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极格局解体以来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论文,试论论文,格局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探讨冷战格局解体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最初尝试。本文论述了冷战格局的解体对当前国际关系运行的影响；深入详细地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地区性安全机构的酝酿和作用突起的深层原因，及其种种表现；论文提出并初步论证了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不仅是当前国际关系运行的基本现象和发展动力，也是形成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多极化格局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冷战格局的解体 多极化格局 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
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及当今的国际社会正在向多极格局过渡，这是当前社会科学学术界，甚至不仅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将走向多极化已经成为不争之论，问题还远没有被很好地解答。学者们最困惑的问题不仅是多极格局的具体结构将会是怎样的，而且对于这种多极格局将如何，或者说将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走向明朗和成熟，也基本上含混不清。如果说由于新格局的形成不可能像前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和其他弱小国家的强制性安排来实现，它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那么，在当今冷战结束后数年来的国际社会的种种事态发展中，是否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或者暗示出新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的发展轨迹？本文试图论证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是国际关系新格局形成的基本途径的观点，以图在这个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抛砖引玉，就教于学术界的同行。
一、冷战年代国际关系格局的若干主要特征
冷战年代国际关系格局的若干主要特征，既是后冷战世界全球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对后冷战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发生着多方面的直接和潜在的影响。
（一）大国安排。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形成的共同特征是大国安排。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格局，基本上是英法美意日等数大国力量对比大体均衡的产物，当时的任何一个大国与其他大国相比都不具备明显的实力优势，美国甚至没有参加当时的重要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实际上奠定了雅尔塔格局中美苏国家主宰的权力结构。这种大国安排具有的强制性、不仅构成了冷战开始后国际关系格局中美苏两家的强权政治特质，而且，还由于这种格局下的相对稳定是一种霸权稳定，即霸权压制下的稳定，忽略了全球各地区和各领域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必然潜伏着该格局解体后国际社会的全面动乱。
（二）两极格局形成后美苏两家的外交战略，由于它们所具有的超级大国的实力，是一种全球性的政策布局，它基本上否定了独立于两大集团的地区性经济与安全机制的必要性。实际上，冷战年代的第三世界的主要国组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对当时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有限。
（三）冷战年代的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带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因而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某一政治集团为自己的全球外交战略服务的经济联合。这样，它就必然在地理上带有跨地区的特点，如七大国集团，经互会中包含古巴和越南，七十七国集团等。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和经济结构互补原则所要求的地区性经济联系受到两个平行市场政策的人为分割，例如，东西欧的经济关系。
（四）冷战年代的两极对峙造成了国际关系格局的简明化。美国和苏联在各个地区的盟友以亲苏或亲美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和对外政策走向，单一国家的政策选择首先并不是从地区环境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和确定的，而主要是要服从本集团盟主的全球战略利益和全球战略构想。尽管在冷战年代里中国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谋求实施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第三条道路和第三种政策，其本质仍然是在覆盖全球的两大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两极对抗体制在全球各地区辐射的结果，一方面是某些民族国家被两个霸主的势力范围的总布局所人为地分割，如两个德国，两个朝鲜，1975年以前的越南和美国对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本性阻碍，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除了具有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和政治组织作为全球争夺的基本支柱外，还在世界各个地区通过签订一系列多边和双边条约建立了服务于两极格局的子系统。例如，美国方面，1946年美国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协定》；1950年美国与泰国的《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美国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安全条约》；1953年美国南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和1955年美英法澳新巴（基斯坦）菲泰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苏联方面，195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1年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6年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1971年的《苏埃（及）友好合作条约》；1971年的《苏印（度）和平友好合作条约》；1972年的《苏伊（拉克）友好合作条约》；1972年的《苏古（巴）合作条约》；1974年的《苏索（马里）友好合作条约》；1976年的《苏安（哥拉）友好合作条约》；1977年的《苏莫（桑比克）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的《苏阿（富汗）友好睦邻合作条约》；1978年的《苏埃（塞俄比亚）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的《苏联、也门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不难看出美苏两国分别领导的军事安全的子系统和双边安全机制，并不是本地区各国所组建的独立性机制，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而是美苏两极格局上的各个网结。这样，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各国根据本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利益需要所作出的调整，必然造成各地区内经济与安全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
（五）冷战年代的地区性动荡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严格控制，或者被阻止，或者得到支持，联合国的维和功能被美苏拥有的否决权所抵消。例如，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苏联的阻止，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反胜为败，不得不接受停火协定。在1971年与苏联建立了军事联盟关系的印度于1972年成功地肢解了在1968年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试图将老挝和柬埔寨强行纳入自己的势利范围（在1974年和1979年分别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
总之，1）冷战年代的国际政治的运行形成了这样一条基本法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和对抗为常数，某一问题领域和地区领域的新态势为变量，由此产生的国际局势的变动成为二者的函数。也就是说当时国际政治领域的任何重大变化基本上都反映了苏美当时的全球政策和其力量对比。2）冷战年代全球各地区的安全态势主要是受到凌驾于地区之上的外力整合，各地区的经济合作态势，主要是受到非经济因素的整合。3）两极格局形成了一种压抑机制， 一方面是某一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方向选择受到两霸的压制（最典型的例子是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事件），另一方面是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被两霸按照各自的全球战略安排而削足适履。4 ）两极格局还形成了一种冲淡机制，即两大集团把大量的物力，财力和智力用于全球争夺和军备竞赛，从而冲淡和削弱了国际社会解决人类的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的迫切性和能力。例如，各国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难民问题，贩毒吸毒和恐怖活动范围的扩大问题等等。
应该指出，冷战格局的解除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消除冷战格局的遗产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各种影响的广泛存在，如大国操纵联合国，七大国集团力图控制全球事务，大国操纵地区事务的干预主义传统等因素在当前世界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传统的力量机制在解决冷战后的新问题时日益显得软弱无力，国际社会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机制和新的规范；冷战格局解体后苏美两国及其两大集团的全球性对抗的解除，使国际关系的重心开始回落到地区层次，各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利益目标的确立，在摆脱了冷战的约束机制以后突出地集中在如何谋求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营造本国的安全环境上面。这就使得最近几年来国际社会范围内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性整合正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加速发展。
二、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出现的基本原因
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的出现，总体说来是作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的各个民族国家为处理和解决冷战后世界面临的各种矛盾，旨在推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建立本国的安全环境所作出的政策选择在地区层面上的反映。
在冷战格局下形成的压抑机制和冲淡机制的解除，使和平与发展真正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同时，压抑机制解除后潜在矛盾的爆发和冲淡机制解除后旧有矛盾的凸现，又使得和平与发展与阻碍这个时代总趋势的各种人文和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各个问题领域的反映，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相互依存规律所要求的共同发展之间的矛盾。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至少有1／5的人受穷（13亿人口，多数生活在非洲和南亚），本世纪末，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85%的财富，而最贫穷的10亿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还不到2 %。在过去30年中，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30比1扩大为60比1。其后果不仅从根本上威胁着世界的稳定，使第四世界国家的概念出现并有所扩大，而且，也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国际市场出现局部萎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频仍和贸易战加剧。
（二）大的和平环境与局部战争不可遏止之间的矛盾。据美国《时代》周报的统计，1989—1992年间世界共发生了82起流血冲突，1993年至1994年上半年，又发生了62起。虽然这些流血冲突绝大多数是国内冲突，但其共同的特征却是国际社会所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和难以阻止性，克林顿对此感叹道：“我们为国际社会没有能力阻止一个国家的人民打内战，除非他们自己解决停战问题。”这种全球性的局部冲突造成的结果是世界上有1／115的人在逃亡。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难民2300万（是25年前的10倍）和2600个被驱逐者。其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旧的格局被打破以后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新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平衡制约因素与美国力图建立一极世界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冷战格局的压抑机制消失后，随着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思潮迅速膨胀，不仅造成了一国内部民族与种族冲突的泛滥，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在各个领域也有所激化。加之逆裁军现象的普遍存在，核武器扩散的危险，以及各国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能力的普遍增强，使得民族主义的泛滥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耽忧的问题。很显然，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新的平衡制约因素来梳理各种矛盾，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联合国本来是最合适的机构，但由于它仍然被少数大国控制，特别是美国力图把联合国当做其建立冷战结束以后谋求全球霸权的工具，这就使得联合国的威信和实际作用在近几年不能尽如人意。全球各地区的众多国家谋求摆脱大国干预，独立解决本地区事务的趋势在明显加强。
（四）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各种人文的和自然的阻碍和制约因素之间的矛盾。例如，人口爆炸，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以及争夺资源所造成的冲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的整体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发达国家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其内部贸易战的加剧，而发达国家在贸易法，劳工法和投资政策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行要求，也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南北矛盾在新形势下有所激化。
这四大矛盾为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提出了四个基本问题：1）如何拓展本国的经济发展空间。2）如何保证本国和本地区的安全。3）如何处置大国的平衡作用。4）如何联手解决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和障碍。
面对上述的基本矛盾和问题，联合国这个在冷战结束以后被寄予厚望的最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性组织已感力不从心：其一，联合国没有成为促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强有力的杠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全球性经济机构与联合国油水分离，联合国的有关经济决议常常被这三大机构搁置一旁，联合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被七大国集团的影响力所冲淡。而且，目前联合国的主要精力显然仍然被迫集中于维和问题上。其二，在维和问题上，联合国目前无法解决众多的流血冲突的热点地区与维和的资金和人员的严重不足的矛盾。其三，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形势面前，联合国的体现着国际正义的一般性原则虽然仍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但却因种种因素的阻碍难以实际操作，如集体安全的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原则，国家主权不容干涉的原则等等。这一方面是大国操纵使正义原则受损， 另一方面， 联合国作为具有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185个成员国的国际机构，它的任务毕竟是太宽泛， 因而也就太难于统一协调了。
针对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的上述现实情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的下列选择，使地区性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新组合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美俄等世界大国开始重新塑造冷战后的地区安全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北约不仅已经成为美国控制地区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且美国还力图使其成为覆盖整个欧洲的军事安全一体化机制的基本框架。美国在干预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多边主义原则，实质上是组建热点地区的相关国家的非制度化的暂时的安全保障手段，谋求这种多边主义原则的制度化和稳定化，必然使美国政府通盘考虑在各个利益相关的地区建立由美国领导和协调的安全机制。1993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不仅放弃了在独联体地区的甩包袱政策，将加速推进该地区的经济与安全一体化当做本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而且，对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也给予密切关注。
发达国家之间也在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加强地区联合，例如，欧洲联盟的欧洲统一大市场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一些中小国家开始为摆脱大国对本地区安全事务的控制而联合起来，力图建立起解决本地区安全问题的某种机制和制度，例如东盟地区论坛。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建立新的地区性经济组合作为拓展本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的基本途径。由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七国集团和欧盟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距，即使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和得到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仍然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自愿和磋商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区性联合组织，更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向需求，近年来拉美，非洲，中东和南亚的地区性经济组织的这种特质较为明显。
美俄之间近期激烈的外交斗争也基本上是围绕着建立怎样的地区性安全机制而展开的，例如，北约东扩之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的外交活动等等。
三、近年来地区整合的种种表现和各种类型
各国的这种政策选择造成了与冷战年代的全球性格局瓦解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相吻合的两大趋势。其一是大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向地区层面转移，开始在本地区和本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建立确保自己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地区性机制。其二是广大发展中的弱小国家为拓展本国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在处理地安事务中协调各国的利益，避免大国干涉，纷纷建立地区性的经合组织和集体安全论坛。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开始向地区层面的转移。1989年春季，布什政府根据当时美苏关系的状况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原则以取代冷战开始后实行了40多年的对苏遏制战略。1989年12月2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尔他的会谈， 又被认为是苏美冷战关系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重新估价了其面对的主要危险，开始制定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解除以后的新的国家安全政策，1990年8月2日，布什总统在美国阿斯彭学会上发表讲话，明确宣布美国防务计划的重点，应该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性扩张转向防止各个重要的地区性突发事件。1991年8月，布什政府在新拟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强调，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美国“要对付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已做好准备的敌人，而是政治真空和地区性不稳定的新威胁”。1992年2月25日，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向国会提交的《1992—1993财政年度国防报告》中，将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正式定义为“地区防务战略”，并认为这是美国90年代的新的军事战略。1992年5月， 在美国国防部拟定的新的《防务计划》中，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地区防务战略”的操作方针，即在与美国国家利益存在的重点地区，加强地区结盟，通过与盟国的合作来贯彻和体现美国的领导作用。
在调整国家防务政策的同时，随着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迅速上升，美国政府也在拟定自己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构想。
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并部分实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性战略构想主要有两点：其一，1991年11月11日由国务卿贝克在日本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同盟为骨干，以美国与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以APEC为纤维组织，将亚太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扇形辐射机构。其二，早在1989年12月，美国国务卿贝克即在一篇题为《新欧洲，新大西洋主义，新时代的格局》的演说中，提出了东西欧冷战关系结束后美国领导的新的大西洋—欧洲关系结构的设想。1991年6月， 美国再次提出建立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建议。1991年11月，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北约16国，东欧5国，波罗的海3国和后来的独联体11国组建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
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一方面，基于民主党传统的“人权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在1993年8 月提出了以“全球民主化”为基本原则的“扩展战略”，规定了强化“民主堡垒”，消化“民主成果”，演化“民主敌手”的基本任务，但这个被基辛格批评为不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很快就被作了修改。1994年7月21 日美国政府发表的题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用扩展安全代替了扩展民主的概念，而且，在新的安全战略报告中，扩展民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家安全，发展经济，扩展民主这三大基本政策目标中已下降到第三位。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仍然是通过在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重组地区性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新机制来试图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而且，在这些领域，克林顿政府比布什政府的政策实施更具成效。例如，1993年7月，克林顿政府继承了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构想，再次提出了建立“ 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并且在1993年11月把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邀请到了西海岸的西雅图来推销自己的具体方案。在1993年，美国政府还特别卖劲地促成了在1994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传统的战略要地欧洲，美国政府在1993年10月提出了涵盖整个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和平伙伴计划”，并以此作为建立北约对上述地区的安全事务的领导权的最初步骤。在中东地区，美国积极促成了和平谈判的进展，以图在该地区建立既保证美国的经济安全又保证美国的领导权的地区安全框架。1995年6月由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对欧洲及北约 的安全战略》，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其关于欧洲安全机制的构想。
近两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心向地区层面转移的特征也非常突出。独立之初，俄罗斯政府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试图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甚至联盟关系来实现其当时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目标，即尽快加入西方大家庭，利用西方给予的大量财政援助来摆脱经济危机和实现社会转轨。但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首先，西方的援助在数量和作用上都没有达到俄罗斯政府预想的程度，俄罗斯方面也很难满足西方提出的各种附加条件，援助的数额在迅速地递减；俄罗斯奉行的全面追随西方的政策使它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都迅速下降；向西方“一边倒”政策的后果，必然是对独联体国家采取甩包袱的政策，使得独联体在1992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各国的离心倾向迅速发展，这又使得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和地缘安全状况更加恶化，国际地位进一步被削弱。1992年10月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外交部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其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初信号。反映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成熟和基本定位的两份最重要的文献，很明显地突出了其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与安全结构的重建。这两份重要的文献是1993年4 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构想》和由众多的政府要员参加的“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学会”在1994年5 月推出的《俄罗斯战略》。《构想》中指出：俄罗斯联邦“解决在自己周边建立安全和睦邻带任务的最佳道路”，是“竭力稳定俄罗斯周围的地理政治空间和在那里建立地区性的建设性合作”。“争取使独联体成为各个国际交往的主权主体的有效的跨国组织。”在东欧，“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要防止东欧成为我们同西方隔绝的某种缓冲带，另一方面也不能容许西方大国将俄罗斯排挤出东欧地区的阴谋完全实现”。〔1〕在《战略》中则进一步指出：在独联体地区，俄罗斯应与“前苏联那些愿意同它联合的国家实行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奉行建立前苏联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军事政治联盟的方针，而且将来有可能建立联合武装力量。”针对北约东扩问题，“为了避免孤立，保持对西欧关系的影响力，避免回到欧洲的军事对抗时代和将来建立有效的全欧安全系统，需要保留欧洲中部形的半非军事化国家地带，不使北约扩大。”〔2〕为此，1993 年下半年，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外交行动，甚至不惜冒着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严重受损的危险。
日本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动向也特别值得注意。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了被称为“脱欧入亚”的调整，其实际含义并不是要离开欧洲，而是要将本国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的重心由七大国集团和其他一些全球性经济组织，由单纯依赖日美双边安全保障机制转向本国所在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冷战结束后的新整合。1992年宫泽喜一上台伊始，立即开始考虑加强日本的亚太政策设计，并为此成立了“21世纪的日本与亚太地区圆桌会议”专家小组。该小组在同年12月提出的题为《21世纪的日本与亚太地区》的专题研究报告，奠定了日本冷战结束后重亚政策的基本框架。1993年西雅图会议以后，亚太经合组织由磋商和咨询性论坛开始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实际操作，直至1995年11月的东京会议，日本以促进开放和尊重多样化为方针，加紧扩大在该组织中的影响并与美国争夺主导权。在安全政策领域，日本一方面力图保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对建立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极为热心，旨在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
两极格局解体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国际关系在地区层面上重新整合的最突出的表现。这种经济关系的地区整合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整合。欧洲联盟是其最典型的例证。1993年1月欧共体统一大市场投入运行，1991 年各成员国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终于获得各国议会批准，于1993年11月1日开始生效， 欧共体从此正式改称为欧洲联盟。1995年1月1日欧盟接纳瑞典，芬兰和奥地利为正式成员国，总人口由3.47亿增至3.68亿，总产值由66101亿增至74363亿美元。1995年12月，欧盟各国领导人在马德里会议上，根据《马约》的基本原则，就欧盟实行统一货币的具体进程进一步达成了共识：1999年1月1日，锁定货币联盟各参加国之间的汇率，2002年1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开始发行“欧元”作为统一货币，各国货币在同年7月停止流通。欧盟的这些举措使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方面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南北结合型的经济整合。所谓南北结合型的经济整合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体化机制，组成区域经济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就属于此种类型。 前者是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启动，拥有3.6亿人口和7万亿美元总产值，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巨大的区域经济集团，其目标是在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最早是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于1989年1月倡议建立的一个旨在就本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交换意见的论坛。最初的成员国有东盟6国，日本，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从1991年起，中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开始参加其活动，1994年，韩国，新西兰，智利又成为其成员国。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两极格局解体后该地区经济整合的迅速增强，这次有各国和地区首脑参加的会议所通过的贸易与投资的共同声明，使亚太经合组织由纯粹的论坛性质向加强实质性的经济合作迈进了一大步。1994年11月该组织第二次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通过的《茂物宣言》，规定了工业先进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亚太区域内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长远目标。1995年11月在日本大阪召开的第七次部长级会议和第三次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大阪宣言》和《行动议程》，规定了该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付诸实施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
这种在地区层面上展开的南北结合性的经济整合，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的特有现象，它深刻地改变了冷战年代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政治分野，是当前国际关系在地区层面上重组的最典型表现之一。
具有明显的阶梯式结构的区域经济整合。这在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1993年以来，俄罗斯放弃了在该地区的原有的“甩包袱”的政策，以建立本国在该地区的“首领地位”为政策目标，用两种手段加速推进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从目前情况看，该地区的一体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式结构。处于这个阶梯式结构的最高层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两国通过在1996年4月2日签署的《共同体条约》，不仅肯定了原有的关税同盟关系，而且建立了超国家机构和实施共同预算的机构，将在1997年以前建立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不能把它看成一般的双边关系的理由是，这个共同体对任何一个赞成该条约的宗旨和任务的独联体国家是开放的。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下一个层次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通过1996年3月29日签署的建立关税同盟条约所形成的一体化联系。该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最低层次是独联体12国通过近两年签署的名目繁多的多边经济条约和协定建立起来的协调性和约束性较差的一体化关系。独联体地区经济关系整合的突出特征是，俄罗斯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和核心地位，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军事安全一体化的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
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存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1969年由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5国组成的安第斯集团决定在1994年1月起实行共同关税，建立关税同盟，从同年5 月起在本集团内部建立自由贸易区。1991年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4 国组成的南锥体共同市场（也称南方共同市场）在1994年7月达成了对外关税协议， 并在1995年1月采取了推动本市场内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步骤。1994年7月，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组建了“加勒比国家联盟”。1994年5月，由35 个成员国组成的非洲经济共同体开始运行。1994年初，中部非洲国家组建了经济和货币共同体。1994年底，22个非洲国家的首脑会议批准了建立东南非共同体市场条约，19个国家当即签字。
此外，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进程中的一些现象也值得注意。其一，一国参加几个区域经济组织。例如，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国家，又力图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谋求主导地位，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图影响其发展方向。澳大利亚既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国家，同时也是1995年中出现的环印度洋经济圈成员国。其二，现有区域经济组织内部仍然存在着自成体系的板块结构。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东盟集团，它除了将执行《茂物宣言》所规定的一体化日程外，该集团内部所拟定的日程是在2005年建立本集团内部的自由贸易区。其三，实力强大的区域经济组织表现出很强的谋求在地理上扩展的势头。例如，欧盟在1995年初接纳了三个成员国以后，又在年中将东南欧11国接纳为联系国，并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使联系国成为正式成员国。美国领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拟定了兼容南美经济组织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
上述现象深刻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展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蕴藏的国际政治内涵：大国在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力图控制和领导区域经济组织以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而中小国家则力图通过联合来抵制大国的控制，增强本国和本集团的国际地位。因而，在区域经济集团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在现有的经济集团的扩大的过程中，各集团间在争夺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的外交角逐，也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冷战结束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一方面表现在原有军事安全组织功能的调整，另一方面表现在新的地区安全组织的出现和有关国家为此展开的外交斗争。
北约功能的演变的基本线索是从冷战年代的对苏东国家的军事遏制工具演变为欧洲区域安全合作组织。冷战格局解体后，北约不仅实施了由侧重对付华约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向侧重应对欧洲范围内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而且将其作用区域扩大到整个欧洲范围。1992年5月和12月北约两次国防部长会议明确规定， 在欧安会范围内采取维和行动是北约的一项重要使命。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在全欧范围内统一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功能，北约还积极谋求其在地理上的扩展。在美德两国的倡议下，北约成员国，原华约成员国和独联体11国组建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4年1月， 北约开始实施“和平伙伴”计划，为正式接纳中东欧国家为北约成员国作出了重要准备。1996 年2月，北约明确表示将与申请国开始正式的双边谈判。同年3 月美国国务卿与中东欧12国外长在布拉格的会晤，实际上是要给申请国排定加入的先后顺序。事态的发展已经表明，北约的东扩已是必然的趋势，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申请国为此作出必要的准备外，只是要给俄罗斯留有一定的面子，使之不要作出过激的反应而已。
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的军事安全一体化在1992年已经开始。当时的意图还主要是对付因各种因素可能出现的地区冲突。“和平伙伴”计划实施以来，独联体地区的军事安全一体化的政策目标开始出现了重要变化。抵制北约东进，争夺欧亚大陆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已成为两大区域性安全组织外交斗争的根本性内容。从目前情况看，独联体军事安全一体化的现状和前景是，以9 国参加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为机制，以独联体军事协调司令部为常设执行机关，以“独联体集体安全构想”为指导原则，在现有的防空和边防统一指挥网络的基础上，以加强和深化多边和双边军事合作为手段，以保证俄罗斯在独联体各国的军事存在为支柱，以垄断独联体地区的维和任务为形式，重建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统一军事力量，营造该地区的封闭性的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进而与北约平分秋色，共执处理欧亚大陆安全事务的牛耳，瓦解北约企图一家主宰欧洲安全事务的发展态势。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也处于酝酿之中。1992年底，俄罗斯总统在访问韩国期间曾经提出建立“多边谈判机制”，“冲突调解中心”等设想。美国除了在1993年7 月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外，由于1994年初以来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尖锐化进一步加强了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外交活动。1994年2月和10 月分别在东京和莫斯科召开了“美日俄安全保障三级论坛”会议。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正试图利用美日和美韩安全机制，利用美朝核问题框架协议达成后与朝鲜形成的直接交往渠道，建立由美国操纵和控制的东北亚安全机制。日本则力图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推进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以谋求增大在本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塑造其政治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则力图避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上美日韩轴心的形成，谋求建立利益和影响力平衡的地区安全结构。韩国虽然依赖韩美安全机制保证本国安全，但也担忧美国同美朝之间的双边对话来操纵半岛的安全事务。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密切和在国际事务中共识的加强，两国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的磋商和协作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东盟集团也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试图以“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为基础逐步建立有关各国参加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该论坛是在1991年开始酝酿的。1993年7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与对话国外长会议上有关国家对于建立论坛达成了共识。1994年7月，东盟成员国， 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东盟的协商伙伴国以及观察员国共18个国家的外长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东盟地区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它不仅标志着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立过程已开始了实际运作的阶段，而且也表明了中小国家也正在积极参与本地区安全合作关系的整合进程。1996年7月， 东盟地区论坛将再次举行会议，在东盟国家贯彻自己的意图的同时，有关大国必然在争夺这个领域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外交角逐。
可以预言，世界其他地区和次地区性的安全合作组织也将以论坛，协调中心等磋商组织起步，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内部磨合，逐步在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或强或弱约束力的地区安全机制，从而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各个力量中心，而分布在世界各地区的各个世界大国将根据自身的实力，本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布局，它在相关地区的利益的轻重缓急和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等等因素，与这些区域性安全组织建立各种各样的内在与外在联系。
四、关于当前的地区整合与未来的国际新格局关系的几点理论思考
所谓国际格局是指某种被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全球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际关系（包括经济和安全关系）体系。
当前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正在以多种方式作用于未来将形成的多极化格局。
（一）区域经济组织无论是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还是封闭的区域主义，真正能够实现使区域经济组织失去其存在意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原因一方面现有的区域经济组织一体化程度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从经济一体化所能形成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等几个层次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将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欧共体向欧洲联盟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种将长期存在的一体化水平的差异，不仅是保护主义政策产生的内在因素，也将是各区域经济组织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将长期存在着以区域经济组织为形式的板块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和机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际关系格局。
（二）正如在当今世界单一的国别经济不可能单独存在一样，任何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无论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摆脱对集团外部的资源，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区域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总进程的适应性，体现在各个区域经济组织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相互依存关系。例如，1994年7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了《走向亚洲的新战略》，1996年3月初，来自东盟7国，东亚3国（中日韩）和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在泰国曼谷召开了第一次“亚欧首脑会议”，力图从整体上推进欧盟与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关系。这一举措必然产生某种连锁效应，使得各个区域经济组织在进行自己的内部关系的整合的同时，加强拓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使各区域经济组织不仅成为本地区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整合力量，也将对全球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并逐步削弱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进程中的大国之争，是争夺未来新格局中领导权的战略利益之争。由美国领导和部署的北约东扩是建立由北约一统天下的冷战后全欧安全机制的最重要的步骤。其根本意图在于，抓住俄罗斯实力虚弱的有利时机，把东欧剧变的政治成果转化成国际战略格局中北约网络的一部分，进而压缩俄罗斯的外交运筹空间，对其有可能影响整个欧洲形势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地缘资本进行釜底抽薪，使其永远成为西方集团的小伙伴或者无足轻重的国家。对俄罗斯来说，阻止北约东进，保留东欧相对中立和大国势力真空的状态，不仅能为本国安全设置一块缓冲地带，还将直接影响全欧安全体系如何架构，并进而直接影响俄罗斯在未来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重要一极还是远处东欧一隅的次地区大国。
（四）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具有反对霸权主义和抑制民族主义的双重功能。两极格局解体后，各个民族国家在冷战的压抑机制解除后，成为国际政治运行的真正的行为主体，民族利益成为各国的国际行为指南，构成了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的深刻根源。同时，由于冷战的胜利，美国一极统治世界的欲望也迅速膨胀。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利益和政策目标的差异，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远远没有成为维持全球稳定的基础，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在冷战对手消失后，面对冷战后的“全球混乱”常常束手无策。因此，可以认为，重新梳理和配置各民族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避免相互间的利益冲撞，使之产生正效应互动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应运而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结果不同，冷战后的地区整合开始形成了真正具有本土性的国际关系机制。在这一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利益被这些区域性组织中形成的机制或成员国达成的共识而形成的合力所过滤和取舍，从而对民族主义的对外张力构成了约束。同时，由于中小国家的联合，增大了其抵制大国操纵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霸权主义。
（五）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的深入发展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大国间的争斗，中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日益以集团运作的形式出现。集团间的竞争日益包容国家间的竞争，大国争斗融合于并利用集团角逐，成为当前国际关系运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成为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动力。区域组织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一的功能与影响正日益增大，同时，它与仍将在长时期内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磨合过程。
注释：
〔1〕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通报》，1993年专号。
〔2〕〔俄〕《独立报》，199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