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说”的肯定与否定——兼论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古今言说路径的差异及应对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古今论文,路径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悠久历史相适应，中国古代的诗论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学资料可资利用，或以之了解其时的诗歌创作情况，或以之建构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在提倡古代文论创造性转化的今天，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古今言说路径的深层差异，确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所谓古代诗学研究中古今言说路径的深层差异，是指古人言说方式与今人对其解读方式的错位。这一差异的适当化解是建构当代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诗学理论体系，完成古代诗学理论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可惜这一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差异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由此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误区。本文即以钟嵘《诗品》研究中“滋味说”的肯定与否定为例，谈谈对古今诗学理论言说路径差异的认识，以期对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分上、中、下三品品评汉魏以至齐梁优秀五言诗人的诗作。在《序言》及具体诗作的品评中，钟嵘使用了一些较有系统的观念，表现出他的理论旨趣，引起了今人的重视。以“滋味”品诗即其中尤为显著者。《诗品》提及诗味的地方计有5处，其中，《序言》中有3处，一处为评永嘉玄言诗时所言：“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一处为评五言诗之长处：“(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另一处为言赋、比、兴三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①正文部分评述历代诗人时，仅有2处使用了味。一处为评魏侍中应璩诗：“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一处为评晋黄门郎张协诗：“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上述5处，有2处味字作名词用，意思相近于今日所说的诗美，即诗所具有的文质结合、兴味深远的美学品格。有3处味字作动词用，意思相近于今日所说的欣赏、品评。在古代以注解为主的《诗品》研究语境中，《诗品》以“滋味”评诗并未引起什么特别的重视。但到了现当代关注理论体系的《诗品》研究语境中，“滋味”竟然成为钟嵘诗歌理论的关键。逐步出现了所谓的“滋味说”。
肯定钟嵘《诗品》以“滋味说”为理论核心，认可“滋味说”实有其事的研究，大概始于罗根泽先生，初步成型于吴调公先生，后光大于李传龙、郁源诸先生，直至今日，仍不时可以见到相近观点的学术论文面世。①综观“滋味说”研究的论文，大都具有以下两大特点：(1)缺少对钟嵘论诗味的合实分析，大都由《序言》和正文中有关“味”字的话，直接推出钟嵘论诗以滋味为主的结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进行理论展开的前提。(2)在论述过程中常常本着当代诗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对钟嵘的诗学观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且未有较明确的说明。比如，郁源先生的《钟嵘<诗品>滋味解》一文云：“钟嵘从文学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五言诗在形式上比四言诗灵活，更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生动具体地描写事物，所以‘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不但提出了‘滋味说’，而且论述了‘滋味说’的构成和由来，形成了以‘滋味说’为中心的创作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便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中略)。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诗歌滋味第二方面的因素(中略)。‘风力’和‘丹采’的统一，是构成诗歌‘滋味’的第三方面因素。”这样的说法和钟嵘论诗实际到底有几多可以吻合，颇耐人深思。很显然，“滋味说”的肯定者是沿着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偏重理论体系的言说路径，尽可能在古代的诗学著作中寻找对应路径，把一些联系并不紧密的理论条理化为系统的理论，而且对古今言说路径的差异未作细致、深入的比照和明确的说明。这就为“滋味说”否定者提供了反思的可能。
否定钟嵘《诗品》存在“滋味说”的论者针对的正是上述“滋味说”肯定论者以今例古，无视古今诗学言说路径差异的缺点。他们着重研究古代诗学言说路径与今不同的特点，指出从《诗品》的文本看，钟嵘并没有提出什么“滋味说”。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日本的清水凯夫先生。他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滋味说”研究的论文多人云亦云，研究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他认为，倘若《诗品》真的是提倡“滋味说”，并把“滋味”作为评诗的标准，那仅用《序言》中的“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一句话，是很难证实这一点的。“滋味说”的坚持者至少应当从上、中、下三品的评语上说明钟嵘具体在何处和怎样展开“滋味说”的，以归纳出“滋味说”实有其事。而从《诗品》的具体品评看，钟嵘使用“滋味”的频率并不高，很难说他对“滋味”有很明确的意识。[1]看得出，清水凯夫先生是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模式来要求中国古代诗学，在他意识的深层，大概认为既然是用西方的言说路径来解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那就应当做到名副其实。说其有系统的学说，当有其系统的标志——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及理论主线。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不太关注的。由此，“滋味说”的否定论者实际上断绝了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可能性。
二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诗品》研究中有关“滋味说”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的尖锐对立呢?
笔者的总体看法是，肯定论者所重视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应当立足当代视野的路径，自有他的价值，不宜完全否定。但是其完全忽视古代诗学言说路径特点的倾向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不只如此，他们的当代理论视野也失之简单、僵化，有待更进一步地拓展。否定论者在指陈肯定论者以今例古的弊端时是犀利的，但他们彻底否定对古代诗学言说路径进行当代阐释的做法无疑也是片面的。
首先来看一下肯定论者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及欠缺。自近代西方文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明显分成两大流派，其一重在对古代文论的经典著作进行原意的追寻，此派研究者多从事于古代文论的注释与翻译，或者是对其理论的含义进行简单的释疑、辨惑；其二重在对古代文论中适合当代文论需要的部分进行挖掘，此派人士多将古代文论的部分内容印证当代文论，或者用当代的理论建构方法去解读古代的文论。在当代以论带史，注重历史实用性的学术环境中，前一种方法多被视为缺少创造性，不为人重，而后一种方法则得到突出的应用。就其实质而言，后一种方法实际上是用当代的言说路径规范古代的言说路径。如果古今诗学的言说路径恰相对应的话，这样的研究确实能够收到古为今用，启迪今人的效果；但如果古今诗学言说路径恰恰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多半只能厚诬古人、无助于今。回顾建国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古代文论的价值，他们多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偏重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对应，而忽视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错位。以今说古的得失大概都集中在这里。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论研究最先盛行的是苏联模式，其时，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被重视，文学理论的民族化建设很少人论。时至60年代，民族化口号提出，古代文论研究始复受到重视。但受当时文学理论模式的影响，古代文论的研究多局限于人民性、两结合之类问题的讨论。文革十年荒芜。到八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代观念热、方法热的冲击下，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下，又复燃盛势。但其时的不少理论阐发仍是用中国古代理论印证当代的理论热潮。50多年来，历史的具体情形固然不同，但基本思路却十分相似。这个基本思路就是用逻辑性、体系性极强的当代学术规范、西方理论模式来研究古代的诗学理论著作。
毫无疑问，“滋味说”的研究者用当代诗学言说的逻辑性、系统性建构方式对《诗品》的诗歌美学观进行了富有条理的理论总结，就是建基于这样的理论土壤中的。平心而论，这样的研究路径对于了解以体验、感悟见长的中国古代诗学著作，认识其内在的理论脉络不无价值。既有的成果中也不乏有意义者。比如郁源、蒋祖怡、高起学、丁捷诸位先生都将《序》文中“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一句所引出的诗歌特点：“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酌用“赋、比、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当成《诗品》“滋味说”的构成要素，并从反对使典用事和反对苛求声律的角度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姑且不谈《诗品》是否真的存在“滋味说”，单从其注重发掘《诗品》评诗的内在理论脉络的角度看，这样的系统概括，对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诗品》的评诗标准是有其意义的，不应当全盘否定。
当然，一切的“见”都会意味着“蔽”。“滋味说”的肯定论者在立足于古今对应的基础上，对《诗品》的理论建构进行总结的同时，明显对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差异重视不够。正如“滋味说”否定论者所指出的，《诗品》在运用“滋味”评诗时，究竟是偶然的借用，还是有意的理论建构，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如果将其看成是有意的理论建构，那么，仅以出现“味”或“滋味”的五句话为据，是明显不够的。不只如此，如果《诗品》真的是提倡“滋味说”，那么，在对上、中、下三品的具体诗人进行品评时，她应当运用这一理论才是。遗憾的是，翻检正文对具体诗人的品评，钟嵘往往结合不同诗人的特点，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具体论定。并不局限于通常所强调的“滋味说”的三个方面。事实较为清楚地说明，所谓“滋味说”不过是研究者基于今天诗学理论的言说方式，为便于了解古代诗学的理论架构所总结出来的。这种以今释古的研究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当代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选择。但重要的是，研究者在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时，应当留心古代诗学言说路径的特殊性，并作出恰当的处理，不应当不作说明，径将古代的诗学按现代的文论来释读。
我们承认并肯定“滋味说”否定论者的理论勇气和识见，决不意味着对古代诗学的当代释读毫无可能及意义。依照“滋味说”否定论者的见解，以体验、感悟见长的中国古代诗学著作可以说都没有什么理论可言。这样审视古典的态度明显不适合古代文论现代性转化的需要，并且忽视了古代文论所具有的深层理论价值。事实上，在建设当代文论的过程中，以品评为主要内容的古代诗学著作，如果结合其所品评作家、作品的实际，加以细心的演绎的话，仍可以总结出不少有益于今的理论构架。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以将当代文论狭隘化(认定一种文论合理，其他文论无足取法的单一化做法)，将古代诗学过于现代化，这样做，既违反了当代文论衍生发展的客观现实，同时也远离了古代诗学的言说实际，使古今诗学的言说路径越来越远。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滋味说”的否定论者，否定得痛快，但建设得不够。
三
事实上，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差异不可能通过一方彻底否定另一方的办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们只能通过打通差异的办法得到较好的转化，即一方面，对各自言说路径的不同作出恰当的估价；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寻求他们之间可以合理对话的地方，这就是我所提倡的古代诗学研究中的求异取通之法。
先说求异，即对古今诗学不同的言说路径作探究。要对古代诗学原典的言说路径作尽可能合实的复原性解读，以明了其言说的实际特点。拿《诗品》而言，我们应当承认她的言说路径并不同于今日受西方古典诗学影响的文学批评常见言说路径，应当将他们的不同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如众所知，中国古代的诗学著作往往偏重于对具体诗作的品评鉴赏，长于通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赏析表现自己的理论旨趣。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诗学著作多以概念的移用为主，并不偏重于概念的分析，并不关心由概念去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代的诗学著作很难通过抽绎概念、分析概念的渠道去研究。这和西方的古典诗学理论建构方式是明显不同的。在西方，古典诗学批评多建构于一定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上，他们的批评著作大都由概念的分析开始，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分成许多逻辑严密的部分进行研究。比如黑格尔的《美学》，先分析艺术美的概念，然后将其逻辑严密地贯穿到各部类的研究中去，由此建构起庞大的理论体系。这样，研究西方的批评著作，只要细致地分析其本原性概念(这个概念作者往往有细致的分析)，弄清其脉络，就可以达到了解、认识的目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大背景的分野，对于《诗品》评诗的言说路径就会有深入的认识。
首先，应当承认“滋味说”肯定论者将滋味作为钟嵘诗学的原典概念是不符合《诗品》的初衷与实际的。前已指出，《诗品》提及诗味的地方不过5处，且其意思或近似于诗美，或相近于品评、欣赏，比例不高，意思也较简单，从“滋味”在《诗品》中的实际运用来看，恐很难说钟嵘是在提倡“滋味说”。其次，从《诗品》之前以“味”论诗的历史来看，恐亦难说有“滋味说”。以“味”论诗肇自先秦，先是用五味论政、喻德、论医，后来逐渐或附带地论及诗乐。像《昭公二十年》记述晏子与齐景公论君臣之和说：“和如羹焉”，“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又举《诗》“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之句，论君主之道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此，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强调音乐如味，其美在“和”。到了孔子，《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就进一步以不知肉味来强调音乐所具有的美感。孟子更以“犹刍豢之悦我口”为喻，提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告子上》)论述了美感的共同性及味、声之间的审美联系。荀子则扩大了五味使用的范围，他既看到了口味的共同性：“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又看到了口味的差异性：“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正名》)还看到了情绪的变化对于口味的明显影响：“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反之，“心平愉”则“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正名》)这就从心理变化的角度对味与情的关系作了较科学的论述，然而荀子并不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谈味的。魏晋时期，文学观念趋于独立。陆机《文赋》以味论文，有“缺大羹之遗味”的说法。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以味论诗文，其运用范围较《文赋》更广。味已成为概括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专用术语，兼有情味、意味、余味等多种意义。[2]可见，钟嵘之前的理论家用味论政、评文多是概念、语词的移用，是对对象所具有的美学风貌总括性、感悟性的表述，少有对味的具体内容及相关概念的细致分析。这一概念使用的特点使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着染了极强的主观体验性。在中国诗学的主体心态建构中，特别强调“宜”字，便建基于此。钟嵘在品第诗人时就常说“宜在××品”。合评何宴、孙楚、王赞、张翰、潘尼时，对他们为何据于中品，讲得不明确，只笼统地说：“虽不具美，而文彩高丽”，便续之以“事同驳圣，宜在中品。”合评郭泰机、顾凯之、谢世基、顾迈、戴凯时说：“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据中品，佥曰宜哉。”合评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说：“源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征君、太尉可托乘后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这种不细言所以然，只言当然的心态，对于以体验、感悟见长的中国诗学批评是很自然的。
次说取通，即将古代诗学中对今日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总结出来。由于我们已了解了《诗品》言说路径的特殊性，我们知道《诗品》无意建构系统的理论学说，她不过是通过对既有诗学概念的借用及新释，来总结诗歌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对《诗品》的理论架构就不能囿于一种既定的理论成说去解读，就不能削古人之足以就今人之履。此处的求通，是立足于古代诗学实际的求通。以《诗品》来说，是打破《诗品》的言说次序，将其具体的诗作品评及序文所表现出的诗学观进行合实的理论重建。笔者认为如果不拘于某一成说，统览《诗品》全书的理论主张，钟嵘的诗学主张似可作如下过概括：
钟嵘的批评做到了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兼顾。他对诗之内在质素的分析，由气感论出发，重兴、尚直寻，推重风力、丹彩合一。特别重视哀怨之美。在对诗之外在质素的分析中，他较重视诗人的才性、身世及所处的时风。他对谈玄、用事、注重声病的诗风强烈不满。钟嵘对诗歌的历史演变也有清醒的认知，但在用汉魏标准反击齐梁诗风的时候，对五言诗的历史处理有失之简单与主观之处。总之，在六朝理论界风行的指斥风气影响下，钟嵘以张扬个性、鉴赏为特点的批评实践为我们雕刻出汉魏以至齐梁诗坛的影像。这方面的内容，笔者有专文论及，[3]不赘。
这样的理论总结比以某一成说为标志的理论总结要自由、合实得多。由此，我们对中国古代诗学其它定说的整理也可作如是观。
①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P41云此处“味”：“明《考索》本作‘咏’……‘咏之者’与下句‘闻之者’相对成文……‘味’字形近，或涉上文‘滋味’而误，因据改。”笔者认为此说乏据，不从。
①罗说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吴文《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想》，见《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李文《论钟嵘的“滋味说”》，见《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期。郁文《钟嵘<诗品>“滋味”解》，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直至1994年袁行霈、孟二冬先生撰《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仍持此说，书内列有“钟嵘的‘滋味说’与司空图的‘韵味说’”专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