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结构、控制与激励——俄罗斯新型企业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企业制度论文,所有权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2）03－0045－（05）
一、职工所有权主导型企业及其治理问题
职工所有权主导型企业，是俄罗斯在激进经济转轨进程中形成的、最为普遍性的企业制度，它同时也是俄罗斯所特有的、最具有俄罗斯资本主义特征的所有制形式。廉价的、加上无偿性的私有化——以股份形式向企业职工出售和转移国有企业的财产，是这种企业制度产生的直接渊源。
虽然统计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但经过仔细比较仍可以从下表找出反映俄罗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共同之处：1.企业职工，包括工人和经理层持股占整个俄罗斯股份制企业的比重最高，超过50％，占绝对优势。这表明：在1994—1999年间的经济转轨期间，企业职工所有权成为主导。2.企业职工持股比重有下降趋势。从不同的统计结果来看，在1994—1999年下降的幅度大体在7％～8％左右。3.在职工持股结构中，经理层持股比重呈上升趋势，工人持股比重呈下降趋势，经理层持股最高统计值范围为：15％～22％。工人持股下降，最低统计值范围为：39％～36％。4.在外部股东持股结构中，法人持股比重大体在20％～25％左右，自然人持股在9％～15.6％，国家持股比重不断降低，1996 年以后低于10％，最低统计值是1999年的2.7％。5.在外部法人持股结构中， 股份也是较为分散的，最高的是相关企业，主要指供货和购货企业，其持股比重1997年后超过10％，银行、投资基金及控股公司和金融工业集团所占的比重较低。这表明，外部股东，包括外部法人在俄罗斯股份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次要地位。
从下表也可以看出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一般情况。美国研究俄罗斯私有化问题著名学者R·布拉西等（1999）则用考察中位数的统计方法， 进一步统计了各种所有权结构在俄罗斯股份公司中的分布情况。其结论是：1.在1996年，企业职工在95％的公司中拥有大于12％的所有权，在50％的公司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控股额，大于57％。其中工人在95％的公司中拥有大于5％的所有权，在50％的公司中拥有大于39％的所有权。 企业的经理层在50％的公司中拥有大于13％的所有权。2.外部股东在50％的公司中拥有大于30％的所有权，低于职工持股额。3.国家至少在50％的公司中已经没有了任何股份。
注：1999年是估计数
资料来源：由于统计信息来源及核算方法不同，因此，对于俄罗斯股权结构，不同的统计者的结论有所不同。其中，表中1栏来源于M·库兹涅左夫等，载于［俄］经济问题，1998，（5）；表中2栏来源于A ·谢库瑞梯斯的统计，载于OCED，1996；表中3栏来源于R·布拉西等。克林姆林宫私有化［M］.（英文版）193，中文版213—214；表中第4栏来源于S·阿夫库斯奈特等，载于英文杂志俄罗斯经济公报，1998，（1）：8—14。
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期间，职工所有权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主体。职工所有权主导型企业是俄罗斯企业制度典型特征。
二、职工（内部人）控制权分享型企业行为
由于企业职工由工人和经理（管理层）两个利益集团构成，因此，本文提出，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形成的企业治理模式是企业职工分享控制权。另外，从企业所有权遵从于状态随机依存（State－contiongetownership）这一动态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债权人、国家股东的利益关系，则企业的控制权随职工的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具体说，当职工的利益一致时，从满足全体职工的利益出发，控制权归企业职工；当全体工人的利益一致时，从满足工人的利益出发，控制权归工人，当企业经理通过各种途径达到利益最大满足时，控制权归经理。据此，本文从2方面来分析俄罗斯的企业行为。
（一）追求职工收入最大化行为决策
俄罗斯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内部股东，即职工手中。追求职工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收入最大化，是俄罗斯的企业行为目标。职工从企业获得的收入主要来源于2个方面， 一是参与企业劳动，包括经理的管理劳动所得，即工资；另一方面是股权收益，即股息和红利。在总产出和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籍新古典投入一产出模型考察职工的收入决策行为。
假定生产过程使用两种投入要素，劳动和资本，生产函数为f（k，L），又假定产品的价格为P，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分别为r和w，偿还资本成本，发放劳动工资后，企业盈余利润π的关系式为：
π＝Pf（k，L）－rk－wL
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投入产出决策（满足一阶条件）为：
π＝0
从中有：w＝MP[,L]MR r＝MP[,K]MR
其中MP[,L]和MP[,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R为边际收益。上式含义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利息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或称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资本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是经济学中标准的利润最大化投入产出决策模型。
俄罗斯股份公司中，职工收入不仅包括工资，而且包括股息和红利，若以E代表企业的总股本，则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为：π／E，职工的持股总量若以
i＝1……n来表示，则职工的持股总收益为：
π／E·第i个职工的收益为：W＋π／E·G[,i]
如果在公司总股本（或股权）全部归职工（封闭型公司）且平均分配股权的情况下，职工的人均收益有以下恒等式：
W＋π／E·G[,i]＝W＋π／L这时企业的行为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行为：
MP[,L]MR＝W＋π／L
在人均收益最大化的企业行为中，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所获得的报酬不等于工资，而是等于工资加市场利润，此即沃德的伊里亚特企业行为模型结论。
但是，在俄罗斯通常的情况是：在开放型股份公司中，企业的股权一部分由外部股东，包括国家掌握，并且股权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企业职工所获得的股权收益就不是企业所有的股权收益，即：
π／E·＜π从中有：W＋π／E·／L＜W＋π／L
这样，职工、尤其是工人在既定的产出收益中只能获得部分收益。由于π＝Pf（k，L）－rk－wL，在rk固定且职工控制企业的情况下，职工为在Pf（k，L ）中多获得收益，只能依靠增加W，从而减少可分配利润π，职工就可以在既定的产出收益中获得更高的收益份额；如果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MP[,L]）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提高、企业利润减少就会使外部股权收益降低，这也同时意味着外部股权包括国家股权收益被侵蚀（工资侵蚀利润）。
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也阻碍了外部股东以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的投资，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职工所有权主导企业中，由于工人的股权较为分散，个人持股比重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是每人20～400股不等），在产出收益既定的情况下， 工人更倾向于增加工资收入，而相应减少股权分配。因此，工人往往在股东大会中通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致决议”，而企业经理迫于工人的压力也会遵从于工人的利益，同时，经理本人也能从中增加收益，这时在职工主导企业中，就会出现职工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决策。
（二）经理行为
在俄罗斯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由内部股东——工人和企业经理人员共享。最终控制权由股东大会行使，股东大会把事前的战略决策权委托给董事会和总经理，而具体的公司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又由董事会和总经理任命的一些下层的经理担任，形成了第2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样，明确了第1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俄罗斯企业的经理经营行为和绩效即可纳入委托—代理论分析框架。按照现代公司理论：企业效益最大化要求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与控制权安排对应（Milgorm和Roberts，1992），在信息和契约不完善情况下就会产生代理问题，所谓的代理问题，按照哈特（1995）的解释：“当公司出现信息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就至关重要，因为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缺乏监督就会产生一种公司危险。公司经理以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利益或者不称职的人充当经营者”，前者即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即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两种问题产生会导致公司经营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
基于此，我们利用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考察俄罗斯职工主导、控制权分享型企业的经理经营行为机制。
工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股东大会上的最终决策权，这也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战略以及涉及股东较大利益的最终控制权。由于持股的分散和退出董事会，工人没有对企业事前战略上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由经理把握，形成了一种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工人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
假定经理的经营活动在可行集合中只有两种行为H和L。其中H 代表努力经营，它是经营能力和经营责任的增函数，即：能力和责任越强，努力经营水平越高。L则代表非努力经营活动， 包括代理人偷懒和不负责经营等，但这里分析的是更为主要的行为：侵权行为。
假定π是生产经营活动可观测到的结果（概率），代理人选择H 的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函数分别是：F[,H]（π）和f[,H]（π），如果选择L，则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函数为F[,L]（π）和f[,L]（π），进一步假定对所有的π，F[,H]（π）≥F[,L]（π），即选择努力经营的正的结果大于侵权经营的结果。
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为U（π－s（π）），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S （π），即代理人的收益完全取决于经营活动的结果π，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则是从整个经营成果π的结果中减去代理人获取的那一部分。
委托人的最大化收益函数（以下省略了积分上下限）为：
max∫U（π－s（π））F[,H]（π）dπ
s.t（IR）∫u（s（π））F[,H]（π）dπ－C（H）≥R
Ic∫u（s（π））F[,H]（π）dπ－C（H）≥∫u（s（π））f[,L]（π）dπ－C（L）
式中IR是参与约束条件，R 是经理参与到企业的保留效用（报酬）；Ic是激励约束，即选择努力经营H活动所得到的收益s（π），它大于选择侵权活动L的收益，C（H）和C（L）分别是两种活动的成本。
上述一阶条件为：
－U′f[,H]（π）＋λU′f[,H]（π）＋μu′f[,H]（π）－μu′f[,L]（π）＝0
整理得：
U′（π－（s（π））／U′（s（π））＝λ＋μ（1－f[,L]／f[,H]）
这就是所谓的“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
代理人根据经营成果π取得s（π），且s（π）随似然率f[,L] ／f[,H]的变动而变化，f[,L]越大，s（π）越小。代理人只有选择f[,H]才是最优的。
但是由于工人丧失了事前经营活动的控制权，在Ic约束条件中，有可能出现经理侵权经营行为；并出现从侵权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努力经营获得的收益的情况，即：
Ic∫u（s（π））f[,H]（π）dπ－C（H）＜∫u（s（π））f[,L]（π）dπ－C（L）
此即激励不相容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仍有s（π）≥0，但π－（s（π）不一定为正， 这意味着由于经理的侵权经营活动有可能导致较少的收益π，甚至本身π就是负的，这使得目标函数没有最优解。
其原因关键在于侵权收益∫u（s（π））f[,L]（π）dπ和侵权成本C（L）在前者较高、后者较小的情况下，经理侵权的净收益就有可能出现大于努力经营净收益的情况。
结合俄罗斯企业制度实际，对模型中的问题进一步分析：
1.经理的激励与行为。公司经理掌握公司的决策权，其包括决定公司的短期规划及长期发展目标。经理对自己的经营才能和经营行为有完全的信息，而工人作为委托人则信息不完全，只能从观测到的产出结果作出判断。同时经理人员因为是经营者，其知识和能力较强，因而其行为也最难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得公司的经理人员具有激励行为，公司必须要有一种激励制度安排，以保证代理人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参与约束就是为了使满足收入最大化的期望效用有一个选择在本公司工作的最低收入报酬标准，否则公司的经理人员将选择另一家公司。激励相容约束指代理人选择一种能够为委托人所希望和容纳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满足股东的收益最大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经理人员的这种行为是存在的。因为，俄罗斯的公司经理的收益一部分来自于工资、资金、利润提成、控制权收益等报酬，另一部分来自于公司的股权收益，俄罗斯的经理人员在股权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经理的收益与公司的利润增长紧密相连。因此，从这一点讲，企业的经理存在努力经营的激励。
但经理也存在着侵权行为和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侵权收益较大，另一方面侵权成本较低。侵权成本主要指：侵权活动被发现后遭到的“惩罚”及其程度，由于工人不控制事前经营活动，经理事前的侵权活动很少被发现，因此，侵权活动只取决于事后被发现的机会，由于工人只能观察到事后经营成果，而不好的经营成果很难判断是经理努力经营决策失误还是侵权所造成的，因此，事后被发现的机会也是很难把握的。侵权行为一旦被发现，经理就将受到惩罚，惩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上的处罚，二是刑事上的惩罚。前者较轻，表明侵权成本低，而后者很严厉，表明侵权成本高昂。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混乱，法制不健全，对侵权的惩罚机制也就不健全，因此，在能获得较大侵权收益的情况下，经理选择侵权的经营行为倾向较大。
2.工人作为委托人的监督激励和行为。让工人持股成为所有者，并会导致企业效率的提高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家凯尔索最先提出的观点，后来也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将资产所有权交给企业内部成员，那么，把较多所有权交给工人，由工人来控制大部分委托权是否有效率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就涉及到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即合约的不完备性涉及到的不仅是代理人，也涉及到委托人，而对委托人的行为问题的研究，委托—代理理论则涉及较少。或者更进一步说委托—代理理论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张维迎（1995）在其博士论文中证明：资本家拥有一定资本是经营能力信息的显现，既无企业家才能又无资本的人只能成为工人，有效率的企业应是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拥资本。可以说这些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不足，但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工人成为委托人后的行为和效率问题。而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制度强制性变迁，却创造出了典型的工人成为委托人的案例。
工人作为委托人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作为生产工人，其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最低层，其工作的努力受公司管理者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工人又是企业委托—代理链中的最高一级，即工人在企业中充当了双重角色，这决定了工人行使委托人权力的特殊性。
首先来看工人的个人效用目标。工人因掌握一定数量的股票而取得资本收益，同时也因从事劳动而获得较高工资。除实际收益上的目标追求以外，工人最主要的目标是工人要有赖以生活的基础，即在公司的工作权，因为“失业”是工人的最大威胁。由此可见，工人的个人最低效用目标是满足参与工作的条件，最高目标是个人收入的最大化。这2 个目标构成了工人作为委托人进行监督激励的基础。因为如果经理的行为不受控制或控制不力，企业的收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导致公司破产，因此，工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会选择努力监督。
其次，在工人主观上选择努力监督的行为下，考察工人行使监督权力的动力，它决定实际行为结果。工人的监督动力受2 个条件制约：一是工人个人监督的努力成本与个人收益的比较；二是个人监督的努力给个人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个人的监督努力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小于个人的努力监督成本，则工人监督的努力将大打折扣；如果工人个人努力的行为给经理造成了威胁，则会带来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也会导致个人的监督努力大打折扣。因此，工人只有在涉及到工人的重大共同利益，而且“工人们的监督努力成为一致行为时”，才有最大化的监督动力。
再看工人的控制能力，即工人选择和监督经营者的能力。在选择和监督中，实际上也体现了所有者的一种经营能力。所有者作为委托人选择和监督代理人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经营行为有准确的判断。但经营能力和经营行为具有某种垄断性，极端地说只有企业家才具备，这就产生了一个违反分工规律的问题，让只具有生产能力（出体力）的人去直接监督和考察经营者的行为和能力，必然会产生失误和扭曲，客观地说这是超出工人能力的一件事情。因此，工人作为委托人也会产生委托上的“逆向选择”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期间普遍存在“治理结构失败”的问题。
三、小结
前面的理论分析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俄罗斯新型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扭曲的企业行为，其使企业生产陷入困境。同时本文也解释了：俄罗斯企业为何不重组以裁减冗员（C.加迪和艾克斯，1998）；俄罗斯企业仍然保持较高福利（R.布拉西等）；俄罗斯企业排斥外部投资（青木昌彦等；R.布拉西等）等问题。俄罗斯企业经理不关心企业生产，而是寻找机会侵吞和转移（许多到国外）企业财产。
随着俄罗斯改革战略的调整、新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俄罗斯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也将有新的调整和改变。若这种调整和改变沿着以下“路径”进行，则扭曲的企业行为将会得到矫正。1.加强国家的作用。当经理的行为侵害了国家财产和工人的重大利益时，国家的“金股”要能起到制约经理行为的作用。国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因为外部股东主要靠资本市场来行使“用股投票权”。因此，加强国家的监督作用和发展股票市场有助于对企业行为的约束。2.股权结构要改变。从激励相容条件出发，可以有多种使企业趋向效率改进的途径，例如：让经理持大股或控股，形成“资本家式企业”，使其努力经营净收益大于侵权的净收益；或让外部法人持大股或控股，形成有效法人治理结构，外部法人控制董事会，使其拥有完整的控制权。这些途径的共同点是要求企业内部工人降低持股比重，转换委托人和代理人角色。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并通过经理或外部股东对工人股票的收购、以及工人通过股票市场使内部股东外部化，俄罗斯企业内部工人持股比重下降，这些都有助于企业行为和企业效率的改进。
总地来讲，俄罗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导致企业行为扭曲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而期间新产生或早已存在的、影响企业效率提高的一些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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