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与洁化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中，50年代至80年代初可以称之为洁化叙事时期。无论是与20至40年代的长篇小说相比，还是与80年代中期以后的长篇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在叙事上很少涉及“性”的内容，而且越到后来越净“性”。现实人生被叙述成无性的人生，写作上形成了一种洁化叙事成规。这种洁化现象是文学进入新的历史语境的必然结果，但它更直接地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洁化修改。
一
20至40年代诞生的一批现代长篇小说作品在进入50年代以后纷纷有了新的版本。这些新版本不仅有了新的序、跋，封面也一统化和单调化，而且文本内容作了全面的修改。无论是字词、句段、篇章，还是细节、情节、人物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那些敏感的内容如革命、政治、性等更在修改之列。而性又是其中最普遍的修改内容。许多长篇小说名作在50年代以后都作过洁化处理，其新版本都相对成为了洁本。通过对校，我们看到许多作品后来的版本洁化现象都比较突出。《子夜》和《骆驼祥子》的原初版本有较多的涉性内容，它们在50年代以后的新版本其洁化程度最大。而《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八月的乡村》、《围城》等的初版本涉性内容相对较少，但也作了一些删改。50年代以后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茫茫的草原上》等则承续了这种洁化倾向。
《子夜》初版于1933年，1934年出过删节本，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按初版本重印，1954年出了一个修订本。这个修订本是一个相对的洁本。其涉性内容的删改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第四章写曾家驹强暴锦华洋货店主妇时，初版本描写了这个女人如何“护着她的下体”，“赤条条地”露出“雪白的肉体”，“雪白的胸脯上骨都都地冒出了血”等。修订本删去了她被强暴过程中的肉体描写并突出了她的反抗。第十四章写吴荪甫强暴王妈时，初版本写了王妈“风骚的曲线和肉味”、“风骚的微笑”及“荡笑”等，显示了她有几分淫欲的自愿。修订本删改这些文字，使王妈只成为一件吴荪甫可以“快意地破坏一下的东西”。《子夜》修订本删改得最多的是第十五章关于革命者的性生活。关于蔡真如何颠“屁股”及与陈月娥亲嘴的叙述都删去了。玛金“露出了肉感的上半个胸脯”和“胸口”、“乳峰”等文字及苏伦对她进一步的性要求方面的叙述都删改了。修订本这一章更突出革命者忙于革命工作。此外，第九章写李玉亭幻觉中看到舞女的身体、第十八章写吴荪甫妹妹梦中失身于范博文等文字，修订本都删去了。
《骆驼祥子》初刊于1936年，初版于1939年。在50年代出过节录本(1951年收入《老舍选集》)和修订本(1955年)。这两个版本都作过洁化修改。节录本是在节录过程中顺带删去涉性的情节或语言的，往往是对有涉性内容的整段文字的删节。如，初版本有祥子第一次被虎妞引诱时借天空和大地景物暗示房事的描写，有第二次祥子又被虎妞反锁房中情节的交待，还有祥子接受夏太太引诱的相关细节及欲念的描写，等等。这些文字在节录本中都删去了。节录本还删去写“白面口袋”的长奶等文字。节录本在简化处理过程中并未删尽性内容，而修订本在洁化处理上做得更彻底。修订本是以初版本为底本进行修订的。老舍在修订本《后记》中只说“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其实是书中较明显的关于性的叙述都被当作不洁的语言删去了。修订本只留有少量的暗示“性”的文字。有关祥子、虎妞、夏太太、“白面口袋”等人物的性生活内容及作者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议论等差不多删干净了。修订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洁本。
《家》在1950年以前修改过3次，都未作过洁化处理，而50年代的初印本(1953年)和文集本(1958年收入《巴金文集》第4卷)则将作品原有的许多可以能引起性联想的词语，如“肉感”、“兽欲”、“卖淫”、“淫欲”、“淫纵”等逐渐删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5年的修改本也将原作中叙述语言和农民对话里的性器官修辞差不多删干净了。60年代以后，《创业史》的初版本和再版本也紧接以上作品删削有关姚士杰和素芳的性关系等内容。其他长篇小说如《蚀》、《死水微澜》、《八月的乡村》、《围城》、《茫茫的草原》等也作过不同程度的洁化处理。
二
50年代初对那些现代长篇小说旧作的性内容的修改助成了新中国文学洁化叙事规范的建立。有人曾对解放后的革命长篇小说发问：“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了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也许革命的成功要求重写一个更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担负起将革命先辈圣贤化的使命?”(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63页至6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这些发问实际是在陈述一种普遍性的问题。新社会的到来，的确让广大人民翻身解放。但是，“翻身”又仿佛使人失去了肉身的本能，“解放”又似乎招来了新的禁欲。而这种无性的人生也许正是小说叙述的一种结果。对20至40年代长篇小说名作作洁化处理成为5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和修改时的样本。新时代的长篇作品真正耻于写性，性的内容在作品中都被掩盖了或模糊化了。绝大多数作品一诞生就是洁本，人物几乎都被圣洁化了。
即便写到性，也有一条叙事成规。性只是反面人物的特“性”，好像成了属于他们的一种叙事特权。我们可以从《子夜》的写作和修改中看到如何形成这种叙事成规的。在《子夜》写作过程中，瞿秋白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注：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13)》，《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于是茅盾就接受瞿秋白的建议，加进吴荪甫强暴王妈的情节。除此之外，《子夜》还多处描写了资产阶级的性行为。以至当时作为“第三种人”的韩侍桁批评：“作者怀着一种坚固的而并不十分正确的观念，即，一切资产阶级的妇女，必定是放荡的，而资产阶级的生活，必定缺少不了这些色情的女人的点缀。”又说：“但纵算这种色情狂是资产阶级的事实，那也无须在书里那么夸大地写的，因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罪恶并不是在这里的。”并认为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等“几乎专门是为着性欲的场面而制造了的。”(注：韩侍桁：《<子夜>的思想及人物》，《现代》第四卷第1期，1933年1月。)韩侍桁多少道出了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子夜》在写性问题上的阶级偏见。《子夜》的确突出了地主、资产阶级与性的关系，但《子夜》初版本也写到革命者的性。只是到了修订本删削了革命者的性以后，性才真正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性”了。从此，“性”被定位为“兽性”，是生活腐朽、道德堕落、人格低下的见证。它似乎成了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的性特权，成了丑化他们的一种手段，只(旨)在引发一种令人鄙视、憎恶、愤怒的阅读反应。整个“十七年”时期，少数写到性的长篇小说都遵循了这条叙事成规。《创业史》的性特权就属于富农姚士杰和落后妇女素芳、李翠娥。《苦菜花》中的性行为也属于反面人物。不过，在后来的修改本里，有些作品又开始净性了。如《创业史》经过两次修改，1977年的再版本已成为洁本了。删去了姚士杰对素芳的较为打眼的性动作和素芳的性心理，也删去李翠娥勾引姚士杰时的性感表情。甚至像“两性生活”之类的语汇都差不多删干净了。
50至60年代诞生的长篇小说，经过反复修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些作品最后定型的时候，几乎无性了。这甚至殃及爱情描写(这也是50至60年代诞生的长篇小说的修改本所删削的内容)。许多正面人物恋爱时身体接触之类的细节也当作不洁的内容而删改了。如，《创业史》初刊本写生宝“搂”过改霞，初版本改为“真想搂”，再版本又改为“似乎想”搂。《红旗谱》将“运涛攥着春兰手儿”的动作也改没了。至于女性的躯体修辞也是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尽量避免和删改的内容。
洁化叙事规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心理有关，也与左翼文学传统有关。但更应归因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这种意识形态强调阶级观念、提倡新的道德观、批判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中要求作品突出史诗性，进行宏传叙事。要求表现人物的革命激情和神性，不屑于反映人情和人性。而创作方法的新规定则更直接地导致了这种洁化的叙事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官方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无疑首先要否定自然主义的写作。自然主义是“五四”时期引进中国的。自然主义强调按照科学的方法对生活作符合实际的描写，包括对性的描写。自然主义对性的描写不同于古典小说中的“肉书”的态度。茅盾早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作了区别：“自然派作者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他们也描写性欲，但是他们对于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悌义行一样看待，不以为秽亵；亦不涉轻薄，使读者只见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写的是性欲。”这不同于“肉书”的“满纸是轻薄口吻，肉麻态度。”(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1922年。)茅盾的小说也注意表现性与人生的关系，从而证明了写性说欲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合法性。《子夜》初版本写出了性的阶级和政治内涵。其他作家的长篇作品写到性时也并非为了展览性，而是有一种社会内涵或艺术方面的考虑。进入新的历史语境以后，性具有了非法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作品的教育意义，性自然于新中国的“读者不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一种对未来的浪漫构想，胶滞于现实的自然主义当然受到否定。自然主义后来甚至成为性描写的代名词。我们批评一部作品有性描写时就说它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否定自然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作品作洁化处理，删削作品中的性内容。《子夜》等长篇小说要避自然主义之嫌从而突出作品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就必然要对其性内容进行修改。
三
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作洁化处理导致了释义变异，改变了文本本性。性对于这些长篇小说的原初版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是原作艺术的有机构成。性在《骆驼祥子》初版本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和神秘意味。《围城》初刊本和初版本中的性戏说则是作品制造喜剧效果的手段之一。性在《死水微澜》初版本中具有反封建反礼教的意义。而《创业史》初刊本里多少能真实地反映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版本中提到的中国乡村的性散漫风习。净性以后，不只使作品变成了洁本，性在原作中所具有的意义也随之被涂抹、掩盖，文本的释义发生了变异，艺术完整性也有所破坏。《骆驼祥子》1955年的修订本删削性内容之后，不只使作品变成洁本，也使原来许多情节中所含有的性象征意义消失了。如，原作中祥子与虎妞发生性关系后，总感到身、心不干净，因而有扫地的习惯。这个多次出现的打扫的情节显示的是祥子洁身自好的意愿或潜意识。但我们在被洁化的修订本中却读不出这种象征意义来。在《围城》的定本中，由于性戏说的大量删改，也一定程度减少了其喜剧效果。而钱钟书本来是因为从古今中外的笑话中看到“不亵不笑”的不争事实，才在原作中穿插了大量性戏说的。
洁化修改对人物的塑造也影响甚大。性在作品的原初版本中是显示人性深度的重要层面。在《骆驼祥子》中性是祥子堕落的重要诱因，对虎妞、“白面口袋”等人物的塑造也极重要。对其他人物如《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和蔡大嫂、《围城》中的鲍小组等的塑造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净性以后，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了，人的自然属性被抽空了或扭曲了。人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受到损害，新的版本也变成了更矫情更伪饰的文本。《骆驼祥子》1955年的修订本固然使祥子变得更纯洁，但其人性的弱点和生理的需求却被遮蔽，人物的真实性也打了折扣。《子夜》中的吴荪甫本是一个埋头事业而牺牲家庭幸福的资本家。如果说在初版中他事业受挫时还有可能将他的愤怒、颓丧转嫁于那个有着“风骚的微笑”和“风骚的曲线和肉味”的王妈，那么在修订本中王妈被净性之后，吴荪甫的行为则不合情理了。这样的资本家不可能对一个毫无性感的女仆产生兴(性)趣的，更不用说强暴。至于洁化正面人物从而把“性”派给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的做法，不只突出了正面人物的神性，也强化了反面人物的动物性。这无疑是一种夸张式的或漫画化的写法，只会导致人物的脸谱化和概念化。如定本《创业史》就有这种倾向和效果，但这使它反不及初刊本真实、自然。
洁化处理作品付出了意义流失和艺术损耗的代价，这是不言自明的。值得一提的是如何看待洁化处理后的洁本与原初版本的关系。我们说一部长篇小说在修改后变成了洁本，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原初版本是秽本。秽本是指那种专门描写或大量描写了色情的作品，如古典小说中的肉书或淫书。现代长篇小说原初版本中的性描写本来就不多，这与那些肉书甚至当下泛“性”化的长篇小说作品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它们在写法上也比较含蓄。更主要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性描写从属于作品人生意义的表达，从属于作品艺术的有机构成。刻意地抽出来强调它，反而是对原作的片面的误读。像40年代许杰说《骆驼祥子》强调了性生活，张羽批评《围城》是“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注：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1948年10月。)，以及后来我们批评《子夜》有自然主义之嫌，等等，都可能是盲人摸象式的批评。而50年代至80年代初对这些作品所作的刻意的洁化修改其实也是对这些内容的一种片面强调。
一部长篇小说有原初版本和洁本等不同版本以后，还涉及到一个文学史的评述问题。我们看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收的是这些长篇小说的原初版本，而作家们的文集或全集往往收的是洁本。即便像《老舍文集》标明收的是《骆驼祥子》初版本，实际上它并未恢复初版本的全貌。更有许多长篇小说的流行本仍然是修改过的洁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作文学史评述，就既要注意它的洁本，更要重视它的原初版本或前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历史地评价这些作品。如果我们只顾及其原初版本，我们势必忽视现代长篇小说的版本变迁史和洁化史；如果我们只以洁本去进行文学史叙述，这无疑没有历史意识，我们将付出痛失文学名作和误读文学名作的代价。
注释：
⑥张羽：《从<围城>看钱钟书》，《同代人文艺创刊》创刊号，194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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