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的“国贼”曹操的权力追求与意向——《三国演义》小说的意图与情节的自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贼论文,罗曼蒂克论文,演义论文,意图论文,意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三国演义》，曹操成为家喻户晓的追求权力企图篡汉的奸雄、国贼和汉贼。在日常生活里，在社交的场合中，当我们提到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等人物时，我们对这些人物的形象的反映几乎完全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谈论三国时代典故时，甚至当前日常生活里，也是往往引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众所周知”的词汇。只就文学论，世界上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对一个国家、地区人们的个人思维，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的著作。《三国演义》在中国人心目中，(也包含越南人、韩国人、甚至日本人)是具有左右、影响力量的现实；比历史更为历史，比哲学更为哲学。当然《三国演义》影响我们思维、观感及行为是源于文学的力量，非历史的，但是远大于历史。
在《三国演义》里，最引人争辩兴趣的是曹操。在小说里曹操是一个反面的政治人物。同时在小说的刻画塑造下，曹操也是一个性格较刘备、孙权更复杂深刻，能文能诗能歌的，而且喜爱女人的浪漫人物。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物，曹操在小说中的活动与成长首先是对权力的占有。权力的争夺和占有涉及权力的本质，权力对人物性格、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以及争夺占有权力的过程。但是曹操在《三国演义》里的性格成长不仅是政治的，而且具有比刘备、孙权、关羽，甚至诸葛亮更深入、复杂、多层次的感性的、理性的心态与性格。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极具影响的《第三潮流》(The Third Wave)作者艾文·托夫勒在他1990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权力转移：在二十一世纪边沿的知识，财富与暴力》肯定地归纳说人类一切大小关系都是权利关系。①次之，我们可以论及权力和追求权力对个人行为、心态的影响。“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即使他们只在利用他们的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力的时候……”艾克顿爵士如是说。艾克顿爵士还指出说：“在情况许可下，任何人都希望尽可能地取得更多的权力……”②艾克顿爵士对于权力和人性的关系，和权力的追求对人性的表现的论述，点出了《三国演义》的一个主题：对权力的追求。
《三国演义》里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成长、演变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受权力这个因素极大的影响，受决定于权力的得失。孙坚、袁绍、袁术、曹操等人物的转变，对小说情节的发展，甚至几个次要的女角色，都是受权力这个因素左右他们的心态和行动。艾克顿爵士与托夫勒两人对权力解释、处理不同之处是前者着重于权力运用的道德性，而后者认为权力是中性的，因为人类所有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三国演义》小说对权力追求的过程情节上的处理。意大利歌剧家维尔迪(Verdi，1813—1901)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斯》编写的同名歌剧里，女主角麦克白斯夫人在歌剧的第一幕，第一景的一句唱词甚能描画出《三国演义》诸英雄角色，特别是小说主要反面角色的曹操在内权力追求的过程：“通往权力的道路上铺满了罪恶(Pien di misfatti e il calle)……”(莎士比亚剧里无此句)。这是《三国演义》给曹操作为反面角色的定位。可是从小说情节发展的分析，很多细节的综合的总体意义，以对曹操的描画塑造而言，却往往超越《演义》作者、校订者的原意，产生出乎原著者之本来构想的意义，给读者有作不同解释的可能。
《三国演义》主要角色中性格最复杂的是最大的反面人物曹操。由于小说对曹操的“不公平”，曾引起近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很多著作为曹操翻案。只是大多数是以历史的曹操来反驳《三国演义》文学的曹操，是两类不同性质纪录的硬性比较。③很少就文学论文学。就是以《三国演义》本身所具有的情节、资料来分析，解释《三国演义》里所塑造的文学的曹操。特别是《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的曹操，远超过了《三国志》或是其他历史书籍所表现的“历史”的曹操对世人的影响。本文企图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文学的曹操充满转折、阴谋、斗争的生活来分析、解释小说里曹操的转变成长，来了解小说中权力，和对权力的追求的欲望和过程，如何改变和决定曹操这个人物。一部小说里的世界，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所说，小说是一个“有机体的东西(organic thing)”，一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独立的世界。基于这个概念，本文在分析、解释、讨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其他人物时，重点在于曹操在《三国演义》小说世界里对权力的挑战与反应的相互关系的演变与适应，以及通过他个人生活、性格的特殊，来了解《三国演义》所创造的文学的曹操。
以小说人物与权力关系作为分析与解释原则，一般而言，《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可以归纳成两大类型：定型的和成长型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属于定型人物。从开卷第一回，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心神与目的一致的英雄，虽然有个性的转变。《演义》对诸葛亮在性格方面的塑造远较对刘关张复杂，而且相当“舞台”化。诸葛亮在初出茅庐直到呈递“前出师表”时是乐观的、轻松的、幽默的，而且是既会上台表演，也会导演的戏剧天才，甚至也是很会恶作剧的。可是在遇到棋逢敌手的司马懿后，几次战场上的失败和蜀国内部纠纷干扰，使得诸葛亮变成容易大惊、大怒的人。只是诸葛亮、刘备等人虽然受成功和失败的影响有所性格上的转变，他们基本的政治观和抱负依旧保持一致，都是“贯彻始终”的忠贞的大汉帝国的臣子，绝对的正面英雄人物。
受权利影响而转变的人物如孙坚、曹操等属于成长型。他们的成长转变是价值性的。他们的人生、政治目的及他们对于“对”与“错”的道义价值观念在对权力的追求过程中产生变化。《三国演义》的一个显著的屡次出现的权力象征是玉玺。玉玺的每次转手，从孙坚、袁术，最后到曹操，都影响并且决定占有玉玺人物的价值观和命运的变迁。应了艾克顿爵士对权力追求与人性关系的解说。应该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在情节演变过程所达到的形象与小说的道德目的不尽相符合。这是由于小说的情节所产生的多层次的意义往往不是作者有意识地能够操纵控制的。
曹操比跟他一样追求权力，想当皇帝的董卓、孙坚、袁术活得长久，在小说里占有的篇幅多。结果是曹操是《三国演义》人物中，从第一回出场，到第七十八回身死，性格最复杂，受权力因素转变最显著的人物。曹操具有在权力追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人性的可善与可恶双重性格的变化成长。在《三国演义》的忠义道德的标准下，曹操从正面英雄转变为中国民间最知名的奸雄。《三国演义》采取的善恶的伦理道义标准与小说形而上学的“天意”基本上确定了小说人物的命运；但是也产生了为什么曹操会成功(由于天意)与对曹操成功的路途上道德(不忠不义)上非议的不协调。情节是小说人物的历史，因此我只以小说所具有的情节资料，即小说世界为本，来分析解释《三国演义》里的文学的曹操。
《三国演义》对于曹操入场的介绍描述长于对刘备入场的介绍，刻画出曹操的性格比刘备的性格复杂。小说一开始就写出曹操狡猾不驯的反面性格，使曹操一出场就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生动的性格人物。《三国演义》“亲汉”的政治立场，及忠义的道德观念使对刘备入场的刻画几乎是完美的，介绍描绘刘备这个人物性格因此倾向于单纯。曹操的儿时的生活，调皮的个性，童年时期的玩弄欺诈手段，多少反映出曹操是一个活泼、机灵的小伙子，与“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大不相同。对曹操负面的刻画，固然是小说作者和以后的改编与校对人对曹操的“成见”，但是在以后情节的发展中对曹操做了能好能坏、有深度的、可信的基础：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姓曹名操……
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第一回)
曹操除“能臣”与“奸雄”的性格品质以外，也是一个极具有风趣浪漫色彩的人物，是《三国演义》里三个领袖人物唯一的艺术情趣高雅的诗人。曹操早期的政治表现是不畏权势，法高于门第权势。“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出洛阳被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为名颇震。”(第一回)曹操不畏豪贵，同时也具有谦让的美德，不畏避与权势相抵制来维护地位低微有才能功劳之士。
由于他的主动和组织能力，曹操结合了十七路诸侯兵马讨伐董卓。曹操“宰牛杀马，大会诸侯。”他是联军的发起人，是主人。但是在结盟，推选盟主时，曹操说：“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明相之裔，可为盟主。”(第五回)曹操倡组联军讨伐董卓是他对汉王室的忠，同时他尊重袁绍四世三公的地位，推举袁绍为盟主。小说在此没有深入叙述曹操如此作的动机，但是以曹操的语气、措辞，曹操推举袁绍为盟主是对袁绍家世权势真实的尊敬。这可以解释曹操在战败袁绍时，袁绍吐血而死，曹操亲往袁绍墓设祭，“再拜而哭甚哀”。这是曹操想起当年与袁绍共起兵，谈到天下大事等，往事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这是曹操真情之流露，和孔明气死周瑜后去东吴哭吊周瑜完全不同。孔明善于做戏，他的哭把他东吴的敌人都感动了，却瞒不过庞统。庞统一把抓住孔明，“大笑曰：‘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丧……’孔明亦大笑……”(第五十七回)曹操是即使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依然能存留真情的人。
因为忠于汉室，所以曹操有勇气自告奋勇刺杀董卓。刺杀董卓不成，幸而他的“多机变”的急智救了他。他逃避董卓的追捕时，感动了陈宫。陈宫弃官追随曹操。不幸在逃避时错杀了好人。更不幸，曹操在解释他为什么如此时，说了一句老实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几百年来(自《三国演义》诞生起)成为世人责骂曹操最好的根据。曹操在这危难时似乎缺少了“机智”，找到恰当的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听了曹操的话，“陈宫默然”。问题是陈宫应该怎么办？陈宫要杀曹操，又转念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第五回)可是稍前他自思，认为“今日留之，必为后患。”(第四回)这是哈姆雷特式的“干(杀)还是不干(杀)(to be or not to be)”犹豫矛盾的两句话。如果曹操不杀伯奢，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曹操是不得已而为之。陈宫看重的是对个人的“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义”，而曹操有更大，更重要的扶持汉室的忠的抱负。不能以对个人的“小义”，而置对国家的“大忠”于不顾。所以曹操一到家，立刻说服家乡巨富卫弘以“家资相助”，召集义兵，组织讨伐董卓联军。
此时曹操已经发挥表现了他的领袖才能，但是他不以领袖自居。他推让袁绍做盟主，固然有实际原因、考虑，但是在《三国演义》里没有任何表示曹操为此不满委屈之处，或者有更长远计谋的暗示。相反的，小说给予相当的篇幅叙述曹操对地位卑微的刘备、关羽、张飞的体贴照顾。甚有人情味的维护照顾着三个寄人篱下的结义兄弟。给军阶低微的马弓手关羽出战立功的机会，又袒护闯祸惹麻烦的步弓手张飞，而激怒有权势的袁术。曹操出面说：“得功者，何计贵贱乎？”这与曹操先时任县尉时对“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的对人治世的态度观念是一致的。袁术怒气未消，曹操又说：“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不能因小失大。这也与曹操与陈宫因误杀伯奢的对话一致，可以解释这段纠纷；也是曹操理性，有远见的表现。陈宫帮助曹操杀了伯奢一家，却归罪于曹操。曹操庇护刘备、关羽、张飞，不惜得罪袁术。同时要公孙瓒“且带玄德、关、张回寨，”并暗使人送“牛酒”抚慰这三人。曹操支持抚慰无权、无势、无兵、无家的刘、关、张三人表现了曹操为人公正，有勇气，和富有人情的性格。
董卓放弃洛阳迁都长安，袁绍与众诸侯按兵不动。曹操急于拯救被劫天子，就独自带领自己的兵卒万余追赶董卓，不幸中计大败只得“残兵五百余人，同回河内”。(第六回)曹操战术上的失败并不表示诸侯按兵不动战略上的正确，而是由于他在愤怒影响下的轻敌的错误。但是曹操之忠于汉室因而迫不及待拯救天子是不可置疑的。
《三国演义》在处理战斗的胜利失败时往往基于一个规律：轻敌的一定失败。关羽敌对东吴的致命的失败在于它对无名的陆逊的轻视。赵云可能是《三国演义》里性格最完美的英雄，他唯一一次在战场几乎丧命的失败是认为缺少战场经验的魏军将领为“乳臭小儿，何足道焉。”(第九十二回)。轻敌失败的曹操带领他五百多残兵脱离反董卓联军回家，是联军瓦解的第一步。但是曹操并未放弃复汉灭董的目的。使反董联军彻底瓦解的是孙坚。
在《演义》第六回，孙坚救灭洛阳宫中余火，“草创殿屋三间，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宰太牢祀之。祭毕，皆散。”(第六回)以此可见孙坚在讨伐董卓联军的领袖地位。随后，小说转入孙坚的气吞山河而又忧国忧民的心情，富有诗意及视景的描述。“是夜星月交辉，乃按剑露坐，仰视天文……”这是对孙坚的一个极为戏剧性的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同时显示了《三国演义》的悲剧主题：英雄人物的命运与天意的密切关联。④可是这个气吞山河的英雄的“慨然之气”顷刻间转入沉重幽暗的情绪：“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言迄，不觉泪下。”(第六回)孙坚忠君、忧国、爱民的沉重心态在此表现得特别生动，与稍前那种气吞山河的豪爽对比，更是富有戏剧性的对称。
可是孙坚忠君、忧国、爱民的沉重心情，出人意外地，而且更为戏剧性的突然急转变质。同时也是孙坚人生戏剧的“转捩点”。就在他“不觉泪下”的时候，他的军士在井里捞起一个妇人尸首，发现了传国玉玺。玉玺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表示天意授治国大权给具有玉玺的人。孙坚干将程普告诉孙坚说：“……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既然天意自己有登极之分，孙坚的忠汉君，忧汉室的热忱和抱负于分秒间全然消失。为实现自己登皇位的意图，借故脱离联军。孙坚因此身丧。这是《三国演义》里刻画权力对于人性难以抵制的诱惑力的生动情节。
传国玉玺在《演义》第三回里失踪，第六回传递到孙坚手里，第七回孙坚因此战死，玉玺传到他儿子孙策手里，第十五回孙策将玉玺抵押给袁术。有了玉玺，袁术想当皇帝，在第十七回里真当了几天皇帝。在第二十一回里袁术呜呼哀哉后，玉玺就传到曹操手里。值得注意的是当玉玺在第二十一回里落到曹操手中后就再没有交代。曹操是否将玉玺自己留住，或是把玉玺交还给汉帝了？直到第八十回曹丕篡位时，玉玺再度出现。曹丕遣华歆、曹洪、曹休等逼献帝禅让，要护宝郎交出玉玺。由此推测，曹操早就把玉玺交还给了汉朝皇帝。可以证明那时的曹操还是忠于汉帝的。
《三国演义》之对曹操如何处理玉玺保持沉默，未给予交代，及至到了第八十回才再度出现的可能的解释是，小说在天意为历史的必然的观念的大前提下无法否定曹操的魏国将替代汉室；同时小说作者(们)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将曹操刻画为篡汉的奸雄，一个反面人物。如果叙述曹操将玉玺归还给汉帝，就显示曹操是忠于汉室的功臣，违反了小说既定的道德主题。玉玺终归于曹丕象征天意决定的历史的必然，但是小说情节(以及语言词句)的安排是倾向于蜀汉为正统的立场。这说明《三国演义》小说一方面承认以魏代汉是天意的必然，同时在人为的道统，道德意义上又否定曹操，将曹操定为反面人物。
曹操离开讨伐董卓联军后，他的兵力和他在地方上的名望不断生长扩大。第十回叙述：“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震山东。”曹操当然了解自己的实力和权力的增长。因此，就在此时，曹操首次无顾忌的，无限制的滥用他的军事力量，为被谋害的父亲复仇。以一般眼光看，曹操为报杀父之仇的猛烈和残酷是不可思议的，失去读者的同情。尤其是被曹操认为是祸首的陶谦是一个仁厚年迈的君子好人。为陶谦说话的也都是小说认可的正面人物，包括刘备。这是《三国演义》首次对暴露曹操为反面人物性格的一个重点的处理。在这个关键时刻，小说的一个“反讽”片段救了好人陶谦。是“三姓家奴”无人信任的吕布突然袭击曹操后方。曹操只好卖个人情给为陶谦讨人情的刘备，退兵去对付吕布。使陶谦免祸的不是正人君子们仁义道德的说服力，而是无信无义的吕布为扩张自己的地盘，突然袭击，威胁曹操的实际利害，逼使曹操放弃他的大孝原则和做孝子的愿望。
权力给予曹操的引诱开始改变曹操，起于《三国演义》第十四回。忠于汉王室的英雄开始转变到以自我利害权益的衡量为重，这一回是“非”英雄行为的开始。此时历经百难的汉献帝终于从长安回到破落不堪的洛阳。曹操在山东闻知汉帝已回洛阳，他的谋士荀文若献计于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功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听此，“曹操大喜”。
荀文若所献之计开始了曹操的对权力占有的欲望的增长。从单纯地忠心于汉室的英雄开始转变成为自身得失而考虑的多面性的复杂人物。荀文若此时的策划说明支持辅助蒙尘的天子对曹操是天下人所希望的义举，是曹操提高自己的威望及领导地位的“不世之略。”在群雄争霸的局面下，献计的荀文若与听计大喜的曹操仍然只是希望在目前的局面下，由于“首倡义兵”是民心所向，可以增高自己的地位。至于后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得意忘形的权势地位，还不是曹操所敢梦想的。
孔明在他隐居的草庐给刘备分析天下大局时，说到曹操占有“天时”之利(也就是天意所钟)。果不然，就在曹操听了荀文若的话大喜的当儿，“忽报有天使赉诏宣召。汉天子困在洛阳窘得无饭可食，“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求救于曹操。召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正在此时，叛党领兵逼近洛阳，汉天子带领百官往东逃避，冀望得到曹操的保护。曹操以闪电之速领兵来到洛阳，解救了狼狈不堪的汉天子。天子的窘困狼狈与曹操的喧天威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虽如此，曹操对汉王室的忠诚依旧。击败叛逆军，曹操入城见帝，拜于殿阶之下。帝赐平身。曹对献帝说：“臣向蒙国恩，刻思图报……臣有精兵二十余万，以顺讨逆，无不克捷。陛下善保龙体，以社稷为重。”(第十四回)
就小说所供给的细节来度测，曹操虽然开始为自己本身的威望着想，对汉王室的忠心仍然是诚挚的。只是曹操对一己权力欲望的增加与对汉室的忠诚对比的份量快速变化。曹操有影响大局的决策与变化似乎很多都出于谋士。先是荀文若献策，说服曹操兴兵勤王之利。现在又巧幸遇到献帝派来请曹操入宫议事的董昭。曹董两人一见如故，言语投机。曹就问董昭朝廷大事。董昭劝曹操移驾许都可以方便行事。为了坚固曹操犹疑之心，董昭又说：“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鼓励曹操采取主动，行“非常之事”。这样就把曹操对汉王朝的忠心再度掺入了为自己权势扩张的更进一步的野心。曹操对“大臣在朝，不有他变乎？”有所顾虑，一时想不到说服众大臣的理由。又是董昭智高一层，找到使大臣们“当欣从也”的理由。不过《三国演义》情节发展的“动力”不只是人的愿望，主动和策略；一个更有决定性的推动力是天意。⑤
曹操因权力增长而提升他的政治欲望的过程，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由被人推劝进入到自己的追求。就在曹操为迁都事和众谋士密议的时候，侍中太史令王立“仰视天文”发现“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说：“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按小说以天意为决定力量的叙述，曹操的未来是得到上天预示的旨意。故事的叙述与情节的发展并无任何暗示这是曹操的阴谋。相反的，曹操听说了这些话，使人告诉王立：“……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曹操这句话是要王立不要胡说八道，还是他不愿意过早泄露天机，可以有不同解释。但是他将此事告诉他极信任的荀文若。荀说：“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这是《三国演义》里对天属意于曹操最肯定的解说。于是“曹意遂诀”，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决定迁都许都。董昭、王立及荀文若之言说动了曹操。曹操这时有了迁都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权力的局势的想法。
这之前，曹操最肯定的愿望和一贯积极行动的是几乎是在忘我的壮志下，不惜牺牲自己性命家资来做挽救汉王室的努力。他谋刺董卓和带头发起联军讨伐董卓等，都证明曹操忘我的忠诚。由于自己力量权势的增强，曹操一步一步走向能左右国家局势的地位。自此曹操在《三国演义》里开始巩固发展他的权势地位，没有了以往的谦虚和含蓄。他的忠与义的角色开始受到忠于汉室人们的怀疑和否定。曹操此时会有篡位之想么？
再次引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的主角与曹操的权力欲望野心做些对比。麦克白斯是苏格兰顿坎王的善战猛将，曹操是拯救汉献帝的功臣。麦克白斯路途中遇到三个女巫，她们预言，告诉麦克白斯他将为王。曹操的谋臣们告诉曹操天象如此，魏将取代汉。听到女巫的预言，麦克白斯的权力野心立刻膨胀，将顿坎王谋杀，希图篡位。曹操呢？在小说里曹操自己从未明说或暗示有此野心，虽然有越轨行动。不过小说作者已经一步一步地肯定曹操篡汉的野心。这里表现出小说的情节发展与小说作者们(这里包括以后的校订者)的信念之间的距离。曹操可能比麦克白斯在政治上含蓄、成熟，不过早暴露自己，但是更可能的是曹操本无篡汉的野心。这也是本文希望探讨的《三国演义》里罗曼蒂克，或是风流浪漫的曹操对权势追求的故事在小说情节发展里的真实。
迁移汉献帝到许都，曹操将皇帝与众大臣们都置于他的权威之下。在自觉的常态下曹操置一己于万人之上，仅次于皇帝一人之下。在许田打围之时，文武百官“远远侍从，”而曹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许田打围是曹操的建议，帝不敢不从。在《演义》第二十回里清晰刻画出曹操无上的权威。曹操建议皇上打围是有目的的。这又是由于谋士的建议所引起的。曹操对汉室的忠心与一己无上权势的对比是否产生质的变化？
曹操战败杀了吕布，领了无家可归的刘备回到许都。曹操的谋士们以为刘备为皇叔，恐不利于曹操。曹操却认为刘备“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曹操又说：“吾以天子之诏令，彼愈不敢不服矣”(以上引号内各句均自第二十回)《三国演义》在这第二十回，将曹操雕塑成一个成熟、极为自信、掌有实际大权的人物，而且残酷得使“百官颤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奇威力(Machiavelli，1469-1527)认为一个君王(prince)必须具有两项控制国家人民的品质条件:受人民的爱戴和恐惧。可是在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情况下，马奇威力认为统治者应该选择恐惧。⑥在《三国演义》里曹操选择的是后者。
曹操在许田射猎的得意忘形是罗曼蒂克的“诗人”的曹操的狂妄，还是野心勃勃阴谋多端想行王霸之事的曹操想引出“暗藏的敌人”？结果是引起汉天子想铲除曹操的安排。从不惜性命效忠汉王室的大汉臣子到自己得意忘形“纵马遮于天子之前”的曹操的变化过程，应和李艾克顿爵士的权力对人的引诱力量的名言。曹操在这个阶段事实上已经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图谋篡位的枭雄，虽然一切行事还是以汉天子之名。
曹操在他权势盖天时，却认为当今天下，唯有他和此时无兵无家在他掌握中的刘备两人是英雄。刘备对曹操极有戒心，但是曹操好像很喜欢跟刘备交往。也许因为刘备在他心目中是跟他一样的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情。在讨伐董卓之时曹操就对刘备这三个结义兄弟很庇护。这该是在对自己能掌握刘备的自信心之外，诗人的浪漫性格的表现。第二十一回是描写曹操和刘备这对英雄的甚为戏剧性的情景，表现了两个英雄的机智。曹操因为看见园中“梅子青青”想起当年征张绣时用“望梅止渴”的诡计，以止兵士们口渴的情景。这是曹操引以为得意的一计。因此请刘备来喝酒赏梅，当曹操谈论起当今天下唯有他与刘备两人是英雄时，刘备闻言失色掉箸。正值雷声大作，刘备的机智掩盖了他因闻曹操直言而惊恐的局面。刘备此刻临危而生的机智可与曹操谋刺董卓未成，奉献宝刀之机智相比：都是为了自救。但是此刻曹操请刘备饮酒赏梅是因为想起他曾用“望梅”来止兵士的渴的机智。曹操这个机智是控制他人的机智，刘备的机智是为了自救。二人地位全然不同。现在曹操是处于与董卓相似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备却处于曹操那时为挽救汉室谋刺董卓未成的情景。《三国演义》在此描述了曹刘两英雄环境相异而机智相类似的对比。
《三国演义》的董卓一出场就是一个地道的反面人物，所以他的劫挟天子不产生任何新意义。可是在第十四回以前的曹操与第十四回以后的曹操的转变是权力对人的改变。《三国演义》对汉王朝、对刘备的道统的同情与立场自然增加了对曹操的敌意。最明显的敌意表现在对曹操反面性的称呼：“曹贼”、“国贼”、“汉贼”和“奸雄”。在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曹贼”判定了曹操在《三国演义》里彻底的反面角色。祢正平单名衡，从孔融的推荐书看，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的道义之士。祢衡骂曹操骂得虽然痛快，可是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言，祢衡的痛斥曹操也暴露斥骂者下意识的为己的愿望。
“疾恶如仇”的祢衡疾曹操如仇实际起始于曹操对他的不敬。为什么曹操在祢衡来拜见他，“礼毕”不请他坐？《演义》没有交代，但是为祢衡骂“贼”(曹操)的情节作了有根据的开始。祢衡“仰天叹曰：‘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由此不但骂了曹操，连曹操左右手下全都骂尽。从小说情节看，祢衡的气愤实在是起于曹操对他的不敬。曹操更令祢衡充任鼓吏来轻辱他。小说在此描述了祢衡的音乐天才，增强了祢衡正面人物的形象。祢衡在他第二次痛斥曹操“欺君罔上”时，最后说：“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事，而如此轻人耶？”(以上所括均自第二十三回)。这里曹操的“欲成王霸之业”的野心由祢衡公开了。“疾恶如仇”的祢衡如此痛恨曹操是因为曹操如此轻视他。因此祢衡采取了敌对曹操的立场，乃说：“吾乃汉朝之臣，不作曹瞒之党……”又是由祢衡“疾恶如仇”的话宣布了曹操与汉朝的对立。
《三国演义》以第三叙述者孔融之口称赞祢衡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的人物。可是小说直接的描写刻画的祢衡不似一个“致君为尧、舜，配德于孔、颜”的儒学传统的君子，而是口不留情，骂人痛快的狂士。怪不得曹操小看了他。
《三国演义》比史书对曹操刻薄得多。《后汉书》的“祢衡传”叙述祢衡对曹操的讥讽痛斥。曹操“以其才名，不欲杀之。”这表示曹操至少是一个爱才之士。而祢衡一再辱骂曹操，曹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后汉书》“祢衡传”里的曹操是一个有相当容量的人，尤其难得的是曹操更有一般人难得少有的幽默感。被祢衡不留情面地羞辱一番，反而能“笑”，幽默地承认在与祢衡的较量中失败了。《三国演义》将曹操这一个难得的性格有意地漠视或是无意地忽略了，只突出曹操运用权术的阴险。不杀祢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今日杀之，天下必为我不能容物。”(第二十三回)一般人对曹操的奸雄形象来自小说，而非来自历史。以此可以证实《三国演义》影响力之大。史书里记载曹操以笑承认斗智中败于祢衡所表现的幽默是很难得的性格。幽默(不是自嘲)是曹操自信的表现。不幸这个史实却少为人所知。
前面说到曹操请天子许田打围，意在引蛇出洞，却引出天子要除掉曹操的反击策划，开始了曹操与汉王室的对立。由于汉天子的主动反曹策略被曹操发现，曹操的反击自然直接导向王室。在《演义》里曹操的反面角色地位也跟着升级。自祢衡在第二十三回痛斥曹操“欺君罔上”后，《演义》第二十四回就直截了当称曹操为“国贼”：“国贼行凶杀贵妃”。自此曹操与在外拥有兵权的诸侯们如袁绍、刘备就处于难以妥协的敌对地位了。事实上，根据小说，其他人物对权力的追求欲望，和想当皇帝的勃勃野心，如孙策、袁术、袁绍都远甚于曹操。只是他们失败、丧失生命早于曹操，而且“天意”属意于曹操。曹操第一次得到天意的庇护是在他与《三国演义》里的第一正面角色刘备第一次交锋时。
在《三国演义》里，天意的显示有时表现于星座的运行排列，有时表现于自然现象，如地震、突然的风暴之类，这些现象都需要智者的解释。董卓该死，他死前有不断的神怪现象出现；但是在董卓身边为他解说这些神怪现象的人，却是参与刺杀董卓的李肃。曹操不然。他进军攻打兵微将少的刘备，正在危急中，素为刘备以为是勇夫的张飞却献了一个妙计：“……曹兵远来，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第二十四回)可是当曹操领军行进时，“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经过谋士们的推测，“不主别事，今夜刘备必来劫寨。”曹操说：“天报应我，当即防之。”其后引“后人有诗叹曰”最后一句：“老天何故纵奸雄？”点明了小说的形而上观念的天意的庇护曹操和小说的叹息老天的“不当如此”的两个并行而又不矛盾的概念。“老天”泄露了刘备的军事秘密，使刘备在和曹操交手的第一回合吃了一场大败仗，导致被围困在小丘上的关羽极为英雄地“投降”了曹操。
关羽降曹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曹操痛快答应了，说：“吾为汉相，汉即吾也。”这句话显示了曹操在当着皇帝的面将董贵妃处死之后，了解他虽名为汉相，可是掌握的实权比汉帝大。曹操掌握实际大权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如艾克顿爵士说的“权力导致(道德的)腐化”，和“道德的腐化永远伴随着暴政”。道德的腐化就是权力的滥用。曹操现在敢说“我就是国家”了。
四
《三国演义》里曹操复杂个性深入的表现是曹操带领八十三万人马屯扎长江北岸，准备进攻东吴的时刻。《演义》第四十八回对曹操赤壁战前有一个极为有气势，富有诗意和戏剧性的描写。就是“宴长江曹操赋诗”，曹操豪迈满足的展现。第四十八回对长江景致的描写是从曹操视野的角度着笔，因此引起曹操的英雄豪气和罗曼蒂克的诗情，下令：“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我今夕欲会诸将。”此节微妙处是在描画曹操豪迈自得和必胜的自信时，也透露了曹操下意识的忧虑不安。这时曹操已醉，回想起自己“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的光辉过去，来了诗兴，当场作了那首著名的《短歌行》，而且当场朗诵。不幸扬州刺史刘馥指出诗中有几句不吉利，使曹操大怒，“手起一槊，刺死刘馥。”
曹操因为一句话而刺死刘馥，酒醉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显露了曹操在那个重大战役即将来临前的心理状态。《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心情复杂的曹操，需要从心理的分析来解释。文艺作品塑造人物一方面固然是作者有意识的控制，但是由于小说世界的复杂，一个人物的变化生长往往超出作者(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控制，而产生多层次、多方面的意义，甚至是作者自己不一定了解的复杂。
《三国演义》在第四十八回里对曹操创作他的《短歌行》给予相当充分的背景资料。《短歌行》的一些对景的描写都与当时的情景有直接的联系；诗人的感触，很多是对那时候的山川、星月有感而发的诗情。首先那几句给刘馥惹来杀身之祸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是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曹操在大江北岸宴请他众文官武将时是“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平风浪静。”所以正是满月。满月的月光自然掩抹了不少星光；所以是“月明星稀”。曹操是有诗意地写实景。“曹操正谈笑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是因为“鸦见明月，疑是天晓，故离树而鸣也”也是写实。但是作为听诗者的刘馥认为，特别是这后两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为不吉之言，说中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忧虑。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情，明示暗示着诗人曹操的“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彷徨，也许是惧怕，所以“趁”酒醉刺死了刘馥。
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酒醉的人，除非是严重经神病患者，“从来不会完全失去自我的意识(Never completely unaware of oneself)”。⑦但是一个通常的情况是，一个酒醉的人由于“自我膨胀(selfinflation)，结果将慎重小心都抛入风中(throw caution to the wind.)”。因酒醉的“自我膨胀”而将慎重小心都抛弃的精神心理状态，解释了曹操酒醉杀人的行为。他意识着自己掌握着绝对大权，在自我膨胀而失去理性的自控心态下就以极端的行为来发泄。尤其是刘馥指出曹操诗歌中的“不吉之言”揭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担忧与彷徨。再以心理学来解释，一个人不论多么自信，对事情总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这在曹操诗中有甚多下意识地表露。对一个深有自信的，同时又在自我膨胀、抛弃慎重小心的，而又掌握绝对大权的曹操，一旦被人点破了内心深处的彷徨不安，唯一的解除方法就是“消灭他的恐惧的来源(to eliminate the source of his fear)”——刘馥。特别是曹操所处的“万人之上”的地位，不安之感更甚于他人。
曹操是否对他已掌握绝对大权感到满足？曹操大败于赤壁后，诸葛孔明与周瑜斗智，并忙于向南扩张领土，曹操得机喘息修养，重建他的实力，而且不忘自我享受，建成了铜雀台，“大会文武……设宴庆祝”。(第五十六回)曹操看毕武将们比武后，又要他的“饱学之士”的众文官们“进佳章以纪一时之胜事。”这些文官们进献的诗章理所当然的多是歌颂曹操功德，合当受命(当皇帝)。曹操看完这些诗章后，笑曰：
……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天下平。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权，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者。(第五十六回)
《三国演义》对曹操说的这些话以“后人有诗曰”作为评论：“一身真伪有谁知”，怀疑并否定曹操的“坦白”，因为《演义》的立场已经将曹操定位于“国贼”和“奸雄”；所以曹操的好话真言都值得怀疑，不可信。本文将曹操的话几乎全部引用在此，因为我认为曹操在这个时候说的话对本文的讨论重点——曹操对权力的追求，很有启发，是对《三国演义》塑造的文学的曹操做深入分析的一个有分量的资料。
曹操说他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所以“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虚假不得。“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想来也是当时一般人，包括孔明在内的愿望。后来朝廷征他为典军校尉，所以他改变意向“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曹操的改变退隐意向，出仕为国家讨贼与诸葛孔明的出仕协助刘备并无不同之处，而且是表现得最积极最无私的维护汉王朝的英雄人物。曹操说得对，如果国家没有他，“正不知几人称帝。”从黄巾的头头张角到一无是处的董卓，从孙坚到袁术都公开的做过皇帝梦。除了孙坚早死外，其他做皇帝梦的几位都先后被曹操消灭。曹操当众自认“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并无值得怀疑之处。如果他确实有野心，他根本不须对他那些希望他当天子的下属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所以曹操说其他人“或见孤权重，……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
曹操说他“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的遵从圣贤传统的“忠”的观念。在《三国演义》里，孙坚、袁术等人都自己表明而且采取行动做当皇帝的梦，而且袁术的确当了几天皇帝。相反的，曹操从未说过要当皇帝。虽然曹操拥有的兵权、政权的确是对汉王室的威胁，而且又将董贵妃处死，然而曹操意图“当皇帝”都来自第三者之口。曹操在拥有绝对大权的情势下，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因为“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这是拥有大权大势的英雄们的悲剧；是曹操的无选择的困境。曹操所说完全符合本文稍前引用心理学的分析：权位越高的人，安全感越低。“任何种类的高度永远涉及某种容易被损伤的弱点(Height of any kind always involves some vulnerability)”。(引董保嵋语)
在恐怕为人所害的现实情况和心理状态下，曹操对更多权力的争取和掌握是必然的自保途径。由此推论，曹操的“行凶杀贵妃”(《演义》第二十四回)和收捕处死伏皇后(《演义》第六十六回)是发现皇帝参与了清除消灭他的阴谋，为了自保而采取的行动。甚至曹操杀了伏皇后，还对汉献帝说：“陛下无忧，臣无异心”。按情节的推测，这是曹操的本意，只是弓在弦，不得不发以图自保也。“此时曹操的威势日甚”(第六十六回)是权力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曹操害怕兵权一解就为人所害，但是他认为他自己一身的安危更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在传统的忠的观念下，曹操忠于汉王室；但是在他掌握的权势已经达到万人之上，仅次于皇帝一人之下，同时又了解一旦兵权解除就可能受害的现实里，曹操对汉室的“忠”与自身利益的矛盾难以解除。《三国演义》的作者与以后的校对修改者由于对曹操的成见将曹操的真情实话都看作值得怀疑的奸雄、国贼的谎言。有关曹操的情节本身的发展与小说作者对曹操的负面立场因此产生了小说内在的矛盾。
曹操对于掌握权力与保护自身安全之关系有特殊的体会，了解掌握和依赖权力的重要；因此能够因己及人，对他人处于依赖权力以求生存的情况给予同情、谅解、宽恕。曹操在一场战役中大败袁绍。于袁绍遗弃的书信中发现许都和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书信。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回答说：“袁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命令把书信全都烧掉，不再过问。(第三十回)《论语》里“宪问”第十四有这么一句：“或问，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曹操有这样的胸襟，烧毁凭据，宽恕对他不忠的人，虽然这种不忠或是背叛很可能威胁到曹操自身的成败和生命。《三国演义》赋予曹操一个不平凡的伟大的性格。
虽然如此，权力与自身的安全的密切关系及权力对人性的强烈吸引力对曹操的观念与行动自然也产生了影响。艾克顿爵士的话，“权力导致腐化，”以及“在情况许可下，任何人都希望尽可能地取得更多的权力”在《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身上具有相当的，虽然不是完全的体观。曹操对汉王室的忠诚由于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因为具有大权而享受到无人可比的自由和名望开始削弱。在《演义》第五十六回以后，曹操为一己的“名”与“实”的统一的愿望加紧了步骤。
曹操最初“为国家讨贼立功”之期望是“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以了他生平之愿。当他把黄巾、董卓、袁术、吕布、袁绍、刘表一个个击败，消灭后，他已经达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极”的一人之下(名)万人之上(实)的境界地位。当他战败马超的西凉兵马，班师回都(许都)，汉帝“排銮驾出郭迎接。诏曹‘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第五十九回)。这是无上的荣誉，更表明皇上对曹操权势的认可屈从，有过于当年“许田围猎与皇上只争一马头。”那时关羽还要出马杀他。现在，《三国演义》说曹操“自此威震中外”。一个对曹操“威震”的解说是，“赞拜不名……虽是皇上所授予的特权，实则是臣子越权欺上。”⑧这应该是历史的正确解释。但是以小说情节表现的胆敢杀皇后的曹操是否如此看呢？
《三国演义》里的荀文若劝曹操起兵勤王，目的虽然是为曹操的政治前途策划，但也的确是荀文若对于汉室忠义之举。自《演义》第十四回到第六十一回，也就是从建安元年迁汉帝于许都，到建安十七年荀文若死去的这十七年里，可以看出荀文若对汉始终如一的忠，与曹操对汉室的“忠”的量的转变。这时懂得星相和天意的长史董昭向曹操进言了。只是这次董昭以历史和功名来说动曹操：“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第六十一回)。这样使曹操不单在权势上高于“诸臣宰”，在爵位上也将名符其实地高于“诸臣宰”。不料曹操最信任的荀文若出列反对：“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闻言，勃然变色。此时的曹操已经不是荀文若所了解、期望的“兴义兵，扶汉室”、“忠贞、谦退”地满足当前所掌有的权势地位的曹操。董昭遂上表请尊曹操为“魏公，加九锡。”荀文若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曹操听说，深恨之，就想除掉对他一向忠实的荀文若。曹操置荀文若于死地的方法可以说是很艺术的残忍。送给荀文若一个曹操亲笔封记没有食品的空盒，要荀文若自己去理会此一举的含意。荀遂服毒自杀。
问题是曹操是否有篡位代汉的野心？效忠汉室的如荀文若认为曹操所为已经是越权越位，越轨之举。但是并不等于篡位，以魏代汉。而是曹操在掌握大权后，开始奢望在名上显现，符合他掌握权力的实际。事后曹操甚为懊悔。杀了人后悔又是曹操性格的异于刘备、孙权的一面。曹操不止一次懊悔错杀了人。这表现曹操情绪容易冲动的性格。就本文谈到的，一次是赤壁战前宴饮，为了一句话杀了刘馥。一次是稍前谈到荀文若由于曹操的暗示服毒自杀。再一次是荀攸反对曹操想进位魏王，激怒曹操，“忧愤成疾”而死。虽不是曹操直接所致，但是责怪荀攸想效法荀文若也是曹操明显的愤怒想置荀攸于死地。事后曹操厚葬之，“遂罢魏王事”。这种处忠臣死而又懊悔的冲动个性，在《三国演义》里是曹操所独有。
曹操之有意为魏王，又是几个谋士们的主意。始初曹操有意南征，但是听从参军傅干的“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的劝阻，“遂罢南征，兴设学校，延礼文士。”(第六十六回)曹操的学术文化建设大概颇有成效，因此感动了一些个文人谋士，商议尊曹操为王。这个建议受到中书令荀攸的反对：“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使曹操暂时放弃作魏王的企图。但是小说紧接着叙述曹操“带剑入宫……帝见曹操战栗不已。”而且曹操敢“怒目视帝，恨恨而出。”最后导致献帝第二次密谋除灭曹操的策划。事发，曹操将伏皇后处死。可是曹操入见，还是说：“陛下无忧，臣无异心。”曹操又将自己的女儿由皇帝的贵人转居正宫。“帝安敢不从？”皇帝是魏公曹操的女婿。只是曹操此时还是“臣无二心”？
一个可能的解释，或是推测，曹操似乎没有“革命”的企图。他胆敢先后杀了一个贵妃、一个皇后是为了自保，曹操想的还不是改朝换代。他当前的企望只是当魏王。这项意念虽然已经是越格，但是与孙坚、袁术、袁绍之想当皇帝的愿望与企图相比较，实在是保守的。由于他的权威已经达到无可再大的地步，能作魏王是曹操希望在汉帝之下最崇高的名位。汉高祖建立的一个法则：“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曹操可能以为当王已经是一个极大胆的想法。虽然董昭、王立诸人早告诉了曹操当皇帝的必然。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曹操“忠”和“义”的传统政治观念，与他早时以忠义为念的起兵勤王匡扶汉室的积极忘己的行为，再加以连想当“魏公”和相当“魏王”都受到一贯忠实于他的臣僚的反对，很难想象曹操有干“革命”推翻汉朝王室的企望。他杀死伏皇后是为了如前在《演义》第五十六回中说的“怕为人所害”，保卫自己的生命所为。而后他告诉献帝说：“陛下无忧，臣无异心”是可信的。只要皇帝不害他，他也不会害皇帝。从现实利害看，曹操需要汉王室的存在。
曹操发现董承等人谋杀他的策谋时，曾想要废献帝，更立新君。他的谋士程昱谏说：“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第二十四回)董贵妃事件和伏皇后事件都有献帝在内，而在外则有刘备和孙权独立于曹操的威权之外。虽然《三国演义》对曹操缺乏同情，甚或敌视曹操，但是依据情节的展示，我们可以归纳曹操最高的愿望还只是升作魏王。因此他对一系列的反对他做魏王的行为情感上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更意外的是反对他最强烈的是一贯对他最忠诚，而且也是他最为依靠的荀文若和荀攸。荀文若与荀攸由于曹操之震怒致死使得曹操甚为懊悔。曹操对获取权力和名位的愿望梦想，遭受挫折的强烈的情绪的反应，和对为此牺牲性命的“忠实”的反对者的情感和道义上的懊悔，构成一个矛盾错综的心理状态。在《三国演义》里没有另一个人物个性上有类似曹操的情感、道义的复杂矛盾：对汉王室的忠，自己对权与名相符的愿望与追求，对因权高而危的恐惧，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为难。
话虽如此，经过一再遭受反对与挫折，曹操，作为一个久经政治、战争的领袖，对升为魏王的欲望加强，对反对他为魏王的意见更少容忍。《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叙述曹操与孙权陈兵对持不下，孙权听张昭等人的劝告向曹操求和，年年纳岁贡。这是曹操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因此文武众官又开始要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力言不可”。众官曰：“汝独不见荀文若乎？”曹操闻知崔琰反对而且出言不逊，大怒，收崔琰下狱，“杖杀崔琰于狱中。”⑨在小说的言叙里，此时的曹操对权与名一致的追求，经过一再的遭受反对显得急迫，对反对者已经极难容忍了。虽与史载不尽相同，但是在人物心理性格发展上合乎情理。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群臣表奏献帝“歌”曹操之“德”宜进爵位王。献帝当然不敢不许。曹操按传统“假意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曹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这应该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非刘姓为王的第一个。可是《三国演义》不将此一大事作为小说章回标题目录。可是刘备进位汉中王却是小说第七十三回的标题。这是小说的正统观念与立场所致。刘备为汉中王是承续汉统，曹操为魏王是叛汉，即使是天意所属。
五
小说塑造的曹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而又具有浪漫性格的人物。曹操坐上魏王爵位后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梦想，回应天意所预示的魏将代汉？或是到此为止，没有做皇帝的梦？在第七十八回曹操杀了华佗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这句短述显示了曹操作为一个负责国家大事人物的心情。这不是断章取义维护曹操。因为“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曹操拆看：“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归降矣。”曹操看完大笑。⑩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随着是臣下们的劝进，和曹操去世前最后的答复。
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公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治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第七十八回)
至于曹操是否真有心取代汉室，《三国演义》的叙述留有给读者推测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小说叙述曹操的行为与曹操的言论之间的差异，加以《三国演义》在小说章回目录上已经将曹操定位为“国贼”、“汉贼”和“奸雄”影响读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里，怀疑、猜测，肯定曹操有心篡汉的都是第三者和曹操的政敌。从那些人的角度看，曹操完全有篡汉的实力，因此想尽方法除掉这个危险人物。可是与孙坚、袁术、袁绍、黄巾头头们不同的是曹操自己从来没有表示，甚或是暗示他想篡夺帝位。曹操病重时候回答他一群谋臣要他当皇帝的话，仍然说他自己只是“事汉”，并且“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它望？”一个有根据的解释是，曹操当初起兵讨黄巾、伐董卓、复汉室的基本原则是对汉室的忠。在个人行操上，曹操更是是极为敬重忠义的人。《三国演义》有不少曹操敬重有忠义气节的对手和敌人动人的片段。基于这种思想、情感，能够尊为魏王，对于曹操的确是“名爵已极”了。这可以说是曹操和反曹操的对立是“误会的斗争”。曹操最高的野心是作魏王。不幸为王已经是“违宪”了。“违宪”与“篡位”以现代的角度看是有距离的。一个是违法；一个是叛国。
艾克顿爵士关于权力的吸引力和人对权力的追求是本文讨论《三国演义》文学的曹操的焦点(focus)，追踪曹操追求权力在小说中主要阶段的演变，同时也发现权力的占有给曹操产生的不安感，威胁曹操的生命安全。从曹操带头召集各地兵马讨伐董卓，到领兵拯救献帝；从迁都许昌(许都)到许田围猎，曹操的权力威望日益高涨。继而曹操杀董贵妃、伏皇后被认为是对汉室的不忠叛逆。从心理学方面，特别是权力与安全感关系的解释，小说情节的因果发展，及曹操自己的诉说解白所得的结论是曹操的这些行为、行动大都出于自卫。先发现有皇室在内图谋杀害他的企图，他才采取行动。曹操自己承认的恐惧是根据自身的经验的真实。他杀华佗也是基于这个恐惧，更何况要把脑子破开的医治更是超乎常识的可信度。
曹操心目中的英雄是周文王：“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史载文王的时候，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拥护他，而且他把自己的城邦治理得很好。此外文王也善用兵征战。《三国演义》叙述曹操对百姓的仁慈更多于正面英雄的刘备。小说里只写百姓如何爱戴刘备，或是刘备对遭难的百姓流泪，可是毫无办法救济他们，没有刘备如何造福于百姓的叙述。在《演义》第三十三回里叙述曹操战败袁绍父子后，下令：“河北居民遭兵戈之乱，尽免今年租赋。”同一回里，曹操追袁绍子袁谭至南皮。天气寒肃，河道尽冻，曹操令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曹操大怒，欲捕而杀之，百姓闻之乃往营中投首。曹操对这些自首的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这两个片段充分地突出表现了曹操慈爱百姓之本性和造福百姓之政策。在政治立场上，《三国演义》是反曹的，但是对于曹操仁慈之心与曹操对忠义之士崇敬之情却有甚多直接、具体的叙述。这又是一个小说情节否定作者反曹的意识立场的例证。
《三国演义》对一些正负面角色的死的处理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小说对这些人物最后的评价，特别是道德的判断或是总结。常见的是这些人物在死亡时，代表天意、良心，尤其是记录他们一生的罪行的鬼神的出现。曹操之死在《三国演义》里占的篇幅比小说内所有的人物之死都多。如果从曹操自葬了关公，错砍有神的梨树得病开始，外加次要情节引申，占的篇幅更多。最具意义的是小说对曹操病逝前最后所见所言的描画叙述。
曹操病势转剧，睡卧寝室，觉得头昏目眩，起来伏几而睡。忽而听见“殿中有声如裂锦，”他睁眼一看，看见遭他杀死的伏皇后，董贵妃，两个王子，董承等二十多人鬼魂出来索命……曹操迁入别宫养病，夜里又听见殿外哭声不绝……索命鬼魂阴森恐怖的出现加强曹操的反面人物的一个残酷形象；这是他应得的报应。群臣建议曹操请道士驱鬼。曹操引“圣人之言”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孤天命已尽，安可救乎？”曹操不迷信，自说不信“怪异之事”，但是小说对于几个主要反面或是残忍过度的人物的死的处理，都有鬼神出现，这是《演义》对曹操这类人物的道德上的制裁。曹操不愿意死，但是不改不信鬼神怪异之事的信条。只是接受“天命”的安排。这是曹操不迷信的智慧和勇气。曹操不愿意死是情感的留恋。在他生命的最后，曹操“长叹一声，泪如雨下”而逝。曹操是《三国演义》里一个为死流泪的英雄。一方面接受“天命”的安排不得不死，同时留恋不舍地离开人世。这是一个英雄在生命最后时刻，到死不迷信鬼神的意志与对现世留恋的情感交纵的表露。
曹操对死后的一些安排表现为什么他对“生”的感情上的留恋。自然曹操首先处理继位的安排。但是在此之后的两项安排有特殊的意义。一是“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学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得钱自给。’”此外曹操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第七十八回)曹操知道他死后那些侍妾将会“失业”，所以劝告她们“勤学女工”能够独立生活。这是曹操的仁慈和细心，在临死时仍然顾及到那些一向依靠他生活的侍妾在他去世后的生活。《三国演义》将曹操当作国贼、汉贼和奸雄，可是这个小说其他所有人物，包括刘备与孙权，在生命完结时都没有的情节，的确表现了曹操独具的慈善的心肠和细致的情感。是难得的美德！
对于高一级的“妾”们，曹操要她们居住在他心爱的铜雀台中，每日设祭纪念他。奉献食物时一定要有女伎奏乐。这是曹操罗曼蒂克的个性。曹操不迷信，但是愿意相信或是希望在每日设祭时能沟通阴阳界和他心爱的妾们心灵交往，而且上食的时候一定要有女伎奏乐，也表示曹操艺术趣味的高雅。《三国演义》情节重在政治策划和战场上的搏斗，但是给予曹操之死的描绘使读者可以想象到曹操生前日常生活是罗曼蒂克的、浪漫优雅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给予曹操临死时的用心与安排细节的叙述似乎也显示出罗贯中在反曹的政治立场中，也的确欣赏这个国贼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外，高雅的趣味和慈善的心肠。
最后曹操遗命设立疑冢七十二座，说：“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发掘故也。”这是曹操追求权力成功，享受到挟天子令诸侯的方便和运用大权的自由的反讽悲剧结果。早在大宴铜雀台时曹操就说过：“但欲孤委捐兵众……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这是曹操喝了几盅酒，还没沉醉到自我膨胀的地步，能够畅言时，说的真心话。惧怕为人所害而命建筑疑冢七十二座，是一直存在于曹操的意念中的恐惧所致。这是一般掌握大权者的恐惧。嘱咐完，曹操“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曹操的死不似英雄式的视死如归；是对现世的留恋不舍。
曹操很不幸被《三国演义》塑造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奸雄。但是从小说的细节归纳看，曹操是一个尊随《三国演义》的道德骨架的忠义原则，向往而且钦佩忠义之士的人物。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情节是《三国演义》表扬关羽不忘旧主的忠义。被忽略的是曹操在关羽破关斩将后的敬仰忠义、守信、宽容、大量的心胸。此外，曹操的文才在《演义》里的表现远远超过刘备、孙权以及所有的大小人物，是能诗能文，欣赏音乐，懂得生活艺术的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三国演义》作者对曹操的敌视立场事实上却为小说的大小情节交织的总体所否定。在此《三国演义》突出了另一个问题：小说作者有意识的创作目的与创作时情节结构与叙述所产生的不协调。由于后者，情节的复杂与多层次的意义的可能解释往往超乎作者意识的目的与控制的可能。这是《三国演义》情节整体和《三国演义》作者的立场与目的的分歧。
再从小说的天意与人意的矛盾和对抗的构架来解释，在实际政权的争夺中，曹操的胜利固然是基于自身的才能，但是更由于“天意”所属。《三国演义》塑造的“天意”所属的曹操实际上否定了《三国演义》作者的道统观念预先规范的曹操。
本文对《三国演义》文学的曹操的分析结论是曹操无意篡汉。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做点“推测”。曹操死于公元后220年。他的儿子曹丕继承王位，同年立刻“以禅让之名逼献帝让位，建立魏政权，为魏文帝。东汉亡。”(《三国演义辞典》，753页。)这段史实——曹操死，曹丕继位，马上逼献帝禅让——证明曹操确实有实力篡位，何况他的名望高于他的儿子。这段史实可以支持本文的结论：《三国演义》文学的曹操有篡位的实力，可是没有篡位的意图。此外，曹操似乎是一个比刘备、孙权更好的父亲。《三国演义》里刘备的阿斗尤其是“无用、无能”的代名词，可是曹操的几个儿子都很不平凡，能文，能武。曹操不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因为在权力的引诱下曹操在最大的关键上能克制自己，所以曹操没有成为“麦克白斯”型的悲剧人物或是成功的“国贼”。《三国演义》作者有意识地要将曹操塑造为一个夺权篡汉的国贼，但是在编织的情节的细节里组合成的曹操，是一个个人生活上“罗曼蒂克”的，政治上无意篡汉的曹操。难以控制的小说情节否定了《三国演义》作者塑造一个“国贼”曹操的意图。
注释：
①Alvin Toffler (艾文·托夫勒),Powershift:Knowledge,Wealth,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权力转移，在二十一世纪边沿的知识、财富与暴力》),(New York,Bantam Books,1990,Hardcover; 1991 Paperback).见"Assumptions,"页467-470.
②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First Baron Acton)(艾克顿爵士，1834-1902)，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 (《宗教、政治与道德文集》)Edited by J.Rufus Fears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8).原文"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页519,"Everybody likes to get as much power as circumstances allow…."页520。中文为本文作者自译。
③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的“千秋功罪任评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百年”，对近现代研究曹操的成果中的得失问题有独见的总结。文见《三国演义学刊2004》，沈伯俊、蒋志、黄晓林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页632-43。沈伯俊教授最近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再论曹操形象”(本文作者于2007年11月见到此文)，认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
④⑤见Constantine Tung,"Cosmic Foreordination and Human Commitment:The Tragic Volition in Three Kingdoms," in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Kimberly Besio and Constantine Tung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313.或见董保中：“‘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悲剧的特质，”《三国演义学刊2004》，沈伯俊、蒋志、黄晓林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页1 24-136。
⑥Machiavelli,The Prince,Chapter 17,"On Cruelty and Mercy,and Whether it is Better to Be Loved or Feared,or the Contrary." (New York:Barns & Noble,2004)
⑦见关于曹操酒醉刺死刘馥的心理分析，我曾请教于我妹妹董保嵋。她是临床心理学家(clinic psychologist)，此段英文原文均引自她答复我的问题的电信里。本文有关心理学的解释均得益于董保嵋的解答。不幸我妹妹因肝癌病逝。
⑧《三国演义辞典》(增订本)。沈伯俊、谭良啸编著，成都：巴蜀书社，1 993第三版，281页。
⑨《三国演义辞典》编著者将《三国演义》崔琰反对曹操为魏王与《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对比。《三国志》记载崔琰事实上支持曹操为魏王，但有人曲解，向曹操诬告崔。曹操将崔下狱，冤死狱中。《三国演义》将崔琰写成反对曹操，被操下狱处死。见《三国演义辞典》(增订本)，281页。《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卷十二，魏书十二。
⑩《三国演义》里善于大笑的两个人，一是孔明，另一个就是曹操。孔明的大笑固然多出于自信，但是不少大笑是由于恶作剧捉弄人。自刘备死后，孔明出师北伐，心情沉重，就不再大笑了。曹操的大笑多出于幽默，是具有风趣个性的表现。
标签：三国演义论文; 曹操论文; 董卓论文; 刘备论文; 袁绍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演义论文; 孙坚论文; 蜀国论文; 玉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