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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7）01—0003—05
“文化与人格”包含着“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culture）和“人格中的文化”（culture in personality）两个命题[1]。这两个命题分别对应于人格与文化研究中居主导地位的两种理论观点：特质心理学观和文化心理学观。特质心理学观将特质作为理解和预测所有文化中人们行为的基础，并得出了人格特质具有普遍性的结论[2]。同时，一些文化心理学家却对特质概念的功用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个体行为更多地由背景因素而非特质因素所决定[3]。这两种观点引起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中，人格特质与背景因素在理解个体行为时各自的重要程度如何？
1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人格问题
在探讨文化与人格的问题时， 有必要先界定“文化”和“人格”两个概念。Allport将人格定义为个体内部决定其特征性行为和思想的身心系统和动力组织[4]。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套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意义体系和物质实体[5]。
特质问题在人格心理学中争议颇多。特质指的是一种人格维度，是依据人们在某一特征上所表现出的程度而分类的[6]。 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人格特质的普遍性问题上，普遍性问题最终又集中于文化的普遍性上。
1.1 人格特质的普遍性问题
人格特质普遍性问题关注的是，所有人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格结构，这些人格结构由一些共同的特质组成。“大五”理论和人格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大都支持人格特质的跨文化普遍性观点。五因素模型（FFM）作为一种相当全面的人格特质分类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外，人格特质表现出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并具有文化普遍性。如跨文化纵向和横向研究表明[7]，在从青少年期向老年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男性和女性在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三种特质上的得分都渐趋降低，而在随和性和尽责性上则有所升高。
总之，特质心理学家关于人格的基本假设包括：1）个体的社会行为由特质决定；2）在理解个体的行为时，可以撇开其特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角色。
然而，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特质不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特质维度只有在美国这样的个体主义文化中才有意义。而在有些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
反对特质普遍性主要有以下原因：1 ）特质理论是西方人格心理学家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得到的。因此，对特质的描述是否可以应用到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特质心理学家假定特质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 可以根据特质来描述人格和预测行为[5]。但这种假设只有在特定文化中才有意义。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理解人格的单元是特质，人格具有跨时间跨情境一致性。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理解人格的单元并非特质而是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从事的社会活动。
中国心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有显著差异。杨国枢从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入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得到了独立的人格维度。而王登峰等也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中文形容词，最后确定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七个因素构成[8]。
尽管以特质为单元的人格研究的基本假设通常被当作人格研究的基本模型，但这种假设并不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用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大五”理论去研究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实际上采用了“强制的一致性策略”[9]， 即用西方文化下建立起来的人格概念和工具去测量非西方文化下人们的人格特点，然后比较不同的文化是否具有相似的特点。由此得出的结果只在各人格维度上的水平不同，在人格结构上不会有实质性差异。
1.2 关于特质普遍性问题的实质
关于特质普遍性问题的争论实则体现了人格心理学中的emic/etic问题。除开影响人格的遗传、环境等众多因素，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格结构可分为两部分：1）emic成分（独特性），指某一文化下的人们所特有的人格成分， 它是该文化下的人们适应其特有的生存压力的结果；2）etic成分（一致性）， 指所有文化下的人们共有的人格成分，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适应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压力的结果[9,10]。
持人格跨文化普遍性观点者关注的是人格中的etic部分，而反对特质普遍性者则只看到了人格中的emic部分。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emic/etic ”问题在跨文化心理学中被称为非位性——本位性问题。具体来讲，非位性研究者本身就是熟知该文化的圈内人，只从该文化内研究个体行为；本位性研究者则属所研究文化的外来者或闯入者，从外部研究一种或数种文化[11]。杨国枢将人格心理学中的emic/etic问题整理成三个向度，也就是“研究者观点／被研究者观点”、“特有现象／非特有现象”及“单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12]。
人格的emic/etic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人格中两种不同的成分和研究方略。在文化与人格的所有研究中，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相互渗透，并非完全对立。如果没有任何普遍性的存在，而只有非位性的存在，那么任何两种文化都没有共同点，比较将是不可能的。
2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文化问题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人格往往可以根据特质维度来加以组织、测量和评价。而文化问题，很少有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关于人格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有以下几个问题。
2.1 真实文化与文化构念
尽管文化与人格又成为一个大众化的主题，但阻碍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构念（cultural constructs）仅仅是文化刻板的表现吗[1]？如人们所说，日本文化是安静的或美国文化是快节奏的，这些就属于文化构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刻板，与真实文化（real culture）不完全相符。
真实文化与文化构念有所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是符号集合的承载，包括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以及习惯性的行动。以上可看作是真实文化，且一般是人类学家所感兴趣的“文化”。心理学家感兴趣的则一般是作为文化构念的文化，它既可是一种人们长期共同拥有且相对静止的意义系统，也可是人们彼此互动时所从事的动态的意义产生过程，在其中，每个人分享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13]。
尽管文化构念与真实文化有时不一致，人们仍应思考：文化构念可以无限逼近真实文化么？当反思和质疑以往说法时，当强调个体差异、空间分层、时代变迁的时候，文化构念是不是也在变化？
2.2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价值观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人格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构念。
一般认为，东亚国家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欧美社会则推崇个体主义价值观。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质疑。如邓晓芒[14] 就认为这种观点有静态化的偏向， 它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然后分别归之于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很表面的。杨中芳对“集体主义”这一构念是否适合用于表征中国人的价值倾向提出了深刻的质疑[15]。此外，Oyserman等人通过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进行元分析，也得出了两点不同于以往的结论[16]：第一，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构念是多方面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差异的大小会根据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被测量的那个方面而产生本质的变化。第二，用自我报告法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发现在被认为是集体主义文化代表的日本和个体主义文化代表的美国之间，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显示出了相对较小的文化差异。此外，美国人、日本人与韩国人在个体主义上的得分区别不大。研究甚至发现了与以往假设相反的结果——美国人在集体主义上的得分比日本人的还略高些。由此，令人产生疑问：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种维度的划分是否还有意义？
由于经济发展、信息传播以及移民等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现今日本和美国之间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上的差异渐趋减小。有研究发现[17]，从1981年到1995年期间，日本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个体主义程度增加的普遍化趋势。
此种矛盾现象还有方法论上的原因。 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评定一般采用Likert量表。被试反应易受与Likert量表联系在一起的两类人为因素的影响。1 ）反应类型（response styles）。有研究发现[18]，由于倾向于选择Likert量表的中点而避免选择端点，日本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维度上的得分都比较低。2 ）参照群体效应（reference group effect）。研究发现[19]，当没有外在参照群体时，日本人和加拿大人在集体主义上没有差异，然而，当参与者被要求与来自外文化的其他人相比较时，就会出现一些人们期待中的文化差异。鉴于Likert量表的局限性，应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与人格。
2.3 文化的维度问题
文化与人格研究一般是寻找人格特质的平均水平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只有找到某些可以标明文化特征的文化变量时，才能对这种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心理学研究者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划分文化的维度？
除了前面提到的按价值观划分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最有影响的是G.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划分方法。在1967～1973年间， Hofstede 从遍及全球的IBM雇员所完成的工作价值调查问卷中抽取出了四个因素，作为文化的四种维度[20]。
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人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 低的权力距离意味着该社会（如欧洲国家）不注重其成员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差异，平等和机会被赋予每一个人。
2）非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非确定性规避维度得分高的社会崇尚规则，会通过法律以减少不确定性。
3）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前已述及， 主要指社会对个人或集体成就和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
4）男性化—女性化， 指社会对男性在各领域居支配地位的传统男性角色的支持程度。男性化程度较高意味着该国家（如德国）具有较高的性别分化，男性控制着社会和权力结构中重要的位置，女性则处于男性统治之下。
后来，在以中国员工和管理者为对象所进行的一项国际研究中，Hofstede等又抽取出了文化的第五个维度。
5）文化的长期定向—短期定向，主要指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接受程度。 高的长期定向意味着国家信奉并遵守长期承诺的传统价值观（如印度）。低的长期定向意味着国家（如加拿大）并不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
研究表明[8]，人格五因素分别与Hofstede 文化维度中的一种或几种有较高相关。
有批评认为Hofstede的文化维度有贴标签的倾向。此外，Hofstede对国家文化的维度描述是双极的，而有些文化中相互对立的两极能相互依存，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S.Schwartz（1994）后来发现了七种文化维度，与Hofstede 的文化维度差异较大。但无论如何，Hofstede的文化维度可以测量许多国家中独特而稳定的文化特征，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化与人格研究中。
2.4 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
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二是在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群体间的比较研究[4]。 前一种研究将处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同质化，关注不同文化中个体间人格的差异，如国民性格的研究；后一种研究则将同一文化中不同个体的人格看作是异质的，并关注同一文化内部人格的异质性或个体性。
尽管理解个体性和个体差异是人格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但在跨文化人格研究中，个体差异常常处于次要地位。如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外向性上比日本人高，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美国人都外向而所有日本人就都内向。有研究者[21] 批评这种跨文化研究将文化同质化，并忽略了文化内部的变异。
就文化影响人格而言，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在人格上可能有某种一致性和同质性，但在任何特定文化中，个体对文化不同的内化会导致多样化的个体差异。Allport（1961）指出[1]，个体主动地选择适合于自己气质、价值观和生活哲学的生活方式。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哪一个体是典型的文化模式的镜像（mirror-image），我们是被真实的文化而非被人类学家所提炼的文化构念所塑造。”
文化与人格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个体差异进行研究。1 ）人格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探讨造成不同文化间人格差异的文化因素。2）多群体潜类别分析（multigroup latent class analysis）方法可以更明确地刻画文化间和文化内的人格差异。潜类别分析可清楚地表明文化内的变异与文化间的变异同样存在，这就使得人格的跨文化研究避免将某一文化群体同质化和刻板化。3）同时研究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差异和文化差异。
3 文化与人格的作用机制问题
在早期文化与人格研究中，对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一般持循环论观点[22]：养育制度塑造人格，个体的人格综合成群体人格或基本人格结构，再往上走才是文化，而文化又影响着养育制度。即：养育制度—人格—群体人格—文化—养育制度一……随着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推进，人格心理学家对于人格与文化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3.1 文化影响人格的机制
Allport（1937）认为，不论个体的气质、需要和价值观如何，文化、 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处情境对个体人格都有巨大影响。以Allport的观点为基础，S.Oishi提出了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如图1所示[23]。该模型包括以下动态过程：1）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能影响个体的感觉、思维和行动，如图中A所示。然而，这种心理倾向会受到情境、角色和文化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如图中B所示。2）个体对社会—文化需要的内化程度受其对这些需要的喜好及知觉影响，这些需要反过来由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决定，如图中C所示。因此， 个体的情感、思维及行动同时是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函数。3）经过一段时间后， 个体观察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以形成自我概念，如图中D所示。 自我概念反过来调节生物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如图中E、F分别所示，因此，许多个体力争获得并维持特定的自我概念。图1描绘了人格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文化在限制或增强人格在行为上的表现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个体的气质和人格限制了文化影响个体的程度以及个体对文化的选择性内化。
图1 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
3.2 人格影响文化的机制
与前述观点相反，McCrae从特质论的角度提出，人格特质在总体上会影响文化[23]。根据人格五因素理论，McCrae提出了一个人格系统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在此模型中，人格特质并非直接影响文化，而是经由个体独特的适应影响行为，进而影响文化。独特的适应是人们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掌握的所有心理结构，包括知识、技能、态度、目标、社会角色、关系、图式、自我概念以及除人格特质以外的许多心理现象。由该模型可以看出，个体独特的适应、行为同时受人格特质与文化的影响。
图2 人格五因素理论的人格系统模型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模型从特质论视角阐述了人格作用于文化的机制，但它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忽视了环境尤其是文化对于人格的影响。其实，在此图示中，还应加上“特质”通过独特的适应影响“文化”，以及“文化”通过“独特的适应”塑造“特质”。
4 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心理学家对人格因素的日益重视，文化与人格研究必将得到发展。要想解决以上论及的几个问题，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应将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普遍性策略与特殊性策略有机结合起来。以普遍性策略为指导思想的特质心理学尽管将文化因素纳入自己的研究中，但其终极目的却是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超越文化影响的普遍性真理[24]，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困境。要走出困境，应真正考虑到文化、社会等因素对人格的影响。
第二，应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结果。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此外，在面对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时，不仅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人格差异，还应考虑到同一文化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避免将某种人格特质水平的描述归于某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应持宽容的态度，在看到文化共同性的同时，还应看到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差异性。
第三，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上，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起作用的中间机制。此外，文化与人格研究还应克服一些简单化的倾向，并真正应用交互作用的观点，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双向的、交互的和动态的影响作用。
第四，加强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2]，也会改善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应将实证方法和现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还应吸收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加强人格心理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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