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的元问题及可能的形而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运思档案学的自身问题，讨论一种可能的档案哲学是本文的研究设想。由于该研究为较宏观的学论研究，故研究方案上突出以问题或案例为点，以问题之间反映的学科内在逻辑为线，以某方面理论乃至学科的整体面貌为面，力求扎实、丰富。在具体的研究路线上，全文共五章，分别为绪论、学科困境、历史与逻辑、回到现象和“档案是什么”，每章的核心思想分别为“档案学研究的一种选择”、“档案学的贫乏”、“档案学的权衡”、“档案学的视野”和“档案学的规范”，最后以“档案学的自律”作为对全文的概括。
一、档案学研究的一种选择
档案学的健康发展与不断完善，是每一位研究者的期望。这个期望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是，学术研究必须行进在科学把握学科“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轨道之上。这条轨道所处的学术领域便是学科自身问题研究，即元问题研究。档案学的元问题包括学科的性质与对象、结构与功能、进化与发展以及学术共同体、学科际沟通、学术评价等相关问题，集中体现为对“档案学是什么”的全面解释。“档案学是什么”的存在之根是“档案是什么”。检视思路会觉察到，我们在本体论层面上又前进了一步，已经开始思考关于档案学至根本的哲学问题了。坚持规范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档案哲学，在“档案是什么”及其衍生问题上解决了档案学的前提与预设，在规范理论(即对档案学起规范作用的理论见解，不同于应用理论)的铸成中成形为评价档案现象的准则。由此，研究“档案学的元问题及可能的形而上”的选择是合理的。
实际上，这个选择也是恰当的。元问题和档案哲学研究一直是档案学的薄弱环节，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研究者一定为盲目乐观所遮蔽，对学科的各种困境浑然不觉，也定然安坐在学科面临危机的“舆论气候”的风暴之外(指近几年出现的对学科的各种批评、指责)。这种研究状况，自可笼统归因于档案学的年轻及不成熟，但最真实的原因则来自于这样的谜团：一门应用学科的研究者应对元问题和哲学研究持什么样的学术态度，在有限的研究力量中应给予它们多大程度的理论关照，一旦展开元问题和哲学研究是否会冲击应用研究的主流诉求，我们大体上是否需要两种具有不同研究任务的队伍或“派别”。谜团的扩张，会发出对元问题和哲学研究有反作用的效应，在效应不断累积的情形下，薄弱终是薄弱。因而，选择专门研究档案学的元问题，并在研究中转向缔造档案哲学的基始，尽力形成较有价值的规范理论，无论在结果上还是在过程上，都将是破除谜团、改变薄弱的最好选择。
二、档案学的贫乏
作为一种学论研究，“论”的出发点便是档案学的问题。在以往研究者对档案学的各种批评和指责中，虽然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曾被指出或分析过，但对今天的反思者而言，由于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正以类似“群落”的方式显示为若干个制约档案学发展的困境。这里笔者主要采用“症候分析法”，认为档案学的困境为“使命困境”、“价值困境”、“环境困境”和“能力困境”。
(一)“使命困境”
档案学的研究任务由那些围绕着档案现象的社会需求决定，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可被强调为使命。档案学的使命可分为外在使命和内在使命两个方面，前者以应用理论研究为主，属于档案科学的范畴，后者则侧重于规范理论建设，属于档案哲学的范畴。学科所遭遇到的“使命困境”为：一方面，实践对理论的倾轧，使档案学的功能性输出时而表现为方向性错误，时而价值大打折扣，直接影响了档案学外在使命的完成；另一方面，由外在使命而来的应用理论染指于鼎，干扰了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思维，使那些决定学科前途与命运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即外在使命严重挤压了内在使命的存在空间。“使命困境”涉及档案学研究的很多主体因素，在学科层面反映出档案学理论体系亟待完善。使档案学摆脱“使命困境”的初步对策是学术共同体应改变在理论，尤其是规范理论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二)“价值困境”
档案学的价值体现在学术共同体对尽可能地满足实践需求和尽可能地建立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追逐中。制约档案学发展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学科规范理论的缺乏，造成档案学者常处于理论解释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第二，尽可能地建立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的严重滞后，使得档案学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尊严危机；第三，对实现学科价值有评价、警示和促进作用的档案学术评论也不容乐观，它常受到研究领域的接受程度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尚未清除“诉诸暴力”、“诉诸传统”和“诉诸信仰”等谬误的危害，档案学术评论语言虚弱无力和档案学术评论有淡化趋势。要摆脱“价值困境”的羁绊，学术共同体首先应认真审视学科价值实现的领域，明晰学科使命和发展档案学术评论。
(三)“环境困境”
影响档案学研究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行政环境、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环境困境”具体为：第一，行政介入对档案学早期研究的刺激和对今后发展的不利影响；第二，多数研究者从档案学早前研究对政治的过度依附，错误地转变为现在对政治的过度抛弃；第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很多研究者带来了关于学科发展方向和最高价值的错觉，使他们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更没有科学地理解信息的真正价值。使档案学走出“环境困境”的初步对策是，反思行政因素对学科建设和学科特征的影响，正视档案学完整理论结构在政治范畴上的需求，自省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档案学研究的出路。
(四)“能力困境”
档案学的“能力”主要包括研究者从档案现象中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学科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前者的“能力困境”指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不完整、不均匀，方法运用不当等弊病，还涉及学术论文写作问题，学术研究语言障碍等。后者的“能力困境”突出表现在研究者不能正确地认识档案学的空间与界限，越界研究和抛弃自我的现象较为普遍。改变能力困境的“治标”办法是在深刻理解哲学研究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的意义，钻研其内容，弥补在一般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等问题上的不足，辨清档案学与档案现象理论需求之间的张力变化，加强档案学的规范理论研究。
困境陈于眼前，档案学正遭遇着各种危机的“舆论气候”的真正所指已经明确——在档案学不断遭受科学性和价值性质疑的情形下学者们被迫做出有效的反驳，在各式档案现象不断变化、趋于复杂的背景下档案学理论的解释力日显减弱甚至出现欠缺和空位。这时，我们给出档案学是贫乏的评价，已不是一种妄下的断语。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借由自省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贫乏所意味着的将不是不能自存和寄食于他者门下的结局，乃是一种摆脱困境的行动。
三、档案学的权衡
彻底摆脱“使命困境”、“价值困境”、“环境困境”和“能力困境”的学科困境，建立在重新认识档案学进化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档案学就是档案学史”所传达的意义。这里笔者采用“逻辑范畴体系”的研究方法，按照“逻辑基项——逻辑起点——破裂与生成——学科本质——困境根源——趋势与重点”的结构展开。
信息范畴是整个档案学范畴体系中具有最大统一性的范畴，是档案学的基项。“信息交流”具体而微地包含着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是档案学一切矛盾的“胚芽”，也就是档案学范畴体系的起点。在这里，笔者所依据的假设是，信息承载着意义并以运动的形式连接这种意义。范畴体系中历史环节破裂与生成的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具体体现为“政治→行政→组织”的需求线索。在“制度档案学”的三个命题——“组织是档案学中实践问题的基本空间”，“档案管理是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任务”，“‘制度档案学’是档案学的本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档案学”便是档案学范畴体系新的历史环节。
制约档案学发展的四种困境是“制度档案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具体原因是：第一、档案学是在某一组织档案工作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催促下产生的，这门学科的主要目的便是为它们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因而它是“早熟”的。第二、在以后的发展中，“制度档案学”扮演了恰当的角色，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学科进展十分明显。档案学的这种发展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惯性被固定化和模式化，档案工作实践逐渐成为档案学研究的唯一基础，档案学者缺少跳出档案工作实践之外以保持足够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的意识。在上述原因的探讨中，本文分析了“档案是什么”的以往研究、档案学的“物”性、档案学的完整性、档案泛化和档案文化意识等问题以作为支持。
使用“逻辑范畴体系”作为方法的重要优势还在于，它总能提醒我们进行理论重估和利弊权衡，将一时之悲观转变为“正反合”的可掌控学科发展方向的乐观。“制度档案学”包含着超越其自身的因子，在学术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对抗制度的“人文”的转向(在社会上一些专门档案的出现中体现)，于是“制度档案学”有完成否定之否定，达到“社会档案学”(即从档案的角度研究信息社会中人的行为、价值观和相互关系等问题)这个目前学科范畴体系终点的可能。
四、档案学的视野
为了走出“制度档案学”的困境，实现档案学的转变与发展，需要我们暂时悬搁档案学既有的理论信念和思维方法，深入社会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观察档案如何栖息在社会各角落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语言之中，刺探档案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在不断的追问中将思想引向深处。具体地说，本章将以“他者”的眼光和追问的形式，挑选与档案现象关系密切的信息、伦理、历史与政治现象为参照，紧贴档案何以成为档案的问题，关注档案的终极价值，以求获得未来档案学即“社会档案学”理论特质的启发性认识，最终为后续对“档案是什么”的研究提供素材，本章分为信息洪流、价值追问和历史观念三节。
在信息洪流中，借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维，我们发现了信息子系统的形式控制。这种控制在技术维度上决定档案信息运动及其实现条件最一般的形态，影响档案学应用理论的核心功能输出。然而，信息总是承载意义的，档案系统除了受信息子系统的形式控制外，还受社会系统效用控制的影响。这种控制以其辐射出价值维度，构筑了档案实践活动的目的，也让我们获得了关于档案学一些分支学科生命特征的启示。
在价值追问中，“农民工档案”的当保护成为伤害的案例，提醒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子系统的效用控制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档案所涉及的利害攸关方很多，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档案远远不够，价值理性将是档案学研究突破形式研究的重要课题。“道德档案”的将道德归档的案例，则告诉我们如果仅以“过程”的着眼点来理解档案何以成为档案，那么很有可能带来价值的冲突，于是保持独立而清醒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便是档案学者应予做出的承诺。
在历史观念中，记录子系统的属性控制将档案系统补充完整。这种控制在形态维度上刻画着档案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划分着前档案形态与档案形态的最初界限。记录子系统也受社会子系统的影响，于是原本清晰的形态界限，也顿时模糊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直接渗透进一个最重要的档案观念——历史观念之中。在目前的档案学研究中，对历史观念的沉思，主要发源于后现代主义的震荡和启示。后现代主义以对本质的重新审视和对传统的解构，开辟了对原始记录性更多内容的探讨，揭示了档案运动整个过程的主体性因素。然而，对历史观念的致思，无论拓展到何处，都会同归于历史与政治的辨析，至少对档案现象首先是这样的。“黑板门”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档案日渐参与社会的背景下，如果仅从档案管理的专业角度切入社会，由于政治上“环境困境”的限制，档案学者仍将难以获得真正的历史观念。
在上述的追问和启示中，我们已能觉察到，档案现象的帷幕之后正是属于档案学将要开垦的一片充满生机的领域，这也将是未来档案学新的理论视野。
五、档案学的规范
上述对学科困境、历史与逻辑和回到现象的考核与分析，是对学科规范理论的一种哲学式的反思，在其回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档案学是什么”的问题的基础上，已向“档案是什么”的问题过渡。“档案是什么”的问题可解释为一个系统和一个命题。
一个系统是指整个档案现象的带有输入、输出和反馈功能的系统，可从整体形态(图1所示)和微观结构(图2所示)给予认识。系统的启示在于：第一，在规范理论的追问上，如对待档案何以为档案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是，①是否符合对档案本质属性的一般理解，②价值维度上的各种控制者、影响者是否支持第一点，这些控制者与影响者是如何博弈的，③我们最后应持有什么样的价值倾向和历史观念；第二，在应用理论的解决上，则应以严格的学术研究取代目前常用的经验总结和定性判断，即更积极地探索档案形态转变的概率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变量，从而促进档案学的科学化程度。
一个命题指由于档案现象最终所呈现的是三个子系统共同竞争与协作的产物，档案现象会具有不可预料的不规则形态，因而档案是可能性的空间。这个命题包括两个子命题，第一，档案总是复数的，文章在分析档案资源的界定、认识问题的多角度与多方式、档案的时空性等问题上得到支持；第二，档案总是专门的，文章在分析专门档案管理、档案各相关主体等问题上得到支持。
确切的未来是什么？由于受研究进展阶段的限制，我们仍需在“社会档案学”的领域中不断探索。然而，借由对“档案是什么”这一档案哲学核心概念的分析，我们已经洞察到了档案系统的整体形态和微观结构，在可能性空间中奠定了档案学的基始，领悟到未来学科的生命特征，这便是档案学规范理论的居所与力量源泉。更应注意的是，任何一种对可能性空间中生机盎然景象的“霸权”式解读，都难免陷入一种价值的片面。于是，我们说“形而上”是规范性和超越性的统一，确切的未来是一种希望，它将是多元的。
六、档案学的自律
最后，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档案学研究的得失与未来，那么自律是十分贴切的。自律不仅反映为档案学者对“档案是什么”、“档案学是什么”的清醒认识、自觉态度和合理行为，更是学科规范理论是否健全的历史品质的投射。在学科诞生前的漫漫长夜里，自律还是一颗流浪的种子，没有找到可供其扎根萌芽的土壤，它以没有规范力的随性居于理性思维之外。在学科发展初步创立并开始发展后，虽然档案学成功地塑造了自身，赢得了作为一种科学的地位，但自律仍没得以巩固，学科发展的模式过于单一，“制度档案学”的弊病渐渐显现，档案学者与真正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更是相距甚远。而现在，档案学的视野已经得到拓展，学科的根基已经确定，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已经给出，在书写着档案学的元问题及可能的形而上的标题下，在一个年轻学科终会不断成熟的盼望中，文章期待档案学的自律也能得到成长。
*本文为高大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文摘，论文全文约11.7万字，作者现就职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刘耿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