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释义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张亚东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 要〕 从学术研究的合法性来说，借鉴西方释义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关于意义阐释的思想，虽出现了一些弊病，但这是中国传统释义学思想转化为现代学术“不得已”的选择。就当前现状来看，不应只空喊“建构中国释义学”的口号，而应踏实地梳理中国释义学的历史，可以说，“中国释义学”就是中国释义学史，而先秦阶段作为“中国释义学史”的开端，理应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释义学；中国释义学；中国释义学史
不可否认，西方释义学①的引入，不仅为中国的文学、历史及哲学理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也为具体的文本阐释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存在着滥用西方释义学理论的情形，以致忽视或无视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独特价值。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反思西方理论利弊得失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建构中国释义学理论的呼声。要建构中国本土释义学理论，必须要澄清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使建构工作的科学性得以保证。
一、中国释义学研究的合法性
当今学界在“中国释义学”这一议题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讨论之余，需要反思一下，中国有释义学吗？众所周知，“中国释义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自洽的，而是以西方释义学引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产生的提法。利科尔说：“(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1]帕尔默阐述得更为具体，认为释义学至少可以用六种方式界定：“圣经注释的理论；一般的语文学方法论；所有的语言理解之科学；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存在和存在论的理解之现象学；以及既是恢复性又是反偶像崇拜的诠释体系，人们借此把握隐含于神话和象征背后的意义。”[2]循利科尔和帕尔默的定义，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有释义学。因为中国的经、史、子、集经历了历代层层的累积阐释，同时还在释义实践过程中生成了圆融自洽的关于意义理解与阐释的思想。但以西方释义学的概念、范畴框范传统学术，仍然会遇到困难。例如《中国阐释学》著者李清良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阐释学”理论，他说：“本人完全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出发，系统清理了中国阐释学理论，建立了中国阐释学的基本体系。”[3]他的理论体系包括“语境论”“时论”“理解根据论”“理解过程论”“阐释论”五个层面。李清良意图使阐释学独立于西方而自具特色，但仍未脱离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开辟的哲学释义学路径，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学术的痕迹十分明显，显得生硬。又如《西方诠释学史》说释义学是“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及其本体论根据的理论体系”[4]，但将训诂学排除在释义学的范围之外。训诂学是经学的附庸，指归在正确理解经义，为何不属于释义学？潘德荣应该看到，训诂学并未形成像西方那样系统严密的方法论体系，并且也不是关于本体论的学说。
既然所谓的“中国释义学”提法是在西方释义学的理论视域下发出的声音， 那么所谓的“中国释义学”是否合法 ？“中国释义学”是“中国的”释义学，还是“在中国的”释义学？以西方现代学术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学术往往会遭受质疑。因此，时有“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宗教学”“中国没有思想史”“中国没有文学理论”等提法，也时有“削足适履”“以西释中”“硬套”等严厉的指斥。这些提法和指斥躲在“中国本土特点”的大营下貌似合法，实则有失公允。对于以西方的文学、史学、哲学观念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做法，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以理性的态度更加审慎地加以评价。清末民初时期，在“科学”的大旗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借鉴西方学术思维、框架、术语开展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研究②，虽与传统文化资源有所扞格，但毕竟使中国现代学术得以建立，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因此，所谓的“以西释中”“削足适履”实乃学术自身发展的不得已。至于对“硬套”等弊病的进一步反思，应发生在现代学术充分发展、学科范式成熟之后。现代学术的任何一科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必须经历两个阶段：1.借鉴西方科学话语、思维；2.待学科体系充分建立起来后，再去反思、调适“以西释中”的遗憾。如当今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森严，学术方法系统完备，我们才有资格去反思西化思维的压制。[5]又如中国哲学学科只有充分地借鉴、利用了西方哲学范式，我们才有能力去反思“反向格义”问题。[6]
可以说，所谓的“中国释义学”仍然处于以西方释义学的理论、观点、范畴、方法审视中国古代关于意义言说思想的阶段。西方释义学已经建立起系统完备、进退有据的学术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在它的启发下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建立中国的释义学。
调查还发现，影响学生对专业态度的因素依次为个人兴趣爱好、就业出路和事业前途。在一二年级主要是受“个人兴趣爱好”的影响，面临毕业时，“就业出路”成为影响学生对专业态度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上述研究现状的梳理可知，学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中国释义学史的可研究空间仍然很大。要填补诸多的研究空白，不同学者当然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从某一时代、某一思想家进行切入，但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先秦作为中国释义学史的结胎时代，理应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从现状来看，对此阶段的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出现系统的专著。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中，如何收拾混乱的秩序人心是诸子面临的共同问题，其回应虽各有差异，但都离不开对前贤经典的重新阐释，诸子皆脱先王经典而论说，并生发出各具特色的释义学思想；不惟如此，此时期还出现了系统的阐释性著作(《易传》《左传》《解老》《喻老》)和专门的字典辞书《尔雅》，正是先秦释义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释义学史的基石。因此，学界不妨分“儒家释义学”“墨家释义学”“道家释义学”“法家释义学”“名家释义学”“《易传》释义学”“《左传》释义学”“《尔雅》释义学”诸专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中国释义学研究的历史学路径
恩格斯说：“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7]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得更为直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恩格斯对思维科学历史性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学科体系建立、发展的情形，例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问世，即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又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中国才有了现代科学的小说学。 中国古代关于释义学的实践、思想十分宏博，经学、史学、子学、集各部中无不包蕴着丰富的释义学信息。自先秦时期始，诸子就创发出了一些影响极深的理论命题，如《周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文献足，吾能征之”，孟子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尽信书不如无书”，荀子“诵说而不陵不范，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韩非“郢书燕说”等重要论述。这些命题虽不免东鳞西爪，若吉光片羽，但思想深刻，影响深远，共同奠定了中国释义学史的理论基石。从汉代开始，经学成为学术正统，西汉时期，今文经学追求“微言大义”“寓一字于褒贬”代表了此阶段基本释经路径，而“《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更凸显了阐释活动中读者维度的重要性；到东汉，古文经学崛起，贾逵、马融、许慎、郑兴、郑重、郑玄、服虔在解经上重考证，尚考据，“实事求是”成为经师的治学风尚，尤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注“三礼”折衷经今古文学，采用今古文互校，择善而从，其解经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汉末佛学输入到隋唐时期佛学盛行，佛典翻译日盛，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等在翻译佛典的技术和原则上多有创新，例如道安特别强调直译，“五失本三不易之说”[9]，彦琮有“翻译无益论”[9]，而“翻译”恰是“Hermeneutik”的核心内涵之一[10]，总结佛学家之译经方法，将对于中国释义学研究大有助益。经学在唐代的主要代表是孔颖达，他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倡“注不驳经，疏不驳注”，释义原则重墨守。至宋代刘敞《七经小传》开“以己改经之风”，在阐释经典方面，强调解释者主观性，解释经典力避守旧，甚至敢于“改”经，而王安石《三经新义》解释经典之“新”，受改革旧制的政治动力所规约。至程颐以理学解《易经》，经学阐释路径为之一变，而朱熹撰《四书集注》，在解经的方法上对前人有所总结和创新，通过解释四书集理学思想于大成。明代王阳明解经路数产生了新的转向，“六经皆我注脚”的思想极大地张扬了阐释者的个人主观意志，是为偏执一端的“读者中心论”。清代乾嘉学派有“吴学”“皖学”两大重镇，代表人物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藩等，他们继承东汉贾、马、许、郑、服之古文学，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上产生了丰硕成果，将释义学方法论的科学性推向了新的高度。清末今文经学复活，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大扬其波，而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托古改制考》，鼓吹“托古改制”之说，更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释义学的思维模式。
如图4所示，系统仿真运行3h到达热平衡，液压油液温度超过100℃，远高于自卸车液压系统的最高允许温度80℃。仿真结果与自卸车液压系统的实际温度相吻合。
既然“中国释义学”是以西方释义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关于意义阐释的思想，照理说，“中国释义学”应包括两个维度：1.在西方释义学的启发下，利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释义学的理论体系；2.系统梳理中国释义学的历史。当今国内学者的关注重心多停留在第一维度，建构中国本土释义学理论的学术意图十分强烈。而在高声呼吁、倡导“建构”中国理论大厦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要建构中国的释义学理论，前提是系统梳理中国释义学的历史，即研究重心应向第二维度转移。
三、中国释义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通过梳理孟学诠释史，将孟学研究思路分为两类：一是哲学史的思路，即注重孟子哲学体系内的重要观念、概念，在方法上易将《孟子》与社会文化等状况隔离；二是历史的思路，即注重将孟子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探讨其思想史的地位。黄认为两种思路可在诠释学中得到汇聚，各显其能，相得益彰。他主张应充分发掘古代经典注释的丰厚资源，发挥注经传统的优势，由此建立中国诠释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多将西方理论横向移植，却无视文本的自足性、中国文化土壤的异质性。这不仅使理论研究停留在表层，也直接导致了文本阐释实践的混乱。近年，国内出现了立足本土文化，建构中国释义学理论的呼声。而要建构中国释义学，前提是系统梳理中国释义学的历史，当前已有系统梳理中国释义学史的通论性著作，以及专门研究某一部经典阐释实践的分论性著作，但未出现对先秦阶段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先秦作为释义学史的开端，理应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其研究思路是：首先，在扬弃西方释义学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中国先秦时期的释义学理论、释义实践的基本模式；其次，从不同的文化源入手深究诸子释义学的预设前提，在此统摄下，比较其思想、方法、实践的异同；最后，比较中国先秦与古希腊早期释义学思想之异同，并充分探讨先秦释义学对后世之影响。
由表3可知，随着毛管力的增加，产油量及采出程度减小，与水驱相比，二元驱采出程度增加幅度为17%～19%，增幅不大，说明毛管力对驱油效果的影响较小，并且毛管力作为一种微观作用力，仅在驱替压差未建立起之前发挥作用，一旦外加驱替压差大于毛管力，此时毛管力的作用可以忽略。
汤一介先生曾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③试图利用释义学方法论推进哲学创新。他分析了中国解释传统中的一些方法，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左传》为代表，在对“事件的历史”的阐释过程中，形成“叙述”的历史；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以《系辞》为代表，解释者已有先入为主的架构模式，然后用这一整体性的模式调度材料，展开解释；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以《解老》为代表，特点是以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较少涉及形而上的层面。就系统性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第三种模式最为重要。汤一介所谓的“中国解释学”涉及范围很广，但明显趋向于哲学方法论，其弟子景海峰说：“(解释学)具有复杂无比的背景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只好将解释学普泛化地理解成一种哲学途径或哲学方式。”[1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以西方释义学理论为参照，对诞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上的释义学传统和中国古代内在自足的释义学理论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周认为“先秦诸子的论道辩名”、“两汉诸儒的宗经正纬”、“魏晋名士的谈玄辩理”、“隋唐高僧的译经讲义”、“两宋居士的参禅说诗”、“元明才子的批书评文”、“清代学者的探微索隐”，各有其标举的释义学理论及阐释方法，并指出这些自成体系的释义学理论足可与西方释义学理论相媲美。周著论从史出，揭示出中国释义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并充分注意到中西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上的深刻差异，颇具学术功力。
曹海东《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以西方释义学为参照，对朱熹的释义学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曹指出：就意义层次而言，朱熹将意义分为文本语言层、读者意向层、文本与读者关系层；就理解机制来说，朱熹认为共同人性是沟通作者、文本、读者的桥梁，是理解的根本前提，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理解活动的起点，而读者以意逆志最终使理解实际产生；就方法论而言，朱熹认为汉、宋儒者解经之法不可尽弃亦不可尽用，他破除门户之见，创立以训诂为基础，义理阐发为指归的方法论原则。曹著对朱熹的释义学思想、理论进行了系统专门的研究，论证较为充分，但难免留下以西方理论裁剪朱熹思想的痕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中央和云南省委高度重视，专门出台文件做出安排部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云南最突出的短板在乡村；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大头在乡村；到2050年建成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现代化强省，最重要的基础在乡村。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云南来说意义重大。
四、小结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对当代诗经学研究中的“从经学到文学”说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汪认为，就阐释的源头来说，文学阐释是《诗经》最本性的阐释，经学阐释只能建立在文学阐释的基础上。在此基本认识下，他通过对先秦至隋唐《诗经》文学阐释史料的搜罗、分析，系统揭示了宋之前《诗经》文学阐释的生存状态，认为此时期的文学阐释一直相对独立地演进与拓展，得出与“从经学到文学”说不同的认识。但汪著过于突出文学阐释的独立性，忽视了经学阐释的压制作用。
注释：
① Hermeneutics，尚有解释学、阐释学、诠释学等译名。这里使用释义学作为译名，理由是“释义”为动宾结构，更能体现出“Hermeneutics”阐发意义的意味。
②例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红楼梦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③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1998年第3期；《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女孩没上成北师大，他呢，如果一定要去北京，大概只能是专科。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父母安慰他：你看马云、俞敏洪都复读过。
[参 考 文 献]
[1]利科尔，李幼蒸译.解释学的任务[J].哲学译丛，1986(3)：35.
[2]帕尔默，潘德荣译.诠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50.
[3]李清良. 内容提要[A].李清良.中国阐释学[C].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2002(1):56.
[5]查洪德.研究中国文学须有中国思维[J].文学遗产，2018(5):4.
[6]刘笑敢. 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方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2.
[7]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A].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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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Hermeneutics in China
ZHANG Ya-dong
(1.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2. College of Humanitie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Zhejiang 317000)
Abstract : As far as the legitimacy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concerned, it is a necessary choic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to transform into modern academic hermeneutics though there are some drawbacks in re-examining ancient Chinese hermeneutics of meaning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Hermeneutics theory.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we should not only shout the slogan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Hermeneutics", but also comb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a down-to-earth way.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ese Hermeneutics"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order to become a systematic discipline, We must define its academic coordinates, especially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 Hermeneutics, Chinese Hermeneutics,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先秦释义学研究"(19YJC751067)
[收稿日期] 2019—06—12
[作者简介] 张亚东，男，河北临城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3130( 2019) 06- 0028- 04
doi: 10.3969/j.issn.2096-3130.2019.06.006
(责任编辑：胡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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