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对基本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孙红敏，潘炜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民众凭借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建立“政府信任”，随后在“政府信任”的基础上自发的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于上述观点，使用CGSS(2015)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发现“政府信任”对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利用虚拟变量构造变截距、变斜率模型，发现收入对基本养老保险具有非线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存在“正U型”影响。使用“潜分类模型（LCM）”分子样本回归做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显著成立。
关键词： 政府信任；基本养老保险；Probit模型；潜分类模型
一、问题提出
“两会”又一次刺激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再一次把“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话题从幕后推到前台。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到目前，虽然官方文件对“扩大覆盖面积”以及类似词汇的使用频率降低，但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参与人员和应参人员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何文炯，2019）[1](p2-15)，从近五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长率的总体下滑趋势也可反映出上述问题（如图1）。
图1 近五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状况
数据来源：《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① 《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hrss.gov.cn/ghcws/BHCSWgongzuodongtai/201805/W020180521568486691826.pdf。
在我国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较大，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行为的满意程度，将直接反映人们对政府工作的“信任”，而广大人民的“政府信任”将直接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工作推进。本文基于上述观点，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被调查者的“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被调查者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以图为我国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化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建难题献计献策。
二、文献回顾
人们通过观察政府的行为，建立“政府信任”，进而决定是否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因此，本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梳理文献：政府信任、基本养老保险需求、数据及研究方法。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像风轻轻扬起来一样。它向阿里靠近，抚过阿里的头，又抚过他的心，然后又抚过他的脚，最后把他包裹起来。所有的魔鬼都闻声逃匿。他的头瞬间就不痛了。紧张和烦躁也莫名消失，他的脚也不想跺了。这声音，仿佛来自他的母亲。它们一下一下地在他的眼前跳动，慢慢地跳成了母亲的样子。母亲张嘴笑着，轻轻地将他呼唤，对他说：“阿里乖。”然后伸出了手臂，将他环抱。原来母亲在这里。
在“政府信任”方面，对人们通过观察政府的行为来选择自身配合与否的研究，已有深厚的基础。理性预期学派的著名论断——“卢卡斯批判”就指出人们会预期到政府的行为，进而做出自身的调整，使政府的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应充分调查民意（丁冰，1996）[2]（P58-62）。同样，推行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的一项大政方针，其实施效果也依赖于民众的“政府信任”。基层民众“政府信任”的培养，往往通过他们对自身环境的感知而来，如对社会治安状况、环境保护、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官员腐败问题等等的满意度（Blanco L，Ruiz I，2013[3](p284-288)；张川川，胡志成，2016[4](p67-77)；马永强，麻宝斌，2019，等[5](p34-41））。所以，被调查者“政府信任”的形成应当是对政府一系列工作效果感知后的综合结果（胡荣，范丽娜，龚灿林，2018）[6](p105-113）。
空间计量方法最早应用于截面数据分析，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相关性。随着计量方法和大数据的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学者们将空间计量运用到面板数据中，提出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s Model，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研究居多。在研究方向上，一部分是把基本养老保险需求作为解释变量，探讨其对社会公平感（陈晨，2019）[7](p38-45）、老年人居住意愿（程令国，张晔，刘志彪，2013）[8]、消费压力（田玲，刘章艳，2017）[9](p31-40）等人们生活感知或行为之间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把基本养老保险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说明影响基本养老保险需求的原因，如农民家庭禀赋、区域异质性、社会生活环境、人口统计学特征等等（杨桂宏，熊煜，2014[10](p16-22)；李琼，周宇，张蓝澜，等，2018[11](p2409-2422)；卢小君，魏代双，2019[12](p1-5)；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建立精算模型，探讨基本养老保险投保门槛、费率、政府补贴等一系列实际运营过程中的问题（呙玉红，2018[13](p119-128)；杨再贵，许燕，何琴，2019[14](p31-42））。
在研究方法方面（如表1），大部分学者选择使用国内已有的权威微观调查数据，建立Logit、PSM、多元线性模型来分析被调查者的行为、感知和统计学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但存在对被调查者之间“异质性”带来的干扰有部分忽略。而使用自主调查数据虽然可以使研究问题更有针对性，但难以解决调查样本较少、地域范围狭窄、数据结论缺乏一般性的问题，而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或建立精算模型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大众真实的心理特征。
此外，张川川与胡志成（2016）[4](p67-77)探究了基层选举和社会医疗保险受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的影响，该文章给本文带来了很好的借鉴，但该文章对被调查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考虑略有不足。龙翠红与易承志（2016）[18](p44-54)同样探究“政府信任”与农民“医疗保险参与”的问题，但在选择测度“政府信任”的问题时，也直接取被调查者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其中，侯志阳（2015）[15](p157-165)、何兰萍、杨林青，陈社英（2017）[16](p38-44)在研究基本养老保险需求时涉及到了“政府信任”，侯志阳（2015）[15](p157-165)在研究“新农保”参保行为时，选取了“政府信任”作为解释变量，但其选取问题为被调查者对“新农保补贴发放”“新农保政策”以及“新农保管理部门”的信任程度，上述问题涵盖面较少，问题也更为主观直接，缺乏对政府工作水平的客观评价，况且其数据基础为福建南安市的10个行政村，数据、结论的广泛性和一般性稍有不足。而后者，虽然使用的是CGSS数据，但都直接选取被调查者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同样在度量被调查者对政府实际信任程度的客观性上稍有欠缺。考虑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面对关于“政府信任”的直接问题，被调查者可能不会反映出真实的想法（赵文龙，张宁，代红娟，2019）[17](p54-66)，因此，选取被调查者对政府一系列实际工作的满意程度，侧面反映“政府信任”是一种可取的途径。
对照组发生皮下出血、恶心、大便潜血阳性的例数分别为3例、5例及3例，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24.44%（11/45）；观察组发生皮下出血、大便潜血阳性例数分别为1例、1例，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44%（2/4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三、理论假设
即使考虑到被调查者之间的异质性，按“潜分类”分子样本回归，从结果中也能得到，被调查者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satisfaction）依然对参保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jbyl）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lnpinc）在“低收入、低学历、农业户口、无稳定工作组”中并不显著，而在高收入组中显著，说明收入水平（lnpinc）对参保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jbyl）存在一定的“门限”影响。受教育水平（edu）在“低收入、低学历、农业户口、无稳定工作组”中显著为负相关，相反在另一组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也能证明总体回归中，受教育水平（edu）存在的“正U型”效应。
表1 已有文献数据类型梳理
假设1:政府信任对民众参保基本养老保险有正向促进作用。
民众是否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还受自身的统计学特征影响，如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等因素。考虑到被调查者之间的异质性，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因此，在研究收入和教育的影响时，应当探讨是否存在“门限”“U型”效应。
假设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民众参保行为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
四、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数量特征。
本文使用2018年发布的CGSS(2015)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具有较好的数据时效性。在CGSS（2015）调查问卷中有直接关于被调查者“是否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问题，由于CGSS（2015）问卷自身的设置局限，无法具体区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体的参保人数，所以，我们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田玲，刘章艳，2017[9](p31-40)；何兰萍，杨林青，陈社英，2017[16](p38-44)；陈晨，2019[7](p38-45)；等）把该问题的结果就视为包含上述两种情况在内的“基本养老保险”。通过把该问题的结果标准化为二值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不同年龄、职位、性别、收入等的人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从出行总体来看，出行旅客主要是青壮年，不管是乘坐高铁还是民航都是以男性居多，乘坐者大多在中等收入以上。出行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办公、出差。
随后，对上述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迭代求解，得到潜在分类概率
，然后基于贝叶斯后验理论处理
并按其划分潜在类别。
从样本的统计特征来看（如表3），该样本中“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74%，与“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总体覆盖率已到80%左右”的说法基本相当① 201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中指出的“目前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总体覆盖率已到80%左右”。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01/c1001-27233744.html. 。被调查者对（2015年）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也相对较高，为69.29%② 以均值/最大值计算出。 。被调查者中有53%拥有“农业户口”，80%的人目前拥有配偶。被调查者平均水平上具有“职业高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① CGSS（2015）关于学历的调查选择中，“5”对应“职业高中”。 但拥有“固定劳务合同”的被调查者只占到19%。
表2 变量名称及解释
表3 样本统计特征
（二）模型建立。
根据理论假设以及指标选取，我们构造上述6个Probit模型，模型（1）为基准模型研究核心解释变量（satisfaction）对“基本养老保险（jbyl）”的影响，模型（2）加入受教育程度的平方项（edu^2）以探究“教育”是否存在“U型”影响。模型（3）（4）分别加入“bz”“bz2”构造“变截距”“变斜率”模型，探究收入可能存在的“门限”效应。模型（5）（6）分别基于“变截距”“变斜率”模型把前面的加入的变量整合，探究整体的影响。
（三）总体回归。
总体回归之前，经过VIF检验（如表3），各主要解释变量的VIF均未大于4，而且相对稳定，并没有较大的离群值，因此，各个主要解释变量不存在明显共线性。随后，使用STATA15建立Probit对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
表4 VIF检验
从上述模型（1）—（6）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政府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均对被解释变量“基本养老保险（jbyl）”表现出强烈的正向影响，验证了之前的假设1，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工作满意程度越高，越容易听从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保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这对缓解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模型（1）与（2）、（5）、（6）对比，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edu）”对“基本养老保险（jbyl）”具有“正U型”影响，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样本中被调查者的基本养老保险投保意愿，先下降后上升。可以解释为，当本调查者受教育程度较低时，虽然不能正确理解基本养老保险的益处，但受到政府的宣传影响较大，愿意投保基本养老保险。当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有一定提高时，被调查者会在生活其他支出和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上做权衡，但由于基本养老保险的保证程度较低、领取保险金的时间较晚，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不去投保基本养老保险，转而进行其他消费，从而投保意愿有所下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被调查者真正意识到基本养老保险的作用，因此在个人收入水平允许范围内积极投保，使得基本养老保险需求进一步上升，这说明了“教育（edu）”对因变量具有非线性影响。
模型（3）、（4）与模型（1），模型（5）、（6）与模型（2）对比，可以发现单独把收入水平（lnpinc）放入回归模型中，收入水平（lnpinc）对被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收入标准1（bz）”“收入标准2（bz2）”把被调查者按平均收入水平区分后，收入水平（lnpinc）就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了，这验证已有的文献基础的观点，说明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能力有限，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基础性的养老保险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会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投保意愿。所以，收入水平（lnpinc）对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
因此，本文使用权威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5），建立Probit模型进行研究，随后使用“潜分类模型（LCM）”分子样本做稳健性检验，以缓解被调查者“异质性”带来的干扰。
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回归结果也与文献基础符合，农业户口（hk）、家庭未成年子女数（kids）表现出对基本养老保险需求的显著负相关，说明具有农业户口的被调查者，一方面受收入所限，在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和日常其他支出中，更看重后者；另一方面，受制于知识水平和观念所限，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造成了具有农业户口（hk）的被调查者基本养老保险投保意愿不强烈。同样，家庭未成年子女数（kids）也代表了被调查者自身的家庭抚养负担，未成年子女越多，被调查者的生活支出压力越大，基础养老保险需求的表现将会让步。
而拥有配偶（marriage）、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work）会给被调查者生活上和心灵上带来支撑，拥有收入和生活较为稳定的家庭，有助于被调查者表现出投保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
3.1.4 “农业+互联网”：加快产业间融合，拓宽销售渠道，创建品牌 现阶段，宣传效果最显著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迅速传播信息的有效捷径。如图1所示，通过构建“农业+互联网”体系，不仅产业间融合的速度加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建立绿色无污染的产业链，而且通过网上平台的规划，产品知名度得到了提升，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之间建立的信任已经在无形之中拓展了产品的销售渠道。
表5 总体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我心想，她很可能要倚老卖老了。珊德拉夫人说，我说你年轻，是因为我看到你在运动和感觉热的时候，脸上还会出现一些红润。而真正的老人，是不会出现这种血脉涌动的红润的。除非他患了高血压。
本文使用“潜分类模型（LCM）”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传统的Probit模型做分析时，其假定被调查者是同一类别的，只是他们对同一问题表达的情感强烈不同。但实际上，被调查者之间也存在异质性，因此当考虑异质性时，把被调查者分为不同类别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典型的LCM模型的含义可解释为（邱皓政，2008）：假设有n个外显变量（问题），以
表示这n问题反映一个潜在变量k（k=1，2，3…）的概率
，而第t（t=1，2，3…T）个观测者回答第i（i=1，2，3…n）个问题的第j（j=1，2，3…m）个选项的条件概率为
。由于处在同一潜在类别k内的观测值应当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该潜在类别中的联合概率满足：
随后，利用调查问卷中有关“提供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国家安全、打击犯罪”等等9个问题的满意程度进行得分求和，来刻画“政府工作满意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本文分别使用向前和向后的逐步回归，剔除“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筛选出（对数）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户口、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未成年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如表2）。结合“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剔除样本中的在校学生，再剔除其他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共得到7478组样本观测值（如表3），本文使用STATA15做数据处理。
利用STATA15对样本进行“潜分类”分析时，发现当分为3类时，模型迭代不收敛，因此，样本只能分为2个潜分类，这也验证了总体回归中分别使用“收入标准1（bz）”“收入标准2（bz2）”把样本分为两类的可行性。对样本进行二分类的“潜分类”分析时，BIC为175985，分类后两个子样本的统计特征如表6。
从上述两组的统计学特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子样本一的收入水平（lnpinc）、受教育程度（edu）、拥有固定劳动合同（work）都明显低于子样本二，而子样本一中农业户口（hk）的人群比例大于子样本二。是否拥有配偶（marriage）、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kids）在两个子样本之间的差别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分别把子样本一称为“低收入、低学历、农业户口、无稳定工作组”，子样本二称为“高收入、高学历、非农户口、有稳定工作组”，经过对子样本进行Probit回归，结果如表7。
表6 使用潜分类模型后的子样本特征
表7 按潜分类分子样本回归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框架下，本文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基本的理性特征，一方面出于对政府的基本信任，会对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产生较大兴趣，至少在自己的预期下保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人们会实际结合自身的生活状况，和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修正自身的“政府信任”预期，调整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行为。因此，民众“政府信任”程度越高，越能积极配合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而由于“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调查问卷中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所以，研究时应当选取被调查者关于社会治安状况、环境保护、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官员腐败问题等等的满意度，侧面反映民众的“政府信任”。
拥有农业户口（hk）、拥有未成年子女数（kids）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此与总体回归符合；拥有配偶（marriage）对基本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与第一组对比，拥有固定劳务合同（work）在“高收入、高学历、非农户口、有稳定工作组”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验证了总体回归的结果。
五、总结建议
（一）定期披露基本养老保险信息以提升民众政府信任。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工作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大计，政府在此工作中起到指导和引领的作用，如何调动广大民众自发的参保意愿是政府工作中直面的问题。上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民众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谋福利、言出必行的政府，才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进而使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各级政府应当借助当下热门的社交平台，如微博、QQ、微信等，定期披露基本养老保险的阶段性成果，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直观方便地了解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工作的进程，保障参保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升参保人群的获得感，进而提升整个社会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并由此进一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全社会高质量地开展。
1.2 药液配制 将紫地榆根粉碎，称取20 006.98 g，用95%工业乙醇浸泡48 h，旋蒸得到浸膏，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得到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部分（以下分别称为乙酸乙酯提取物和正丁醇提取物），冷冻干燥成粉末，均用蒸馏水将其配置成2 mg∕mL溶液。
（二）提升保障水平仍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重点。
无论是总体回归中“农业户口（hk）”的显著负向影响，还是稳健性检验中低收入、低学历、农业户口、无稳定工作组，关于“收入水平（lnpinc）”“受教育程度（edu）”计量结果都没有表现出期望中的显著正向水平，说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没有达到农民期望。因此，虽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工作实现城乡统一覆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要考虑城乡差别，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因地制宜。
要考虑基本保障水平与农村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投保基本养老保险本身就会对农民可支配收入造成挤占影响，倘若保障程度又不能与日益增长的生活基本开支、医疗保健支出匹配，就难以引起农村居民的兴趣。特别是，随着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他们逐渐意识到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达预期，就进一步降低了自身的投保意愿。因此，优化精算模型，重新审定农村养老保险缴纳与保障水平仍要受到政府重视。
三是以学讲话促进对外合作。集团（总局）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促进联合联营联盟。9月27日，北大荒集团与农发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并与中粮粮谷举行战略发展座谈会，推动商品粮收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等领域的深入合作。10月22日，北大荒集团与中垦基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国家级基金的金融优势和北大荒集团的产业优势，为中国农业领域航母插上金融翅膀，助推北大荒集团产业发展。集团（总局）还积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寻找合作机遇。天津食品集团董事长等多位大型国企领导人到访垦区，徐学阳也率队赴浪潮集团和天津食品集团进行考察调研，就双方业务合作落地及推进资本层面合作深入交流与探讨。
（三）保障居民就业生活促进城镇居民积极投保。
拥有固定劳动合同可以显著促进居民参保基本医疗保险，就业是城镇居民的立身之本，稳定的工作带来收入来源，才能进一步考虑对养老保障的追求。另外，政府还要考虑城镇职工的子女抚养问题，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支出会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产生替代效应，上文实证结果中，未成年子女数对因变量显著的负向影响可以反映这一点。
4）完善监测监控体系。加强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工作，通过增加监测断面，提高监测频次，采用自动监测设备，构建完整的监测网络，随时掌握水域水质变化情况，为水功能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一方面，要继续保障城镇居民就业的权利，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社会总体的就业率。其中，要重点关注毕业大学生就业，毕业大学生属于高知人群，他们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认识更为客观，因此，在稳定工作的前提下更容易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进一步合理的实施教育补贴，减少城镇居民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负担，释放自身的基本养老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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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4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10-0070-08
作者简介： 孙红敏（1982—），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潘炜迪（1984—），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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