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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907～1125年）是契丹族统治者在祖国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建立的政权，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建立产生于氏族公社制废墟上的奴隶主新兴王朝以后，积极向南扩张，进入汉族地区，加快向封建制的过渡。辽与中原王朝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彼此之间虽然发生过一系列战争，也有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宋代文学家苏辙即承认：“自景德至今百年，自古汉、番和好所未常有。”因而辽兴宗致宋仁宗书有云：“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辽道宗致宋神宗书亦云：“虽境分二国，克保于欢和；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与此同时，汉文化与契丹文化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辽朝上层统治者衷心倾慕中原文明，积极汲引中原文化。阿保机建国不久即修建孔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亲临祭祀。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年）灭晋入汴，实有意于君临中原。后迫于形势北归，先将晋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等悉送辽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又以中原文臣冯道、和凝、李澣等从行，可见对中原文明的重视。圣宗以后，辽朝国势日盛，与宋盟好，使命交通，来往频仍。并且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汉文化的影响愈加深广，辽朝文化亦日益繁荣。正如《辽史·文学传序》所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駸駸崇儒之美。”但是由于兵火散亡和民族歧视，加上有辽一代书禁甚严，“国既丘墟，史亦芜茀”，是以“典章文物视古犹阙”，文献无征十分严重。因而辽代文学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是一代散佚了的文学。但是当时少数民族作家空前活跃，如果从先秦文学算起，却为我国三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所仅见，因而辽代文学堪称名副其实的多民族文学。
一
现存辽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写作诗文，始于国初。其时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多为唐末遗民，具有唐代士人的气质和素养。一些契丹贵族，也往往生长于唐朝末年，他们濡染于唐代文风，颇喜吟诗作赋。不过辽代初期的诗文作品传留殊少。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作者逐渐增加，写作技巧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辽代初期由中原入辽的汉族文人，有韩延徽、赵延寿、李澣等人。赵延寿（？～948年），本姓刘，恒山（今河北正定南）人，后梁时沧州节度使偏将赵德钧养以为子，遂改姓赵。少时美容貌，好书史，及长唐明宗以女妻之，拜驸马都尉、枢密使。入辽仕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因屡立战功，颇受辽太宗亲重，赐龙凤赭袍。仕至中京留守、大丞相、枢密使。延寿出身行伍，而雅好吟咏。今存其《失题诗》一首：“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是一首描写北国风物、游猎生活和尚武精神的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慷慨豪爽和朴拙生动的气势，反映了北国雄健质朴之风对于中原作家的影响以及南、北文风的某种交融。《太平广记》称这首“描写契丹景色、习俗”的诗作“为南人所称道宜也”。其中给后人透露的信息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南人曾经推崇此诗，二是此诗受到南人喜爱当之无愧。《太平广记》为宋初李昉等人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编撰，距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仅仅十七年，距赵延寿辞世也不足三十年，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准确可靠而发人深醒的。透过上述信息，我们认为赵延寿《失题诗》的独特价值不仅仅在于诗作本身，从深层意义上讲，该诗变雅为俗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于“南人”固有文学观的冲击影响，汇入北方民族文化南渐的潮流，为在中华大地上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辽代初期契丹族的一些上层人物，由于深受唐朝文化的濡染熏陶，因而工诗能文，颇具文采。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是辽初著名的文学家。耶律倍（899～936年），淳钦皇后述律氏所生，小字图欲，幼聪敏好学，神册元年（916年）立为皇太子。曾经从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并治理文化较为发达的幽燕地区。太祖西征，留耶律倍守京师。天显元年（926年）正月从太祖征渤海；渤海灭亡，太祖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耶律倍为人皇王统治其地。不久诸部多叛，身为大元帅的耶律倍之弟耶律德光平定了叛乱。天显元年七月太祖自渤海回军途中驾崩，淳钦皇后称制主政。耶律倍知太后欲立其弟德光，乃提出让位。于是耶律德光即皇帝位，是为太宗（注：《辽史》卷72耶律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0页。《契丹国志》卷14《谙王传》亦记此事，说法稍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太宗改东平为南京，迁倍居住，又派人监视倍的动静。后唐之主明宗，乃两次派人跨海持书邀请耶律倍。于是耶律倍携高美人载书浮海避之后唐，后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复赐姓李，名赞华。其后明宗养子弑君自立，耶律倍秘密上书耶律德光派兵征讨，终为唐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年仅三十八岁。太宗耶律德光将耶律倍改葬于医巫闾山，谥文武元皇王。耶律倍之子辽世宗耶律阮继太宗登位以后，谥倍让国皇帝。耶律倍作为辽代初期契丹贵族中杰出的文学家，虽然武功逊于其弟德光，却是中原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从而大大推动了辽朝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垂问侍臣事天敬神以何为先，群臣皆以佛对。耶律倍则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听后大悦，即决定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耶律倍在东丹国时，经常派人带着金银宝物潜入幽州（今北京）购买汉文书籍，积累至数万卷，藏于医巫闾山绝顶的望海堂。史籍称其“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注：《辽史》卷72耶律倍传，第1211页。）金代集大成的文学家元好问对于耶律倍的诗画作品曾赋诗咏赞：“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可见耶律倍曾取得很高的诗画成就。今存其《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实际上这是一首双语诗。《全唐诗》收录此诗时署名李赞华。从上引《东丹骑射》看，耶律倍以契丹小字创作的诗歌元好问在金末尚曾亲见。而此诗则为汉语与契丹语合璧的作品。诗中的“海上”、“山”既是汉字，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作为契丹小字的写法其右上方实际应加点，即“
”，为兄弟之意。我们知道，契丹文字是仿照汉字创造的，契丹字中有不少与汉字字形相同或相近。而契丹语中“弟”与“”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由于契丹文字在金朝中期即已停止使用，因而后人对于契丹字的含义往往不甚了了，便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了一个“立木海上”的故事（注：《辽史》耶律倍传、《契丹国志》东丹王传。）。那么此诗是否与海上无涉呢？当然不是。因为耶律倍投奔后唐走的是海路，不仅本传称其“载书浮海而去”，而且《辽史》本纪也有“（天显五年）十一月戊寅东丹奏人皇王浮海适唐”（注：《辽史》卷3《太宗》，第32页。）的记载。因而此诗当是耶律倍“浮海适唐”时所作，面对茫茫大海和漫漫前路，将要离开家乡的诗人感到无限惆怅，于是写下了这篇意蕴无穷的力作。其中“小山”隐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德光，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按常理小山是压不住大山的，但是现在大山却无力改变受压的命运。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远离家乡而避之后唐了。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注：赵翼：《廿十二史劄记》卷2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1页。），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这首诗的可贵价值，不仅在于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而且在于它把汉语和契丹语巧妙地组合起来，成为一首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汉文与契丹文优化组合，在耶律倍这首《海上诗》中得到了完美而充分的体现。
辽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安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文学的发展。清代诗人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指出：“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辉、耶里（律）孟简，皆淹通风雅。”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年）为东丹王耶律倍之曾孙，乃有辽一代武功文治颇为突出的君主。史书称：“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注：《辽史》卷17《圣宗》八，第207页。）当时擅长诗文的汉族名士马得臣为其老师，南唐国主、诗人李璟之女为其芳仪，这些都与圣宗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不无关系。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游心典籍，分解章句。他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注：《诗话总龟》卷十七引《古今诗话》。），曾经亲自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臣下读之。还大力提倡诗歌创作，常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其金带。圣宗的创作，有自制曲百余首，今佚。圣宗生活的年代相当于北宋初期，而辽朝立国于五代之时。当时辽文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隋唐。王灼《碧鸡漫志》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张炎《词源》也称：“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这里“曲子”和“长短句”皆指词体而言。圣宗的自制曲，虽然我们无缘一睹其丰采，但是从其“晓音律”来看，当为自己创作谱曲的曲子词。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这种不随人后、敢为人先的精神，开辽代词作无所依傍、大胆创新的先河。圣宗的作品，今存《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亡。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此诗作于太平元年（1021年），见于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谓宋仁宗朝宋使见辽主《传国玺诗》云云，清人缪荃孙辑《辽文存》将其作为辽圣宗的作品收录。不过今人陈述先后辑《辽文汇》、《全辽文》时对于该诗作者在《全辽文》中提出质疑，认为“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由于此诗为宋仁宗朝使辽之臣所传，而宋仁宗时辽朝历圣宗、兴宗、道宗三帝，因而是否必为圣宗所撰确应坐实。检《辽史》卷十六本纪十六《圣宗》七，太平元年（1021年）秋七月乙亥有“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的记载，乃为太宗当年伐晋时所得，《传国玺诗》当为圣宗于此时所作。诗旨意在告诫子孙谨慎治国，以为长久万全之计。诗风质木无文，与白居易的讽谏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反映了北方民族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辽兴宗耶律宗真（1014～1055年）为圣宗长子，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在位期间吟咏赋诗之类的文学活动在《辽史》等典籍中多有记载。不仅与臣下赋诗，还与使者赋诗。比如宋使余靖使辽时，兴宗便曾召其钓鱼赋诗，以汉语和契丹语相互酬答，在各民族关系史和各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传为佳话。兴宗的诗作，今存者有金代诗人王寂所著《辽东行部志》记载辽司空大师郎思孝事迹时，录存七言绝句一首。王寂志称：“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先以诗挑之……问讯礼如平交，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兴宗诗云：“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其中的“绮吟”，即佛家所谓“绮语”，指香艳浮华的言词；“真心”，亦本佛家语，指真实无妄之心。兴宗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不在它所带有的宗教色彩，而在于通过对佛教大师和佛教教义的吟咏礼赞，反映了契丹民族务实求真、不事奢华的价值观。这种朴素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与其千百年来游牧狩猎、简单原始的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年）为兴宗长子，性沉静、严毅，善于思考，每朝，兴宗为之敛容。据《契丹国志》卷九记载，“帝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段记载从《论语·八佾》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云云引发的道宗耶律洪基别开生面的独特解释，反映了多民族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进步的、开放的民族观和华夷正
观。其《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今佚）大约也反映了契丹民族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高度自信。道宗在辽朝诸帝中，是一位学识渊博、文采骄人的统治者，作品颇丰。清宁（1055～1064）间诗友之臣、知制诰耶律良曾将道宗御制诗文编为《清宁集》。清宁末年以后，道宗尚且在位三十七年，未入《清宁集》的作品数量当更可观。道宗作品，今存《题李俨黄菊赋》诗一首：“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馀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道宗这首诗，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和侯延庆《退斋雅闻录》，曾经在北、南两朝竞相传诵。据《莼渔词话》记载，元人张肯还隐括此诗入词，撰写了一首寄《蝶恋花》（注：此词今人唐圭璋编入《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题署虞集作。）。可见道宗此诗已经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在中原的土壤上生根开花，为后世文人所激赏和瞩目。这首作于重阳佳节的七言绝句，构思新颖，妙语连珠。全诗扣紧黄菊主旨，“碎剪”云云突发奇想，盛赞李俨的《黄菊赋》是把金菊花瓣剪碎以后填写的，堪称古往今来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袖中”云云进一步把艺术想像推向极致，花香在袖中久久不散，连冷落劲健的西风也不能吹去，视觉的具像和嗅觉的想像交互作用，灿灿菊花和袅袅余香把读者带进了幽雅脱俗的境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难怪南宋大诗人陆游能够心悦诚服地放下架子，把他一向轻视的北方少数民族作家撰写的这篇诗作及其本事收进自己的作品了。
辽代中、后期的其他契丹族和汉族作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仅在当时著有文集者，就包括萧韩家奴《六义集》、萧柳《岁寒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牧《宝老集》、杨佶《登瀛集》、耶律良《庆会集》、刘京《刘京集》、郎思孝《海山文集》等，此外耶律昭、刘辉、耶律盂简、耶律谷欲等在当时皆有文名，只是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二
辽代契丹族妇女文学的蓬勃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的地位较高密切相关。比如据记载，匈奴族妇女“行则在军中主营落、辎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劳”，蒙古族妇女其“义务是：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皮毛”（注：《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3年版。）。正因为北方民族妇女对于社会生活包括家务劳动、生产活动、甚至对外征战有着广泛的参与，才使她们拥有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妇女所不敢望其项背的。而契丹族妇女，在北方民族妇女中则尤为典型。这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实。比如在辽代契丹妇女的墓葬中，曾经出土墓主手边放置的匕首（注：富占军：《内蒙古商都县前海子村辽墓》，《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还有的契丹妇女墓葬发掘出全套的马具和成组的兵器（注：靳凤仪：《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这些葬品当是其生前使用的。至于载入史册的具体事例，也很多。其实契丹贵族妇女不仅禀有崇武尚勇的精神，也颇具工诗善文的才情。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贵族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较多，因而她们当中不乏聪敏秀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常哥以及晚近发现的秦晋国妃萧氏等，其文采风流，便不让须眉。
萧观音（1040～1075年）是辽代才华横溢的契丹族女诗人，仅仅活了三十六个春秋，即含冤九泉。她是钦哀皇后之弟、枢密使萧惠之女，重熙年间道宗为燕赵国王时纳为妃，清宁元年（1055年）八月道宗即位，十二月册为皇后，次年文武百官上尊号为懿德皇后，天祚帝追谥宣懿皇后。萧观音姿容冠绝，多才多艺，工诗词，善谈论，好音乐。其现存作品有诗四首，词十首，文一篇，是辽代作家保留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人。萧观音最著名的作品，是《回心院》词十首，为萧观音谏道宗游猎秋山无度，失宠以后所作。通篇以宴寝起居日常生活诸方面联章铺叙，反复咏叹，将一个孤处深宫的女子的寂寞和期盼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如泣如诉，至悲至凄，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表层含意，正如《焚椒录》作者王鼎所说乃“以寓望幸之意”；但是从艺术效果看，这组感人肺腑的深情词作为读者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契丹皇后个性鲜明的生动形象，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情感需求与现实心愿的抒发，而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清人徐釚《词苑丛谈》卷八纪事三评曰：“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近代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三则称：“其词既属长短句，十阕一律。以气格言，尤必不可谓诗。音节入古，香艳入骨，自是《花间》之遗。北宋人未易克办。南渡无论，金源更何论焉。”看来徐釚认为萧词“大有唐人之遗意”，况周颐认为萧词为两宋词和金词所不及，对萧观音的《回心院》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关于《回心院》词的本事，王鼎的《焚椒录》作了记载：“后常慕唐贤徐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国俗君臣尚猎，故有四时捺钵。上既擅圣藻，而尤长弓马，往往以国服先驱。所乘马号飞电，瞬息百里，常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后患之，上疏谏猎秋山。上虽嘉纳，心颇厌远。咸雍之末，稀得幸御。后因作词曰《回心院》，被之管絃舷，以寓望幸之意。”其中所说萧观音的《谏猎疏》，全文如下：
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
尽，万灵自为拥护。傥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暗，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
此疏虽仅二百余字，现代学者吴梅《辽金元文学史》评曰：“词意并茂，有宋人所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萧观音的这篇《谏猎疏》乃有为而发，用心良苦。据记载，辽道宗即位之初，尚能“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但是后来游猎无度，荒于政务，“群邪并兴，谗巧竞进”，特别是“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注：《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足以见其中、后期腐败的程度。《谏猎疏》以古鉴今、借古讽今，用周、夏治乱兴衰的史实警戒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庙社稷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但是萧观音却为这篇短短的谏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谏猎疏》同《回心院》词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阅读，就会看到千载难逢的一位契丹皇后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真实形象。况周颐评《回心院》词，认为它“香艳入骨，自是《花间》之遗”，如果就表现男女燕婉之私、词风富艳精工言之，《回心院》词与唐五代的《花间集》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如果能抛开表面现象，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回心院》词表现男女之情的真率自然、大胆泼辣、深刻感人而言，是花间词派所无法比拟和难以企及的。而且《回心院》乃自度曲，没有袭用唐五代现成的词牌。这本身就说明萧观音作为契丹族作家既有认真学习和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开放意识，又有不甘心规行矩步、墨守固定范式的进取精神。此外，在前引况周颐的评论中，况氏认为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建立北宋以来，历经辽、宋、金交错并立和前后转换，到1211年西辽灭亡，二百五十二年间（按：况周颐误为二百四十二年，盖况氏对西辽的灭亡时间沿袭了前人的错误）宋则“词学极盛”，金亦“词人辈出”，而“辽独阒如”。并且对此提出疑问：“风雅道衰，抑何至是？”认为只要辽朝有萧观音《回心院》词十阕在，便可“一以当百”。实际辽朝的词作除《回心院》以外，当还有数量颇丰的其它作品。仅《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明文记载的，即有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制曲百馀首”，就是萧观音的词作，大约还会有其它，正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三中所说的：“其于长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简质，罕见称述，当时即已失传矣。”
辽代的另一位杰出的契丹族女诗人，是萧瑟瑟。萧瑟瑟（？～1121）本为渤海国大氏人，国舅大父房之女，聪慧闲雅，详重寡言，天祚帝见而悦之，而后立为文妃，生蜀国公主和晋王敖卢斡。由于晋王素有人望，内外归心，引起天祚帝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的嫉恨，深恐其甥秦王不得立，于是诬陷南军都统耶律余睹（萧瑟瑟之妹婿）谋立晋王，终使萧瑟瑟并其子晋王相继遇害。（注：《辽史》卷29《天祚帝》三、《辽史》卷71《后妃》、《辽史》卷102萧奉先传、《契丹国志》卷19萧奉先传俱称萧奉先诬耶律余睹谋立晋王；《辽史》卷72晋王敖卢斡传说法有所不同，称天祚帝不君误国，耶律余睹与文妃密谋立晋王。当从《辽史》本纪。）萧瑟瑟自少时起即工文墨，善歌诗。由于辽代末年女真族的崛起和辽廷政治的腐败，萧观音把忧国忧民的情怀熔铸于词章，写下了一些声情并茂的诗作。今存《讽谏歌》、《咏史》。《讽谏歌》云：“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土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契丹国志》引述此诗时，文字稍有不同，《讽谏歌》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萧瑟瑟写作此诗之时，正处于辽朝土崩瓦解的前夜，山雨飘摇，亡征已现。但是天祚帝仍然穷奢极侈，拒谏饰非，致使奸佞得志，上下离心。因而《辽史·后妃传》在称引此诗时指出：“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在辽朝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萧瑟瑟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感情关注，为天祚帝开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付良药。在萧瑟瑟看来，塞上尘暗、女真崛起皆不可怕，只要“塞奸邪之路”和“迭取贤臣”，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辽朝就有柳暗花明的出路。只有最高统治者“率先垂范”、“卧薪尝胆”，才能“激壮士之捐身”。萧瑟瑟认为，如果能采取这样的治国方略，即不愁北拒女真而南敌赵宋，辽朝便可平安无虞了。此诗在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谢蕴山在《拜经楼诗话》中曾就此诗题写绝句：“瑟瑟伤时悯直臣，燕云夕枕暗红尘。白头宫监谈遗事，芳草萋萋废苑春。”《讽谏歌》可以视为一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加强《讽谏歌》的艺术表现力和情感张力，诗中采用了中国古代诗歌中骚体的形式，诗句在错落中见出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句式的灵活参差和声调的抑扬顿挫适应了诗人情感律动的需要，产生了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可见以南方楚地民歌为基础而发展起来、并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通过萧瑟瑟等人的作品已经在塞北的契丹民族当中扎下根来，反映了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从题旨看，萧瑟瑟的《讽谏歌》也与屈原的《离骚》具有内在的联系，如此诗“选取贤臣”的忠告即与《离骚》中“举贤授能”的主张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离骚》是一篇洋洋370多句、2400多字的长卷，《讽谏歌》却是一首仅仅8句、52字的短歌，“长”与“短”的差别自然体现了文学发展程度的不同，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后者追求短、小也反映了我国北方民族崇尚简约、注重实用的可贵品格。至于两篇作品都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生动形象，却并无二致。就《讽谏歌》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契丹民族忧国忧民的伟大女性的形象而言，如果同醉生梦死、昏聩无能的天祚帝相较，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当不在屈原与楚怀王的对比之下吧！
三
辽代的口头文学和契丹文文学，也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辽代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民歌谣谚等。契丹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口耳相传的文学当十分发达。但是由于长期没有文字而缺乏记录，这些珍贵的作品大多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契丹族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是民族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关于契丹族的由来和早期活动，《辽史·地理志》上京道永州释文引述了相关的历史传说：
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与这里的记载大体一致。永州，《辽史·地理志》称“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其地在今内蒙古奈曼旗西。奇首可汗生有八子、分为八部的历史传说，是契丹族进入父系氏族制时代的反映，八部之间有着互为兄弟的血缘关系，繁衍为八个父系氏族部落。《辽史·营卫志》称：“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契丹族活动和居住此地，是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北魏登国三年（389年）契丹为北魏所败，从此来到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一带所谓“奇首可汗故壤”。关于青牛白马的神话传说，大约在唐代以前即已流播中原，因而初唐诗人卢照邻才有“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注：《长安古意》，《幽忧子集》卷二。）的诗句。此外《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还记载了三位君主的传说：
有一主，号曰迺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馀无足称焉。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主也，孰为之副贰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
《契丹国志》出于南宋叶隆礼之手，叶隆礼作为南宋嘉兴（今属浙江）人，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神话故事与族源传说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他以为上述契丹三主的传说“荒唐怪诞”，也可能还有把神话传说等同于历史事实的原因。三位君主，实际上是三位萨满。同其它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契丹族的原始宗教也是萨满教。处于氏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北方民族原始先民，茹毛饮血，野居穴处，敬畏苍天，崇拜神灵，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从而为萨满教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契丹族的族祖传说中，能够发挥人、神中介作用的萨满往往成为主要角色就不奇怪了。上述传说中所谓“荒唐怪诞”的现象，正是超自然力支配先民意识和行为的某种体现。萨满在中国北方民族族祖传说中的地位，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比如日本学者护雅夫（注：《古代突厥族“高车”的始祖传说：熊祭研究》，［日本］《北方文化研究报告》八，1953年版。）、蒲田大作（注：《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日本］《民族学研究》47卷，1982年第3期。），对这一问题便进行了自己的研究。除了契丹民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以外，辽朝建立以后，特别是建立初期也有一些传说出现，比如围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的传说等。《辽史·太祖纪》关于阿保机驾崩的记载便颇富传奇色彩：
（天显元年）秋七月……甲戌，次扶余府（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賛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
所谓“丙戌秋初”云云，见于天賛三年（924年）《辽宁》卷二太祖本纪云：“六月乙酋”辽太祖“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所说的一段话中：“上天降监，惠及烝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讹归正，遐迩无愆。可谓大含溟海，安纳泰山矣！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宪章斯在，胤嗣何忧？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圣会，自有契于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期，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当时“闻诏者皆惊惧，莫识其意。”辽太祖召集权力核心人物进行的这次谈话，对于“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有着充分的自信；但是当时已经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预先宣告了自己归天的时间，使“闻诏者皆惊惧”。其中所说的“未终两事”，乃指西征吐浑、党项、阻卜（鞑靼）等部和东征渤海，在太祖辞世之前通过御驾亲征，两事如愿完成。上述关于黄龙的传说，意在宣示阿保机乃是一位“上承天命，下统群生”的真命天子。契丹族的民间歌谣，在有辽一代也十分丰富。《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吹叶成曲”条称：“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这些“番歌”，当曾广为流行，可惜无人记录，于是自生自灭。契丹族的早期歌谣，在史籍中尚能看到零星的材料。如国土风俗歌谣中的《焚骨呪》：“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猎鹿。”《北史》契丹传在引述此歌时称：“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云云。其无礼顽
，于诸夷最甚。”歌乃焚葬父母遗骨时的祝词，歌中祈祷父母和祖先神灵保佑自己射猎时多获野兽，反映了狩猎生产在契丹族早期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契丹人最初所以采取这种葬俗，与初民的神树崇拜有关。契丹族同许多北方民族一样，是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从而产生了人死之后灵魂返归神树的观念。于是契丹先民“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从而形成了树葬习俗。但是中原汉民族士人所撰史书据此以为他们“无礼顽”，是很不恰当的，也是非常无知的表现，其中也不排除民族歧视的因素。此类歌谣，多是汉族史官收集译载的，并非出于文学家之手，因而原作的韵致文采恐已丧失殆尽，不过浑朴遒劲的本色依稀可辨。至辽朝立国前夕，出现了一首有关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的童谣：“青牛妪，曾避路。”事见《辽史·后妃传》：“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云云。盖谚谓地祇为青牛妪云。”“地祇”，乃指土地神。述律氏在耶律阿保机即位以后群臣上尊号曰地皇后，因而这里当是吉兆，预示述律氏将登上皇后的宝座。到了辽代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现存民间歌谣大多包含讽刺时弊的内容。如《国人谚》：“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直。”关于此诗的本事，《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曾有记载：“自天祚亲征败绩，中外归罪萧奉先。于是谪奉先西南面招讨，擢用耶律大悲奴为北枢密使，萧查剌同知枢密院使。间有军国大事，天祚与南面宰相、执政吴庸、马人望、柴谊等参议，数人皆昏谬，不能裁决。当时国人谚云云，远近传为笑端。有人闻于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此诗作于天庆六年（1116年），距离辽朝亡国不到十年，表面上讽刺围绕天祚帝左右尸位素餐的耶律大悲奴、萧查剌、吴庸、马人望、柴谊五人，实际矛头直指辽末腐朽的官僚制度。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是，化抽象为具象，变沉重为轻松，仅仅二十八个字，即把抽象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具体而幽默的轻松话题，在嬉笑怒骂中画龙点睛、活灵活现地刻画了窃踞高位的权臣老朽不堪、昏聩无能的形象，明白如话，质朴生动。在国之将亡的严重关头，以这种萎糜不振的精神状态同虎视眈眈、勇猛威武的女真人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而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祚帝，对此则笑而不悟。这种亡国之君，只能让人感到可怜、可悲。辽亡前夕在燕京流传的《臻蓬蓬歌》，也琅琅上口，特色鲜明：“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这是辽南京（今北京）居民广为传唱的一首民歌。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领金军进入燕京，不久金军席卷燕京金帛子女职官居民而去，把一座空城按照金、宋联合灭辽的约定留给宋人，“外头花花里头空”、“满城不见主人翁”盖指此而言。这首民歌当时随着燕京居民迁入汴京而传入宋境，演唱时“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注：事见《宣政杂见》。）。这种源于契丹族的歌舞形式，深受中原地区汉民族发自内心的喜爱，从而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融合。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直到金人灭辽以后很久，金廷国史院的契丹字书写官还例应考试契丹字五、七言诗。（注：《金史》卷53《选举》三，“右职吏员杂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82页。）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方规定“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十二月则“诏罢契丹字”（注：《金史》章宗纪。），契丹字在金朝官方从此才正式停止使用。尽管如此，在这以前金世宗曾经承认：“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注：《金史》卷五十一《选举》一。）可见辽、金时期用契丹文撰写的诗作当为数不少。契丹字的创制，在辽代初期。辽朝建立以前“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注：《五代会要》卷二十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后，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命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始制契丹大字，其后又命耶律迭剌制契丹小字，大字以汉字隶书之半增减而成，小字则主要仿照回鹘文制成，从而改变了民族发展史上刻木为契的状况。从契丹大、小字创制到停止使用，前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在中亚的西辽国仍然继续使用。契丹文字在文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写作和翻译诗文。《辽史》中常有某某工辽、汉文字或辽、汉文章之语，都是指擅长以契丹文和汉文写作。而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都是重要的契丹文作家。至于辽代今存的契丹文作品，以墓志一类应用文字为主；而今存契丹文诗歌，有铜镜所存契丹文诗作。比如吉林大安出土的诗镜，背面铸十六个契丹小字，乃是一首四言诗，二、四末字押“灭”韵；原朝鲜王室博物馆藏七言诗镜，背面铸二十八个契丹小字，一、二、四句末字押“练”韵。可见押韵规则与汉文诗相似，说明了汉语格律诗对契丹语诗歌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某些共同性的语言现象。至于寺公大师的长篇诗作《醉义歌》，则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现存元耶律楚材的汉文译作，载于《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诗的开头称：“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貌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醉义歌》是一首吟唱醉中真义的歌行体长诗。作者的身份已难以确知，从诗序“大师”的称谓看，大约是一位著名学者或僧、道宗师。作者“贤而能文”，“长于歌诗”，诗名“可与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从诗的内容看，作者则是一个遭受排斥而远谪他乡的人。诗的开头八句，叙述重阳佳节的早晨，在本该与亲朋好友置酒高会的情况下，诗人“敛衾默坐”，黯然神伤，内心的寂寞可想而知。次写正在诗人感叹自己幽居独处的时候，“东邻携酒来茅屋”，尽扫诗人孤苦伶仃的愁绪，使酒量不高的诗人不由不开怀畅饮，从而忘记了尘世间的烦恼和不幸。接下来诗人表白平生并非没有志同道合的友人，可惜由于自己天涯沦落而彼此隔绝。幸好“山溪幽隐潜修真”的“南村农丈人”与诗人心灵相通。农丈人“旋舂新黍爨香饭，一尊浊酒呼予频”，于是诗人“欣然命驾”，前去做客。从“穿村迤逦入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瓦杯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携齐唱雅声清，酬酢温语如甘澍”的生动描绘中，使读者感受到农丈人一家的纯朴好客和温暖可亲。为了开解诗人，农丈人推崇诗人鬓发乌亮、年富力强，意为这是东山再起所需要的；诗人则安于把闲散的农丈人作为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感于农丈人以黄耈迟暮之年为自己释怀解愁，诗人宣称“请君举盏无言他，与君却唱醉义歌”，以回答农丈人的殷殷劝慰。诗人认为，荣禄多变，人生如寄，与其追求虚幻的东西，不如寻找醉中的佳趣。“农丈人，千头万绪何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这就是诗人回答农丈人的解愁良方。诗人醉中的议论，显然受到了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道家“万物一齐”思想的影响。作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主张人应该按人类的自然本性去生活，荣辱、贵贱、福祸、成败等等都是相对的、虚幻的东西。“梦里蝴蝶”典出《庄子·齐物论第二》：“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以指喻指”，亦出《庄子·齐物论第二》：“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诗人据此提出“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这种取消主义的观念，显然与道家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诗人所以会与庄子的人生态度产生强烈共鸣，这并不是偶然的。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68年），名周，为战国时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人，生活年代比孟子稍晚而略早于屈原。庄子曾任蒙城管理漆园的小吏，其后隐居陋巷，困窘中以编草鞋为生。楚威王闻其贤，派人以重金聘其为国相而不就，声称“我宁愿游戏污渎之中，无为有国者所羁”（注：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这种不求闻达、适己任性的人生态度，与寺公大师当时的思想状况十分契合，因而诗人在《醉义歌》中以庄子的哲学观念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就不奇怪了。当然诗人所汲取的，既有来自汉民族典籍中的思想资料，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出奇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至于诗的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则是“文如其人”的最好体现。它们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整合更新、优势互补进行了可贵的创造。《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如此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为读者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的表达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范例，特别是在契丹文作品传留极少和难以解读的情况下确使后人大开眼界，看来金世宗所说的契丹文诗作“义理深微”云云当属不妄。这里顺便指出，《醉义歌》所以能够笔意纵横，华实并茂，与翻译者耶律楚材不无关系。耶律楚材不仅是元初的政治家，曾经仕为中书令，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诗人译诗，可谓当行本色。尤其是耶律楚材并非一般诗人，而是一位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在自己的诗作中自称“我本东丹八叶花”，意即自己是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醉义歌》译于1220年至1222年耶律楚材扈从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西域之时，也就是译诗小序所说的：“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乃译是歌。”由“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可知，耶律楚材之父、金尚书右丞耶律履曾经翻译过《醉义歌》。由于耶律履早年以通晓契丹大、小字，为金朝辟为国史院书写，还以契丹小字翻译过唐史，因而其契丹文水准较高是理所当然的。耶律楚材虽为耶律履之子，但是他三岁丧父，而且在其出生的第二年契丹文在金朝即已废止；不过在西辽尚继续使用，因而耶律楚材方能向西辽人学习契丹字。契丹文在西辽（1124～1211年）时期曾经作为官方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契丹语言文字对于北宋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据《契丹国志》卷二十四记载，北宋使者余靖、刁约出使辽朝，都曾以契丹语入诗。其中“余尚书北语诗”条云：
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宴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国主举大杯，谓余日：“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
觞。
余靖（1000～1064年）字安道，北宋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仕宋为集贤院学士、工部尚书，为皇祐、嘉祐名臣，先后三次使辽。其诗文弃华取实，流畅自然，著有《武溪集》。余靖此诗实际上并非单纯的“北语诗”，而是契丹语和汉语双语合璧之作，当时受到辽朝最高统治者的垂青和激赏，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传为佳话。
在有辽一代的二百一十九年间，由于汉民族、契丹民族和其它民族的共同努力，创造了辽代多民族的辉煌文化。其文学尽管受到发展水平的限制，有其后进的一面，但是随着汉文学在辽朝的传播和影响，辽代文学也显露出某种后发的优势，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多民族文学交融互补的生动局面。辽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整合、更新，为中国文学在其后的转型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优化组合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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