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美国论文,之二论文,在华论文,百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在华基督教会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克雷敦·朱《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论文和小册子》（注：Chu,Clayton H.,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Books,Articles and Pamphlets extracted from the Subject Catalogue of the Missionary Researchlibrary (Harvard Univ.Press,3vols.,1960).），列举了70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 远远超出了美国传教士的范围。柯文《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注： Paul A.Cohen,"Some Sources of Anti-missionary Senti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No.2 (1962).），也较为全面地汇集了清末以来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资料。赵天恩（音）《在华基督教史文献》（注：Chao,Jonathan Tien-en,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China (Waltham,MA: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1970).），对在华基督教会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爬梳。贝奈特《〈教会新报〉研究指南（1868—1874）》（注：Adrian A.Bennett,Research Guide to Chiao- hui Hsin-pao,1868—1874(Chinese Material Center,1975).）， 《〈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784—1883）》（注：Adrian A. Bennett, Research
Guide
to
Wan- kuo
Kung- pao, 1874 — 1883(Chinesematerial center,1976).）， 对《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及相关资料进行了系统介绍。罗森鲍姆《中国传教士口述史集》（注：Arthur L. Rosenbaum,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Microforming Corp Am.,1973).），辑录了大量中国传教士的口述历史资料。上述成果为传教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丰富的史料，是值得重视的工具书。
纵观这一阶段的两个时期，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研究状况和成果也迥异。在20世纪50年代，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虽然仍有少量研究成果问世，但从总体上说，研究工作基本陷入停顿。而同时期，欧洲的传教史研究却仍在继续进行，并不时有新成果面世。此时，美国已失去了领先的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的传教史研究开始复苏，并取得不少成绩，尤其是到70年代末，更是有着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对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也日趋系统化（指按类别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所有这些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70年末，美国的传教史研究又一次领先世界。
（四）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教史研究再次成为美国中国学的热点之一。短短的20年中，传统的研究课题继续有新的进展，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和深入，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题材和方法更加多样、多元，许多研究者还大量使用中文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研究，因而，传教史研究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这一方面是因为80年代以后对基督教在非西方社会传教史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再度复兴。这一时期，许多研究者都注意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并利用中文档案、文献，重新审视与观照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活动（包括基督教徒的活动）在间断30多年后又重新复活。据不完全统计，在90年代初，大陆的基督徒人数近3000万，十倍于1949年以前基督徒人数的总和，这也刺激了研究者的兴趣，他们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释中国当代现象的钥匙。此外，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美国学者能自由出入中国大陆，或收集资料，实地考察，或与中国同行切磋、交流，这也为传教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一些基金会也审时度势，适时出面引导与资助这一领域的研究计划和专题讨论会，这也促进了传教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1980年4 月“玛利诺在华传教史计划”（The Maryknoll China History Project）启动， 用以资助对北美天主教最大的海外传教团体玛利诺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并于1988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成果《玛利诺在中国：一段历史（1918—1955）》（注：Jean-Paul Wiest,Maryknoll in China:A History,1918—1955 (N.Y.:M.E.Sharpe,1988).）。1985年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贝斯在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 建立了“在华基督教史研究计划”（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roject），以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为研究方向，探索西方宗教与东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1989年6月18—23日和1990年6月17—23日，还举办了两次专题讨论会，1996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8世纪至今的中国基督教》（注：Daniel H. Bay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Press,1996).）。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传教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硕果累累的研究成果，依研究范围划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综论性研究成果有：汉逊《中国和朝鲜的天主教政治》（注：Eric Hanson,Catholic Politics in China and Korea (MaryKnoll,N.Y.:Orbis,1980).），布雷斯林《中国、美国的天主教和传教士》（注：Thomas A.Breslin,China,American Catholicism,and the Missionar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Press,1980).）， 凌塞《又一个“五四运动”：中国的“基督教复兴”（1919—1937）》（注：Samuel D.Ling,The Other May Fourth Movement:The Chinese' Christian Renaissance',1919—1937(Ph.D.,Diss.,Temple Univ. 1980) .）， 康为有《基督教在中国》（注： Kang, Wi- jo,Christianity in China (Currents in Theology & Mission,1982).）， 鲁宾斯坦《中国环境里的美国基要主义》（注： Murray
A. Rubinstein,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in
the
Chinese Environment",Journal of American Baptist History,Fall,1982.），拉达尼《中国的天主教》（注：L.Ladany,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New York:Freedom House,1987).）， 罗南等编《耶稣会士在中国（1582—1773）》（注：Charles E.Ronan,S.J., and Bonnie B.C.Oh(eds.)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 (Chicago:Loyola Univ.Press,1988).）， 李春光《中国基督教复苏的神学（1900—1949）》（注：Lee,Chun Kwan, TheTheology of Revival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900—1949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88).），孟德卫《奇异的国土：耶稣会的适应性和汉学的起源》（注：D. E.Mungello,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Univ.of Hawaii Press,1989).）， 麦得生《在华天主教会：文化矛盾、 制度遗存和宗教复活》（注： Richard Modsen,"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Cultural Contraditions,Institutional Survival and Religious Renewal".In Perry Link,Richard Modsen,and Paul G,Pickowicz (eds.),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Westview Press,1989).）， 哈里斯《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 19 世纪中叶中国的合作与依赖》（注： Paul W. Harris,"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Collabor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0,No.3(1991).），亨特《中国新教主义的延续（ 1920 — 1990 ）》（注： AlanHunter, "Continuities in Chinese Protes- tantism,1920 — 1990",ChinaStudy Journal,Vol.6,No.3 (Dec.,1991).）， 吉拉德·德琼《中国教会的改革（1842—1951）》（注：Gerald F. DeJong,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1842—1951 (Grand Rapids,Mich.:Eerdmans,1992).）贝斯《基督教信仰复兴精神在中国（1900—1937）》（注：Daniel H.Bays,"Christian Revivalism in China,1900—1937".In Edith L. Blumhofer and Randall Balmer( eds.),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niv.of Illinois Press,1993),pp.161—179.），E.唐和魏杨波编《近代中国的天主教透视》（注：Edmond Tang,Jean-Paul Wiest (eds.),The Catholic Church inModern China:Perspectives (Maryknoll,N.Y. :Orbis Books,1993).），鲁宾斯坦《英美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1807—1940）》（注：Murray A.Rubinstein,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1807—1940(Lanham,MD: The Scarecrow Press,1996).），连熙（音）《传教士的转变：美国在华新教传教活动中的自由主义（1907—1932）》（注：Xi Lian, The Conversion of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07—1932(Pennsylvania State Univ.Press,1997 ).），詹茨〈世界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注：Denis R.Janz,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N.Y.:Oxford Univ.Press,1998).），等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力图以发展的眼光宏观考察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阐明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其中布雷斯林的《中国、美国的天主教和传教士》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天主教的传教制度在1918年至1949年间的演变。他指出，这种传教的努力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教士的无能，注定会失败。美国天主教士不像其新教同胞那样是满怀激情进入中国的，他们主要是受罗马教皇的差遣而前往中国填补一战后欧洲天主教留下的空位。贝斯主编的《从18世纪至今的中国基督教》是“在华基督教史研究计划”的终期成果。全书由贝斯撰写的前言及各部分的概论和20篇论文组成，分别探讨了“基督教与清季社会的动力”、“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与中国妇女”，“本土化中国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撰写者多为当今美国传教史研究的名家，故此书基本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连熙则系统论述了美国新教自由主义传教士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做出的回应。 其书的前半部分考察了三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传教士胡美医师（Edward Hicks Hume， 雅礼会第一任会长）、乐灵生（Frank J.Rawlinson，《教务杂志》主编）和赛珍珠（Pearl Buck， 前传教士和著名小说家）在华的经历。他指出，他们三人在华的活动虽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经历。书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美国在华新教传教士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
区域传教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史密斯《中国的基督徒：精英、 中间人和教会在香港》（注：Carl Smith,Chinese Christians:Elite,Middle-man and Church in Hong Kong(HUP,1985).），祖齐尔《晚明福建的耶稣会》（注：Erik Zurcher,"The Jesuit Mission in Fujian in Ming Times: Levels of Response".In E.B.Vermeer(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Leiden:E.J.Brill,1990).），鲁宾斯坦《近代台湾的新教团体：传教， 神学院和教会》（注： Murray A.
Rubinstein,The Protestant Community on Modern Taiwan:Mission Seminary and Church (N.Y.:M.E.Sharpe,1991).），芒格洛《被遗忘的杭州基督教徒》（注：David E.Mungello,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Univ.of HawaiiPress,1994).），N.康斯特布尔《基督的灵魂和中国精神：香港的客家社会》（注： Nicole
Constable,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4).）， 科斯勒《江阴传教站：一个美国在华传教社区（1895— 1951 ）》（注：Lawrence D. Kessler,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95—1951 ( ChapelHill:Univ.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等等。 其中科斯勒的著作值得重点介绍，他以原美国南部长老会江阴传教站的个案研究入手，全面考察和论述了美国在华传教社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变迁史。他指出，美国南部长老会的“社会福音”工作——在华兴建医院、兴办教育等活动，在江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构成了江阴城市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使用了大量中西文的传教士档案文献和私人藏书，所做的分析比较透彻。
关于传教团体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主要有：海林格尔《美部会在中国：传教士的经历与态度》（注： Janet E. Heininger, The American Board in China:The Missionarie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1911—1952 (Ph.D,Diss.,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1981).），潘嘉尧（音）《1842—1852年间美部会在广州、厦门传教活动研究》（注：Pan,Chia-yao,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s at the Chinese, Treaty-ports(1842—1852):A Stud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anton and Amoy between 1842 and 1852 (Lutheran School of Theology,Chicago,1987).），卢茨《从鲍乃德在华布道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全盛时期（1910—1936）》（注：Jessie G.Lutz,"The Heyday of the China YMCA as Exemplified in the Career of Eugene Barnett,1910—1936",Republican China,Vol.17,No.2.(1992).）， 林梅梅（音）《圣公会传教士在中国（1835—1900）》（注：Mei-mei Lin,The Episcopal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1835—1900 ( Austin:Univ.of Texas,1994).），莱斯德夫《改革者、 运动员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1895—1935）》（注：Kimberly A. Risedorph,Reformers,Athletes and Students,The YMCA in China, 1895 —1935 (Washington Univ.,1994).）， 邢军（音）《革命之火的洗礼：1919—1937年美国的社会福音与在华基督教青年会》（注：Jun Xing,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 (Bethlehem,Penn.:Lehigh Univ.Press,1996).）等等。这些论文、 论著大多立意新颖，研究精细，自成一体，值得重视。魏杨波的专著《玛利诺在中国：一段历史（1918—1955）》是“玛利诺在华传教史计划”的终期成果，是第一部探索玛利诺在华传教史的通史性著作。该书全面述评了玛利诺父兄会及玛利诺修女会两个天主教社团在华活动的历史，包括玛利诺的起源、组织以及在华的社会福音工作、“中国化运动”，以及玛利诺向北美宣传中国的活动等。作者对遍布美国的玛利诺档案、文献做了系统和精细的整理，还遍访256名中、美天主教徒（含56名中国教徒），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贡献不止于对玛利诺在华传教史所做的总结性阐述，更在于对透视玛利诺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反基督教运动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创获也颇多。代表作有：叶家策《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注：Yip Ka-che,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 — 1927 ( Bellingham:Western Washington Univ.,1980).），鲁宾斯坦《宗教、 革命和排外主义》（注：Murray A.Rubinsten,"Religion,Revolution,and Anti-Foreignism",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4(Winter,1986).），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注： Joseph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 Berkley: Univ. of California,Press,1987).），卢茨《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会；1920—1928 年间的反基督教运动》（注： 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1928 (Indiana: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Inc.,1988).），柯文《历史的三个基调：作为事件、 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注：Paul A.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等等。周锡瑞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19 世纪山东的社会状况，经济结构，民间文化，义和拳的起源、组织、仪式和流派及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等方面做了历史考察。他不仅广泛运用中文档案，还注意吸收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卢茨专门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她指出，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反基督教传统的继续与发展，但具有政党结合和以学生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新特点。该书立论新颖，论证有力，是当时富有影响的力作。
关于传教士的人物研究和回忆录方面，也继续取得进展。主要代表作有：A.J.布鲁恩霍尔《戴德生和中国的开放世纪》（注： A. J.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Sevenoaks,Kent:Hodder & Stoughton,1981—1989).），卢茨《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注：Jessie G.Lutz,Karl Gu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otestant Literature (Harvard Univ.,1982).），贝奈特《在华的传教士报人：林乐知和他创办的新闻刊物（ 1868 — 1883 ）》（注： Adrian 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 Allen and HisNews Magazines,1868—1883(Univ.of Georgia,1983).）， 史景迁《利玛窦传》（注：Jonathan D.Spence,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4).）， 普赖斯《中国日志（1899—1900）：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生活》（注：Eva Jane Price,China Journal,1889—1900,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 N. Y.:Scribner's,1989).）， 谢伟思编《谢安道（传教士）太太在华回忆录》（注：John S.Service (ed.),Golden Inches,
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89).），卢茨编《鲍乃德：我的在华生涯（1910—1935）》（注：Jessie G.Lutz(ed.),Eugene E.Barnett,My Life in China,1910 — 1935(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Press,1990).），尼尔斯《亨利·鲁斯的中国观》（注：Patricia Neils,China Images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 (Lanham,Md.:Rowman,1990).），罗林森《〈教务杂志〉和中国的革命：乐灵生传》（注： John
J.Rawlinson,The Recorder and China's Revolution: A Topical Biography of Frank Joseph Rawlinson (Notre Dame,Ind.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1991).），邵玉明《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注：Shaw Yu-ming,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 (HUP,1992).），维特克《南怀仁（1623—1688）：耶稣会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外交家》（注：John W.Witek (ed.),Ferdinand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Scientist,Engineer,and Diplomat (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1995).），路德威克《培训海南岛的妇女：玛格利特·莫玲格尔的在华经历》（注：Kathleen L.Lodwick ,Educating the Women of Hainan:The Career of Margaret Moninger in China,1915—1942(Lexington:Univ.of Kentucky Press,1995).）等等。贝奈特在《在华的传教士报人》中系统概述了美国南美以美会传教士林乐知在华45年的职业生涯。贝氏指出，林乐知既是传教士，又是教育家、翻译家，还是报人、时事政论家。林乐知在创办《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等中国现代新闻报刊的同时，也在《万国公报》等报刊上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政论文章，还提供了革命的概念，大大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此外，贝奈特还用很大篇幅饶有趣味地论析了林乐知撰写的文章，内容包括非中文世界基督教的基本知识，以及对中国政策的评论与建议。该书引用了乔治亚州埃默瑞大学所藏的林乐知档案，是迄今为止关于林乐知与《万国公报》的最权威的研究著作。邵玉明对司徒雷登在华的传教活动、教育事业以及外交活动做了研究。他认为，在整个美国乃至西方在华传教士中，司徒雷登是最具特色的人物。在华45年里，司徒雷登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且取得了成功。在他的管理下，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它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当时一流的现代教育条件和精神环境。邵玉明认为司徒雷登成功的原因是：他不仅试图拯救人们的灵魂，而且关心人们的社会环境，因而与中国人有较密切的交流。把基督教神学、伦理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司徒雷登的过人之处和成功之处。
关于传教士与对华政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瑞德《传教思想与美国的东亚政策（1911—1915）》（注：James Reed,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HUP,1983).），M.亨特《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注：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 N.Y.:Columbia Univ.Press,1983).）， 尼尔斯《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美国传教士的影响》（注：Patricia Neils(ed.), United States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oward China:The Impact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Armonk,N.Y.:M.E.Sharpe,1990).）等等。 其中，瑞德的研究最为突出。瑞德在其颇有创见的专著中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视角——从“传教思想”（即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的共同意识）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来观照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运用文化、社会和经济史等学科的方法系统考察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美国的舆论及对华政策的影响。他指出，“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传教思想”影响了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亨特的书虽说是以1914年以前的中美关系为主要探讨对象，但也有相当篇幅论及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并把基督教会、中国人的反洋教运动、美国的排华运动以及中美外交关系置于共同框架内进行研究。
关于女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些学者写出了极有见地的论著，如贝奈特《南美以美会妇女在华的传教工作》（注：Adrian Bennett,"Doing more than They Intended:Southern Methodist Women in China,1878—1898".In Thomas and Keller (eds.), Women in New Worl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Wesleyan Tradition (Nashville:Abingdon,1981).），J.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注：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the-century China (Yale Univ.Press,1984).）， 葛佩兰（音）《中国妇女和基督教（1860—1927）》（注：Pui-lan Kwok,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Atlanta:1992).）等等。J.亨特关于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的著作是站在西方立场探讨传教运动、文化变迁和性别研究等不同方面的著作，她在大量参考女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和美部会、美以美会档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在华美国新教女传教士在20世纪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传教活动和生活范式，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而葛佩兰全面考察1930年以前中国妇女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互动的专著，则从中国的角度系统探索这一问题。该书涉及广泛，见解独特，史料充实，同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关于传教士在华兴办教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维克纳《香港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基督教会所起的作用》（注： David W.Vikner,The Role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ong Kong's System of Education (Columbia Univ.,1987).），对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及其对香港教育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影响做了开拓性的探索。徐义华（音）《宗教与教育：作为传播福音媒介的圣约翰大学》（注：Edward Yihua Xu,Religion and Education:St.JohnsUniversity as an Evangelizing Agency (Princeton Univ. Press,1994).），对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 揭示了教会学校既注重传授西学，又注重传播福音的本质特征。哈里斯《美国教会与中国现实：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女子学院发展中多种文化影响的历史分析》（注：Marjorie J. Harris,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 Cultural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College/Yen-Ching Women's College,1905 —1943( Chapel Hill:Univ.of North Carolina,1994).）， 深入探讨了女子教育与多种文化（既包含基督教文化又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格雷厄姆《性别、文化和基督教：美国在华的新教教会学校（ 1880 — 1930 ）》（注：Gael Graham,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 in China,1880—1930(N.Y.: Peter Lang,1995).），深入分析了这50 年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教会学校的成败得失，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她指出，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二是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二者并行不悖，而学校正好是实现这两个目的的有效手段。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贝斯《基督教与中国的宗派传统》（注： Daniel
H.Bays,"Christianity and the Chinese Sectarian Tradition", Ch' ing-shi Wen-ti,Vol.4,No.7(June,1982).），科维尔《儒、佛和基督：中文中宗教教义发展史》（注：Ralph Covell, Confucius, the Buddha and Christ: A History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Maryknoll,N.Y.:Orbis,1986).）， 彼得·李《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透视儒学和基督教的冲突》（注：Peter K.H.Lee,
Confucian- Christian
Encounters in
Historical
and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L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1991).），祖齐尔《儒家思想的补充：基督教和正统观念在晚明中国》（注： Erik Zurcher,"A Complement to Confucianism: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y in Late Ming China".In Huang Chun-Chieh and Erik Zurcher (eds.),Norms and the States in China(Leiden:E. J.Brill,1993).）等。其中科维尔独辟蹊径，从儒、 佛和基督的比较研究中考察宗教教义在中文中的发展，其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科维尔对1400多年来从聂斯脱利派教徒到耶稣会会士再到新教传教士努力把基督教教义引入到中文之中的漫长历程做了宏观考察。他认为，虽然传教士能创造一种诠释和适应中文意思的教义，但却不能使基督教教义本土化，即不能像外来的佛教教义那样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因为基督教教义和那些与儒家教化、信仰观念及佛教的自然秩序相维系的生命法则相冲突。祖齐尔对晚明时期中国山西一个地方官的布告进行个案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晚明，基督教思想在某一特殊时间和特定范围曾被用来加强、补充儒家正统思想。但这种例子并不典型，甚至很少。该文与科维尔的专著一样，为人们了解基督教与儒、佛的冲突和交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色教会运动”是新教在20世纪上半叶所倡导和发动的一场扩展教会势力、反对中国革命的运动，学者们对此也给予了关注，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该运动的本质、特征、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著作有：赵天恩（音）《1919—1929年中国本色教会运动》（注：Jonathan Tien-en Chao,The Chines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1919—1927:A Protestant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Ph.D.,Diss.,Univ. of Pennsylvania,1986).），维克里《寻找共同的基础：新教、三自运动和中国的统一战线》（注：PhiliP L. Wicker,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 self Movement,and China's United Front (Orbis Books,1988).），贝斯《在华新教的本色化（1900—1937）》（注： Daniel H. 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 — 1937:Apentecostal Case Study".In Steven Kaplan(ed.),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New York Univ.Press,1994).）。
关于资料、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史学史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重要的成果有：巴尼特和费正清编《在华基督教：早期新教传教士著作》（注：Suzanne W.Barnett and Fairbank,K.John (eds.),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HUP,1985).）， 伍思《与中国有关的罗马教廷的文献汇编》（注：Elmer Wurth (ed.),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ew China(Maryknoll,N.Y.:Orbis Books,1985).），路德威克《〈教务杂志〉索引（1867—1941）》（注：Kathleen L.Lodwick,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r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1867—1941(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86).），克劳奇等《在华基督教：美国图书馆、 档案馆馆藏资料指南》（注：Archie R.Crouch (et al.),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Armonk:M.E.Sharpe Inc.,1989).），麦金尼斯的翻译文献集《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注：Donald E.MacInnis ( ed.),Religion in China Today:Policy and Practice (Maryknoll,N.Y.:Orbis Books,1989).），祖齐尔等《中国天主教文献目录》（注：E.Zurcher,N.Standaert and A.Dudink,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Leiden:E.J.Brill,1991).）， 卢茨《中国基督教和在中国的传教：1970年以来的出版物》（注：Jessie G.Lutz,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China Missions: Works Published since 1970",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20,No.3.）等。其中以路德威克的贡献最为突出。《教务杂志》是反映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原始材料，路德威克有感于文献资料的浩繁，无从下手，遂对1867至1941年的《教务杂志》做了全面、系统、精细的索引，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学者们还围绕着基督教与太平天国、传教士与辛亥革命、教会医学、教会与少数民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瓦格纳《宗教在太平军叛乱中的作用》（注：Rudolph G.Wagner,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米塔洛《长老会传教士与辛亥革命》（注：Michael V.Metallo,"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Vol.62(summer,1984).），张越华《教会医学在中国》（注：Yuet- wah Cheung,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Lanham:Univ.Press of America,1988).），科维尔《中国的信仰解放：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基督教信仰》（注：Ralph R.Covell,In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The Christian Faith among China's Minority Peoples(Grand Rapids,Mich.:Baker,1995).）等。 其中科维尔的书较有特色，他注重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他认为，西方传教士由于忽视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进行布道，因而失去了一些机会；其实，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对传教的回应比汉族更为积极。
总之，这一阶段学者们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明显超过了前几个阶段，而且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影响也较为深远。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传教史研究仍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五）
百余年来，美国的传教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瞻目的进展，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数量与水平来说都居世界前列。这些进展至少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其一，得益于政府的积极倡导，基金会的强力资助和学科带头人的组织和推动。综观美国传教史研究的百余年发展史，每当学术研究面临困难，或陷入绝境，出现危机时，政府、基金会以及学科带头人都及时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扶持和支持，从而使学术研究出现转机。其二，得益于政府档案的不断解密和资源的共享。美国政府的档案（除涉及国家机密和国防安全的资料外）大都以40年为限，对全社会开放，这样学者们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新材料，丰富和修正已有的研究结论。此外美国的各类档案馆、图书馆都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竭诚为研究者服务，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学者们可以自由地、无偿地调阅各类文献、资料，绝无人为封锁档案资料之事，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其三，得益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美国的研究者，在求学时大都受过系统的跨学科研究训练，在从事研究时往往能自觉地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而使研究朝着专业化、精细化和综合性方向发展。
当然，美国的传教史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值得美国学者三思，同样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由于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因而造成研究者重近代而轻古代，重美国而轻别国的倾向，学者们往往只注重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的传教史研究，而忽视对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传教史的研究；常常只注重对美国传教团体、传教士进行研究，而忽视对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的传教团体在华活动的研究。这是21世纪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就会囿于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史的狭窄范围，而非完整意义上的全面研究，缺少丰富的内涵。第二，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甚至尚属空白，如在区域传教史研究方面，除华北、长江中下游、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台湾、香港等地外，其他区域性研究尚缺如。对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和新教的“本色运动”的研究也需加强；对传教士与洋务运动，传教士与戊戌变法，传教士与辛亥革命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展开、深入；关于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美国政府、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传教士的政策，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女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等，都值得投入力量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第三，政治的偏见，文化的隔膜，以及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轻视，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歧异，大多数美国学者在研究传教史时往往不自觉地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加之中美两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更使得美国学者很难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观和种族优越论的束缚，也难消除文化的隔膜，冷静地进入中国的史境，理性地对待传教史研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美国学者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