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重新理解自然的哲学框架——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框架论文,概况论文,当代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B
人在自然(乃至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这是环境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具体的问题：自然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都会以某种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哲学理论也必然会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或明显或含蓄的答案。西方近代主流哲学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解答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中世纪的哲学，也与东方哲学迥然有别。在许多学者看来，以原子论、机械论和二元论为特征的西方近代主流哲学从自然中把意义、价值和目的连根拔起，因而要对当代的生态危机承担主要的思想责任。所以，反思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的环境后果、建构一种非原子论、非机械论以及非二元论的生态世界观，就成了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重要使命。
一、环境危机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兴起
20世纪60和70年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盲目征服和傲慢控制逐渐结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恶果。弥漫在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问题动摇了工业文明的生存根基。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西方哲学界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
1.现代西方环境哲学的发轫
第一篇从世界观和价值论的高度反思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当数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196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在怀特看来，导致西方文明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怀特认为，要使西方文明摆脱环境危机，就必须改造和重建基督教，使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用“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平等的”观念来代替“人对其他创造物的绝对统治”的观念。①怀特的这篇论文在西方宗教和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预制了西方主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方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1971年，学院型环境哲学在佐治亚大学的一次小规模的会议上首次正式登台表演。”②这次会议就是1971年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举行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哲学会议。会议的文集以《哲学与环境危机》为题于1974年出版。该文集关注的重点是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大多数作者都认为，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是错误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而，消除环境危机的希望取决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革。其中，有三篇论文尤其引人注目(即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达姆的“环境伦理与态度革命”、美国著名伦理学家范伯格的“动物与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利”和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哈茨霍恩的“技术的环境后果”)，它们分别预示了西方环境哲学的三个重要进路：客观主义的实在论进路，伦理扩展主义的规范伦理学进路，万有在神论的超验主义进路。③
2.环境伦理：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主战场
环境危机属于实践哲学的问题，因而，当代西方哲学最初主要是从实践理性即伦理学的角度来展开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的。在关注和思考环境问题的大多数哲学学者看来，导致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现代人(主要是现代西方人)把自然排除在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致使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自然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人类的贪婪面前，任由人类掠夺和破坏。因此，环境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展伦理关怀的范围，使人类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动物、植物、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成为能够获得伦理关怀的“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从而使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能够受到伦理的约束。所以，在当代西方，对环境问题的伦理思考不仅是哲学反思的切入点，而且是环境哲学研究的“主要战场”。④
20世纪70年代，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哲学论文不约而同地在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学术圈浮出水面，成为推动西方环境哲学(特别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引擎和发动机。⑤1979年，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专业学术季刊《环境伦理学》杂志在美国创刊，为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顺利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园地。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于1990年在美国成立，成为组织和推动环境伦理学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总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modern anthropocentrism)、动物解放/权利论(ani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这四大理论学派的建立，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流派已基本浮出水面。⑥围绕这四大流派而展开的学术争论，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主题。⑦
3.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现实加强了西方学者从更为宽广的角度研究环境保护之哲学问题的紧迫感，而全球环境意识的普遍觉醒则为环境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氛围。就学术研究而言，通过对环境伦理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深入研究后，许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对环境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伦理问题。因为，对一种新的伦理观的接受和证明，需要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前提；出于对巩固和完善新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需要，环境伦理学也需要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从世界观、方法论、形而上学、知识论等角度为环境伦理学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从伦理学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的哲学研究，并没有穷尽环境问题的所有哲学维度。在环境伦理问题之外，还有许多环境哲学问题需要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加以思考，例如，如何理解自然？自然这一概念是如何被文化和社会所建构的？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种全新的概念构架，这种构架既能避免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又能彰显人与自然各自的特殊性？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伦理思考的范围。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西方环境哲学逐渐摆脱了对环境伦理学的过度沉迷，开始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环境哲学问题。作为这种摆脱的一个戏剧性的标志，就是国际环境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的成立(1997，美国)和《环境哲学》杂志(季刊)的创刊(2004，美国俄勒冈大学)。⑧
国际环境哲学学会在其网站中明确指出，环境哲学从宽广的角度来研究环境哲学问题，不仅包括环境伦理学，还包括环境美学、环境本体论、环境神学、科学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和技术哲学。《环境哲学》杂志在其创刊宗旨中也指出，该杂志的选题包括：环境哲学、人文科学与环境政策、环境伦理学及其实践、环境美学与环境文学、环境神学、建筑与生态、生态现象学、文化与社群、科技哲学、环境正义与政治生态学、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非西方的以及原住民的视野、比较环境哲学等。由环境哲学的这两个重要平台(国际环境哲学学会与《环境哲学》杂志)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西方环境哲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宽广，几乎涵盖了传统哲学领域的所有议题。第二，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宗旨，就是站在环境主义的立场，彻底反思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特别是关于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一些基本假设)，重新疏理、阐释和探讨西方哲学理论的环境意涵，试图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认真地反思和说明现代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并为现代人指出一条摆脱生态危机的哲学出路。
在国际环境哲学学会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环境哲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以来，国际环境哲学学会每年都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同时，国际环境哲学学会与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联合举办一次以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此外，1998年以来，国际环境哲学学会还与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共同主持“美国哲学学会年度学术会议”中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分会场”的学术活动(此前，该分会场一直由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独立主持)。这些会议为有关学者分享环境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交流环境哲学研究的成果、探讨环境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研究环境哲学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⑨2008年，两卷本的《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哲学百科全书》也在美国出版。⑩可以说，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二、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主题
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研究范围虽然非常宽广，但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即对近代西方的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批评以及对生态世界观的建构。相对来说，西方学者对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分析和批评较为成功，而对生态世界观的建构仍处于探索之中。
1.对近代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批评
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认为，导致现代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是近代的科学主义世界观(scientific worldview)。研究环境哲学的西方学者不仅分析了这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及其基本特征，还揭示了科学主义世界观导致当代环境危机的内在机理。
在当代环境哲学看来，科学主义世界观是在17和18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形成的，尽管它的思想渊源可以在古希腊和基督教思想中找到。科学主义世界观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原子论和机械论的；第二，它是二元论的。根据科学主义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自然界是由原子(相互独立存在的具体的微粒)组成的。它像机器一样由一堆物件构成，这些物件不是依据相互的亲和力或内在的动力而结合在一起，而是依据纯粹机械的、盲目而外在的运动规律而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原子主义的世界完全是可以量化的，因而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还原成在可测量的空间关系中存在的、可计算的单元。自然界不过是它的僵死的部件的机械堆积。通过这样一种描述，科学主义世界观就把所有与心灵有关的属性——能动性、自我活动的能力、主体性、灵魂、意义及目的——都从自然界中抽离出去了。其结果，心灵要么是一种幻像，一种可以还原成机器的机械现象(如霍布斯所主张的那样)，要么就不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一种在本体论上独立于物质的、独特的存在样式(如笛卡尔所主张的那样)。(11)
科学主义的二元论为人们把心灵从自然界中驱赶出来、并把它放置在人类这里提供了辩护。根据这种二元论(笛卡尔是其代表人物)，由于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由具体的微粒构成的，因而心灵只能以某种方式被封闭在人类的大脑中。所有的意义、目的和价值都是心灵的产物，因而也只存在于具有心灵的人类这里。作为毫无活力、毫无目的、僵死和盲目的存在物，自然只拥有我们投射给它的那类意义和价值。因而，人类不仅在绝对的意义上高于自然界其余的存在物，而且是道德关怀的唯一恰当的对象，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唯一衡量尺度。(12)
通过把自然理解成纯粹的物质微粒、并把意义和价值逐出自然界，科学主义世界观为工业文明肆无忌惮地利用和掠夺自然扫清了道路。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麦茜特所说：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对人类行为具有一种文化强制作用，因为，“只要地球被看成是有生命的、有感觉的，对她实施毁灭性的破坏活动就应该视为对人类道德行为规范的一种违反”。随着机械论世界观的胜利，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让位给了地球作为机器的隐喻；征服、驾驭和统治作为机器的自然，逐渐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自然作为女性通过实验被控制、被分解的新形象，使得掠夺自然资源合法化……对深入地球母亲的限制，被转化成了对完全剥夺的赞许。”(13)
2.生态世界观的建构
如果说近代西方主流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一种根本性的分离原则(principle of separation)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当代的生态世界观则是建立在相互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interconnectedness)的基础之上的。从生态世界观的角度看，世界不再被视为由相互独立且相互排斥的两个部分(如心灵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等)所构成。所有的存在物都被视为包含着其他存在物，同时也被其他存在物所包含。实在被理解为一个由共享的、相互渗透的本质所构成的关系系统。由于特定个体的属性只是它与其余无数个体之关系的一个函数，因而这些属性不再只属于该个体：在一个网状世界中，每一个个体都通过与其他个体的互动而获得其属性。因而，像心灵、主体性或灵魂这类属性，就不是人类所独享的，它必然弥漫在整个自然系统中。因此，自然界就其本身而言在道德上就是重要的，而不仅仅是人类的资源库。这样一种生态中心的世界观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中而不是自然之上或自然之外，从而消解了传统世界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14)
不过，环境哲学的研究者对相互关联之具体内容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存在于整体主义的视角(perspective of holism)与关系主义的视角(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ism)之间。
根据整体主义的视角，相互关联意味着，个体只有在表象的层面才是独立存在的或具有重要意义：个体缺乏终极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可以被视为与更大的整体融为一体的存在者。整体主义视角又可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人们可以把自然看成是自我的延伸，这样，自然的利益与自我的利益就是不可分割的，捍卫生态就变成了人类的自卫。第二，人们可以把自我(以及人类)看成是自然的延伸或产物，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根据这种理解，自然的利益也就是人类或自我的利益。因此，从整体主义的角度看，人们要么在观念上把自然纳入自我之中，要么把自我消融进自然之中。当代的生态哲学家更多地倾向于前一种解读。深层生态学是整体主义视角的重要代表。(15)
根据关系主义的视角，个体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的实在只是它们的关系的一个函数：正是通过彼此的相互联系，它们才得以确立自我并划定彼此的边界。因此，自然界不是显现为一个场域或存在之流，而是显现为一个共同体，在其中，个体之间内在地就是彼此相连的，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同时，个体又保持着其独特的个性。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必须尊重他者的他者性。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都更倾向于从关系主义的视角来解读相互关联的具体内容。(16)
许多学者都认为，整体主义的视角与关系主义的视角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相互关联可以被视为同时包含了对整体和(关系中的)个体的认同。个体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通过不断地与其生存的更大系统进行能量交换而维持自身之完整性的能量构型(energy configuration)或子系统。因此，个体的关系性包含了它们的个体性，而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更大的系统也拥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这使得这个更大的系统能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更大的个体)而存在。(17)
三、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三个流派
虽然大多数研究环境哲学的学者都采取问题取向的研究路径，无意建构某种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领域还是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流派，即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or ecological feminism)和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尽管许多学者都对这三个流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三个流派都把当代的环境危机归结为西方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关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以及消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途径，它们提供的分析各不相同，同时，它们对主流世界观的批评和对生态相互关联之观念的说明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本专栏中有专文介绍深层生态学的观点，因而本文只对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1.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各种各样致力于揭示对妇女(以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之间的联系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者团结在这样一个中心信仰周围：妇女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些本质上是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第一，女性的生物学构造使得她们与自然的生殖和养育功能之间的联系比男人更为紧密。第二，在被男人剥削、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置于边缘地位、且被客体化方面，妇女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18)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目标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这两个运动都需要发展出一种不带男性偏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的”，因为它力图揭示并消除任何形式的男性偏见，并致力于创建不以男性偏见为基础的行为方式、社会政策和哲学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也是“生态的”，因为它理解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把保护生态视为自己的使命；它还把人当作生态人(作为关系自我和生态自我)来理解，认为任何一种恰当的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哲学都必须关心环境。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任何一种缺乏生态学视野(特别是妇女与自然的关联意识)的女性主义，以及任何一种缺乏生态女性主义视野的环境哲学，都是有缺陷的。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多维视野的”，因为它把各种社会统治形式(如种族歧视主义、阶级歧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都纳入了对妇女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之中。
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我们可以把生态女性主义区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关心动物的生态女性主义、激进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包括妇女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部分地)妇女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较为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之压迫的精神文化根源，把世界观和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之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武器主要来自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部分地)妇女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较为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双重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的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19)
2.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梳理与生态女性主义有些类似。社会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布克金认为，人类统治自然的冲动是在等级制社会中形成的；只有克服了产生“统治之意识形态”或“统治之心理学”的社会条件，人类统治自然的冲动才会得到纠正。在布克金看来，除非我们消除了社会中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家庭的、年龄的、政治的、制度的，否则，对自然的统治就将继续存在。(20)
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和深层生态学家一样，布克金也认为，自然是一个关系的领域，这个领域被打上了人类行为的特征。但是，与生态女性主义者和深层生态学家不同，布克金强调生态系统的进化特征：自然不仅仅是相互关联的部分的集合，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新的更为复杂的存在物得以持续不断地产生——使自然物种不断地分化。换言之，一个生态系统不仅是由其内在的关系构成的，而且是由其历史和目的构成的。据此，布克金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划出了一道实质性的分界线。尽管人类的主体性(第二自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主体性(第一自然)是彼此相连的，因为前者来源于并再现了后者；但是，它超越了后者，因为这种主体性在人类那里发展到了更为高级(更为复杂、更高的自组织能力)的阶段。因此，在布克金看来，与自然的和谐不是通过简单地认同于自然(如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那样)而实现的，也不是通过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发动一场革命(如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那样)。根据他的进化论观点，只有让我们的本性得到自由的实现(以符合我们本性的方式)，我们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并拯救我们的地球。相应地，我们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才能繁荣昌盛：这个社会能够保护、重建并优化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系统。如果我们想持续地进化出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主体性和精神，那么，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是“非等级制”的。因此，我们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人类的未来进化都呼唤某种非等级制的社会；这样一种消除了统治心理学的社会将能够确保，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互惠的、良性的。(21)
四、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动向与趋势
站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哲学，为环境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新的灵感，探索新的路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泛神论、过程哲学、斯宾诺莎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等正在成为许多西方学者深化其环境哲学研究、拓展其理论视域的思想武器。其中，有两个新兴的学术动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环境实用主义和生态现象学的兴起。
1.环境实用主义
在现代西方，美国是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大本营。同时，美国又是实用主义的故乡。实用主义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探讨实用主义与环境主义之间的关联性，阐述某种形态的环境实用主义便成了许多美国学者近年努力的一个目标。在主张环境实用主义(environmental pragmatism)的学者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家关于人类圈在任何时候都是置身于更大的自然圈中的思想，关于人类圈和自然圈必然会以某种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对方的观点，以及关于价值产生于人与环境之间的永不停止的互动过程之中的观点，都与当代许多环境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实用主义可以为环境哲学提供一种可供替代的理论基础。
帕克认为，实用主义倾向于发展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新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看来，心灵不是世界之外的一部分；它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一个关系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宇宙中，主体和客体都处于关系的链条之中。主体和客体的脆弱区分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经不起形而上学的审查。因此，实用主义反对那种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二元论。(22)
麦克唐纳德认为，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主张某种以生命为中心的价值论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皮尔斯的“共同体”观念和米德对心灵形成的社会影响的分析，削弱了那种以某些特定心理能力或人的主观状态为基础的价值的主观性。皮尔斯和刘易斯不仅赞成内在价值的观念，刘易斯还为关系价值论提供了比克里考特(Baird Callicott)这类自然主义者的理论更好的理论基础。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和价值理论方面，杜威都是反主体主义的，他的哲学事业致力于克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克服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心灵与物质之间的二分。杜威的思想目标是建立一种自然主义的、非主体主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和哲学。因此，在麦克唐纳德看来，与其他思想流派相比，实用主义不仅能够提供一种更可靠的关于内在价值的理论，而且可以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哲学模型。(23)
在主张环境实用主义的学者看来，环境实用主义至少可以在以下4个方面为当代环境哲学的研究提供帮助：(1)考察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2)阐述某些实践战略，以便缩小存在于环境伦理学家、政策分析家、行动主义者和公众之间的分歧；(3)从理论上探讨环保组织与环保行动的规范基础，以便为行动者们在政策层面达成共识、使理论争论趋于共识提供基础；(4)为多元主义的环境规范理论提供一般的理据。(24)
2.生态现象学
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由于其突破了西方主流哲学割裂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身体与心灵等的思维方式，从而为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灵感。较早从现象学角度探讨环境哲学问题的论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5)90年代以来，挖掘经典现象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和作为现象学家的尼采)之环境哲学思想的论文大量涌现，相关的专著和文集也陆续出版。(26)
现象学强调“面对事物本身”，把回到“事物”或“事情”本身(即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现象学家都批评并拒斥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对其经验根源的遗忘。这种遗忘的后果是，我们所经验的实在被某种抽象的实在模型所取代。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现象学承诺的似乎都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路径，这种路径展现的是一种不同的“自然”概念，这种路径既能避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特征，又能避免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还原论。因此，这一点不应使我们感到惊讶：当代的环境主义者在现象学的方法论中看到了某种希望。现象学拥有这样一种独特的能力：使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根植于这种关系中的价值经验得到表达。对环境哲学家来说，现象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我们能够超越那些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的许多根深蒂固的倾向：对客观性的沉迷，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概念，以及笛卡尔二元论的其他遗产。
具体而言，在研究生态现象学的西方学者看来，现象学对环境哲学的启发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象学关于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西方的生态危机负有责任的观点，深化了当代环境哲学关于生态危机之哲学根源的认识。德国学者梅勒指出，现代科学研究方式的科学性程度取决于其数学化的程度。数学的物理学成了精确科学的范式。作为自然主义之极端形式的物理主义把所有存在者(包括有生命的存在者、有意识乃至自我意识的存在者)都还原为物理事实以及物质和能量层面上的运动形式。为现代科学奠基的立场是纯粹认识主体的立场——这个主体为了便于接受纯净的客观真理而清洗了自己，以便在它的认识工作中清除全部有机体的需求以及生命实践的利益，清除感情需要和道德感，以及尽可能远地脱离感性经验。因此，现代科学和技术包含着一种反对其自然基础因而也反对它们自身的精神。
现代工业对自然的巨大干预正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机械论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对自然的这种理解包含着一种使自然极端对象化(即把自然还原为物理的量值和化学的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那种单纯的工具主义态度成为可能，而这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正是工业性的自然利用的基础。根据这种自然观，自然作为整体不过是纯粹的外在性，它的秘密不过是至今尚未被解决的计算任务。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体、物质基础和基本原料。面对如此这般的一个自然，人们只能把它当作工具，只能根据人的目的来利用它。人们很难去热爱原子，对于分子组合或细胞核人们也不可能产生同情心，对于神经元或基因人们更不会产生道德上的尊重。(27)
第二，现象学对实在、自然、主体等概念的全新理解避免了主观主义的价值概念和虚无主义的自然概念，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一概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例如，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的实存从本质上说是充满了意义的。而实存决不限于人类的存在。一切生物都是某种形式的实存。根据对实存的这种理解，主体性呈现为“世界的基本属性”。(28)因此，这个世界是与主体不可分离的，而主体也是与世界不可分离的。“世界全部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29)对主体与客体之相互关联的这种认可，使得我们能够走出近现代西方关于主体与客体之二元分离的毫无希望的困境。
根据对实存和主体的这种理解，庞蒂还把整个自然都看作是某种类似于身体的东西，并用“肉”(chair)这一充满感性和活力的概念来对它加以表达。在他看来，本己身体的肉，他人的肉，世界之肉是完全同质的。正是借助于“肉”这一概念，一切存在都被重新纳入到了自然的范畴之中。自然不仅与植物、与出生、与存活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意义和价值联系在一起。(30)庞蒂关于世界之物质性与肉体性的论述，克服了西方哲学在人与自然、价值与事实问题上的二元论观点，为某种尊重事物之变动性的、非二元论的本体论提供了希望。(31)富尔茨在《栖息于地球》一书中则系统地阐述了海德格尔把自然理解为自我呈现、本质、生命、规范与创造的思想，认为对自然的这种理解使得诗意的栖息成为可能，并为一种真正的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基础。(32)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现象学的反思表明，价值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自然的价值论属性既是内在固有的，又是不可消除的。这一洞见不仅取代了西方文化中关于自然的虚无主义观念，克服了传统的价值思维中存在的是/应当的困境，还为一种新的价值理性概念铺平了道路——这种价值理性概念承认自然的神性(goodness)与价值。对价值理性的这种理解为某种最低限度的形而上学整体主义提供了支持。对这样一个本质上是充满意义、且值得尊重的自然的重新发现，将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梳理。(33)不仅如此，摆脱了对待自然的虚无主义态度的这种新的自然观，还使得我们能够发展出某种恰当的自然哲学——现象学的自然主义，它能克服关于自然内在价值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不可消解的死结。因为，长期以来，人类都把自己理解为自然的某种异在。因此，世界上的许多宗教和道德都建立在对我们的自然存在的反叛的基础之上。通过把我们建构成自然的对立面，我们接受了那些威胁着地球自身的价值观和目标。生态现象学的力量和期许在于：通过重建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我们将能够重新理解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与角色，并进而阻止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自然本性、与我们的存在源泉之间的悲剧性的断裂。(34)
第三，现象学强调关注经验、感性和知觉的方法论为环境哲学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启迪。在现象学看来，西方哲学中关于心灵/世界的二元论把一个毫无意义的客观领域与一个自我确证的认知主体割裂开来，因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歪曲了我们的日常经验，认识不到我们的自我与世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自我与世界相互交织的这种经验正是我们认识并介入世界的基础。因此，现象学的描述要求我们关注“前-理论层面”的、尚未把自我与世界分离开来的经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世界中的存在”、庞蒂的“原初的意向性”、列维纳斯的“深不可测的存在”(il y a)等概念强调的都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织与统一。因此，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生态现象学能够在自然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方法论的桥梁，这座桥梁能够弥合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心灵与世界的鸿沟，能够使我们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既不能还原成毫无意义色彩的、运动中的物质之间的因果性关系，也不能还原为成纯粹的意向性关系。它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陈述体现于自然中的意义——这种方式既不指向意义与自然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断裂，又能抵抗那种试图把一方还原成另一方的种种诱惑。(35)
当然，许多学者也认识到，并不存在着某种体系完整的、单一的生态现象学。事实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传统现象学的环境哲学含义。例如，在新墨西哥大学哲学系的托马森教授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态现象学运动，即追随尼采和胡塞尔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实在论(naturalistic ethical realism)以及追随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超验主义的伦理实在论(transcendental ethical realism)。在自然主义的伦理实在论看来，善与恶在终极的意义上属于事实范畴，因而价值与价值观都应建立在这些“前-伦理”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在超验主义的伦理实在论看来，当我们的心灵恰当地向自然敞开时，我们所发现的其实只是那些与我们真正有关的事物；换言之，我们所发现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价值，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being as such)，即意义的超验根源，这个根源不能还原成事实、价值或任何种类的实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现象学进路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向善论(ethical perfectionism)。自然主义的伦理实在论主张的是生态中心的向善论，它强调的是所有生命的繁荣与实现。超验主义的伦理实在论主张的是人文主义的向善论，它要求培育并发展属于此在(人)的那些独特的品质与能力。(36)
总的来看，生态现象学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它既需要借助现代环境主义的某些理念来缓解、甚至消除传统现象学运动的某些消极因素(如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伦理虚无主义的因素)，又需要借助现象学来抵制某些激进的环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某些危险倾向(如厌人类癖、把人和自然都融入某种完全同质的存在单元之中)。
注释：
①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Science,Vol.155(10th March,1967).
②Baird Callicott and Clare Palmer,"General Introduction for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Environment",Baird Callicott and Clare Palmer 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Environment,Routledge，2004，Vol.I,p.xxx i.Callicott和Palmer都曾担任过“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的主席。
③Williams Blackstone ed.,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74.
④环境伦理学是大多数以“环境哲学”为题的文集和著作的重要内容。例如，较早出版的《环境哲学》一书包括三个主题：环境政策与人的福利、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对自然环境的态度(Robert Elliot and Arran Gare 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A Collection of Readings,University Queensland Press，1983)。由Zimmerman等人主编、且再版多次的《环境哲学：从动物权利到激进生态学》一书由四个主题构成：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政治学，其中，环境伦理学占了该书三分之一的篇幅(Michael E.Zimmerman et al.,eds.,Environmental Philosophy: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Prentice-Hall，1993，1998，2000，2004)。布莱克维尔哲学指南丛书中的《环境哲学指南》(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ing，2000)一书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用于探讨环境伦理问题，该书的主编Dale Jamieson曾担任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
⑤推动环境伦理学之兴起的三篇重要论文都同时发表于1973年。它们分别是：(1)罗特利的“是否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伦理？”(Richard Routley,"Is There a Need for a New，an Environmental Ethic? ",in Proceedings of the XV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No.1,Varnar,Bulgaria,1973);(2)奈斯的《肤浅的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Arne Naess,"The Shallow and the Deep,Long-Rang Ecological Movement"，Inquiry 16，Spring，1973)；(3)辛格的《动物的解放》(Peter Singer，"Animal Liberation",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April 5，1973)；两年后，为了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了对由该文引起的激烈争论作出回应，辛格把《动物的解放》一文的思想扩展成了一本书——《动物的解放》，揭开了现代动物解放运动的序幕。1975年，罗尔斯顿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伦理学》杂志上发表《存在一种生态伦理吗？》(Holmes Rolston，"Is There an Ecological Ethic? " Ethics85，1975)一文，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环境伦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合法的学科基础。关于这些论文的具体内容及其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影响，参见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62-74页。
⑥关于这四大学派的基本观点，可参见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第三章。
⑦环境美学和生态神学(特别是关于生态哲学的跨宗教/跨文化比较研究)也是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内容未予介绍。关于环境美学，可参见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兴起》，《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伯林特：《环境美学的发展及其新近问题》，刘悦笛译，《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John Porteou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deas,Politics and Planning,Routledge，1996。关于生态神学，可参见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2005)第4章；David Kinsley，Ecology and Religion：Ecological spirituality in Cultural Perspective,Prentice Hall，1995；特别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宗教与生态丛书”(其中三本已有中译本，即《佛教与生态》、《道教与生态》和《儒学与生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⑧除了《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比较重要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期刊还有《号手》(The Trumpeter，季刊，1984年于加拿大创刊发行；trumpeter也指“野天鹅”)；《农业与环境伦理学》(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1987年在美国创刊，2000年以前为每年出版3期，2003年以后为双月刊)；《伦理学与环境》(Ethics& the Environment，半年刊，1996年在美国创刊发行)；《世界观：环境、文化与宗教》(Worldviews:Environment,Culture,Religion，每年发行3期，1997年在英国创刊发行)；《伦理学、大地与环境》(Ethics，Place & Environment，每年发行3期，1998年在美国创刊发行)；《环境价值》(Environmental Values，季刊，1999年在英国创刊发行)。
⑨例如,Christopher Preston,Grounding Knowledge:Environmental Philosophy,Epistemology,and Plac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3; Hugh McDonald,John Dewey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SUNY Press,2003; Bruce Foltz and Robert Frodeman,ed.Rethinking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diana Uni.Press,2004; Michael Lewis,Heidegger and the Place of Ethics:Being-with in the Crossing of Heidegger's Thought,Continuum,2005; Frank Schalow,The Incarnality of Being:The Earth,Animal and the Body in Heidegger's Thoughts,SUNY Press,2006; David Michael Kleinberg-Levin,Before the Voice of Reason:Echoes of Responsibility in Merleau-Ponty's Ecology and Levinas's Ethics,SUNY Press,2008; Ted Toadvine,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Nature,Northwestern Uni.Press,2009; Vanessa Lemm.Nietzsche 's Animal Philosophy:Culture,Politics,and the Animality of the Human Being,Fordham Uni.Press,2009。
⑩Baird Callicott and Robert Frodeman,ed.,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hilosophy,Gale Cengage,2008.
(11)David Pepper,Modern Environmentalism:An Introduction,Routledge,1996,pp.135-148; Peter Hay,Main Currents in Western Environmental Thought,Indiana Uni.Press,2002,pp.120-128.
(12)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Gibbs Smith,2001,pp.18-40；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05-122页。
(13)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08页。
(14)Charles Birch and John Cobb,The Liberation of Life,Environmental Ethics Books,1999,pp.79-96；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5-33页。
(15)Warwick Fox,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Shambhala Publications,1990; Freya Mathews,The Ecological Self,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1.
(16)Val Plumwood,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Routledge,2002,pp.196-240.
(17)Frederic Ferre,"Personalistic Organicism:Paradox or Paradigm",in Robin Attfield and Andrew Belsey eds.,Philosoph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Cambridge Uni.Press,1994.
(18)David Pepper,Modern Environmentalism:An Introduction,Routledge,1996,p.106.
(19)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杨通进：《生态女性主义》，载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7-258页；Greta Gaard，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 and the Greens,Temple Uni.Press; Karen Warren,Ecofeminist Philosoph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20)Peter Hay,Main Currents in Western Environmental Thought,Indiana Uni.Press,2002,pp.288-292.
(21)参见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Andrew Light ed.,Social Ecology After Bookchin,The Guilford Press,1998。
(22)Kelly Parker,"Pragmatism and Environmental Thought",in Andrew Light and Eric Katz eds.,Environmental Pragmatism,Routledge,1996.
(23)Hugh McDonald,"Dewey's Naturalism",in Environmental Ethics,Summer 2002; McDonald,John Dewey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SUNY Press,2004.
(24)Andrew Light and Eric Katz eds.,Environmental Pragmatism,London:Routledge,1996,p.5.
(25)例 如,David Abram,"Merleau-Ponty and the Voi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Ethics,Summer,1988。
(26)如,Ladelle Mc Whorter,ed.Heidegger and the Earth: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Thomas Jefferson Uni.Press,1992; David Abrams,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World,Pantheon Books,1996; Bruce Foltz,Inhabiting the Earth:Heidegger,Environmental Ethics,and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Humanities Press,1995; Charles Brown and Ted Toadvine,ed.Eco Phenomenology:Back to the Earth Itself，SUNY Press，2003。据布朗与托德文主编的《生态现象学》一书的附录《生态现象学文献目录》提供的数据，截至2001年，英语世界研究生态现象学的重要文献目录已达160多条；自那以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迅速增加。《环境哲学》杂志发表了许多研究生态现象学的论文；生态现象学也是国际环境哲学年会的重要主题之一。
(27)乌尔里希·梅勒：《什么是生态现象学》，柯小刚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28)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464页，转引自斯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74页。
(29)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467页，转引自斯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第774页。
(30)杨大春：《含混的自然概念：梅洛-庞蒂对笛卡尔自然观的批判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1期。
(31)Monika Langer,"Nietzsche,Heidegger and Merleau-Ponty:Som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for Environmentalism",in Charles Brown and Ted Toadvine,ed.Eco-Phenomenology:Back to the Earth Itself,SUNY Press,2003.
(32)Bruce Foltz,Inhabiting the Earth:Heidegger,Environmental Ethics,and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Humanities Press,1995.
(33)Charles Brown,"The Real and the Good:Phenomenolog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xiological Rationality",in Charles Brown and Ted Toadvine,ed.Eco-Phenomenology:Back to the Earth Itself,SUNY Press,2003.
(34)Charles Brown and Red Toadvine,"Eco-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in Charles Brown and Ted Toadvine,ed.Eco-Phenomenology.
(35)Red Toadvie,"The Primacy of Desire and Its Ecological Consequence"; Mark Wood,"What is Eco-Phenomenology",in Charles Brown and Ted Toadvine,ed.Eco-Phenomenology.
(36)Iain Thomson,"Ontology and Eth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henome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quiry(4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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