于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对人性与个性的压抑与扭曲，这一题材并未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爱的歌吟相当微弱，而且夹杂着一些嘈杂的不和谐音。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才大张旗鼓地向性爱天堂攀登，展现了别开生面的景观。
一、攀登中的悲欢
1892年，北村透谷的《厌世诗人与女性》开篇就说：“恋爱是人生之秘密钥匙。先有恋爱而后才有人生。”恋爱这种人生自然的事情却要诗人慷慨激昂地为之正名，这只能说明传统文化有反自然的缺陷。好在一个新的时代来监，虽然北村透谷本人不幸华年早逝，未能在性爱的伊甸园里一展歌喉，但他把恋爱这把人生的钥匙从封建牢头手里夺了过来，将大门打开，引出一片自由的欢歌。如果说岛崎藤村的《嫩菜集》还有嫌嫩弱的话，那么与谢野晶子的《乱发》则显示出成熟的新女性勇于追求爱情的泼辣风度。日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语》里的女性，在恋爱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角色，期待着男性的选择、进攻，而自身既没有选择的自由，也没有进攻的勇气。而到了近代文学中，诸如《乱发》的抒情主人公、《新生》里的节子、《一个女人》里的叶子等，都一反传统的被动角色，主动、勇敢、执着地追求自己之所爱。从性心理的觉醒到初恋的清纯，再到青春恋的热烈乃至黄昏恋的执着，都得到肯定性的表现。
日本古典文学中性爱题材的主动角色，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浮浪子弟，女性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偶，性爱不过是强权与自然本能生下的畸形儿。到了近代文学，才以严正的态度将性爱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建立在个性意志的基础之上。近代化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自由性爱要承受种种压力，只有个性意志顽强者才能获得幸福。《信使》（森鸥外）的女主人公伊伊达小姐既对家里订下的未婚夫没有热情，又对那个惹她同情的孤儿小羊倌儿唤不起爱情，于是“逃”进宫当了女官，赢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由。伊伊达还没有获得幸福，但她勇于同家庭对抗，同习俗对抗，勇于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比奴性服从要接近幸福，《恋爱病患者》（菊池宽）的女主人公久美子因父亲反对她与山崎交往而私奔，同住旅馆，被守旧的馆主报告警察局，家里去人领回。父亲认为恋爱不过是一种热病，家长有责任决定已成人的儿女的婚事，以免他们被“热病”所害。家里有专制的父亲，社会上有干涉个人私生活的馆主与警察局，久美子终于被困在家里唉乃长叹，菊池宽并未停止于表现因袭势力的强大这一方面，他后来做了一个续篇《兄的场合》，表现了个性意志胜利的一面。在这个续篇里，父亲对几年前自己在久美子婚事上的专断有了悔意，这回他虽然仍不赞成儿子与一妓女的恋情，但他汲取了教训，不再干涉儿子的婚事。因为他终于觉悟了：“真个恋爱也许是病，但人没有这种病便不能尝到无我梦中的幸福。蛮横无理把它医好了，反倒会使人永远对这幸福不能断念。”性爱的实现，有时不仅要冲破家庭专制的樊篱，而且要撕破友情的面纱，因为性爱的排他性要个人独享胜利成果。《后来的事》（夏目漱石）的主人公代助先前以朋友的“信义”压倒了“自然”（生命意志），把意中人三千代介绍给好友做妻，但他后来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最终“自然”战胜“信义”，“夺”回了心中割舍不去的情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与《后来的事》有相似之处，大宫与朋友野岛都爱上了杉子姑娘，大宫发现杉子倾向于他，为了成全野岛，他远渡重洋去法国求学。但杉子不似三千代那般软弱，她毅然拒绝了野岛的求婚，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宫。大宫终于认同了《后来的事》里代助的那句话：“对自然的信义比对朋友的信义要好。”爱情战胜了友情。
然而，性爱的成功与否，有着诸多制约因素。田山花袋的《棉被》表现了相互交织的双重悲剧。一重是芳子与田中的恋爱悲剧，两颗年轻的心相遇，迸发出爱情的火花，遂有旅途中春意缱绻之夜，于是田中弃学来京同芳子共谋生活，但由于文学家竹中时雄从中作梗，私情为芳子父亲所知，这位专制家长表面上说要两人分开三年是为了他们的前程，其实骨子里是不肯放任年轻人自由恋爱。田中与芳子刚刚萌生的个性意识还敌不住家庭专制的压迫，只好听凭芳子父亲把已显露出文学才华的女儿带回闭塞的乡间。另一重是竹中时雄的性格悲剧。他厌倦于不能与他心灵沟通的妻子与没有半片涟漪的单调乏味的生活，正在这时来了年轻美丽的女弟子芳子。19岁少女的青春魅力使他感到二度青春的萌动，感到心底憋闷过久的爱的风暴一遇机会就会夺围而出。他爱得发狂，但他还不敢，或者说芳子没有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芳子只是把他视为先生来尊重，他眼里所见的妩媚并非有意的亲昵以至撩拨，而是少女在尊者面前女儿情态的自然流露。当芳子的心被年轻的学生田中所吸引，竹中时雄的恋爱幻想破灭的时候，他遂把失望的幻灭与强烈嫉妒化为变态的报复，在精神上折磨芳子，逼迫芳子道出隐私，又使出杀手锏，请来芳子父亲，“借刀杀人”。芳子的青春之恋是被他拆散了，他品尝了报复的快意。但与此同时，芳子的离去也使他失掉了可以慰藉枯燥心灵的美丽幻影，他只能趁着芳子行李尚未运走时狂嗅芳子棉被上的“遗泽”，还有情不自禁的哭泣。“室中昏暗，窗外风怒吹着。”小说结尾的这句描写象征着什么呢？是以芳子的悲忿来斥责时雄“昏暗”的心理，还是时雄谴责自己生命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的卑污？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此外还有更多的寓指与预示。
《棉被》问世于1907年。此前近代叙事文学中还少有刻划得如此完整、细腻的人物形象，而且性心理表现得如此大胆、露骨，文坛为之耳目一新，道学家则群起攻之。岛村抱月为《棉被》辩护道：“这部小说是赤裸裸地大胆揭露个人肉欲的忏悔录。……自然派的作品，从不加掩饰地描写美丑，进一步偏向专门描写丑恶，它的这一特点已被这篇小说充分印证了。虽说是丑，却是人难以克制的野性的声音。作者在书里拿理性跟野性互相对照，把自觉的现代性格的典型向大众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到了令人不敢正视的地步。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生命，也就是它的价值。”①即使是在这样的辩护文章中也不得已使用通常使用的“丑”一词，足见当时性爱表现的艰难。
“人的解放”之初，封建卫道士还自以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虎视眈眈地盯着新文学寻找反扑的机会，大胆的性爱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进攻的靶子。中国现代文坛上也发生过“《沉沦》风波”与“《蕙的风》风波”等现象。1921年10月出版的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入《沉沦》、《南迁》与《银灰色的死》等三个短篇，最有代表性的是《沉沦》。主人公幼年失怙，家境贫寒，形成了极为敏感的心理特征。后来靠兄长资助赴日留学，因兄弟志趣不相投，终至绝交，经济失去后援，生活陷于困境。更使他难堪的是他旺盛的青春活力亟须异性朋友乃至伴侣，而作为一个弱国子民、一个穷留学生，竟没有一个异性向他表示好感，甚至他那敏感的心灵感受到的处处都是轻蔑。于是他沉湎于自慰之中，陶醉于窥浴的快感，当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到达快乐的峰巅时，他终于登上了有侍女陪宿的酒楼，在那散发着奇怪香气的红绸被里过了一夜。他所要求的是异性的爱情，而酒楼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不要说爱情，就是本能是否得到满足都已被酒醉所遗忘，他所获得的只是道德上的耻辱与信念上的绝望，于是他向大海深处走去。这是青春性苦闷与时代苦闷的大喷发，出于当时的道德的考虑，作者在作品中还对性苦闷的宣泄加以道德抑制，譬如自慰后的严酷自责（据现代医学、性学研究表明，适度的自慰不失为缓解身心紧张、增进健康的办法，至少有一派这样认为）、出妓楼后的蹈海自杀等。但即便如此，在受到广大青年称许的同时，也招来了卫道士的一片斥骂声。周作人征引美国莫台耳(Mordell)的观点为《沉沦》辩护，认为《沉沦》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②。郭沫若在40年代谈到郁达夫时也称赞“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③。
五四文坛最早唱出爱情之歌的是鲁迅，他的《爱之神》与《狂人日记》在同期《新青年》上推出，这仿佛意味着新文学在扫荡“吃人”宴席的同时就要谋求“人”的生活，而人生就不能没有爱神相伴。爱神来了，一箭将“我”射中，可“我”竟不知应该爱谁。爱神有些发急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④这首爱情诗仿佛北村透谷的《厌世诗人与女性》一样在做论证，证明爱情的价值甚至高过生命。这也难怪，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何曾有过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是做爱情诗而无须愧色的呢？就鲁迅个人而言。他那慈祥的母亲替他娶了一位他终生不爱的妻子，那时鲁迅哪里知道去爱谁呢，后来如果不是大胆、泼辣的许广平“打”上门来，让他明白无须“陪着做一世牺牲”⑤，恐怕他要终生熬煎在不知爱谁的苦水之中。夜色既已退去，曙色愈益明亮，诗坛上渐渐有了明朗、欢快、热烈、大胆的情诗，诸如刘大白的《爱》、《邮吻》，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郭沫若的《瓶》，“湖畔”诗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清新之作等，从而结束了“中国缺少情诗，……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⑥的历史。
抗争在性爱题材中占有重要比重。有对整个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的抗争，如鲁迅的《随感录四十》，“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更多的是具体情境中对家庭专制的抗争：《终身大事》（胡适）里的田女士终于坐上陈先生的汽车一道走了。《隔绝》（冯沅君）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受到专制家长的“拗折”，她被幽禁在小屋里，但她决不屈服父母之命去同土财主的儿子结婚，而要设法逃出牢笼，去度自由的人生。在《隔绝之后》这个续篇中，女主人公因母亲闹胃病，合家不眠，失去了逃走的机会。“不得自由毋宁死”，她服毒自杀，以死抗婚。男主人公赶来，亦同赴瑶池，谱写了一曲抗婚的悲歌。田汉的《获虎之夜》也是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女主人公惨遭毒打，男主人公先误中土枪，后自杀殉情。五四文学中的爱情悲剧多数是像这样，个性觉醒的青年同家庭专制构成一对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最后由于专制力量过强而新生力量宁折不弯导致了悲剧结局。而日本近代文学虽然也有这样的社会悲剧，但还有一些中国很少见的性格悲剧，即像《乡村教师》、《秋》与《第一世界》等那样，由于主人公生命意志对道德意志屈从、个人主义的利己对人道主义的利他退让造成的悲剧。这一差异一则表现出中国文坛缺少日本的那种比较超越的文化态度，二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中因袭的力量更大，自由性爱的实现更为艰难。
正由于后一缘故，中国性爱题材中忧郁、感伤的情调颇浓。小说园地，郁达夫的自不必说，庐隐的也显而易见，像陈翔鹤的《西风吹到了枕边》这样的淡淡的感伤，新文学中比比皆是。诗歌领域，只有郭沫若、徐志摩等少数诗人例外，而大多数诗人，诸如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人和冯至、闻一多、朱湘等的作品里都浸透了苦涩。闻一多的《红豆·四十一》唱道：|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豆子都是红色的，|味道却不同了。|辣的先让礼教尝尝！|苦的我们分着囫囵地吞下。|酸的酸得像梅子一般，|不妨细嚼着止止我们的渴。|甜的呢！|啊！甜的红豆都分给邻家作种子罢！⑦
这仿佛是五四文学性爱题材的一个写照。
二、歧路上的彷徨
在世间所有的爱里面，性爱最为复杂。它应是灵与肉的交融，但也可能只有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深深依恋，或者只有生命本能（性欲、占有欲）宣泄的满足；它应是生命意志与道德意志的和谐，但往往二者之间有着理不清的纠葛。
风流倜傥的戏院名优藤十郎（菊池宽《藤十郎的恋》），一向以成功地扮演走坊串院的浪荡子闻名，而今接了一个有夫之妇的情夫角色，一时苦于找不到感觉。当他在茶室隔壁沉思时，恰好茶室女主人梶娘进来，他便向梶娘倾诉二十年来藏在心里的爱慕梶娘的隐衷。梶娘始而脸红、俯首，继而身体微颤，轻轻半抬起脸，眸子火也似地发亮。藤十郎此前确实较多有意体验偷情的因素，见到梶娘如此动情，他也禁不住真地唤起了少年学艺时对梶娘的倾慕，感受到偷情的强烈欲念及其恐惧与不安，他的眼睛也亮得如刀口一般。梶娘哭泣起来，听到藤十郎的激将言辞便抬眼盯问：“刚才所说的一切话，可是都出于本心？”当得到确认之后，她便有了失魂似的觉悟，毅然将旁边的绢灯吹灭。她浑身震颤、期待衷情者的迫近。藤十郎双足微颤，向梶娘走去，然而却擦身而过，走出室外。梶娘自杀身亡，但她完成了自己的诚实的人格。藤十郎在戏台上又一次大获成功，但他在生活中却彻底失败了。他把人生当游戏，将女性如此不负责任地当作戏剧体验的对象，把对方感情引到峰巅，然后又将其推下深谷，扮演了一个可憎的荡子角色。作家在作品中没有明显的倾向，只是将这一扭曲的性格活生生地表现出来，褒贬臧否，任由的读者（观众）选择。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十分清楚，他是要塑造一个歧路彷徨者给近、现代化的转型期提供一个此路不通的鉴镜。
然而，岛崎藤村的《新生》却要复杂得多。叔侄相恋，有违人伦，本人有过如此经历的作家将其审美对象化，是要借此舒解道德压抑的积郁，还是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抑或为了探讨生命意志与道德意志的关系？无论创作动机如何，只要展读这部长篇，就得担起一份难以放下的沉重。主人公岸本是一位作家。他年轻时曾有过倾心相恋的情人，但终因自己家贫、门不当户不对，眼看着情人被父母所迫另嫁他人，可怜她积郁成病，婚后年余便不幸病逝。如此惨变给岸本心灵留下了严重创伤，由此感悟到爱之无奈与无谓。经人介绍，他娶园子为妻，无意中发现园子原来的情人的来信，便心存芥蒂。尽管后来园子产后大流血辞世之前向丈夫剖白心迹，但岸本的爱情幻灭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侄女节子前来帮助他照料生活，二人性情相合，且几年相濡以沫，不知何时逾出人伦界限。21岁那年，节子告诉42岁的叔叔，她已有了身孕。岸本感到了恐惧与对兄长的惶愧，为逃避突变与道德谴责，他将节子与几个孩子做了安排，便匆匆出国。居法三年，开始岸本不与节子联系，试图冷淡双方的感情，但节子始终不渝地寄信剖白心地。回国后岸本想再婚，也帮助节子成家，以了结这桩不伦之恋。但节子以“低气压”抗拒，惹起岸本同情与怜爱，旧情复萌且更烈。兄长义雄要割断这段情缘，请岸本劝节子出嫁，岸本不肯。他一面承受着道德的压力，另一面听任感情自然发展，道德意志与生命意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令其片刻不得安宁，于是他在征得节子认同之后以忏悔的文学形式向社会公布了这一隐私，剖白自己的心迹。义雄大怒，与岸本绝交，并将节子带往远方。这的确是不该发生的恋情，因为血亲通婚早已因其妨碍人类的健康繁衍而被否定，生活中若有此类事情发生定被“道德法庭”所不容。但岸本与节子这对叔侄之间却发生了这不该发生的不伦之恋，暂时抛开血缘关系不论，他们确实有感情发生的基础。岸本已届中年，性格与创作都进入了成熟期，节子15岁来到叔叔家，豆蔻年华正是容易崇拜中年男性的时节；岸本需要照顾，节子善于体贴，天长日久，共同的生活、几乎无距离的空间，极易使异性走到一起；最重要的是岸本初恋失败之后，感情生活一直是个空白，而节子与他性情相投，正是初恋对象最适宜的取代者。有了如此成熟的条件，爱情的发生就势不可免了。这也是为何后来拼命压抑而无法泯灭的原因所在。这就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构成了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从人类文明（而不是通常自由恋爱所面对的封建道德）来说必须予以取缔，另一方面从两个理性人的生命意志来说，这是最佳选择，幸福之路舍此而无他。作家岛崎藤村把生活中的两难选择通过艺术交给了读者，其意义就已超出了热恋中的当事人的范围，也超出了不伦之恋题材本身，他给人们提出了殊难回答的问题：当生命意志与道德意志发生冲突，而道德意志又并非代表腐朽、愚昧时，生命意志又该如何贯彻呢？这恐怕是这部小说问世之初直到现在乃至将来都很难解决的问题。岸本与节子之恋毕竟是少有的个案，他们的痛苦与烦忧是人类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现实生活中，当与生命意志为难的道德意志既非封建道德又非乱伦禁忌之类时，人们又该怎样办呢？那时人们所承受的痛苦与烦忧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代价吗？
《草丛中》（藏原伸二）的主人公也患了忧郁症。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哥新婚后两个多月即出海远航，嫂子俘虏了已迷恋上她肉感魅力的弟弟，二人出奔，夜或昼间过着迷狂痴醉的肉欲生活。哥哥登报觅妻与弟。为弟者甚惧，理发，换帽，搬家，忧郁症竟至疑神疑鬼，片刻不得安宁。哥哥终于找上门来，杀妻复仇然后自杀。嫂弟二人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基础，有的只是本能的冲动、肉欲的满足，这也不能不叫性爱，只是层次较低而已，所以一旦感到道德的迫力，就脆弱得几近神经崩溃。日本近代文学中有相当数量这样的作品，品味不高，对古典作品超越性不大，只是表露出近代文学对肉欲的大胆表现而已。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除了表现性享乐主义者的放荡不羁之外，还描写了男性的受虐狂──给女性当马骑，挨殴打，借此获得快感、激发感情。这种变态性爱的描写揭开了现实生活的一个隐秘角落，对于人自身的全面体认不无价值。另外，对于变态人格的刻划，其实隐含了作者对病态性格的文化批判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变态描写，最突出的是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心理变态，将在异性寻不到的快感向同性去寻，或用女人用过的针扎自家面颊再用从女人手里要来的手帕擦下那血珠，来享受病态的快意。不过，郁达夫的性变态描写与谷崎润一郎的相比，一是背景较大，景深长，不是单纯的性格展示，而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性格刻划；二是暴露程度较小，写到于质夫的同性恋，至多不过是手拉手时身上如同电流一样的神秘感觉，《秋柳》里的于质夫在妓院留宿，也只写到并不“侵犯”肉体的“把她爱抚了一回”，并无恣意的行为及其放诞的描写。更多的变态是性爱受挫所致的心理变态。郭沫若笔下的叶罗提（《叶罗提之墓》）与堂嫂从少年起便保持着清纯的精神之恋，终于堂嫂答应了叶罗提吻手的请求，终于紧紧拥抱了，但也仅此而已。堂嫂不幸产褥热而逝，叶罗提悲痛欲绝，将嫂嫂所赠的顶针含在口中玩味，结果睡中咽下，两天不到即被堂嫂的纤纤玉手牵引而去。这种将物代人的“恋物癖”描写丝毫不见卑污，反倒如汩汩山泉，清澈感人。叶灵凤的小说《女娲氏之遗孽》，男女主人公也是相差10岁上下，女性是有夫之妇，男性莓箴是学生青年；但他们要比堂嫂与叶罗提勇敢得多，瞒天过海，饱尝了婚外恋的禁果。但她一面暗渡陈仓，一面又要维持既定格局，一面吸吮着爱情的甘露，一面眼看着情人因为不能完全拥有她而苦恼。尤其当私情败露后丈夫表示不与她为难时，她却仍旧过着心灵分裂的生活。她是一个性爱的热烈追求者，也是一个心灵不甚成熟、不能够完全自立的人。她心情起伏波动很大，有时很宁静有时又很悲哀，时而要自杀，时而又甘于忍辱偷生，她本已走上了追求性爱幸福的道路，却左右摇摆，犹豫不定，正可以代表一部分在恋爱痛苦中抗争不彻底的女性。令人慨叹的是，莓箴也是个歧路彷徨者，最后他竟劝女主人公好生与丈夫相处，而他一走了之。
也许由于创造社发起、成立于日本，创造社的早期成员多为留日学生，因此其创作所受日本影响的痕迹也最为明显，尤其是歧路彷徨的主题，其中，张资平最热衷于性享乐的描写，那种忽略社会色彩的写法颇得日本真传。但日本文化探询较广、较深，而张资平作品的文化层次较低。他也写了一部表现叔侄之恋的小说《梅岭之春》，与《新生》连情节也有相似之处。但若细加比较，便可看出张资平小说的浅薄。《新生》里的岸本有痛切的初恋创伤、而且妻子去世多年，他才与感情相投的侄女产生了恋情。而《梅岭之春》则不然，叔母健在时叔父就对侄女保瑛有非礼举动，保瑛非但不气忿，反而对叔母的笑声感到了强烈的妒意。她感到了一种犯乱伦之罪的冲动，一度想走，但终因舍不得叔父而继续留下。仿佛是为了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叔母不知何因而死。刚过两个月，叔父就借口送衣诱惑保瑛，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不伦之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出于生命本能的冲动，而不似岸本与节子那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岸本曾有过逃避道德谴责而出国的经历，但他后来总是为节子着想，表明他之所爱决不是为了单纯的本能满足，生命意志已浸入了个人主义的责任感与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张资平笔下的叔父则一直不肯负责任，总是一味地恐惧、退避。如前所述，岸本与节子之恋以其难解的二律背反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量，而张资平的《梅岭之春》让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单纯的本能倾向、肤浅的人物造形。这不是启人深思的歧路彷徨，而是引人浅薄的邪路徜徉。
三、天堂里的迷惘
人们一旦觉醒，谁都想攀上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这一性爱的天堂。可长路漫漫，关山重重，有人刚刚起步就不幸夭折，有人已至天堂门前却颓然倒下，真正能迈进天堂大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然而，进了天堂，人们才发现，这里并没有神话般的境界。
住在河边温泉场别墅的绪方新树夫妻（尾崎士郎《河蛙》）被卿卿我我甜腻得疲乏到极点了，他们从彼此的生活中能吸取的东西，仿佛全吸尽了，爱与憎在他们不剩有任何的新鲜味。于是他们躺在床上设计更新生活、打破倦怠的良策：抛弃对方，另寻新欢。未待实行，妻子便对这种计划实施的后果恐惧得大哭起来。丈夫厌烦得外出沿着小溪散步。交配期的蛙鸣与其一对一对紧相吸着流向下游的姿态，唤起了他生动的性欲，他想象自己也像青蛙一样抱着妻子悠然流去，顿时情绪好了起来。靠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来调解恋爱生活，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思路，但在现实纷扰、紧张忙碌的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有一个养心静气的温泉别墅，又有闲暇去观察蛙类交配的场面？《河蛙》的构图实在是浪漫而又飘渺。
国木田独步的《夫妇》男女主人公七年前自由恋爱结婚，而今相处于“冷的平和”之中，那是“溪间或湖中湛着雪融的冰水一碧如镜似的平和”，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与无法言传的悲哀。他们靠回想恋爱时的快乐时光来冲洗冷漠的阴影，但很快又为不能再现当时的高潮而怅惘。绝望之后又有希望复燃，他们终于反省到时间在流逝，爱河怎么会有同样的波纹，对婚后不要抱热恋时的期待，彼此增强发展夫妇情谊的责任感，这是他们痛苦之后的悟道，也是作者为医治婚后冷漠开出的处方。
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中的叶子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体验到“不可思议的觉醒”的新女性。她大胆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不顾母亲的断然反对，与记者兼诗人木部秘密结婚。婚后受不了木部想把妻子拴在家里的封建意识管束，毅然出走。母亲临终前，叶子被迫接受了与木村的婚约。但在赴美与木村成婚的旅途中，她的生命热情与轮船事务长仓地的粗犷生命力胶结在一起，未在美登陆而返回日本，与抛弃发妻的仓地耽于肉欲狂欢的享乐之中。绯闻被报界披露，仓地失业，后来沦为出卖海图的叛国者。经济拮据，使叶子不得不向远在美国的未婚夫木村张口要钱。可这也使她那因肉欲满足而抛在一边的良心复苏，时而感到愧对木村。失业与铤而走险使得仓地难以保持旅途初识叶子时的高度情热，何况速爱速厌正是这类生命力异常旺盛的男性的特征，痴情的叶子在受到良心责备时加倍向仓地索取性爱本能的满足，但她失望的阴影越来越浓。她的不满、焦虑化为嫉妒之火，烧向她的假想敌──她的同胞妹妹照子，她歇斯底里地折磨照子，直至置之死地。良心谴责、妒火中烧加之因纵欲而染的疾病的三重折磨使她卧床不起，她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人，一旦自以为已失去了爱，生命之火便彻底熄灭。叶子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性爱的至境，按说没有错。但个性贯彻到底，若不顾及他人，有时难免伤人，只要良心未泯，就要承受良心的折磨；性爱至境何在，如果仓地不失业，她与仓地会白头偕老吗？如果她不是生了难愈之病，而是健康如初，动如脱兔，她不会去寻觅、发现新的仓地吗？爱情并不就是人生的一切，而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爱情也永远没有极境，追求最完美，只会疲于奔命，最后力竭而亡。叶子的矛盾其实也是有岛武郎的矛盾，所以他才说他在这部作品中“喊出了自己生的苦痛”。有岛武郎性情温和，极重家庭责任，但他心底不时翻滚着追求新生活的激浪，他把心底的火山放在作品中去喷发，塑造了一系列粗犷、激烈的人物，叶子便是其中之一。叶子悲剧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性爱天堂的至境永远无法企及，这不仅是叶子个人的悲哀，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这一线索的推进，使《一个女人》成为一部可以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五四文坛性爱天堂的探寻远没有如此超越。中国封建礼教的压迫较之日本要大得多，而中国启蒙的起步又比日本迟，所以中国性爱题材最多是同封建家庭专制的抗争。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日本文坛多谈自由恋爱，而中国文坛多谈自主婚姻。激进青年反抗包办婚姻，或与情人私奔，或抛下包办来的发妻，另去自由地寻找一个婚姻对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婚姻能自主就心满意足了，没有想到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家庭还会有什么问题。郭沫若的小说《残春》里的主人公在梦中对女护士有了非份之想，醒来都要自谴，并且忙不迭地回家向自由恋爱的妻子检讨自己的荒唐。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里面，抒情主人公以有妇之夫之身，向姑娘大胆剖白心迹，连他自己都要给自己壮胆打气：“我爱兰也爱蔷薇／我爱诗也爱图画／我如今又爱了梅花／我于心有何惧怕？”⑧
当时只有极少思想敏锐者才触及到自由恋爱成功之后的问题。鲁迅的《伤逝》是最突出的代表。涓生与子君曾以怎样的勇敢与果决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爱巢。但不久便有了巢覆卵破的悲剧。原因何在？强大的礼教势力、社会没有给女性提供独立谋生的条件等等只是外部条件，那么有没有主人公自身的问题呢？有，这就是他们恋爱理想的空泛性与单纯性：从前，他们不知道爱要有所附丽才能存在，生活才是第一要着；也不知道爱要时时更新才能保持，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勇敢追求来的爱会毁于自己手中；也不知道爱不仅要索取而且还要付出，利己要兼顾利他，既然打算比翼齐飞，就要勇敢地承担起互助的义务。然而，子君也许至死也未懂得，只晓得涓生不再爱她，而失去了爱生命便失去了价值，涓生也没有全懂，他是震惊于子君的无声无息地死去的惨剧才那样痛悔，如果子君恰巧有幸存活在人间，他还会有那样痛楚的悔恨吗？《伤逝》的成功使五四文学在性爱天堂探寻的第二阶段没有留下空白，整个文坛的觉悟则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新时期才接上先驱者的遗绪。
注释：
①转引自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东京厚文社1954年版。
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③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4月。
④鲁迅：《爱之神》，《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年5月15日。
⑤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15日初版，第4页。
⑦闻一多：《红烛》，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⑧郭沫若：《瓶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