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岳王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5-0019-06
陈独秀投身于革命活动的时间很早，甚至从他小时候对科举制度的厌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叛逆态度，就显示出了几分“革命”的性格。像当时许多追求救国真理的革命志士一样，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在那里他不仅接受了西方思潮的洗礼，而且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家，从而使其与生俱来的革命性更加激情澎湃。但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陈独秀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他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相比，早年创建岳王会这一反清革命组织，从而使安徽沿长江流域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则很值得今人了解。可惜，由于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建这一段历史的档案资料缺乏、研究成果不多，一般人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因而影响了对早期陈独秀的认识与评价。本文试图作一较全面的叙述与评论，并请方家批评指正①。
对暗杀活动的反省，终于放弃“个人浪漫”的革命方式
一般了解陈独秀的人，恐怕不会把印象中书生气十足的他与暗杀组织联系起来。但是，陈独秀后来进行“科学的革命运动”，即发动民众、组织革命团体的思想萌芽，则源于其参加暗杀活动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个人浪漫”式的暗杀活动并不能救国，从而亲手创建了岳王会。
1903年～1904年间，陈独秀的反清爱国行动表现主要是奔忙于文字宣传与讲演鼓动，用心在国民的思想启蒙与爱国意识的培养。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的拒俄讲演曾经轰动一时，也使陈独秀成为“乱党”遭清政府通缉。这种“文斗”的遭遇，使很多像陈独秀一样急切希望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志士想到极端的革命途径——暗杀。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这种思潮是比较盛行的，其原因有“文斗”不成的刺激，同时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如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及俄国虚无党的影响，20世纪初的反清志士们鼓吹“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因此，他们身体力行，把暗杀作为一剂非常革命的良药引进中国，称暗杀是为了“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期待暗杀活动能引起中国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而投身于暗杀活动中。
1904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1](P68)。因1903年秋冬陈独秀与章士钊在一起办了3个月的《国民日日报》，两人已成莫逆之交，因而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1](P69)，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2]。陈独秀一到上海，杨笃生等人就与其进行了一次密谈，当即决定发展其为暗杀团成员，随后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暗杀团。据蔡元培叙述，参加暗杀团有极严密的入会形式：“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3]对于自己参加暗杀团的过程，陈独秀晚年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4]
同年10月下旬，华兴会黄兴预谋在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因泄密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策划再次起义。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行踪，暗杀团所在地上海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与之有联系的一些革命志士，只好暂时躲避起来，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1个多月后也返回芜湖[1](P69)。
陈独秀在暗杀团里直接参与的暗杀活动是1905年吴樾在北京炸清廷五大臣。陈独秀等鉴于当时国人思想麻痹，轻信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遂想利用炸弹“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任务由革命志士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孟侠）承担。吴樾于1903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潘赞化等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5]因此，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吴樾赴京行刺清五大臣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6]。吴樾离开芜湖时，把自己的《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等著作交友人张啸岑保存，并表示如事败，“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5]。
是年9月25日，吴樾怀炸弹潜入车站，并登上清五大臣乘坐的专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当场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1](P70)。遇炸的消息传到安徽，陈独秀立即致函在保定的张啸岑探询：“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5]。其焦虑关切之心，溢于言表。吴樾在行动前留存在张啸岑处的《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等著作，都遵烈士嘱咐转交给陈独秀[7]，后陈独秀又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1911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深切悼念吴樾烈士：“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王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8]。可见，陈独秀对吴樾的深厚感情。
辛亥革命后，安徽革命者为追念包括吴樾在内的九位皖籍烈士，由陈独秀发起集英灵遗骸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由柏文蔚书石以记烈士勋业，并获孙中山手书“皖江九烈士墓碑”的殊荣[9]。
尽管陈独秀参加了暗杀团，试制过炸药，并参与策划吴樾行动，但对“暗杀”这一革命方式似乎很快产生了怀疑。1923年1月，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就对这种革命方式进行分析指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10]这时，他已从阶级斗争与个人力量关系的角度来科学认识“暗杀”问题了。
暗杀活动的屡次失败，更促使陈独秀对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救国的暗杀活动进行深刻反思。1905年暑期，他终于摒弃血性反清的暗杀形式，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练军的革命力量，组建了革命组织岳王会，投身于“科学的革命运动”，走上了发动和组织民众一起进行革命救国之路。
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创建岳王会
在陈独秀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参加暗杀团的这段经历是其革命生涯中淡淡的一笔，几乎是瞬间即逝了。他真正投入的革命活动则是亲自创建“岳王会”，由此掀起了安徽省内及其沿长江流域的革命高潮。
在岳王会的创建过程中，安徽公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所学校是皖人李光炯与卢仲农于1903年开办在湖南长沙的“安徽旅湘公学”。由于陈独秀的积极活动，学校于1904年迁到芜湖开办。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11]；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12]。1905年2月，安徽公学在芜湖正式开学，校址在繁华的“二街”上。初设中学、师范两部，首批招生五十余名，大都是皖省有志于革命的进步青年。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青年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为教学主旨。李光炯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植革命力量，所聘教员也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留日学生。除陈独秀外，在这个学校担任教职的有刘申叔、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啭、江彤侯等。“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13]学校迁至芜湖不久，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在校内组织了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据参与创建过程的柏文蔚和常恒芳回忆，这个组织命名为“岳王会”，是继承宋民族英雄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精忠报国的精神。所以“岳王会”寓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意义。当时参加“岳王会”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以烧香、宣读誓约为仪式，是一个十分秘密的组织，对外联络均用假名。据说有个“章则”，但没有保存下来。会员人会与暗杀团相似，也是采取歃血盟誓的形式。对外不作任何宣传，绝对保守秘密。
“岳王会”的组织形式基本上还是旧式会党，但又具有了新式职业革命团体的雏形，中央设总部，地方设分部。1905年10月，柏文蔚去南京新军当队官。冬，常恒芳也负着革命组织使命赴安庆尚志学堂任训导主任。于是岳王会就分成三部。芜湖为总部，陈独秀任总会长，柏、常在南京、安庆各设分部，各任“分部长”。“岳王会”的活动采取秘密形式，其骨干分子吴畅谷、郑赞丞、倪映典、熊成基、龚振鹏等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如“维新会”、“华族会”、“同心会”等进行反清活动。
关于岳王会的史料并不多见，现有文献资料中只有关于岳王会的零星记载：
《吴烈土畅谷革命史》载：“烈士即于是年（1905年）冬返国，号召同志密谋光复，又恐事败牵动本部，乃创立江淮别部曰武毅会，其与南京一部如柏文蔚、倪烈士陈典，胡王维栋，龚君振鹏联合者曰岳王会。”[14]
《柏文蔚传》云：“……文蔚出走皖北，遍访张孟介，岳相如诸同志，与之约誓。到芜湖与李光炯、刘光汉等组织秘密机关于安徽公学中；又与陈仲甫立岳王会，招收少年有志之士……至是江淮间革命之要基益固。”[15]
冯自由著《戊申熊成基之役》说：“时有岳王会之设，为安庆军界运动革命最先之组织。”[16]陈春生《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一文亦有同样记载。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说：“其在练军堂如柏文蔚（字烈武）、郑赞丞（字芳荪）等，提倡革命，不遗余力，于是创立岳王会。”又《范烈士传甲传》说：“光绪三十年，皖省初创新军，乃纠合皖北英才之士，如张汇滔（张孟介），张靖夫，石德宽等多人，投入其间……其初次应征到皖之时，即与柏文蔚、常潘候、袁子金、薛子祥等多人，组织岳王会、华族会，收罗天下英才，惟其名义太深，难以普遍，后立维新会。”宋教仁著《程家怪革命大事略》（上）说：“黄兴毕业归国，以上海之军国民教育分会，改为爱国学社。说者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另，《阜阳县志续编》卷10《杨国弼传》有这样记载：“时同盟会尚未成立，各地革命组织随处异其称谓，其皖者，以岳王会最著，国（杨国弼）因加盟焉。”
以上文献资料说明，在辛亥革命前，安徽省内即有一个革命组织在领导着全省的革命运动，安庆的新军是他们活动的基地。这个组织出现的时间，可以肯定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它就是岳王会。沈寂考证指出，宋教仁所指的与华兴会、光复会同时出现的安徽革命组织，误为武毅会，“应该是岳王会，武毅会是误”。
岳王会创建者之一的柏文蔚在其晚年自撰《五十年大事记》中说：联络组织成立岳王会，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此种组织，陈仲甫、常恒芳（藩候）诸君，皆最重要分子。旋以会中掌机要之人，将要件遗失，余要求治以严刑，仲甫宽之，此事遂寝。常恒芳亦于1946年回忆此事的经过时说：“我们的组织名称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那时参加组织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不外为反对满清。那时一般人，大概都倾向立宪，就连我那时对政治的认识，亦只看到三权鼎立。我们将章则拟好后，字句还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进去，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这是秘密的表现。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烧香，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的时候，都用假名字。”
组织革命团体之后准备革命行动，进行武装暴动
在岳王会成立前，陈独秀就已认识到走军事斗争路线、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重要性，主张必须联络、整合省内革命力量，尤其是军界的武装力量。1904年2月，安庆武备学堂头班学生毕业后，皖抚即令招募新军300人，归毕业学生训练，名叫武备练军。沈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一文中转引《铁侍郎抽阅沿江各省营务、炮台、武备学堂情形折》称：所招士兵“皆先身材合格，年少识字者充当”。柏文蔚因参与藏书楼的演说，被安徽大学堂开除，于是也投身武备学堂练军，继续革命活动。在学堂里，柏文蔚发起组织“同学会”，“入会者，多淮上健者”。所谓“淮上健者”，又以寿县人为中心。沈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中说，清末寿州的知识青年，以秀才身份去安庆武备练军当学员兵的就有13人。对于这批新生力量，陈独秀和柏文蔚等十分重视，认为安徽的革命大业，必须由团结、组织“淮上健儿”着手，乃于1905年暑期相约访游皖北，发动新军中的进步分子。
关于此事，柏文蔚的遗著中记载详细：
“旋约陈独秀、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诸君作皖北之游，遍访江湖侠为之士。于是有石敬五（竞武）、宋健候诸人，皆为吾人之健将焉。”
“（皖北）诸同志多热心奔走，创办学校，开通民智，灌输革命思潮，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会党兄弟，绿林豪杰，群相附翼。因陈独秀、王静山等先至怀远等地到寿州，即住文蔚家中。独秀与孙毓筠（少候）在寿初次见面谈革命。从此与淮上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乡里。留家数日，即与独秀起早至下塘，适裴书田所办知新学校与李寿臣所国办求是学校，互争学产，力为调处，两日不成，经合肥至芜湖。”
陈、柏的这次皖北之行，使全省的革命力量有了中心，省内的革命思潮很快发展起来。安庆武备练军革命力量，加上芜湖安徽公学的革命力量，使岳王会拥有了较强大的革命队伍。
岳王会成立后，为了更有效、更直接搞兵运，岳王会会员中有不少索性投入新军充当士兵。常恒芳回忆道：“这年秋天，清政府决定在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由于干部不够，乃在安庆举办干部培训班，人员由绿营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军的干部。我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想进去，但是我不是绿营里的人，没有被挑选资格。因此，我找了督练公所中有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像迎江寺定塔里和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17]岳王会在发动新军武装起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形成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岳王会在新军中所做的工作，成绩很显著。正如常恒芳自己所说：“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范传甲传》中亦说：“凡在新军之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新军两标余众，无不唯命是听”。可见岳王会与安徽新军之间的密切关系，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岳王会的影响，倾向革命。当时岳王会的核心领导人物都分布在新军训练所里，岳王会的一切活动，均通过外围组织，从而保证了核心组织的安全。
1907年徐锡鳞在安庆起义，没有与岳王会联系和合作，由于孤军奋战而失败。至1908年秋，岳王会势力在安庆已有了很大发展，其中不少成员在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原计划利用新军在太湖会操的时机发动起义，后因领导人被捕，起义未能如期进行。11月26日，传来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消息，岳王会认为是天赐良机，即于当日下午在杨氏试馆召开紧急会议，举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决定于当晚行动。参加起义的有新军马营、炮营全部、61标全标、62标第3营、辎重队一部，激战3昼夜，起义失败。起义失败后，遭到了当局的疯狂镇压，安庆的岳王会组织由此瓦解。
岳王会自建立后，就成了安徽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岳王会组织瓦解后，安徽的革命运动，也随岳王会的惨遭摧残而走向低潮。岳王会有鲜明的特点：摒弃了暗杀形式的冒险主义行为，注重团体的力量；联络的对象，不仅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军界发展会员，扩大影响，壮大力量，以待时机，搞兵变，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就此来说，岳王会可称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这一做法唤起了其他革命志士注意武装力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新军首先打响的，而发动新军进行革命的道路，是由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开辟的。
对同盟会一些人的认识影响后来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
岳王会创立不久，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为联络国内各地革命力量，孙中山指派一批同盟会干部回国筹建同盟会地方组织。派往安徽的是原岳王会会员吴旸谷。吴回国先到南京，很快与柏文蔚、倪映典、胡维栋、龚振鹏等岳王会成员联络上，在鸡鸣寺召开秘密会议，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1](P74)。吴随后又回到合肥，筹建同盟会安徽分部，即所谓“江淮别部”（又名武毅会）。一时间武毅会与岳王会同时在安庆、合肥之间活动，在吴的鼓动下，许多岳王会成员加入了同盟会，岳王会的创建者之一常恒芳在柏文蔚等加入岳王会不久也转入了同盟会。
1906年夏，岳王会以总会名义作出决议，接受吴旸谷等人的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资料记载是：“丙午夏，（岳王会）总会决议接受吴畅谷、张根仁之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于（是）在各学校各机关者，另组华族会，在军营另组慰心会，是乃外围组织。”[18]但唯独岳王会的缔造者和总会长——陈独秀没有加入。对于岳王会会员加入同盟会，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而是悄悄地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三次赴日留学。
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以下因素也许起了主要作用：
其一，对同盟会的“十六字”政纲持有异议，即存在与同盟会政见不一致的地方。赤光在《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一文指出：“其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兴汉灭清’为口号，他即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种‘民族残杀政策’”[19]。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主要宗旨是“驱除鞑虏”即以“排满”相号召，有种族革命的含义，陈独秀对此不同意。《安徽俗话报》1904年7月27日发表他的《亡国篇》一文说：“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摒弃了种族仇恨。陈独秀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过分强调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政见分歧恐怕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对革命阵营里某些人士品质恶劣的不满。陈独秀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中，向同案犯濮德志谈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时说：“当时的同盟会人士中，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令我敬佩外，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你看汪精卫一类的文人，都是政客、官僚，类似蒋介石一类的武人，都是军阀。”“同盟会只不过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罢了，绝对干不了革命。”[20]这些话自然带有偏颇倾向，但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品质是有看法的。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时，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出版）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以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这种对同盟会（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国民党）的看法，甚至影响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起初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是在国际代表以“组织纪律”的胁迫下，才勉强同意，后来陈独秀还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成是“在粪缸中洗澡”[21]。可见其对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所抱的成见之深。
其三，党人之间门户之见的影响。不排除同盟会与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之间存在门户之见，如吴旸谷虽曾是岳王会员，但当他代表同盟会回国联络江淮革命志士时，基本上是自成系统，至多也只是看重和借用已在清廷军队中有一定力量的岳王会分部成员，而不是直接与陈独秀和以陈独秀为总会长的岳王会总部建立联系，故意绕过他，与他的部下联系，继而全盘吸收他所组建的岳王会班底。另外，党人之间各自以正统自居，如光复会的陶成章，就把同盟会、光复会视为革命力量之正统，而把岳王会等视之为“江湖会党”，谓该等会党“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皆兴起于一时之间而已，非有积厚流光之势力”，这种态度自然会引起个性极强的陈独秀的反感，于是不愿与其合作。陈独秀1906年去日本，在日本留学两年期间，没有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来往，反而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活动。这其中是否隐含他的不满？
其四，个性使然。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其个性桀傲独立，不会轻易附和、迁就他人，要他把自己一手创建的岳王会加入到稍晚成立的同盟会，除非让他心服口服，否则自然是“不欲加盟”。何况在陈独秀看来，岳王会和同盟会之间还存在政治见解的不同等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当国际代表要求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作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时，陈独秀愤怒地表示反对说：“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22]。可见其态度之坚决，情绪之激烈。
收稿日期：2009-02-25
注释：
①研究陈独秀与岳王会的研究成果不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一文（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沈文对岳王会的成立过程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在当时确实起了填补空白的创新性作用。本文在借鉴沈文成果的基础上，对陈独秀创建岳王会前后的思想与革命行动及陈独秀与岳工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本文未标注参考文献的引文，均引自或转引自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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