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色彩美学思想研究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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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物取象

自然界的色彩纷繁复杂,古人对色彩的认识采取了“观物取象”的方式。

“观物取象”是儒家经典《周易》给予“象”的重要规定。《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这里的“象”是指易“象”,是对天地万物写照的形象,它是色彩和形状的统一,“观物取象”不仅规定了“象”,也规定了色彩。

“观物取象”是对天地万物与审美形象之间关系的总结,它规定了获得天地万物形象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于表现出事物内在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对万物具体的描摹。“观物取象”所强调的不是照搬式的模拟,而是对象的形象结构特征。

儒家的色彩审美思想直接继承了“观物取象”这种对形象的把握方式,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其结构的具体特征,这同中国美学思想中的虚实、有无、阴阳等矛盾统一的结构理念相通。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色彩观在色相上可以区分为五大类,概括为五色——青、赤、黄、白、黑②。五色可以包括先民所见的所有色彩,是“观物取象”对色彩的整体把握。

不仅如此,对色彩的概括还体现在色彩的运用上。

在对古代的彩陶、玉器、漆器、丝绸等色彩运用研究中发现,先民对色彩的把握与运用,一方面是色彩形象来源于对自然和自身的观察,正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另一方面,先民并没有直接模拟天地万物的色彩,而是对天地万物的色彩采取了提炼和概括。

先秦时期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的冕服是上衣下裳,具体来说就是上玄衣,下纁裳,也就是所谓的“玄衣纁裳”。“玄衣纁裳”是古人“天玄地黄”观念的色彩概括。据考证,古代礼服所用的玄色是黑中带赤的一种专用服色,它是古人对天色的模仿与归纳;礼服所用的纁色是赤中带黄的服色,是古人对地色的模仿与归纳③。

外黑内红的漆器器皿至今仍受人们喜爱,这种色彩搭配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用色实际上与古老的的血液崇拜有关。古人以杯中盛血祭祀神灵,盛血的杯子外面是黑色,那是血流于外、干后的颜色,杯内是鲜血的红色,因此,后世在漆器的制作中,使用外黑内红的色彩搭配。黑色是漆液干后的颜色,红色是用朱砂所染,古人把它当做血液的象征,是古人对鲜血特征的模仿与概括④。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使用不同颜色所画的树木表示不同方位,其中以青、赤、白、黑四木表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维,与东、南、西、北构成“四方八位”⑤。帛书通过以概括的四色表示四种方位,这是对色彩概括认识的图像反映。

对后世色彩理论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六法”之一的“随类赋彩”⑥,它实际上是“观物取象”的色彩美学理论的发展。“随类赋彩”又断句作“随类,赋彩是也”,“赋”通“敷”、“布”,赋彩即施色。“随类”可以解释为“随物”,“随类赋彩”即在设色时依据对象的类别归纳用色。这种色彩理论一直影响后世的色彩审美思想的发展,因此,传统色彩体现以色彩平涂突显色彩特征为主,未能发展出表现色彩冷暖、明暗关系的色彩体系⑦。

玄衣纁裳

二、尊“礼”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说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本义是指举行典礼仪式,祭神求福。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社会规定,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就“礼”而言,儒家色彩审美观的体现主要是:

(一)重正色,卑间色

“礼”是用来体现差别的,不仅社会人伦有差别,用色彩也有卑尊之分。

从先秦时期开始,以“正色”、“间色”对色彩进行区分。正色是指狭义的五色——青、赤、黄、白、黑;间色是指绿、红、碧、紫、骝黄,另一种说法是绀、红、缥、紫、流黄。据考证,正色以野鸡羽毛作为染色标准,具有色彩纯度高、明度低的特点,也就是说正色是色相饱和而给人沉稳之感的颜色。在先秦时期的服饰染色中,正色是用于符合染色规范的、在正式场合中穿戴的服饰色彩,是正统、高雅的色彩。间色为不正之色,在先秦时期表示质量不过关、染色不正的色彩,秦汉之后,间色是指除正色之外的色彩⑧。

儒家推崇正色,贬低间色。

《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朱,正色也。”⑨“朱”与“赤”都可以表示正色,紫是间色。按孔子的说法,正色和雅乐一样,间色和郑声一样,郑声淫,不为君子所取。

儒家对色彩的审美把握,体现出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道德要求,这同儒家对君子“温柔敦厚”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可以看出儒家色彩审美欣赏的是能够引起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而对于偏离正统的色彩(间色)则认为不符合道德的要求。

战国漆器

儒家的色彩审美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在于孔子(儒家)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由此,中国审美重视的是情、理的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智型的认识愉快,更不是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⑩

(二)用色得体

儒家主张用色要得体,具体说,色彩的意义在于标明使用者的身份、彰显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成为“礼”的组成部分。

《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11)

这一段文字是孔子对服饰着装的具体要求,使之符合“礼”的规范。其中,“绀”是指深青带红的颜色,“緅”是青紫色,“绀”、“緅”既然是祭祀的服色,就不能作为服饰的镶边。“红”、“紫”之色接近妇人所穿的服色,因此君子不能用来做内衣的颜色(12)。黑羔裘外套黑色外衣,白麑裘外套白色外衣,黄狐裘外套黄色外衣。除了丧事,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玉不离身。去吊丧,不能穿黑色的羔裘,戴玄色头冠(因为黑色是吉服之色)。岁首正月,一定要穿朝服上朝。

儒家认为,服饰色彩必须得体,才能符合审美标准。正如《荀子·修身》云:“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13)这里的容貌、态度当然也包括服饰穿着,荀子的审美理论,强调的就是要符合“礼”。儒家的代表孔子是主张恢复周礼的,体现差别的“礼”和“乐”配合能够达到“和”的境界,就是“美”。在儒家看来,符合礼制的社会规范能够创造理想的政治风俗,而政治风俗的理想境界是一种审美的理想境界(14)。

三、崇尚色泽之美

儒家的色彩审美思想中,十分重视器物的材质之美。器物的材质之美,从外观上看,就是色泽之美。色泽是光泽和色彩融为一体的色相。它是在既定的颜色条件下,不同的外观质感造成的不同反射光的视觉效果。色相是色彩的固有属性,是色彩的组成部分,而色泽往往与器物表面的质感有关。在古代社会中,色彩与色泽都是视觉意义上物象的表层特征,并未严格加以区分。实际上,中国古代不仅重色彩,也重色泽(15)。

未雕饰的玉器、没有染色的织物等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素”,作为审美范畴的“素”指的是质朴无华的自然本色,也就是其本身的材质色泽之美。《礼记·礼器》:“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此以素为贵也。”(16)可见在上古时期,人们对天然材质之美是十分重视的。

《周易》中的贲卦是讲纹饰的,《序卦传》曰:“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而贲卦之极是“上九:白贲,无咎。”(17)是说纹饰之极,归于朴素。也就是纹饰的最高境界是直接表现为材质的色泽之美。

儒家重视色泽之美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崇玉器,贬低石质,差别在于玉器的色泽之美。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儒家对玉器色泽之美的重视:

《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开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18)

玉与珉(像玉的石头)的差别在于玉具有温润的色泽,而石没有。这种“玉”的色泽之美儒家十分重视,并将玉的这种特性作为君子之“德”的象征。

不仅玉料的材质色泽受到重视,在中国古代社会,漆器、丝绸、陶瓷等工艺的材质色泽之美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匠人们无不注意材料的选用,使其制品在实用的基础上反映出材质的色泽之美(19)。《荀子·强国》中记载古代的青铜器制作,就特别强调“金锡美”,就是强调青铜的材质精良。也只有青铜材质精良,青铜器的色泽之美才能凸显(20)。《周礼·考工记》就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周礼·考工记》中还对制弓的选材进行了经验性的总结:“凡取千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凡相角,秋弑者厚,春弑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险中,瘠牛之角无泽……”(21)《考工记》原本是齐国官方的工艺技术文献,汉代补入《周礼》,成为儒家的重要文献。《考工记》对制弓所用的木材、角材、胶、漆等材质色泽做出具体的规定,表明材质的色泽既是选材的目测标准,更是材质色泽之美的外在表现。

儒家的这种重视质料色泽之美的审美意识深深影响后世。比如在家具制作中,名贵的红木、黄花梨木、酸枝木、鸡翅木等,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色泽,因此,并不需要涂上色漆。时至今日,明清红木家具越发显得光泽宜人。

[本文为原来和天津大学合作的项目之一]

注释:

①(17)[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86页,38页

②③(19)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D].武汉大学文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肖世孟.先秦漆器“赤”“黑”色彩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2(04)

⑤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1页

⑥南齐谢赫“六法”之一。见:谢赫.古画品录

⑦肖世孟.考工记设色规范研究[J].装饰,2011(05)

⑧肖世孟.先秦“五正色”考.见:湖北美术文集[D].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93页

⑨(1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25页,2494页

⑩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5页

(12)近人程树德认为,红紫为不正之色,且近于妇人女子之色也。见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668页。红是粉红、桃红色,近于妇人、女子常用服饰之色。对《论语·乡党》中“红”的解释,本文认为程说比较合理。

(13)(20)[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3页,291页

(1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5页

(15)肖世孟.先秦漆器的色泽研[J].艺术探索,2012(2)

(1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33页

(18)礼记·聘义

(2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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