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共同体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N09
1 “科学共同体”的涵义
著名的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 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 ）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他全部科学观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范式”（亦称“规范”）。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同“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常规科学”是指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的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成就又往往是诸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被人们称之为经典著作来表述；这些著作为以后几代人的工作暗暗规定了某一领域中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这些著作具有两个根本的特点：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它的成就又足以给重新结合的科学工作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1]。 库恩说：“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以后我就称之为‘范式’。”[2] 为了更好地解释“范式”这个概念，库恩在另一本书中又说：“在这本书里，‘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这个‘科学共同体’。”[3]按照他的观点， “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家集团，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而团结在有权威的科学家周围。他们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探索目标，采用共同的研究方法，使用共同的术语，接受公认的评定标准，同时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的特征是：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在库恩看来，尽管科学研究离不开个人的工作，但科学家按范式分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其中个别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将同时或先后属于几个共同体。因此科学事业就是由这样一些共同体所分别承担并推向前进的。他还一再强调：科学发现不能只归结为一人一时的创举，而应该是“科学共同体”在一个连续更替过程中努力研究之结果。
2 “科学共同体”在西方的形成及其意义
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代表着一种科学发展模式的新观点，它强调科学是有认识主体的活动，比较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那么科学事业是否就由这样的一些共同体分别承担并推向前进的呢？为寻求这一答案，我们不妨先看看在近代科学的诞生地欧洲，“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的。
欧洲在经历了约六个多世纪的黑暗、沉闷时期后，从12世纪开始，伴随着新兴城市的出现，工商业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也显著增加，于是近代大学便应运而生。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8年）、帕多瓦大学（1222年）、英国的牛津大学（1168年）、剑桥大学（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1160年）等都是在原来的一些带浓厚宗教色彩的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们实质上是由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密切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教师对学生的教诲和引导，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学术探讨、辩论形成了热烈气氛。虽然这些大学仍旧受教会控制，其根本宗旨还是为神学服务，但具体目标则是培养专门人才，有的还肩负着生产斗争的职能，因此，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被放在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它既是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又是科学家的摇篮，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最早的“科学共同体”。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随着人们对科学认识的改变和从事科学研究人员的增多，使科学工作有组织地进行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科学已经需要把许多人的努力在最佳效果下先行分工，再行集中。这时，科学已不再是个人的单一活动，而逐渐成为一种为社会所关注的集体探索。于是，顺应时代潮流、具有独立性质的科学团体出现了。
最早的科学社团是意大利罗马的林赛学院（1603～1630），学院有32名院士，活动相当活跃，伽利略是其中一员。稍后是西门托学社，它聚集了当时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的学生维维安尼、托里拆利等，他们通力合作，开拓了许多科学研究方向。这种精神很快在欧洲的先进地区发扬光大。在英国，由企业家格列沙姆于1598年创办的专门讲授科技知识的“格列沙姆学院”成为科学同仁的活动中心。1662年和1666年伦敦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的相继成立表明那时科学工作者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科学共同体”，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重视，科学能够自由发展的时代到来了。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和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构成了这些科学社团的实质性工作，通过它们的作用把科学家凝成一种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并与大学的“科学共同体”结合在一起，汇成了欧洲科学研究的主流，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在这些“科学共同体”的氛围中萌发、传播、交流，并在它们的孕育下最终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科学革命，从此，近代科学大踏步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只要再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及开普勒、惠更斯、胡克等近代科学大师的成长过程及学术生涯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他们都是在良好学术环境的感染熏陶下，在“科学共同体”的培养造就下，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能够集前人和同代人智慧之大成，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例如，牛顿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工作期间，正是该校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优秀传统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学术交流相当活跃的时期。可以说，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科学讲座引导牛顿进入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后，牛顿作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同学会其他成员一样，按照学会的宗旨经常向学会提交学术论文，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加强了“科学共同体”的广泛交流与协作，这一切使牛顿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终发明微积分和构建了经典力学体系，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史上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牛顿范式”，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近代科学的兴起，意味着科学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的事业。科学造就了“科学共同体”，而“科学共同体”也造就了科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恰恰是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个崭新标志。
3 中国同一时期的状况及与西方的比较
如果我们将中国同一历史时期的情况与欧洲作些比较的话，那么对“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还可以从中找到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一个内在原因。
先看科学教育。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科学教育比起中世纪的欧洲还多少高明一些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与欧洲同时期相比，中国的科学教育则显得大为落后。中国传统教育始终突出伦理道德教育，很少注意专业技术教育，更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虽然自汉代开始到唐、宋两朝，在京城也曾对学生进行天文学、算学等教育。但是到了明朝，这类学校已逐渐衰落，至明末清初则大部分被取消。此时的学校实质上只是封建朝廷与官僚培养为其精神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场所。程朱理学成了明清两代的官僚哲学，“存天理、灭人欲”成了明清两代的教育宗旨[4]。因此， 当时的大学——国子监以四书五经的伦理纲常为主要教学内容，考试则以“八股”文为标准，造成学校死气沉沉，学生思想僵化。由于传授的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极少，以致人们有“改入国监，历事诸司，字画粗拙，算数不通，何以居莅政”[5]的议论。 显然，靠这种学校是培养不出有作为的科学家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形成“科学共同体”。反动没落的封建官僚专制造成的教育落后，成了学术思想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大障碍。
再看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杰出科学家。虽然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有些或与科举无缘或摒弃仕途，如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等；有些或出身名门或步入仕途，如朱载堉、徐光启等，但都有一相似之处，即他们几乎是靠个人潜心苦读、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们有着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毕竟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同体”。因此他们之间缺少学术思想和成果的交流，造成视野不够开阔，也就难于汲取别人科学思想的精华，博采各家之所长，从而突破传统的科技体系。另外，在当时那种腐朽的封建官僚统治下，仅依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冲破禁锢、鄙视科学技术的思想牢笼的。只有科学家们组织起来，靠着“科学共同体”的力量才可能在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并发展壮大。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把科学只看成单一的研究活动的历史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项伟大事业，因此科学知识的积累、补充，科学理论的建立、完善，科学思想的变革、传播，离开了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是难于完成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当时西方科学知识第一次传入我国，这批科学家们没能及时抓住这一机遇，汇集到世界科学发展的主流当中，把握住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他们水平和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因而取得的成就与同时期欧洲的哥白尼、麦卡托、伽利略、笛卡儿、哈维和牛顿等人相比显得逊色[6]。还有， 近代科学的产生既然是一场科学革命，它就需要在较短时间内使科学的思想观念、研究成果、研究方法都有新的突破，需要有全新的理论体系产生，使科学的发展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因此必须有与之适应的严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理论的科学实验以及培养科学家的高等学府，而当时中国传统科学缺乏的恰恰是上述条件。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更需要科学家们的集体探索和协调工作，遗憾的是，类似欧洲那种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和科学社团的“科学共同体”始终未能在明末清初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一大内在缺陷。
4 “科学共同体”在中国的真正形成及其贡献
从本世纪第2个10年开始至40年代， 中国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具有真正“科学共同体”含义的科学机构、团体和大学，在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诞生、发展并将中国科学逐步向前推进，下面仅举几个典型加以分析。
191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最早的全国性科学团体之一，它由许多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组成。这个综合性科学组织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在1914～1919年的6年间， 该社就召开了4次学术年会，社员们报告学术论文，进行专业交流。 至1949年该学社社员达3 776人。此外学社还设立了生物研究所、 图书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创办了《科学》（月刊）、《科学画报》（半月刊，后改为月刊）等科学刊物；出版了《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等自然科学书籍；参加国际科学会议。[7] 这些工作在科学界乃至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意味着中国科学家们已经组织起来，形成有效能的科研群体，而远非传统学者们坐而论道、函札往来的形式所能比拟，这正是中国科学希望之所在。
1922年初中国地质学会宣告成立。这是国内最早亦较有成绩的专业学会之一。学会“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团结全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向近现代地质学迈进。学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坚持每年都定期召开年会（除特殊原因而间断外），而每次年会都宣读学术论文，均有热烈的讨论，丰富的收获。同时将历次年会会员的论文都刊入《中国地质学会志》，并用外文出版发行，与国外学术团体交流，博得中外人士的重视，在世界地质刊物中占有一席之地。[8]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成绩，特别值得书上一笔。
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是两个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共拥有26个研究所，内容复盖了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该两机构体制较为完善，有一定的组织法和规章制度，既承担本身的研究工作又联络全国科学界发展学术研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和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委员，是全国优秀科学家的代表，在全国科学界中享有较高威望，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决策中国科学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个官方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中国科学事业已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机构的近代体制化阶段[9]。
1932年，以一批留学归来并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成绩卓著的前辈物理学家为主，建立了中国物理学会。学会的主要工作是：举行定期常会宣读论文；讨论关于物理学研究及数学问题；出版物理学学术刊物；审查物理学名词；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等。[10]如学会成立之后即行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协会，并派代表参加协会大会，带领中国物理学科研队伍投入到世界物理学发展的主流中。另一方面，这些前辈物理学家在教学科研中又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物理学人才，并将他们团结在中国物理学会这一权威性“科学共同体”周围，大家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从此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为我国物理学一些研究方向进入世界近现代物理学前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共同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标志着中国科学开始跨入近代科学的大门，进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盛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科学共同体”才使政治局面处于混乱时期的中国科学，得以逐步向前推进。它是本世纪10～40 年代中国科学逐步推进的有力杠杆[11]。
综观“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共同体”既是科学认识的主体又是科学发展的机制，既是科学事业的承担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正是它使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功能而得到社会承认，使科学家真正成为社会中一个角色而独立存在，使科学事业能够自由地、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总而言之，它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内在原因之一。
收到文稿日期：1998—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