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总部论文,特征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企业区位选择和城市空间形态分别是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主要论题。20世纪初，韦伯工业区位论遵循的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由此表现出不同费用或成本节约的企业区位指向型特征。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通过对城市空间系统进行了演绎推理，提出市场因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是影响中心地空间形态的主要区位因子，这较为适合解释城市服务业区位选择特征。20世纪60年代，钱德勒(Chandler)认为，随着企业规模扩张，企业组织逐步形成多分部结构，由此产生公司总部与分部的分权问题[1]。海默(Hymer)首次将钱德勒的企业组织等级理论与韦伯的区位理论相结合，即跨国公司不同组分部门的区位中具有可以辨认的等级空间布局，如公司总部倾向于集中于少数主要的大都市中心[2]。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则指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解释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原因，该理论即从企业组织和城市区域的综合角度来解释企业区位选择问题。
20世纪80年代，波特(Porter)提出价值链理论，表明企业所实施的低成本化战略促使管理、研发、生产、营销等功能环节发生空间分离，以及具有集中管理功能的公司总部、某种功能的产品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出现[3]。弗里德曼(Friedmann)注意到企业功能的空间分离，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即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银行的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和支配中心[4]。斯科特(Scott)认为，城市的形成来源于企业组织纵向分解及其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5]。所以，任一个地点的区位优势是企业内部的生产与组织机构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组织的区位扩散，也形成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整个城市体系被少数几个全球城市、国家中心或次国家中心所支配而重新构建。
由此看来，企业空间组织及其所产生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效应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论题。然而，国内能够将二者进行相互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小建提出“企业组织—区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6]。费洪平详细探讨了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并总结出公司不同单元所对应的地理区位模式[7]。宁越敏注意到北京和上海集中了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绝大多数投资性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出现管理与生产分离的等级结构，这对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重构有重要意义[8]。在实证研究方面，樊杰等指出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发展区位的选择，提升二者之间空间耦合程度，是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9]。吕卫国和陈雯从制造业企业微观区位选择角度构造了一个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认为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与聚集和城市空间重构具有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10]。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组织规模正在不断成长扩大，也开始出现了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组织空间分离现象，如企业总部向大城市集聚，而分支机构及生产单元扩散到中小城市，并分别对各自所在区域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这就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提出的“总部经济”问题[11]。由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或跨区域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对所在城市与区域带来的空间效应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以本文将主要关注于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从本质上来看，企业总部是介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或认为从属于服务业，但其区位特征与二者具有重大差别。在此，本文尝试从地理学角度出发，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总部区位的分布特征、发展趋势及其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
2 研究理论与方法
2.1 相关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麦克尼(McNee)提出公司（企业）地理概念，70年代以后，相关学术领域才开始关注公司总部区位问题，如早期就有学者注意到公司总部趋于选择主要大都市区，因为拥有3种优势：①具有公司之间当面接触可能性，②提供了金融、法律、广告等方面服务的便捷性，③具有与其他大都市高度接近性[12]。80年代库恩(Cohen)和弗里德曼(Friedmann)发现在全球尺度范围内，一批数量较少的城市拥有全球大部分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如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三大国际都市：纽约、伦敦和东京[13]。90年代初，Holloway和Wheeler分析了总部在美国都市区之间的空间迁移现象，指出80年代财富500强总部从美国“冰雪带”向“阳光带”迁移的趋势已经显得比70年代更为复杂，如出现了总部由较小城市向大都市区迁移，也有大都市主导地位的下降等[14]。21世纪前后，总部区位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热点，Shilton和Stanley采用了5198个公司样本，证实了9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确对公司总部集聚具有较大吸引力，而且总部集聚与产业类型的相近性及生产服务集群密切相关，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硅谷、洛杉矶等[15]。Klier和Testa则利用就业人数大于2500的公司样本，考察了美国276个都市区，认为能够成为大型公司总部据点的仅有50%左右，名列前50位的大都市区拥有87%的大型公司总部，而90年代美国各地区在吸引总部数量方面，南部是最大赢家，北部和中部都有所下降，西部变化不大，规模较大的都市区仍然是总部主要集聚地，这些地区也目睹了公司总部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二级城市的迁移，如纽约都市区，并认为本地企业的成长或衰退是总部数量升降的关键[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洪平阐释了中国工业大型企业总部区位问题，发现90年代初期中国大城市集中了约78%的工业500强总部.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占52%，表明中国大型企业总部主要趋向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地理空间模式不断发生变化，如边缘城市和企业的迅速成长，企业的兼（合）并和接管过程等原因，均导致总部区位的不稳定性增强[7]。近期，魏后凯和白玫从1481家中国上市公司中，选取86个企业总部迁移实例进行相关行为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的地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主，针对北京的数量最多[17]。总体来看，国内学界相对缺少对企业总部区位特征及迁移现象的关注，也有待开展针对大量企业样本的总部区位研究，从而提出中国语境下的企业总部区位理论。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注重从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的城市和区域分布模式，以及个别企业总部空间迁移案例，来揭示在企业空间组织影响下的中国地域空间结构特征。论文所采用的企业数据以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所评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代表，相关数据来源于《2008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2007年数据），并查询相应企业网站及万方数据库，完善企业统计信息；有关城市数据以各市2007年统计公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为主。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主要以中国大中城市为统计单元，将县域单元所涉及的企业总部归类于所属地级市单元，并在局部对中小城市企业进行考察，这有别于传统以省区为统计单元的相关研究。来源数据通过相关统计处理后，分别利用MapInfo6.0软件和SPSS12.0软件进行空间属性表达与分析。
3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
根据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数据统计和传统区域类型划分，以中国大中城市为统计单元，将500强总部进行相应归类汇总，共计7个一级经济区，22个都市圈或地区，127个城市（表1）。其中，考虑到部分企业总部曾发生过的迁移现象，以及特大都市圈的吸纳和辐射影响，这种从企业空间组织角度所进行的类型划分，与以往研究结果有所区别①。
3.1 企业总部的区域分布模式
3.1.1 总部集中于沿海3大经济区，并以4大都市圈为主导 依据企业总部分布状况（表1、图1），企业总部在中国地域范围成集聚分布模式。从整体分布来看，沿海3大经济区共同拥有企业总部为434个，如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其总部数量占500强的69%；其中，长江三角洲总部数量占34%。同时，分别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成渝地区、湖北和黄河中下游关中地区、中原地区也是企业总部主要分布地带。与之相比，经济边缘区总部数量较少，如内蒙古、山西、贵州、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总部数量明显偏少，这既与所在区域的大城市数量相关，更直接和地区经济发育水平密切相关。
图1 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的空间分布
Fig.1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op 500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3.1.2 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企业总部控制能力 依据每个城市拥有500强营业总额大小，排列出前38位城市，并排除6个资源依赖性大城市及中小城市，依次增加营业收入总额较高、产业多样化的6个大城市，共计38个②，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其他省会城市及地级市19个；该38个主要城市所拥有总部数量达371个，占500强的74.2%，总营业收入占80.9%，属于企业总部的主要集中地。现采用各企业的营业额、纳税额和总资产额三项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③，构造城市的企业综合能力指数1和指数2，来衡量城市的总部控制能力④（表2）。
n为总部数量
首先，从各大城市总部数量来看，特大城市占据优势地位。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城市的总部数量都超出20个，其中苏州达到33个，仅次于北京39个，天津、无锡紧随其后。深圳、青岛、重庆、宁波、厦门、大连等省级或副省级城市的总部数量，甚至超出所在地区的省会城市，但省会中心在中西部及经济边缘区仍然据优势地位，如长沙、武汉、成都、太原、南昌、昆明、西安等。
其次，从城市对企业总部的控制能力来看，指数1和指数2均反映出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较为领先，北京和上海处于领军地位。由此可知，相比天津、苏州、无锡和杭州，尽管上海总部数量稍落后，但却有较强的企业总部控制能力，其中，上海的纳税总额排名中国城市第1位；而苏州、无锡和杭州的总部数量与指数大小相关性较弱，表明这些城市的总部主要是较小规模类型企业，并多属于私营及外资性质。
同时，指数1和指数2相差较大的城市，则是由于总部的所有制或行业类型不同，产生纳税水平的差异。武汉、杭州、长春、长沙和昆明的指数2相对较高，因为这些城市拥有较高营业收入及较强纳税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汽车及机械、烟草等行业，重庆、济南、厦门、南昌和郑州也是如此。在该38个城市之外，部分城市总部的营业额和纳税额相对较大，也多属于资源依赖型国有控股企业，如鞍山、本溪、邯郸和莱芜等。
3.1.3 沿海特大城市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有利于企业总部集聚 北京、上海、天津都聚集较多的总部，分别与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直辖市地位或老工业基地有关，深圳、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和绍兴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的制造业大城市，高度发达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有利于大中型企业的发育。在拥有总部数较多的前20位城市中（图2），苏州、无锡、绍兴、深圳、青岛、宁波、温州、常州等地的国有企业总部数比重均不足10%，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直辖市则都在40%以上。
图2 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数量前20位城市所有制构成
Fig.2 The ownership components of top 20 cities based top 500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同时，从2007-2008前12位城市总部营业额排名变化来看（表3），深圳和苏州的位次移动幅度较大，分别从2007年的第8位、第10位跃入2008年的前5强城市，这是由于外资企业的主导作用，如深圳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台资企业），位列2008中国制造业500强第3位，而苏州在2008年所新增的22个企业总部之中，外资或合资企业达13个。若从两个年份前12位城市的总部集中度变化来看⑤（表3），无论是总部数量还是总营业额规模，企业总部都处于集聚化发展态势，如2007年总部数量和总营业额占500强的42.40%、56.85%，2008年则分别达44.20%和59.00%，其集中化程度均在提高。
3.2 企业总部的行业分布模式
企业总部的区域分布与其所属行业类型也具有较大相关性。整体来看，各行业企业总部区位仍然表现出韦伯区位论所遵循的最小成本原则特征，如劳动力指向、原料产地指向、交通枢纽指向及市场地指向等，并受到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即沿海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的区位优势。现将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归类于13个主要行业部门，其中，电子信息、汽车机械、钢铁金属、重化工、纺织服装化纤及农副食品饮料等9大类型行业拥有500强企业达452个（图3），其总部区位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3.2.1 沿海都市圈区位指向型：电子信息企业总部 电子信息企业分布以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珠江三角洲为主，其中，苏州、深圳的总部数分别为13家、10家，天津、无锡、北京、上海、温州、杭州等都超出5家，其后是佛山、惠州、青岛、大连、广州、宁波、厦门、合肥等城市。从城市总营业额分布来看（图4），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以北京—天津、深圳—惠州—广州—佛山、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为核心的集聚区，其他沿海地区以青岛、温州、厦门—福州、大连为主要集中区。由于该类型企业受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较大，其总部分布模式与外商投资区位密切相关，如中国彩电制造业向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的逐步集聚[20]。
3.2.2 特大城市区位指向型：汽车与工程机械企业总部 该类型总部数量分布相对零散，但营业收入集中度较高，形成以北京、天津、长春、上海、武汉、广州等特大城市为核心的汽车类企业总部聚集区（图4），如中国一汽、上海汽车、东风汽车、广州汽车、北京汽车、天津汽车等都是2008中国制造业前30强，而北京还拥有几个国家级的交通运输设备、兵器制造、航空船舶等行业总部。同时，重庆、西安、沈阳、杭州、厦门、合肥、长沙、徐州等特大城市，也是汽车及工程机械类企业总部集聚地。该类型企业性质以国有控股为主，其区位模式部分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特征，与国家战略性特大城市分布相对一致，这些城市也基本上是外来跨国资本首选地。
图3 2008中国制造业500强分产业空间分布
Fig.3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op 500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y industrial sectors
图4 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主要行业布局
Fig.4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op 500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y main industrial sectors
3.2.3 资源产地及港口指向型：重化工企业总部 无论是总部数量还是营业规模，钢铁企业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都占据最大比重，其次是其他重化工企业，这与当前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时期相关。三者的企业总部数量分布具有资源依赖性和港口交通依赖性特征，宝钢、首钢、沙钢、太钢、武钢、鞍钢等大型规模企业，以及天津、唐山、邯郸、无锡等地的较多钢铁企业，都趋向于资源基地或大型港口；化工类企业则以无锡、青岛和东营为代表，具有港口交通与原油产地之便利（图3）。在该大类行业的总部营业规模分布上，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中游地区为主要集中区，其他地区依托原料产地或交通枢纽而形成点状分布（图4）。这种分布模式即受到企业生产流程的纵向一体化影响，即与空间运输成本相关，也明显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工业项目布局特征，同时，沿海地区的集聚分布与民营资本、外来资本的区位模式相关性较大。
3.2.4 传统产业区和消费市场地指向型：纺织服装与农副食品企业总部 纺织服装类企业总部区位以长江三角洲、山东及北京、天津等地为主（图4），多属于私营企业性质。其中，在长三角地区较为集中，如苏州、杭州、绍兴都在5家之上，紧随其后的是宁波和无锡，这既是该地区长期所形成的纺织服装制造传统，也和该区域属于纺织原料化纤产地有关，并成为中国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农副食品与饮料类总部布局相对零散，如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杭州、南京、成都、石家庄、呼和浩特、漯河、南宁、宜宾等地都有该类大型企业，其区位模式和当地资源优势或消费市场紧密联系，并具有国有、私营、外资等多样化企业性质特征。同时，市场化程度对以上两大类型轻工企业总部区位也具有影响作用，目前所出现的多个总部跨区域迁移案例均属于私营企业，如四川新希望、江苏波司登、浙江杉杉等。
4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的微观区位特征及其空间迁移
4.1 企业总部的微观区位特征
在城区微观尺度上，企业总部分布也具有相应的规律。现将各大中城市划分了中心城区、近郊区和外围县市（区）3种空间类型，并根据500强总部的详细位置信息，将之进行归类⑥（表4）。从中发现，总部微观区位模式既体现出生产服务集聚地的区位优势，也与制造业行业特征、企业组织发育水平密切相关。
4.1.1 中心城区是特大城市企业总部的主要载体 前30位城市的中心城区吸纳了352个企业总部，在三种空间类型中比重最大，表明中心城区是企业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企业总部最多，如北京的中心城区有30个，天津、上海、杭州都超出了10个，青岛、宁波、厦门、沈阳、石家庄、广州、昆明、南昌、南京、太原等区域经济中心或省会城市，其中心城区也占据主要优势。以上说明，特大城市的土地利用具有地租曲线规律特征，位于中心城区的制造业总部一般实现了企业组织的空间分离，企业总部与城市生产服务业均位居土地价值较高的中央商务区，这也是特大城市生产服务集聚区的区位优势体现。
4.1.2 城市近郊区是承载企业总部的重要空间单元 在拥有企业总部的127个城市中，除了个别中小城市或边缘城市外，大部分都市区都有自己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这些区域单元成为500强总部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近郊区的总部数量比重为42%，如天津、上海、杭州、北京、深圳等地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的总部都在10个以上，其他如大连、无锡、苏州、青岛、宁波、厦门、长沙、合肥、成都等也有较多总部分布。该分布特征与制造业的生产属性有关，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共同位于城市近郊区，承受着相对较低的土地地租。同时，这也与所面对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客户群体有关，区别于中心城区服务业的运营模式。
4.1.3 外围县市（区）是企业总部的聚集地之一 外围县市（区）总部数量比重基本保持在28%左右，说明该类空间也是企业总部的重要聚集地。其中，苏州和无锡的县市总部最多，分别为27个、19个，绍兴也达到10个，并具有弱市强县（市）的特征，另外如温州、东营、唐山、常州、邯郸、邢台、佛山等地县市也聚集较多总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崛起，除了一些资源型县市之外，沿海地区许多县域成长出一批较大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而其企业组织还没有实现总部与生产单位的空间分离，因此，这些县市也是500强总部的重要聚集地。
4.2 企业总部的空间迁移
通过对入选2007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500强的成长历史过程考察，已经陆续出现了企业总部空间迁移现象，尽管所占500强比重不足4%，但其迁移行为也具有相应的规律特征。
4.2.1 在区域层面上，北京、上海是吸纳500强总部的主要城市 本文将中国沿海地区主要划分为3大经济区，即泛环渤海地区、泛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并分别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主要核心城市，目前，这三大城市也是各经济区范围内企业总部主要迁入地，并以北京、上海的比重最大（图5）。①在泛环渤海地区，经纬纺织机械（山西）、建龙重工集团（河北）、旭阳控股（河北）、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内蒙）、天狮集团（天津）等众多企业总部或投资总部迁入北京；②在泛长三角地区，上海吸纳了波司登股份（江苏）、杉杉控股（浙江）、春兰集团（江苏）、安徽佳通轮胎、安徽楚江投资等企业投资性总部；③在泛珠三角地区，TCL集团（惠州）和深圳创维（香港）将投资总部或企业分部设在深圳：④在省区范围内，也出现了500强总部迁移现象，如浙江吉利控股（台州）、苏泊尔集团（台州）、浙江南方控股（绍兴）、浙江万马集团（临安）将总部或投资销售总部设在杭州，而其他省区企业总部也是向该省经济中心城市聚集。同时，也有部分500强总部或投资销售总部出现跨经济区迁移现象，如新华联控股（湖南）迁往北京、新希望集团（四川）和三一重工（湖南）迁往上海等。由此，这些均体现出特大城市具有聚集企业总部的优越性。
图5 泛环渤海地区和泛长三角地区企业总部迁移路径
Fig.5 The migration path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in pan-Bohai Rim and pan-Yangtze River Delta
以上实施总部区域迁移的企业基本上属于私营或外资性质，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约束，其空间迁移行为也相对自由。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是通过跨区域兼并收购，实现中小企业总部向特大城市的隐性转移，如北京和上海所拥有的国家大型钢铁、有色金属、汽车、重工机械、化工、电子、航天国防等企业集团。
4.2.2 在城区层面上，专业化优势区域成为企业总部重要迁入地 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中，金融商贸区、高技术园区、专业制造基地等专业性产业集聚区，对企业总部的吸引能力较大。以北京为例，海淀区拥有500强总部达15个，并以电子通讯类企业居多，如联想控股、京东方科技（原朝阳区）、北大方正、紫光股份、同方股份、大恒新纪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航天科工等民营及国有企业；朝阳区则占据9个总部，新华联控股和经纬纺织机械迁入该区；而丰台区总部基地在吸纳外来企业总部，如唐山建龙。另外，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南山区、苏州工业园区等，也聚集了不少外来的外资和私营企业总部。
在城区层面发生的总部迁移现象，企业类型也较为多样化，既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也有国有控股或股份企业，这是由于前者较少受到行政管辖因素的制约，后者相对容易取得城市优势区域的优先使用权，如北京和上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总部，部分都迁居在城市中央金融商贸区。这些表明，城市专业性生产服务聚集区对企业总部具有较大吸引作用。
5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5.1 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和企业总部区位相对一致
按照人口规模标准，可以将总部所在城市划分为Ⅰ-Ⅴ级大城市及中等城市6个等级（表5）。从归类结果来看，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Ⅲ级大城市以上，市区人口都超出200万，所拥有总部的营业收入是500强的75%；其次，Ⅳ级与Ⅴ级大城市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总部，占500强比重的32%；但中等城市500强总部的营业额仅占3%左右，表明大企业总部趋向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聚集。
目前，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重要集聚地，也是中国三大经济区核心，具有总部区位的环境优势，以这些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全球城市区域正在形成[19]，其中的二级城市也发挥着吸引专业性企业总部集聚的作用，如青岛、大连、沈阳、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同时，内陆地区的武汉、重庆、合肥、南昌、成都、长沙、昆明等特大城市也是各自经济区或都市圈的总部集中地。
5.2 中国城市能级与企业总部区位具有较强相关性
国内外研究表明，企业总部整体上趋向于特大城市或大都市区集聚，这是由于大都市区具备总部正常运营的各种区位环境，这些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金融、信息、技术、市场、人才等各种条件，以及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商务中心、科技园区、工业区、空港或港口等[21]。因此，在上述38个主要总部城市中，以城市规模、国内投资与消费市场、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城市经济水平、城市基础设施、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及城市区位等8大指标来衡量38个主要城市与企业总部区位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表明（表6），各城市所拥有的总部营业收入、总部数量都分别与城市规模、国内投资与消费市场、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基础设施、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及城市区位具有较强正相关性。如地区生产总值、城市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商实际投资、邮电业务总量、金融机构存款、授权专利数量及区位条件等9个二级指标，与城市企业总部营业收入的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上，显著性则都在0.01水平之上，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0.8，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0.9；与之相比，城市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相关性较弱，这是由于城市经济水平与城市规模相关性不大，平均化指标对总部区位解释性不强，而货运量相关系数较小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其他地区货物中转量。
5.3 中国城市的经济实力可以较好解释企业总部区位
现选择出与企业总部区位相关性较强的9个二级指标，并将总部营业收入作为独立变量进行解释。首先，分别取各个变量的对数值，通过解释变量与独立变量的对数值的相关性分析，发现Log（地区生产总值）、Log（实际利用外商投资）、Log（金融机构存款余额）、Log（授权专利申请）等4个变量和Log（营业收入）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大于0.636，显著性均在0.001水平之上。这些表明，分别代表城市经济实力、外资利用、生产服务、科技水平等指标与企业总部营业收入的相关性较强。
其次，采用向后筛选策略(Backward)对上述4个解释变量与1个独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经过4个模型选择，最后得出1个具有较强解释性的回归方程。其中，调整的R[2]达到0.540，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在0.001之上。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所拥有的企业总部营业收入具有较大贡献性，事实上，这说明企业营业收入与城市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即城市的规模实力也取决于所拥有企业总部的经济控制能力。
城市总部区位的非标准化和标准化回归模型分别表达为：
Log（营业收入）＝-1.034+1.204×Log（地区生产总值）
Log（营业收入）＝0.743×Log（地区生产总值）
5.4 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影响着企业总部区位选择及迁移行为
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是经济转型期重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三种重要力量[2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推进，以及中国市场化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外商投资和民营经济已经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实现集中化，而信息通讯设施分布重心也位于东部地区[23]，三者与企业总部区位相关性均较强，由此促进了总部的东向迁移以及在特大城市的集聚。但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若三种因素逐步实现区域分布的均匀化，这也将可以减少企业总部的跨区域迁移或向特大城市的集中。
同时，区域分权也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关键要素，如“行政经济区”现象会对企业总部的跨区域迁移产生抑制作用⑦。这是由于企业总部具有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就业等重要作用，其迁移行为将会关系到目的地和原属地的重大利益得失问题。截止当前，国有企业除了发生兼并收购行为之外，很少会实施总部的跨省区迁移，即使是上规模的民营或私营企业，其迁移行为也相对不多。本文所涉及的迁移案例均为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目的地指向北京或上海，但其比重不足500强的4%。另外，魏后凯和白玫在1481家中国上市公司中，也仅找出86家企业迁移样本，证实了北京等东部发达城市是总部迁移主要目的地，并指出总部迁移属于市场行为，各地“总部经济”的政策对本土公司总部迁移的作用并不太大[17]。
6 结语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伴随着世界制造业全球性转移，本土企业持续成长以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迁移，中国逐步成为吸纳制造业企业较多的区域，由此，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代表的特大城市成为企业总部空间区位的聚焦点。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大中城市作为统计单元，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考察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从中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特征：①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珠江三角洲和山东等四大都市圈为主，并具有总部分布进一步集中化的发展趋势。②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主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对大中型企业总部具有较强控制能力。在城市内部，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外围县市同时是总部集中区；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或高技术园区成为重要空间载体。③中国地域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企业总部空间迁移现象，北京和上海成为主要迁入地。在泛长三角地区，由于大中企业相对较多，总部迁移行为也相对频繁；泛渤海湾地区则以北京为中心，成为吸纳周围地区企业总部的主要城市。④企业总部区位与城市能级相关性较强，城市规模、国内投资与消费市场、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基础设施、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和城市区位均是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对总部区位具有较强解释性。⑤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因素对总部区位及其空间迁移产生重要影响，而地区分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区经济”具有抑制企业总部迁移的作用。
致谢：美国犹他大学魏也华教授、加拿大莱思桥大学徐伟教授提出的相关写作建议。
收稿日期：2009-02-14 修订日期：2009-09-30
注释：
①传统区域分类一般利用产业或区域的经济指标进行静态的孤立划分，较少考虑到城市或区域之间的联系性，特别是沿海特大城市对内地的吸引作用[18,19]。本文从企业空间组织角度着手，可以得出空间相互作用较强的区域归类结果，如北京对内蒙、山西的企业总部具有较大吸引力，二者可以归入泛环渤海地区；同样，上海对安徽也具有较强辐射力，可以同属泛长三角地区，湖南、江西则归属泛珠三角地区。
②排除鞍山、本溪、滨州、邯郸、莱芜、芜湖等专业化城市或中小城市，按总营业额大小依次增加烟台、合肥、徐州、郑州、哈尔滨、西安等6大城市。
⑥中心城区基本上特指中央商贸区，近郊区主要指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技术园区及远离中心区的城区等，并将远离中央商贸区和未及中心区标准的城区也归为近郊区。在归类过程中，各大中城市地图参考《中国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
⑦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它表现为企业在区域市场竞争和扩张过程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强力影响，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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