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经营模式与绩效_内部交易论文

商务模型与民营企业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绩效论文,模型论文,商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日益活跃,民营企业绩效问题也逐步引起理论界重视,有关研究日益深入。从研究角度的选择看,学者们大致已经开发了公司治理、愿景和企业家特质等几个研究侧面。在公司治理侧面开展研究的文献最多。如陈小悦等(2001)、吴风来(2003)、杜亚军等(2004)选取了其中的股权结构维度,赵海峰等(2002)选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或认知水平、企业内部各项制度的建设情况等更多的维度。李效云等(2004)开发了比较独特的愿景侧面,运用领导愿景特征、愿景共享等变量来测度民营企业绩效。郑健壮(2004)又从企业家的特质(企业家学历、所学专业、性别、年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这些成功的研究,为提升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然而,任何企业的绩效总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现有研究中还缺少综合各个侧面的因素对企业予以整体、系统考察的成果。最近发展起来的商务模型理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本文首先在讨论商务模型理论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交易—价值”范式下的商务模型结构概念,然后运用该结构理论开展商务模型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这种以商务模型理论为依托全方位考察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方法,在学术上还是较新的尝试。

二、理论与假设

“商务模型”在英文中表达为Business Models,国内学者还译作“商务模式、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等。model一词有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词源,语义基本上都是指发生和起源,因此,翻译为“模型”或“原型”比较准确。不过,实务界人士一般较习惯使用“商务模式”称呼。商务模型理论认为,企业活动是理性行为。因此,其背后总是客观地存在一整套起支配作用的理性,Prahalad and Bettis(1986)、Grant(1988)、Krough,Erat and Macus(2000)等称这种理性为“支配性逻辑(Dominant Logic)”,认为它是一种关于企业商务的“世界观”(World View)或“理念”(Mind Set),蕴涵于企业活动之中,构成企业活动的精神和原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习惯把这种支配性逻辑的套路,称做“商务模型”。由此看来,企业商务活动事实上不过是商务模型的外显形式,商务模型在基础意义上支配、决定商务活动的具体组织和安排。因此,任何一个企业,都客观依托着一整套系统的商务模型。商务模型是否合理、先进、锐利,直接关涉企业活动水平,并最终影响绩效(Papazoglou,2000;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2002;Magretta,2002;Afuah and Tucci,2003;翁君奕,2003;黄培等,2003;Voelpel et al.,2004)。

商务模型工具的新颖性在于,一套整体商务模型,是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全面、系统的解释,是企业运行的全息反映,具有全息性。这个性质,为使用商务模型研究影响企业绩效的综合因素提供了依据。现有的任何其他理论,几乎都不具备这种完整的解释功能。各职能理论很明显都只具有局部解释功能,而战略理论因其宏观特性也不可能像商务模型一样对企业的全部交易活动予以很细致的逻辑解释。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在商务模型理论出现之前,管理学对企业活动的解释通常总是片面的,而引入商务模型工具之后,这种片面分析的状况则可望得到改变。

既然商务模型如此重要,把握商务模型就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近年来许多前沿意识敏锐的管理学研究者特别是哈佛学者,纷纷开始致力于寻找把握企业商务模型的方法。最近的动态是,商务模型结构理论的构建受到格外重视。因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企业全套商务模型通常极其复杂,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商务模型的认知结构理论,就很难去科学地把握它。2002年,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开启了从企业活动分析开始认知商务模型结构的思路,他们认为,企业商务活动包括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价值提交(Value Offering)和价值分配(Value Distribution)等活动,商务模型应是反映这些活动的一种架构。此后,翁君奕(2003,2004)集中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企业的全部活动都可以用“价值对象”(即确定提交价值对象的活动——作者注,下同)、“价值内容”(即确定提交价值内容的活动)、“价值提交”(即提交价值的活动)、“价值回收”(即实现价值回收的活动),这样一套系列的连续的“价值活动”予以表达,商务模型(他采用的是“商务模式”译法)是这些系列活动的有意义的组合。程愚(2004)进一步研究认为,全部企业活动不但是系列的价值活动,还是有序的“交易”活动,企业活动可以用“交易—价值”范式做出更一般性的解构,以此为基础认识商务模型的结构,可望获得更高的理论效率。

以“交易—价值”范式分析企业活动,可以发现企业的所有商务活动都是在“企业—客户”、“企业—内部人”、“企业—伙伴”之间进行的,因而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客户交易”、“内部交易”、“伙伴交易”。在每一类交易中,总是存在两种反向的活动,相对于企业而言,一种是流出价值活动,另一种是流入价值活动。如果以翁君奕提出的价值活动结构为基础,可以将这些活动进一步细化如下:流出价值活动可以循序分解为以下活动组件:①确定流出价值对象的活动,②确定流出价值内容的活动,③流出价值生产活动,④流出价值提交活动,⑤流出价值成本管理活动;流入价值活动也可以循序分解为以下活动组件:⑥确定流入价值内容的活动,⑦流入价值回收活动,⑧流入价值成本管理活动;此外,企业活动中还存在对三类交易予以整合的⑨价值管理统筹活动。显然,三类交易中从①—⑨的活动组件是逻辑地编织为系列结构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活动构造,任何企业,无论具体经营形态如何千变万化,都可以无一例外地归结为这种样式的价值活动结构。这套结构按照交易逻辑编织成网,呈现以企业为中心的辐射式的有序结构,在程愚(2004)的论文中,被称为“价值网结构(VAN结构)”。

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2002),以及Voelpel,Leibold and Tekie(2004)都曾指出,商务模型应反映“价值网”的配置结构,但却没有给出“价值网”的确切结构。现在,VAN结构有序地解构了企业活动,表明再复杂的企业活动也无非由三类交易中的九种基本价值活动组件构成。由此推论,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一套整体商务模型,也是由三类交易中支配这9种价值活动组件的9种价值逻辑组件构成。这些价值逻辑组件包括:流出价值活动遵循的价值逻辑(或称做“价值主张”)——①流出价值对象逻辑、②流出价值内容逻辑、③流出价值生产逻辑、④流出价值提交逻辑、⑤流出价值成本逻辑;流入价值活动遵循的价值逻辑——⑥流入价值内容逻辑、⑦流入价值回收逻辑、⑧流入价值成本逻辑;对三类交易予以整合所遵循的价值逻辑——⑨全部价值活动的总和匹配逻辑。9种价值逻辑组件的任何一种或几种,或者9种价值逻辑组件的有机整体,实质上都是企业的商务模型;前者是企业的局部商务模型,后者是整体商务模型。企业具体经营形态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其商务模型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种近乎标准化的结构。

令X[,Pi]、X[,Ii]、X[,Ci](i=1,2……8)分别代表伙伴交易P、内部交易I和客户交易C中的8个逻辑组件,X[,A9]代表全部商务活动的总和匹配逻辑,BM表示整体商务模型,则有:

P={X[,Pi]},I={X[,Ii]},C={X[,Ci]}(i=1,2……8)

BM=P∪I∪C∪X[,A9]={X[,Pi]}∪{X[,Ii]}∪{X[,Ci]}∪X[,A9](i=1,2……8)

这种以“交易—价值”范式下的逻辑序列结构来认知商务模型的方法,只需要经过以下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比较全面地辨识企业的整体商务模型。一是将复杂的企业活动分别归入内部交易、伙伴交易和客户交易三类交易;二是把每一类交易中的活动分别归入9种活动组件;三是综合描述三类交易中的全部活动组件背后的价值逻辑,形成完整的逻辑认知。这套关于企业全部活动的支配性逻辑的完整认知,就是企业的整体商务模型。

商务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实施工具,其影响企业绩效的基本路径是“商务模型(M)—企业活动(C)—企业绩效(P)”。下面,利用这套商务模型的逻辑序列结构认知方法来辨识民营企业的商务模型,再运用MCP范式研究民营企业绩效。我们的理论假设是,民营企业的绩效不但受到它的整体商务模型中内部交易、伙伴交易、客户交易中的局部商务逻辑的影响,还受到它们整体协同的影响。在近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合理地假设民营企业绩效与其整体商务模型之间具有比较显著的线性关系。这将是在一种明确的理论架构之上研究影响企业绩效的综合因素的较新尝试。

三、研究设计

1.样本及变量

2004年7月,作者在福建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帮助下对福建20家民营商业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以上门走访、辅导填答方式进行,结果问卷全部回收,并有较高的可信度。虽然样本企业在人数、资产、销售和利润几个方面差异是比较大的,但由于商务模型主要受战略、环境、行业等因素的影响,而与这些因素关系不大,这些企业特征方面的差异本文就不再赘述。

以“交易—价值”范式下的商务模型结构理论为依据,作者共选择了客户交易、内部交易、伙伴交易和企业绩效方面的10个变量(见表1)。被解释变量为总资产收益率(ROA)。选择ROA作为惟一的绩效衡量指标,主要是由调查的可行性决定的。比较而言,虽然净资产收益率(ROE)更优良一些,但由于这个指标会间接暴露企业的负债水平,企业通常不大愿意提供,为鼓励企业认真回复问卷,调查中有意回避了这个指标。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表征方法反映整体商务模型的部位

总资产利润率ROA

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

产品专业性 PS主导产品带动还是多产品并举

客户交易流出价值内容主张

服务广度SC销售商品之外是否提供其他服务 客户交易流出价值内容主张

决策模式FD家族成员是否在决策部门任职

内部交易流入价值对象主张

报酬形式PP股份赠与或其他形式

内部交易流出价值内容主张

培训强度ROT

3年年均培训费占工资总额比重 内部交易流入价值回收主张

员工流动性 FE近3年年均离职员工比重内部交易流入价值对象主张

政治关系PR参加人大、政协及其他社团情况 伙伴交易流入价值对象主张

金融关系FR资金来源于民间金融还是官方金融

伙伴交易流入价值对象主张

供货商关系 SR平均结算周期是否长于2个月伙伴交易流出价值提交主张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于被调查民营企业都是商业类企业,其解释变量应该既会反映民营企业的特点,又反映商业行业的某些共性。为选好这些变量,作者事前专门对北京的四家代表性商业企业物美集团、王府井百货、国美电器、家乐福公司做了考察,系统辨识了四家企业的商务模型,从中发现了一些商业企业具有的比较重要的共性模型逻辑;随后,作者又根据福建民营商业企业的特殊情况,总结了被调查企业一些特性模型逻辑;最后,经过综合筛选,分别从客户交易、内部交易、伙伴交易方面提炼出三组共9个解释变量。

反映客户交易逻辑的指标作者选择了“产品专业性”和“服务广度”。产品专业性指是否专营某一类商品,服务广度指除销售商品之外是否还开展相关服务,它们可以具体刻画客户交易中流出价值内容方面的商务逻辑。选择这两个指标是源于对北京商业企业的考察。考察中作者发现,在客户交易方面,商业企业往往要么经营专类产品(国美电器就专营电器产品),要么经营综合商品(物美、王府井、家乐福经营的就是综合商品);还有,有些企业非常注重向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有些企业则局限于产品销售,不注重相关服务的开发,如物美、家乐福就是前者的典型,王府井百货就近似于后者;这些是商业企业在为顾客提供流出价值内容方面的主流模型。

反映内部交易逻辑的指标有:“决策模式”、“报酬形式”、“培训强度”、“员工流动性”。选择这些指标主要源于对福建民营商业企业模型逻辑的初步归纳。作者发现,由于所调查企业基本上都是以家族企业形式起步,家族决策方式至今在民营企业中仍是有实际意义的商务逻辑,而非家族决策模式也日益流行,决策模式变量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内部交易中企业以“家族内部人”,以及以“非家族内部人”作为流入价值对象的倾向;在民营商业企业中,注重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或倾向保持员工队伍流动更新,也是比较常见的两种经营套路,它们反映了民营商业企业流入价值对象选择主张的另一侧面;同大多数企业一样,民营商业企业内部人交易中流出价值内容的价值主张也主要体现在报酬形式上;培训的目的在于回收被培训者的价值,其强度体现内部交易中从内部人身上回收流入价值的主张,民营商业企业在这方面也有积极和消极两类做法。

反映伙伴交易逻辑的指标有:“政治关系”、“金融关系”、“供应商关系”。政治关系主要考察企业是否参加人大活动、政协活动或其他社团组织活动。作者观察到,发展政治关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福建,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商务模型。因此,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伙伴交易中企业确定流出价值或流入价值对象的主张,也可以反映企业对政治流入价值回收的主张;金融关系主要考察企业是依靠官方金融机制,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制(本调查将商业银行贷款贴现、公募股票、发行债券视为官方金融机制),对北京(如物美和国美)和福建的民营商业企业,也都是极为关键的商务模型,它反映企业资金伙伴的对象主张;供应商关系考察企业与供应商资金结算的周期,用来反映企业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货款)提交主张,也是京闽两地商业企业商务模型的重要方面。

RA[,1]=0.267-0.165PR-0.0517SR-0.155FR+0.0685FD-2.29RP+0.072FE-0.0835ROT+0.106PS-0.0514SC

(2.597)(-4.117)(-1.387)(-2.401)(2.115)(-0.691)(1.993)(-2.488)(2.640)(-1.517)

[2]=0.64F=4.553DW=2.365

RA[,2]=0.222-0.152PR-0.0483SR-0.141FR+0.068FD+0.08FE-0.079ROT+0.109PS-0.0439SC

(2.870)(-4.389)(-1.343)(-2.363)(2.156)(2.403)(-2.465)(2.813)(-1.405)

[2]=0.659F=5.342DW=2.174

2.模型构建

由于商务模型判断是一种类别判断,在总结统计特征时,我们将解释变量中的数量指标一律转为定性数据指标,使所有解释变量最后均以定性数据的形式加入建模。数据整理后,对PS、SC、FD、RP、ROT、FE、PR、FR、SR进行虚拟处理,令:

如果商务模型影响企业绩效的假设成立,而作者选取的解释变量也比较恰当,意味着上述变量应分别影响并组合起来形成整体逻辑影响企业绩效,以下多元回归模型应能够获得较好的统计检验效果,得出的估计参数将可能对民营企业的解释提供许多综合信息:

ROA=α+β[,1]PS+β[,2]SC+β[,3]FD+β[,4]FE+β[,5]RP+β[,6]ROT+β[,7]PR+β[,8]FR+β[,9]SR+μ

四、计量结果

因为,商务模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面扫描企业商务活动的管理工具,计量检验中作者采取尽可能发现全面信息的原则,归纳出两个有代表性的模型:

对模型1各参数的双侧t检验中,常数项及PR、FR、ROT、PS的参数通过了按显著水平0.05进行的检验,FD、FE通过了按显著水平0.1进行的检验,SR、SC、RP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模型2各参数的双侧t检验中,PR的参数通过了按显著水平1%进行的检验,常数项及FR、FE、ROT、PS的参数通过了按显著水平5%进行的检验,FD通过了按显著水平10%进行的检验,SR、SC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两个模型对企业绩效的解释能力都在65%左右,分布在企业商务活动三类交易中多个环节的模型逻辑变量的系数都在5%的显著水平通过F检验,说明所考察的各局部价值主张确实具有一种整体效应,并作为整体对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还有将近35%的部分无法用这些变量解释,也合乎商务模型的含义。因为,一套整体商务模型,除包含本项研究提炼的解释变量外,必然还包含其他许多有待发现的解释因素。

两个模型中对伙伴交易中三种价值主张参数的检验有两种通过了较高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利用参加人大、政协这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来获取政治资源的商务逻辑(PR),看起来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是负面的,这与社会上通常的理解似乎相反。通常,政治关系几乎总是被看做对企业发展有利或者至关重要的资源,但究竟其具体影响如何还很少有人研究。本文的这个发现是出乎作者意料的,作者认为也值得学术界深思。金融方面的商务逻辑(FR)对企业绩效有很强的影响,完全依靠非政府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题的商务逻辑,看来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与学术上历来的判断是一致的。毕竟,目前我国官方融资渠道是一种比较优惠的资金供给渠道,能够发展官方金融伙伴,可能极大帮助民营商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对供货商付款期(SR)短,一些看来对企业绩效也有负面影响,但影响比较轻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商业领域流行对供货商过分的挤压:商业企业占用供货商资金尽管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利益还是现实的,虽然从统计结果看,这方面的利益关联并不显著。

对内部交易的检验情况稍复杂。员工流动率(FE)检验以较高的显著水平通过,说明保持员工队伍相对稳定的主张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在细节验证过程中,作者还发现,这个指标在所有变量中统计检验显著性是比较高的,说明员工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培训强度(ROT)检验也以较高的显著水平通过。结论表明,不重视培训的做法对企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报酬模式(RP)在两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检验。但考虑到其系数取负值仍有一定意义,模型1保留了RP变量。利润分成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几乎是强度最大的激励形式,对企业绩效的效果却是负面的。模型2没有采用RP变量,DW值更理想了,结果轻微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可靠性。家族成员任职部门主张(FD)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0%的检验,而且两个模型都一致地取正值。这说明,家族成员在公司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一定就会降低企业绩效,在我国职业经理人总体水平并不很高的情况下,外聘的职业经理人未必比企业创办者们具有更高的管理水平。这启示人们,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还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地一概否定家族式管理。

在客户交易方面,经营专类商品的主张(PS)在两个模型都以较高的显著水平通过了参数检验。这提示,专业化经营还是可取的。服务广度逻辑(SC)在两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检验,但结果是负值,还是提示应该重视服务领域。

五、结论

商务模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模型不同绩效不同。因此,选择好商务模型非常重要。我们得到的两个线性模型,解释变量一方实际上即是一种整体商务模型的代数表达式,被解释变量一方即是对整体商务模型绩效的估计。如果给出解释变量一方各个解释变量的不同组合,就会得到不同的整体商务模型。线性模型的好处是,可以方便地对这些不同的整体商务模型造成的绩效结果进行估计和比较。

根据模型1,由于PR、FR、SR、RP、ROT、SC参数为负值,FD、FE、PS参数为正值,显然,当PR、FR、SR、RP、ROT、SC=0,且FD、FE、PS=1时,可以得到最高绩效值。这意味着,一个在伙伴交易方面不过分参与政治活动、有官方融资渠道可以依靠、可以较长期占用供货商资金,在客户交易方面采用专类经营策略、注重开展增值服务,在内部交易方面不回避家族管理、注重员工培训、采取稳定员工队伍的人事政策、在分配上采用常规激励政策的商务模型,是一种效率最高的模型。令RA[,MAX,1]代表最高绩效模型的总资产利润率的估计值,则计算模型1的估计值有RA[,MAX,1]=51.38%。同理,对模型2有RA[,MAX,2]=47.91%。求其平均值,得49.64%,说明根据模型估计的平均最优利润率可以达到相当高水平。

但根据作者对实际调研数据的统计,企业实际填报的利润率水平最优仅为30%,平均水平只达9.7%。这就说明,被调查企业实际采用的商务模型都不是最优模型,改进商务模型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重要课题。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分析,有关努力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呼吁社会,让民营企业能够得到官方金融机构的积极服务,使官方金融关系在民营企业成为一种正常关系,以帮助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我们发现,被调查的民营企业有85%在资金伙伴交易方面都严重依赖民间金融。民间融资虽然形式比较灵活,但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官方融资。民营企业之所以形成这种不佳融资模式,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金融服务体制有问题。据民营企业反映,目前,他们难以得到官方金融机制支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银行信贷操作十分死板,对民营企业只有抵押贷款,押贷率也太低(10%),民营企业大多资产规模不大,在这样的押贷率下贷款有时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宏观经济紧缩搞“一刀切”,往往首当其冲影响民营企业获得贷款;三是政府财政管理下的所谓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也并不真正重视民营企业。

(2)适当把握参与政治活动的分寸,减少不必要的政治交际成本。我们认为,政治活动虽然可能惠及企业,但也可能诱使或迫使企业付出更多成本(如社会捐赠、政治捐献、政治活动耗时、蒙受勒索等),从而影响了绩效。如有些民营企业反映,参与政治活动过多,引起政府重视,反而容易被政府当国营企业管,企业由此不得不疲于应付各级街道、应付政府诸多部门。还有些企业反映,现在政治地位也不见得能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政治地位高了,地方官对企业的要价也就大了,你不满足其要求,就可能招致政府“应作为而不作为”的报复,有的民营企业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3)发展人本主义企业文化,爱护员工,稳定员工队伍。在我们调查的民营企业,关于如何对待企业员工,明显存在两种态度和做法,效果也不同。有的民营企业比较关心、爱护员工,为员工提供较好的住宿条件、配备娱乐和体育设施、鼓励员工参加业余学习,甚至制定员工持股计划,有的还注意长期培养员工使他们成长为干部。这些企业气氛较好,员工队伍比较稳定。而有些企业则比较强调控制劳动力成本,对员工的照顾明显不够,个别场合还能见到使用童工协助其父母工作的现象,员工流动性相对比较大。参数估计显示,前者对企业绩效有利,后者不利。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频繁出现“民工荒”现象,这显然不利于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们应从企业文化上深刻反思其原因。

(4)探索整体效应更好的激励机制,避免简单照搬流行时尚的报酬制度。这些年来,企业界流行以股权和利润提成等方式开展激励。我们的计量结果却显示这种做法对企业绩效似乎有轻微的负面作用(RP负值,但不显著)。我们不能据此断言这种激励方式无效,但至少可以认为以工资和奖金为基本形式的传统激励措施对民营企业似乎并没有失效。据我们观察,民营企业往往管理层比较精简,队伍主体是一般员工,激进的报酬模式通常只能激励少数管理层,对大多数员工却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于对少数人的强烈鼓励,也可能招致大多数人的抵触情绪,从而影响绩效。另外,利润分成方式中包括赠与股份,而赠与股份也可能较大程度地增加企业总资产,从而降低总资产利润率。所以,到底怎样的报酬模式更有效,需要细致探索,具体分析,不宜简单追求流行和时尚。

(5)妥善选择产品战略,注意提高专业化水平,避免盲目经营过多产品。我们的模型表明,专类经营产品更有利于企业绩效提高。专业化通常可以提高知识积累效率并节约多元化的信息收集、组织协调和监督实施等方面的成本,这对发育尚不强壮的民营企业是非常有意义的。调查中我们注意到,那些经营专类商品的民营企业一般利润率比经营综合商品的要高些。这与北京几家企业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国美电器的利润率就明显高于物美和王府井。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市场开拓意识较强,愿意不断寻找新的盈利空间。因此,是选择专业化经营还是多元化经营,对民营企业是个需要慎重考虑和研究的现实问题。我们这次研究没有专门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难以给出更多具体意见,但模型给出的倾向是专业化经营对民营企业更有利。

(6)注意开发服务市场。在我们的调查中,60%的企业已经开展了增值服务,体现出民营企业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我们的计量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能与被调查企业服务深度和广度不够有关。这方面我们没有做更细致的调查,难以深入解释。不过,观察产业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服务是一个值得民营企业家深入开掘的有潜力的领域。

总之,根据我们的模型给出的提示,民营商业企业的商务模型亟待改进并且可以多方面改进。当然,商务模型并不完全由主观决定。例如,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歧视、经济生活政治化的社会环境等,都相当严重地、客观地制约民营企业商务模型的升级和优化。在此意义上,政府和社会应意识到,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特别是在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方面。

本文的计量结果还说明,商务模型理论确实为考察企业经营提供了全息性的工具。虽然本次问卷调查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并没有涵盖整体商务模型的全部环节,但却已经涉及了商务模型的各主要部分,初步实现了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综合整体分析,这就突破了职能管理理论总是囿于局部研究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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