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性产业”的逆袭趋势
李金莲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 ：苏联与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解体后，各个国家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由于严重的生产下滑和恶性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造成了妇女的高失业率，加上原有社会控制消除后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使得大量的妇女卷入“性产业”中从事卖淫。戈尔巴乔夫的“性革命”旨在巩固苏联家庭，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到了反面，卖淫和“乱交”成为改革的象征，做妓女从事卖淫被认为是一项无可非议的职业，大量的妇女以各种途径流入西方发达国家，她们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占领该地的性市场。因卖淫有利可图，从而使得许多人依靠妓女为生，跨国卖淫集团的大量涌现更成为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棘手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 ：苏联解体；社会转型；东欧国家；“性产业”逆袭；妇女解放运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取缔卖淫始终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普遍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因为剧变后原有的道德和价值系统被打乱，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形成，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原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被严格禁止的卖淫业迅速蔓延开来，这些国家因经济困难也默许了娼妓业的存在。由于卖淫业的收益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妇女从事性服务工作。高额的利润使皮条客和犯罪团伙乘机以控制妓女为生，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卖淫业向着国际化、规范化发展，同时卖淫业的兴盛也助长了艾滋病病毒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一 、苏联的改革导致了 “性观念 ”的转型
改革以前，苏联公民的性生活是被极权主义国家严格控制的，其医疗机构也不大愿意谈论性行为和性关系。不仅色情描写被禁止，而且按照西方标准完全无害的有关性的暗示也不准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出现。官方一再要求年轻人不要在婚前发生性关系，西方司空见惯的未婚同居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的苏联也凤毛麟角。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以来的政治发展清楚地表明，放松政治控制并未产生西方那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却触发了危险的反社会进程。戈尔巴乔夫在性问题上的政策的失败，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它既没有能够巩固苏联的家庭，也没有能够改善国内的性道德，相反“乱交”和卖淫行为有增无减。如果人们要谈论戈尔巴乔夫的“性政策”的话，那么它显然集中在巩固苏联的家庭上。改革伊始，苏联的主要报刊传媒就开始发表赞扬家庭的文章，以此来抵制西方价值观念涌入后造成的混乱。这种对家庭的大肆宣扬并非新鲜事，因为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关怀家庭和赞美妇女就是少数几个可以谈论的话题之一。新鲜的是，国家开始放松对苏联老百姓性生活的控制，性行为又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合法成分。某些文章的作者声称：妇女不仅应当工作好，政治活跃，而且应当具有性吸引力。《消息报》一位撰稿人强调，妇女有权进行性活动，并且抨击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的整个苏联妇女形象，对以前受到赞美的妇女形象进行了无情地嘲弄，认为她们忘记了自己的女性特征。《真理报》和《消息报》开始赞扬选美。《星期》周刊则努力让它的女读者相信：女人40岁才到达人生的春天，其风韵会比妙龄少女更能吸引男子的注意。有人提议，要使苏联妇女富有魅力，必须彻底改造生产妇女用品的行业。例如《星期》周刊就发表文章要求彻底改进妇女内衣的质量，文章抱怨说苏联妇女的内衣式样难看，这使得苏联妇女毫无性感可言，并谴责那些生产这类商品的人从未想到过女人内衣的性感方面。[1]
身体是体育教育的起点和标尺，也是体育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样，身体亦是身体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身体美学的核心和价值所在。身体成为了体育教育和身体美学的桥梁与纽带，而身体美则成为了体育教育与身体美学的行之所向。身体美学用理论去诠释身体美，体育教育用行动去践行身体美。身体美学为体育教育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使得体育教育萌发出新的生命力，开拓了身体审美实践的活动路径，激发了身体审美实践的参与兴趣，奠定了身体审美实践的主体地位，让身体在体育教育中收获美感、体验快乐、感受活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身体的完美结合，并逐步朝着人的全面发展方向前进。
性和性欲满足的心理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老百姓禁止谈论的话题，当时认为性行为主要起一种象征作用，精神联系和孩子才是维系夫妻的纽带。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出版物开始大胆地谈论这些话题，并强调从中学开始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鼓励年轻人结交异性朋友。人们开始认识到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过去说的“性格合不来”，而是性生活不和谐。对待婚外性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连没有结婚的成年人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遭到责难。摇滚乐被称许为年轻人的正当娱乐。配偶的性行为成了婚前必须考虑的因素，甚至有人强调妇女有权生育私生子，并且不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蔑视。一些影片已经宣传宽恕由于夫妻性关系不和谐而产生的不忠行为。同性恋也开了禁，同性恋者不再被送往惩教机构。尽管一些文章的作者们开始容忍甚至赞扬自由的性活动，但那种无论如何无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性活动即卖淫仍受到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认为是现有制度下的不公正驱使那些不幸的少女成为娼妓，是那些特权阶层及纨绔子弟应为这些女子的处境负责。有人甚至将苏联的卖淫同使妇女失去体面和自尊心的极权主义国家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苏联的民主化会减少卖淫的供与求。改革的创始者们认为，性自由不是要鼓励人们“乱交”和卖淫，而在于巩固家庭。一旦苏联的老百姓有权自由地进行性活动，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有了若干性经验，他们就会明白以家庭为核心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的重要，那时将不会有性关系的不协调，而只会有和谐的性关系。然而性行为控制的放松并没有成就新兴家庭的诞生，反而把丑恶的卖淫带进了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并且预示着苏联社会深刻的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来临。[2]
在西方社会中，权力对性的控制是微妙的，可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几个国家中，权力对性的控制则采用了一种更为赤裸裸的方式。福柯这样讲到苏联社会中的性：“在苏联，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非政治化的倾向，政治机器对个人的控制开始放松，你们也提到了这种解冻的迹象。但是，新的监察形式也在出现。一党专制的纯粹的政治语境将由其他层面的权威来接替。……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一种将个人的行为‘正常化’的需要，需要把个人的行为通过权威管制起来，但不再是提高行政当局或是克格勃的警察机构，而是通过更加精致得多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的性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觉得它们一点也不自相矛盾，在结构上是可以共存的。”[3](P129)
苏联的改革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到了1990年已经不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首先，政府解除了对许多以前被禁止的印刷品的禁令，有露骨的性描写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也随处可以看到了，而且据称国家不再禁止成年人甚至未成年人观看带有性内容的电影。稍作犹豫之后，当局还为影视沙龙的开张营业开了绿灯，那里经常放映带有色情内容的影片。苏联第一部带有明显的性主题的影片《小薇拉》广泛地向观众放映，影片女主角还让《花花公子》杂志拍摄裸体照，这件事在苏联已经家喻户晓。色情和半色情影片为苏联老百姓提供了具有明显性内容的娱乐节目，性题材在苏联影片中大为流行，并且只有那些涉及性欲问题的影片才会大受观众的欢迎。影视沙龙也专门放映色情影片，色情影片的传播甚至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那里的石油钻探工人热烈地讨论着色情电影中有关的性情节。国营电影院也开始放映西方的性爱电影，不带明显性内容的电影反而绝迹了。由于色情电影业有利可图，甚至连共青团地方支部都参与其事。带有明显色情场面的戏剧更是公开向苏联公众上演。同时，低级平庸的色情文学作品在国内泛滥成灾，成为相当一部分居民的主要精神食粮。黄色作品对于人民大众的道德规范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它的传播表明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已经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2]
在苏联解体之前，对待卖淫的态度始终是否定的，而且在1980年代以前，舆论工具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实际上也是受到禁止的。官方宣传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产生这种恶习的经济的、社会的或其他的条件和前提。随着妓女的增多，卖淫成为了记者、作家、电影工作者、法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等集中注意的对象。仅仅在莫斯科，1989年与1987年相比，登记在册的高级妓女的数目就增加了11.2%。全苏联各地进行预防登记的有5000多名妓女，其中许多人(10―20%)已有12―13年的卖淫史。然而，由于登记的不完善(说得更确切点是缺乏登记)和卖淫的高度隐蔽性，已经获得的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事情的真实状况。根据专家们的估计，仅仅在莫斯科，妓女的数量就超过1万，而整个苏联有多少妓女卖淫，那就无人知道了。妓女的流行不仅遍及都市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实际上遍及了所有地区的乡间小镇。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促使卖淫增长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舆论工具的影响。个别作者怀着某种羡慕甚至赞叹之情，急不可待地把最上流的部分即那些挣外汇的妓女作为自己作品的对象，绘声绘色地描述她们的收入(据说一夜达150美元)、服装、美容和化妆品、首饰、珠宝、住宅和汽车等，还有她们工作的地方：第一流的旅馆、餐厅和酒吧。这种宣传的密集攻势不可能不留下后果，最可悲的是它直接影响到未成年少女和年轻妇女。根据1988年在列宁格勒和里加对女中学生的调查结果，高级妓女的职业被列入10种最有威望、更确切地说是最赚钱的职业。大批少女追逐这些耸人听闻的舆论促成了妓女的增加。[4]
俄罗斯社会学家卡尔普欣等对98名妓女(其中高级妓女42名)、243名执法人员和121名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中收集的资料，在高级妓女中，69%是不满30岁的妇女。她们中未成年者占7%，18―20岁的占14%，21―25岁的占29%，26―30岁的占19%，40岁以上的占5%。在街头和车站的妓女中，68%是30岁以上的妇女，她们中35%是41―45岁的妇女，10%是51―60岁的妇女，未成年者占14%。高级妓女中约65%受过不低于中等程度的教育，23%受过高等或没有毕业的高等教育；只有15%的车站妓女受过中等教育，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则为数极少。在所有问卷回答者中，绝大多数(81%)没有婚姻，其中24%是离婚者，2%是寡妇。半数以上的车站妓女和其他低级妓女没有工作(52%)，职员占24%，工人占10%，家庭主妇占8%，学生占6%。在高级妓女中，比例有点不同：不工作的占36%，职员占28%，工人占23%，学生占9%，家庭主妇占2%。在妓女中占优势的是服务业人员，还有就是大学生、中等技校和职业技校学生以及中学生。在高级妓女中，75%有单独的或者公共的住房，没有住所的占10%。大约50%的车站妓女没有固定住所。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妓女中，1/5的人的家庭收支计划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生活费标准。半数以上的妓女(53%)是在不完全的家庭中长大的，16%在父母家以外长大(保育院、亲戚、熟人)。根据研究的资料，22%的妓女只字不提自己的父母，16%对父母感情冷淡，而4%表示鄙视。根据一系列研究的资料，约30%的妓女每周有2―3次性接触，11%每天都有性接触，5%一天有几次性接触。[4]
二 、苏联的解体坐视了 “性产业 ”的逆袭
色情作品的传播使得一些苏联的知识分子认为，政府不仅容忍而且实际上是鼓励黄色的东西。《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位作者甚至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每天都在恶化，许多老百姓包括妇女在内得不到像样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鼓励色情作品和性行为，可能是对经济问题的一种补偿。色情材料包括影片和印刷品的泛滥，被平民百姓理解为是改革的重要象征。家庭纽带不仅没有得到巩固，而离婚率却呈直线上升，混乱的性交和卖淫更是屡见不鲜，是卖淫而不是家庭成为戈尔巴乔夫在两性关系领域改革的象征。愤世嫉俗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的普遍现象，根据这种态度，两性关系应当建立在纯粹的金钱关系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勃列日涅夫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在性关系中金钱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时候穷知识分子比富裕农民对年轻姑娘更具有吸引力。到了1980年代末期，这种理想主义因素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新生资本主义为赚钱提供了新的机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像戈尔巴乔夫事先答应的那样得到改善，大多数苏联妇女都在抱怨生活的贫困，她们羡慕那些大腿修长的女模特儿可以陪伴新一代的苏联商人。在这种环境下，收入成为选择配偶的主要考虑因素，追求异性时的金钱因素造成了极端混乱的两性关系。年轻人不仅很早就发生性关系，而且频繁地更换性伴侣，甚至连集体性交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2]
实际上，各种卖淫活动实际上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靠妓女为生者的组织和控制，这一点在高级妓女(80%)以及选择卖淫窝和妓院的妓女(93%)中表现得最明显，在“家庭姑娘”中的表现较不明显(51%)，在车站妓女、公路妓女和其他妓女中的表现程度更不明显(15%)。受那些犯罪帮派控制的有高级妓女、地下卖淫窝和各种妓院。进入挣外汇妓女行列不仅要求有较好的个人条件，而且还要拥有保护人。这些保护人多数是靠妓女为生的，他们有时充当妓女们的假丈夫，同时对挣外汇妓女的候选人进行选择。一个最有势力的靠妓女为生者往往控制好几家饭店、咖啡屋、旅馆和大量的妓女，她们的活动由他组织，而收入也由他支配。靠妓女为生者为她们寻找顾客，确保她们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入饭店、酒吧和旅馆，并为她们提供住宅和交通工具。他们还注意不让被保护人生育，并为此目的求助于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妇幼保健所或者门诊部的医生。替妓女寻找顾客的还有外国人投宿的旅馆的看门人、侍应生和工作人员(管理员、清洁女工等)，他们因此收受妓女支付的报酬。妓女往往还要向保障法制和监督头等旅馆和饭店中的通行证制度的执法人员纳贡。挣卢布妓女多半与出租汽车司机、看门人和侍应生合作，出租汽车司机不仅寻找顾客并把他们带往幽会的地方，而且有时还提供汽车间供妓女和嫖客使用。但即使在这类场合，妓女本人的活动仍受到靠妓女为生者的控制。与挣外汇妓女不同，这里对妓女的剥削更加残酷和无耻，她们的健康和生命根本不被当作一回事。在地下卖淫窝和妓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老板实际上对妓女进行掠夺，扣下她们所挣钱的2/3甚至更多。[4]
苏联的妓女有好几类，有的专门接待汽车司机，就在汽车里做爱；有的在火车站、浴室或商店寻觅顾客，并陪伴他们到某些娱乐场所专门准备的房间、汽车库或其他隐蔽的地方；有的则是“兼职”妓女，将卖淫和其他追求结合起来；最后还有一类人，她们并不经常操此皮肉生涯，只有报酬丰厚时偶尔为之。所谓“硬通货妓女”是各类妓女中档次最高的，它吸引着最漂亮、最年轻和最聪明的女孩子，并且还要懂得外语。这一类卖淫的流行有若干因素：首先，硬通货卖淫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一个女人一夜之间的收入可以高达1500卢布，而一个工人平均月工资只有300卢布左右，非常重要的是她们从嫖客那里收取硬通货，因为在一个通货膨胀有如脱缰之马，商店里的商品越来越少的社会中，硬通货非常吃香。在某些情况下，硬通货妓女可以收取诸如西方消费品之类的实物作为报酬，这是卢布购置力日益下降的结果。其次，硬通货卖淫大行其道是流行的思想倾向所使然，这种卖淫表明一个女孩子对生活的“开明的、西方式的”态度。硬通货卖淫成为确实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少数几种“商品”之一。[5]
随着性观念的极速转型，卖淫开始在这种气氛中迅速蔓延，女人收取现金作为出卖自己肉体的代价。尽管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卖淫仍然有若干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卖淫被看作是一种相当体面的活动，干这一行的未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由于贫穷或收入少而卖身。人们接受它的一点证明是卖淫已经相当普遍，苏联居民的各个阶层都有。良好的职业和教育(甚至博士)也并不能阻止人们下水，根据某些资料显示，参与某一类卖淫的妇女，25%具有大学学位，8.5%是在校女大学生。26%的妓女已经结婚，而且多数人干这一行都获得了丈夫的默许。在去莫斯科闯世面的年轻女孩子(14岁到16岁)眼里，卖淫是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业，而且确有不少少女干上了这一行当。1/3据称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高中女生认为卖淫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行业。卖淫是最受年轻女子青睐的五大职业之一，其档次远在高中教员之上。有关这方面的第三个证明是卖淫身价颇高，口碑不错，新闻媒介往往以某种赞赏的口吻报道妓女，赋予她们一种美丽动人充满冒险的形象，从而使得贫困的妇女们尤其是年轻女孩子羡慕那些只收硬通货的高级妓女们的生活方式。[2]
Sirius appears in Tibetan May; rainy season comes here now.
现代社会及其国家机构在对卖淫的道德评价方面已经变得较为宽容，妓院(暂时是地下的)和卖淫窝的存在已不是秘密，在个别“有威望”的饭店出现了脱衣舞，开设了教授这门职业课程的学校，并宣布在学习中实行选拔性淘汰。色情和淫秽的出版物和电视片的传播获得了广泛的实际经验，胸部、臀部和大腿的参数成了妇女的主要优点。厚薄不一的杂志和周刊的封面以及报纸充斥着女性裸体照片；画廊举办色情性质的艺术图画和照片的专题展览；色情剧院在开展活动，舞台上的“一切都和生活中一样”；各种色情内容的图书正在大批量地出版；各种录像室放映色情和淫秽影片；各种地下组织不断地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谁也不会对俄罗斯姑娘出现在外国的饭店、妓院和其他类似机构中的报道感到不安，甚至连邀请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公告也得以刊登。[4]
首先，缓和曲线长度不足。目前，我国道路与桥梁路线设计中采用的路线类型主要包括直线和曲线两种，若在一次工程中同时存在两种路线类型，则必须在直线和曲线的衔接出设置一个的“温和”曲线，这样做的面对是为了提醒经过该路段的驾驶员，使其意识到已经来到新的路线，保障安全行驶。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针对缓和曲线的设计普遍存在长度不足的情况，具体表现为道路与桥梁路线缓冲区的长度较短，为路线涉及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苏联第50警察分局以前是莫斯科唯一负责维护社会风化的机构，该局保存着所有妓女的彩色照片和详细的档案资料，任何旨在与外国人进行色情交易的妓女，一经发现，毫无例外地要被送往专门的机构进行改造。而现在已经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据民意测验表明，卖淫乃至卖身已不再被青年女性视为“伪服务”。莫斯科有许多“午夜流莺”，她们的秘密生活是晚上才开始的，几乎都是从事卖淫、拍淫秽照片和跳脱衣舞等色情勾当。甚至很多芭蕾舞演员也是在家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红灯区的迪斯科舞厅中表演色情舞蹈。在俄罗斯，女人的收入太低，仅够吃面包用。一位女教师要想买辆车，哪怕她不吃不喝，不穿不戴也要整整八年才能攒够这笔钱。莫斯科的脱衣舞学校吸引了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已经有许多学员从这里毕业，学校的主办者承诺负责在国外给她们安排工作，实际上这些姑娘大多都被送往国外当妓女。然而时代的巨变不仅使国内各种社会制度形成极度的变化，而且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极度混乱。原来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都已废除，人与人之间不再称为同志，向孩子们推荐的偶像也不再是爱因斯坦。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儿童们争相传看裸体照片，年轻的摄影师和裸体模特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露天地旁若无人地拍照，而大部分人对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莫斯科的性用品商店经营火暴，顾客盈门，人们打听按摩油的价钱和每件40美元的阴道振荡器的性能，面对顾客的提问，售货员小姐不仅是有问必答，而且还可以为顾客做不异于色情表演的示范动作，专家们关心的是性用品营业额的增长幅度。莫斯科的一些报纸也被逼良为娼，刊登形形色色的色情征召广告。一些色情按摩院也公开营业，而且有人认为这些按摩女就是一支消防队，可以用来扑灭劳动人民心中和体内的欲火，色情按摩后她们不拒绝和客人上床，她们还以上门服务的方式提供色情服务，收费极高，每小时为150美元。很多女大学生也被遣往外国使馆提供性服务。据统计，在俄罗斯的失业大军中，妇女就占70%，而其中80%的女性失业者都受过良好的中等专门教育，她们需要新的时装和高级化妆品，这些都不是靠工资所能办到的。
当初苏东剧变时，谁也没有料到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东欧地区大批贫困不堪的妇女为了几乎不能算是美好的生活而拼命地出卖自己的肉体。据警方估计，德国20万名妓女中的1/4来自前东欧集团各国。俄罗斯妓女更是以廉价占领了欧洲性市场，即使是在禁欲的中东，俄罗斯妇女搭乘的包机每周也定时在迪拜机场降落，她们凭借14天的签证做自己的生意，然后将彩色电视机装上飞机回家。在布鲁塞尔，半数的下流表演现在由东欧人充任，匈牙利的裸体男女在该市的加勒里夜总会现场表演各种性行为，而捷克脱衣舞女则在市区另一面的阿洛哈夜总会招待客人。在欧洲大都市的色情表演场所，如今一半以上是来自东欧的青年女子，以前她们只占当地色情业的1%。特拉维夫是个性工业发展迅速的城市，随着大量俄罗斯女人的涌入，当地妓院的数量在5年内从30家猛增至150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妇女价格低廉大受当地欢迎。中国大城市的酒吧现在也提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招待”。在意大利的摩德纳，警方在1992年秋季捕获了100多名来自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以东地区的妇女，据说她们被一个自称的戏剧代理商引诱担任舞蹈演员，接着被迫“对顾客及其他人友好”，这个代理商后来接受了审判。即使战争也没有终止这种性交易，在塞尔维亚北部破旧农社林立的卡奇，妓女们半裸着身体在当地酒吧旋转起舞，并以每小时62美元的代价吸引顾客上楼做爱。这里的妓女多来自乌克兰，她们担任肉类包装工的父母每周只能挣到2美元。在土耳其黑海地区，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娜塔莎”——来自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的女商人。白天这些女人带着装满廉价商品的手提箱四处兜售。到了夜里，她们就出售自己的性服务。由于大量东欧妇女的涌入，使得这一地区的旅馆业异常兴隆，“整个黑海地区已成为一所大妓院”。与“娜塔莎”共度一宵可能要耗费150美元。在柏林，德国的拉客妓女抱怨大量涌入该市并接待不采取保护措施的嫖客的波兰妓女，这些放弃固定工作努力养家糊口的波兰妇女希望迅速地赚取金钱，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回家。这些妇女的受害是前东欧集团经济灾难的直接结果：仅在俄罗斯，75%的失业者是妇女；在乌克兰，有2/3的失业人口是女性。[7]
加大依法治林力度，提升森林资源管护水平，全市将以执行《烟台市森林防火条例》为总抓手，突出抓好以防火道路网、引水上山水网、预警监测网、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专职护林队伍为主体的“三网两队”建设，大力构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信息化、扑救队伍专业化、设施装备现代化体系，开展严厉打击非法野外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森林防火能力和法制化水平，确保全市森林防火形势持续保持平稳。同时，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涉林审核审批，持续开展严厉打击乱征滥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积极运用飞防、地面喷洒药物、释放天敌生物等多种措施进行综合防治，确保林业有害生物实现持续有效控制。
三 、独联体与东欧国家 “性污染 ”的趋势
苏联大量的“硬通货妓女”跨出国门，成为东欧各国妓女的强劲对手，在那里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使卖淫蔓延开来。南斯拉夫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容易遭受到苏联妓女入侵之苦，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签有促进旅游交流的协议，还因为在南斯拉夫比其他东欧国家容易得到苏联公民垂涎的硬通货。苏联妓女大肆入侵南斯拉夫，不仅不受当地妓女的欢迎(由于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下跌)，而且让南斯拉夫和苏联当局头痛，有关方面曾试图制止这一行当，但收效甚微，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苏联妇女组织良好，而且有拉皮条客(往往是当地人)作为耳目，她们在舞蹈团之类文化团体的幌子下到达该国，所以当局很难搞清她们的动态和真实意图；第二，这一行业太赚钱，女孩子禁不住诱惑，故而屡禁不止，这显然是成群结队的苏联妇女在各种幌子下，布满南斯拉夫甚至远到穷乡僻壤的主要原因。有些苏联妓女流荡到西方国家甚至中东地区，例如以色列就涌入了大批苏联妓女，当然她们主要是犹太人，其中有最近的移民和那些旅游者。以色列法律禁止卖淫，政府对最近移民中这一职业的蔓延表示关注，但是当局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加以制止，所以这一现象变得很普遍。苏联女子在西方也参加脱衣舞表演，并为色情杂志当模特儿。[6]
微波理疗治疗是一种结合了现代化手段的外治法,其能够针对患处进行作用。在照射的过程中,可实现对体内电介质偶极子,从而使得在转动以及振动期间,彼此与周围媒介能够进行相互摩擦,产生热作用,帮助照射部位温度迅速升高,从而促使血管得到有效扩张,进而实现使得血液流通速度加快,并随之实现对局部营养的改善,帮助新陈代谢速度加快,更好的提升组织再生能力。
审计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它有完全不同于会计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审计实训根本不可能从属于会计实训，审计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少扎实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无法培养高素质的审计应用型人才。职业院校是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的，审计模拟实训是培养会计与审计专业高素质应用性才的主要手段，是该专业教学活动的重要要组成部分，在教学活动中应该处于核心地位。职业院校要转变“重会计轻审计”、“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必须高度重视审计模拟实训教学模式，增加经费投入，重视模拟课程的开发研究和实施，建设多功能的现代化审计模拟实验室，加强审计模拟实训师资队伍的建设，实现审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据说，在捷克和德国边境的E55公路旁，每到周末晚上就一溜站开了约300来名青年女子，她们身着五彩缤纷的奇装异服，操着不同的语言，听口音就可以知道她们多数来自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国。她们聚集在此出售同样的东西即自己的肉体。对于那些经常往返于布拉格和柏林的卡车司机和移民劳工来说，长达12公里的E55公路被称为“廉爱路”，此地堪城全世界最长的妓院，典型的“大杂烩堂子”。卡车司机可以随时停车，边嚼口香糖边同这些妓女讨价还价，一般只要出价30美元，就可以从这里随意挑选一名年仅15岁的女孩，带她去附近灌木丛或者破烂不堪的汽车旅馆从事性交易。对于E55公路边这些卖身女来说，她们当然不如那些嫖客潇洒，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被迫下海的，有些女子被骗后先被施暴，然后再被迫操皮肉生涯。她们在路边卖弄风情，而那些皮条客则躲在暗处进行监视，并算计着怎么样才能让妓女们在一夜之间赚进更多的钱。社会动荡不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一行当就越赚钱。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皮条客并不都是黑道人物，其中居然有全家出动的情况：父亲坐在汽车后座，母亲同嫖客讨价还价，女儿负责提供服务，而小儿子则提桶水为嫖客洗车，还可获得5美元的“劳务费”。[8]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不仅造就了新的市场化的妇女身体商品，而且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男人们想尝试并购买他们在过去所得不到的东西。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和苏联分解成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通过邮寄新娘的机构拐卖东欧和俄罗斯妇女的行动便立刻开始而且很快就逐步上升。1993年，四年半以来一直忙于北美男子与拉丁美洲妇女之间市场的拉丁-欧洲介绍所转向了刚开始启动的新市场：俄罗斯和欧洲妇女。该机构的广告中列出了20 000名俄罗斯妇女，已有5000名美国男子通过该机构的介绍所寻求俄罗斯新娘。把俄罗斯和东欧的妇女拐卖到荷兰甚至更加容易，因为她们去那里不需要签证。通常由犯罪组织经营的“性产业”是首先进入并且接管了由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而产生的市场。有报道说在苏联，黑手党包租了大巴士给来访的商人居住的旅馆整夜提供妓女。即使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前，波兰也已准备把对妇女的性剥削市场化。其第一部色情作品创作于1988年，并由一家属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出版机构出版。1990年，布达佩斯有了第一次脱衣舞表演。1989年审查制度法的废止为赤裸裸性描写的淫秽品打开了道路，这些色情淫秽品先是来自西方，但几乎立即就从由国内发展起来的巨大的产业之中生产出来。同时，限制堕胎的计划也在进行中。基督教民主党对淫秽品的反对也仅限于反对剥削儿童的范围，甚至有的官员还说“淫秽品是民主的一部分”。匈牙利的女权主义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她们认为淫秽品是对妇女的一种侵犯，但是1989年在匈牙利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75%的人赞成将淫秽品合法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人贩子从西德大量涌入。在西德，经营“性产业”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在东德，除了一些由国家经营的接待西方客人的饭店(通常是从事间谍活动的)之外，卖淫是被禁止的。莱比锡被来自西德的淫秽品销售商和皮条客所淹没，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从事卖淫的活动营地，特别是满足那些涌入这个国家开辟其他市场的商人。[9](P150―154)
外国商业、商人和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产生了对卖淫业的新的市场需求，他们通过嫖妓带来了外汇。当“性产业”、犯罪组织和皮条客利用着东欧妇女和姑娘们的贫困时，西方媒介把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量发展起来的卖淫业描述成是多年来的、被说成是代表了压制制度的性压制的释放。从市场角度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开始有了可以用于消费的收入，于是在类似嫖娼等奢侈项目上的开销便会不成比例地增长。男人们一旦有了可供奢侈项目开销的收入，他们便很快会为了个人的满足和权力而将它花到购买妇女上去。在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国家一解体，俄罗斯全面开放了市场经济后，卖淫便大量增长。卖淫和色情业从西方涌入这个新开放的国家，不但卖淫业激增，而且立刻就出现了伴随着“性产业”的规范化迹象。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主义的有力物价稳定措施，威胁到年轻的妇女，置她们于不顾。在1990年进行的一项对年轻女性希望从事何种职业的调查中，卖淫列于前十位中的第七位。建立在对妇女的贬低之上的资本主义剥削直接导致了卖淫业的膨胀，而卖淫业反过来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年轻妇女的一种“选择”。在过去卖淫被正式禁止，但是在“自由”的市场中，禁止卖淫的法律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作用。警察更有可能受贿而不是逮捕，他们私下都知道不应该干扰市场的需求。1990年整个苏联有5849名妇女因卖淫而被捕。从共产主义的镇压到资本主义的有条件的控制的变化中，因卖淫而被捕的妇女意味着公众对卖淫的抵制并不影响到市场供应，因为嫖客是不被逮捕的。[9](P224)
事实上，当西方各国的政治家们正在为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感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把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推到了人们的面前：“性污染”的区域又扩大了一片。色情行业在那些地区正在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发展着，从1989―1992年，仅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土地上，就为全球生产出了一个惊人数额的“性产品”：200―400万职业和兼职的妓女，这个数字已大致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妓女人数的总和。据报道，自苏联解体之后，仅俄罗斯就已有大约100多万人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途径出境，流经西方和世界各地。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年轻的妇女，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出国淘金，用最短的时间挣最多的钱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10](P158―159)
波兰在剧变之后，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14%，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估计其失业率将达25%，为了获得丰厚的收入，当妓女也被看作是无可非议的职业，并且法律已不再视卖淫为非法行为。尽管法律并没有提倡和鼓励这样做，但很多少女还是发疯似的干起了卖淫这个行当。[11]华沙“性开放”的势头已经不小，英、德和波兰文的色情画报充斥大小书店，甚至一些出售古典音乐唱片的小杂货店的货架上，也公开地摆放着为数不少的外国原版黄色音像制品，其不堪入目的封面与印有贝多芬、肖邦等头像的音像制品并列。生意最好的要数遍布全城的录像带出租店，里面总不乏“性内容”的色情带子，专门的“性电影院“也已在华沙市中心百货大楼后面开始营业。据不完全统计，华沙目前有数十家性商店，专门出售各种性生活用品和淫秽刊物，这些商品当然都来自西方。在波兰的其他大城市，性商店也屡见不鲜，据说有的性商店就开设在离教堂和学校不远的地方。性商店引起了社会的不安，据报道，普沃茨克市曾发生毁坏性商店的事件，波兰国家电视台也以是否允许性商店的存在为题展开了讨论，赞同与反对的双方各执己见，但由于经营此道有丰厚的利润，因此性商店开设得越来越多。[12](P71)在华沙的各种高级宾馆周围，不管白天晚上都可以看到数以十计的年轻姑娘，浓妆艳抹地在那里拉客。波兰首都警方估计，在华沙地区至少有1―1.2万名妓女。对于波兰全国的妓女人数的估计，大约有5―10万。华沙妓女的成分非常复杂，波兰本地的姑娘只占1/3左右。而大部分则来自独联体和其他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地。这些妓女中尤以俄罗斯姑娘居多，从警方掌握的材料看，她们的文化程度相当高，许多人在国内都是医生或工程师，她们大多是以游客或保姆的身份来到华沙的，名为求职，实则卖淫。与东欧各国的妓女们一样，她们不愿去警察局登记。据称，目前仅在华沙卖淫的独联体各国姑娘就已达3000多人，这已与波兰本地妓女人数拉平。由于她们没有“执照”，一般都是靠“优惠价”拉客：她们接客一次一般收取15万兹罗提，而波兰本地的妓女则至少收取70万兹罗提。波兰妓女一般是合法从业，她们在警察局备了案，每两周接受一次卫生检查。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妓女们则只管挣钱，不管别的，她们觉得能避开警察局也不是一件坏事。据波兰一位社会学家调查，波兰妓女文化程度很低，其中60%左右都来自社会底层，出身于普通工人或农民家庭，先前大多从事过体力劳动，比如说织布、种植西红柿等等。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说年龄趋势正不断地向前倾，许多从业的姑娘还不满15岁，有的妓女甚至从11―12岁就开始下海营业。因为妓女的高收入实在令人羡慕，所以波兰妓女中出现了一个“高龄层”，这是因为许多波兰妇女仅靠政府提供的补助金难以维持生计，她们也大量地挤进新兴的色情行业中分一杯羹。[10](P160―161)
值得注意的是，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继东南亚之后，成为又一新的妓女出口基地。独联体国家的妓女涌向东欧和西欧各国，东欧各国妓女也涌向西欧和世界各地，这些妓女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西方“性消费者”的普遍欢迎。1991年2―4月，土耳其警方就宣布驱逐了4000名东欧妇女，原因是她们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地卖淫，这批人主要是罗马尼亚妇女，其次是俄罗斯妇女。她们中有的是专职妓女，有的则有职业，白天干活，晚上“陪客”。土耳其警方称这些妇女大多是此道中的“高手”，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卖淫经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带有性病。据西柏林市政厅估计，近些年来从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大约涌来了3―5万名妓女。法国卫生部门估计，近年来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法国的妓女人数不会少于20 000人，这个估计还是相当保守的。此外，还有大批的东欧妓女留在各自的国家里“就地销售”。据报道，在俄罗斯国内从事色情业的人数已近百万，除了卖淫之外，她们还从事脱衣舞女、酒吧舞女、高档饭店应召女郎、色情模特儿等职业。莫斯科的“外汇女郎”(专陪外国人的高级妓女)吸引着许多女大学生从业，她们面对高涨的物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白天上课努力学习，晚上则陪外国老板和富豪们睡觉以赚取生活费用。她们同外国客人过一夜至少也能挣到200美元，这个数目比俄罗斯人平均年收入还要高。此外，“外汇女郎”出国一般也相当容易，因为她们可以通过嫖客找门路。与俄罗斯比较，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也许要更糟，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人迫于生计而进入了色情行业。当然，也有不少人完全是为了要发财而这样做的。匈牙利的经济形势稍微好一些，但从事性交易的人数按比例而言也不比其邻国少。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估计，如果东欧经济不向良好的方向转换，色情业的泛滥就可能变得更加严重。[7]
色情业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泛滥既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也是剩余经济的衍生物。卖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国家大量工人(特别是女性)在失去谋生的岗位后，当社会还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时的一种被动选择。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性产业”的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许多妇女在卖淫中成为了皮条客和犯罪团伙的牺牲品。由于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困难从而默许卖淫的存在，控制妇女卖淫又可以赚取大量的外汇，因此很多人以拉皮条为业。贩卖妇女成了相当赚钱的行当，一个妓女在阿尔巴尼亚的价格约为4000马克，从一个阿尔巴尼亚家庭购买一个16岁的女孩只需这个价钱的一半，而一旦踏上意大利海岸，她的价格就上涨到2万美元。[13]有些地下组织操纵各国妓女成为国际卖淫集团，他们有着极其严密的联系方式，专门负责保护妓女、充当卖淫的中介并提供卖淫的条件。虽然妓女们没少接客，但皮条客和团伙克扣了大部分卖淫所赚取的钱，结果妓女们几乎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卖淫引发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助长了艾滋病病毒的蔓延。随着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度过其艰难的转型历程，卖淫这一社会现象虽仍难消除，但肯定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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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ncy of Return of Sex Industry after Dissolu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Other Eastern European Socialist Countries
LI Jinlian
(School of Marxism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Province 675000)
Abstract ：After dissolu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these countries are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not without hardship and high price. Already the worst stricken part of the population by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 great number of women had to resort to the sex industry for a living when a third factor - disappearance of former social control - came into play. Mikhail Gorbachev’s “sex revolution” was designed to consolidate the family, but it turned out to work to the contrary, making prostitution and promiscuity labels of his program. When prostitution became an undisputable occupation, may women moved to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taking the sex market there with their comparatively low price. When prostitution became a profitable industry, a lot of people became dependent on prostitutes. Eventually, large prostitution organizations appear to give the former CIS member republics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untless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return of the sex industry;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建立以来婚姻政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项目编号17BDJ059)；2016年度云南省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般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认同研究”(项目编号zx201609)。
收稿日期 ：2018 - 10 - 28
作者简介 ：李金莲(1975―)，女，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楚雄州第九批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女性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政策、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史。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406(2019)01 - 0133 - 09
(责任编辑 朱和双)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社会转型论文; 东欧国家论文; “性产业”逆袭论文; 妇女解放运动论文;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