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逸：文史哲的兼与专（论文文献综述）
闫志强[1]（2021）在《赵翼《陔余丛考》内容与特色探析 ——兼与《廿二史札记》比较》文中研究说明赵翼作为清代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和诗人,学界对其史学思想和文献的研究颇具规模,其中又以《廿二史札记》的部分较为充分,而对《陔余丛考》这部四十三卷的学术札记则略显不足。《陔余丛考》作为赵翼的学术札记,其自身的价值在于风俗考论、史书编纂以及其他较为琐碎的考证,这些内容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其对赵翼学术史研究的价值而言,可与《廿二史札记》的对比中显见赵翼的学术路径转向。《陔余丛考》风俗考论的部分主要包括节日、婚俗、丧礼、祠堂、称谓、服饰六个方面。其中称谓部分最为丰富,涉及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称谓、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称谓、以某类人别称为核心的称谓三个方面。以风俗角度来看,《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都有婚俗、称谓、葬礼等部分的考论,对其进行对比的意义较大。关于风俗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来讲,包含典章制度、士人风气等内容。狭义来讲,主要指婚俗、葬礼、称谓等方面。赵翼关于风俗的理解为两者兼而有之,但以狭义为主,故而本文以婚俗、葬礼等内容为重心展开讨论。二书在对比中显现出较多的差异,具体而言,分为在关注的对象上,由《陔余丛考》以日常生活为重心,转向《廿二史札记》以政治生活为重心;在关注的视野上,《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是两种不同“言变”的眼光;在考证方法上,《陔余丛考》重叙述,《廿二史札记》偏评论;从体例与语言特色上看,《廿二史札记》较之《陔余丛考》,具有体例更严谨、语言更精炼的特点;在学术观点表达中,《廿二史札记》比《陔余丛考》更加突出自我话语;在学术思想上,由《陔余丛考》的“复古”思想转向《廿二史札记》关注近代历史的倾向六个方面。《陔余丛考》史书编纂考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于赵翼对史书繁简、体例、编次、校史等内容的探究。将此部分与《廿二史札记》比较,可显见《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在对文风的重视、补史的意识、求真的史学观上具有相似性,而在论述水准、考论的内容与重心两个方面具有差异性。《陔余丛考》中存在较多对民间信仰考察的内容,然对此的研究还具有较大的空间。《陔余丛考》民间信仰的考察内容主要集中在项羽、关羽、钟馗为代表的个案研究、以江南民间信仰为主的地域性研究两个方面。就其研究特色而言,主要表现为补史的姿态、注重民间信仰的传播、灵活的文献观念。在现有的研究中,赵翼《陔余丛考》经世致用思想少有深入的探讨,从该书内容中关于制度、经济、文论、史书编纂和史事等方面出发,发现其中颇具此思想。比较而言,《廿二史札记》关于经世致用思想的表达上更具有深度和技巧,这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赵翼史学路径的演变和选择。在学术源流方面,赵翼受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与顾炎武的个案对比中,具有表现形式和态度立场的差异性。就整体而言,关于二书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赵翼个人性格与学术阶段变化的互动关系、赵翼在撰写二书时的个人境况不同、史学成长的规律使然三个方面。
王方钊[2]（2021）在《乾隆藏事诗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疆域不断扩大,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盛况空前,藏区的自然景色、民族风俗、政治历史成为诸多文人笔下新的创作题材,出现了大量的藏事诗。这是一类以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风物等自然、人文素材,或以发生在藏地的相关事件为内容而创作的诗歌,整体上属于中国古代边塞诗的范畴。藏事诗的创作者几乎是被派往藏区任职、公干的朝廷官员,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绘出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但其中有一位从未到过西藏,却依然留下了大量的藏事诗,他就是乾隆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不仅通过其毕生兢兢业业、朝乾夕惕的努力,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而且在文学、艺术上同样有着非凡的造诣。在乾隆一生留下的四万余首诗歌中,通过笔者的梳理,其中藏事诗共计403首。本文以乾隆藏事诗为基础,结合《清实录》《清史稿》以及乾隆朝奏章等历史文献材料,对其藏事诗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望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乾隆藏事诗的内容,探究乾隆创作中的情感与心态,以及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藏事诗这种新的边塞诗歌类型中所具有的价值。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二章从内容上对乾隆的藏事诗进行分类梳理。这些诗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章是关于军事方面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载了乾隆在位期间发生于西藏和川西藏区的四次重大军事行动,分别是:第一次征讨金川（公元1747年-1749年）,第二次征讨金川（公元1771年-1776年）,第一次驱逐廓尔喀侵藏（公元1788年）,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侵藏（公元1791年-1792年）。乾隆以收到的奏章和前线奏报为材料进行创作,对这四次征战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细致描绘并展现出自己在指挥军事行动期间的心曲。第二章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诗歌。一是关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事件。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在此事件中为平叛而牺牲,《双忠祠》生动还原事件经过,歌颂了二人的忠勇事迹,也是乾隆唯一一首与此事件相关的长诗。事件平定后,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藏王制”,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强化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暂时保证了西藏几十年的和平稳定的局面。二是关于六世班禅进京祝贺乾隆七十大寿之事。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进京朝觐,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这次北京之行,不仅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是一次政治上盛会,清政府借此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三是反映在金川地区设兵屯田,以及在西藏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第三章分析乾隆藏事诗的艺术特色。首先,乾隆日常处理公文之余,用诗歌记录藏地所发生的、与藏地紧密相关的的重大事件,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又有对事件的描述,体现出日记性与片段性的特点。日记性集中于对日常生活与事件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乾隆藏事诗的广度;片段性是截取事件的某一片段进行点染,或是浓墨重彩地给予描绘与突显,体现出的是其诗歌的深度。诗题、诗序、注释等,则为乾隆的藏事诗在叙事层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次,乾隆藏事诗继承了“缘事而发,即事抒情”的传统,一事一情或一事多情;同时,乾隆的藏事诗,是其一生治藏、稳藏、保藏,处理藏地事务的记录,两征金川与两驱廓尔喀这四次军事行动,纵跨乾隆青年末期、中老年与老年三个阶段,从而展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态差异,形成独特的情感表达。第三,与《清史稿》《清实录》中不带情感、冰冷的记叙风格,将乾隆塑造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理性而非感性的存在不同,乾隆通过藏事诗,在其中塑造出夕惕若厉的帝王与雅好诗书的文人两种形象。第四章对乾隆藏事诗进行思考与总结,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诗歌的价值。第一是史料文献价值。无论是其藏事诗歌本身,或是其中的序言、注释,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材料。同时,诗句本身以及诗歌中的注释也为印证某些历史事件,尤其是对历史上存在疑点、众说纷纭的事件,或是其他史籍上的相关记载,提供了佐证材料,具有“以诗证史”的作用和价值。第二是政治价值。设兵屯田、废除“藏王制”、实行金瓶掣签、颁布治藏章程条例,不断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与职责,加强清朝政府对藏区的治理,为新时期中国治理西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是文学价值。乾隆的诗歌虽然历来评价不高,但仔细研读其藏事诗,在使用典故、韵律、对仗等作诗技巧方面,灵活自如,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不应当被视作“不入流”之作而被淹没。本文认为乾隆的藏事诗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关心与担忧,既有愤怒与哀叹,也充满信心与喜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又秉承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创作要求,在艺术修辞中显示了自己驾驭诗歌技巧之纯熟、工稳。四是军事价值。乾隆的藏事诗中,反映出他对战争全局的了解与把控,以及个人的军事素养和对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视。
白佳玉[3]（2020）在《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赵俪生凭借犀利学术眼光、出色理论素养和扎实史学功底,积极投身农民战争史研究,筚路褴褛,成为新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不但率先在山东大学开设农民战争史专题课程,还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关于农民战争史的个人专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在对中国古代重要农民战争进程进行梳理阐释的基础上,还对一系列农民战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地位不可忽视。赵俪生能取得如此成果绝非偶然,而是社会背景与个人努力相互影响的结果。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认识的形成的角度进行辨析,立足于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开拓者这一定位,就赵俪生缘何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及其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认识进行讨论,着重突出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理论问题的认识的独特性及影响力,说明时代变迁对史学家研究方向和历史认识形成的影响。时代对史学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赵俪生生于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艰难困苦的成长经历使他自小见识过地主阶级的生活,也体验过农民阶级的困苦,更为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领导过学生运动又参加过抗日战争,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革命。独特的成长经历是他研究农民战争的情感基础。而中西交融、文理兼修的学术背景,是其重要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正是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影响赵俪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注意到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并为其投入研究提供了条件。而良好的国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赵俪生能够有机会、有能力投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主观因素。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由五个维度组成。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赵俪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首先,他打破传统的朝代更迭线索代之以农民身份变化,从经济基础出发,将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研究的线索。其次,他利用马克思主义中“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概念,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民族关系、宗教思想纳入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最后,正是因为赵俪生切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方法,他在理论问题上,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同时代学者的特殊见解。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对农民战争史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所涉猎,而且由于赵俪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所以对于农民战争的性质等理论问题与当时主流史学家存在较大分歧,观点往往鲜明独特,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并在农民战争史研究发生转向后仍持续产生影响,始终保持较高理论价值。另外,赵俪生还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秦晖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在农民战争研究中各有建树,而且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但由于研究条件受限,赵俪生仓促地转移了研究方向,在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时未能将其研究继续深化,许多问题浅尝辄止。研究内容的分散和方向的驳杂,使其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梳理,在中国阶级社会研究上未尽全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另外,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所处社会的影响,所能做到的是认识并主动承担时代使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陈铭浩[5]（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余治国[6]（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认为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张昊苏[7]（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陶旭佳[8]（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沈贝贝[9]（2019）在《戴逸历史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戴逸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届、第五届会长,在从事历史教育事业的几十年中,他用自己独特的治史之道和讲学之道,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为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他所获得的教育奖项也正是对其教学成果的认可与证明。受年少求学经历以及家乡文化熏陶的影响,戴逸强调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性以及教师要发挥好历史领路人的作用。作为经历了新旧时代的史学家、教育家,戴逸又吸收了“史家四长”和“经世致用”的传统思想,提出“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是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个人素养以及“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历史教育功能。此外,戴逸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教学实践,强调要用联系的眼光将历史人物与时代相结合,辩证地看待历史的发展。长期处于历史教学与研究前线的戴逸,还根据自己历史教学研究经历,提出了“勤、苦、乐、迷”这四大境界,为历史教师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良性循环之路,同时也注重依据一定原则选择图像史料来进行历史教学。戴逸历史教育思想深邃而富有哲理,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为历史教学方法、历史教师个人发展等提供借鉴,还能推动历史教育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王俏蕊[10]（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二、戴逸：文史哲的兼与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戴逸：文史哲的兼与专（论文提纲范文）
（1）赵翼《陔余丛考》内容与特色探析 ——兼与《廿二史札记》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赵翼及《陔余丛考》简述 |
| (一)赵翼生平简介 |
| (二)《陔余丛考》的撰作年代 |
| 二、《陔余丛考》社会风俗考论 |
| (一)“风俗”概念的厘定 |
| (二)《陔余丛考》风俗考论的内容 |
| (三)《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的差异性 |
| 三、《陔余丛考》史书编纂考评述论 |
| (一)《陔余丛考》史书编纂考评的内容 |
| (二)《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史书编纂考评比较 |
| 四、《陔余丛考》民间信仰的内容与特色探究 |
| (一)《陔余丛考》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 |
| (二)《陔余丛考》民间信仰考察的特色 |
| 五、《陔余丛考》的经世致用思想探析 |
| (一)《陔余丛考》的经世致用思想 |
| (二)《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表达方式的异同 |
| (三)余论 |
| 六、《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差异性原因分析 |
| (一)赵翼个人性格与学术阶段变化的互动关系 |
| (二)赵翼在撰写二书时的个人境遇不同 |
| (三)史学成长的规律使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2）乾隆藏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清代藏事诗创作概况 |
| 1.1.2 盛世帝王:乾隆的文治武功 |
| 1.1.3 乾隆治理藏地概况 |
| 1.1.4 乾隆藏事诗创作概况 |
| 1.2 研究意义、目的与方法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学术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乾隆藏事诗中的战争 |
| 1.1 老师糜饷无奈纳降:初征金川相关诗歌 |
| 1.1.1 土司间矛盾激化,乾隆决定出兵 |
| 1.1.2 误用主帅,损兵折将 |
| 1.1.3 再用傅恒,纳降金川 |
| 1.2 土司构衅再定金川—:再定金川相关诗歌 |
| 1.2.1 错用温福,损兵折将 |
| 1.2.2 倚仗阿桂,雪愤申威 |
| 1.3 紧急调兵兵不血刃:第一次驱廓保藏诗歌 |
| 1.3.1 军报突至,紧急调兵 |
| 1.3.2 洞悉缘由,廓喀初降 |
| 1.4 再度调兵誓死卫国:第二次驱廓保藏诗歌 |
| 1.4.1 再闻军报,派军出征 |
| 1.4.2 势如破竹,廓喀投降 |
| 第二章 乾隆藏事诗中的政治 |
| 2.1 郡王谋逆赤子忠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相关诗歌 |
| 2.2 “佛子”西来友好交往: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相关诗歌 |
| 2.2.1 六世班禅的诞生与坐床 |
| 2.2.2 六世班禅觐见乾隆始末 |
| 2.3 设兵屯田修法订约:乾隆治藏相关诗歌 |
| 2.3.1 设兵屯田,促进川西藏区的安定与繁荣 |
| 2.3.2 修法订约,竭力维护西藏稳定 |
| 第三章 乾隆藏事诗的叙事与抒情 |
| 3.1 日记性与片段性:乾隆藏事诗的叙事 |
| 3.1.1 日记性与片段性 |
| 3.1.2 诗题 |
| 3.1.3 诗序 |
| 3.1.4 注释 |
| 3.2 缘事而发与即事抒情:乾隆藏事诗的情感表达 |
| 3.2.1 “一事一情”与“一事多情” |
| 3.2.2 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态展现 |
| 3.3 帝王与书生:乾隆藏事诗中的自我形象 |
| 第四章 思考与探讨:乾隆藏事诗的价值 |
| 4.1 诗释详备、以诗证史:史料文献价值 |
| 4.1.1 以诗记史的“实录性” |
| 4.1.2 以诗证史的“证据性” |
| 4.2 擅于写实、长于修辞:文学价值 |
| 4.2.1 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 |
| 4.2.2 纯熟、工稳的诗歌创作技巧 |
| 4.3 治边稳藏、维护主权:政治价值 |
| 4.3.1 完善治藏政策,加强对藏区的管理 |
| 4.3.2 驱逐外敌入侵,坚决扞卫国家主权 |
| 4.4 调度谋划、把控全局:军事价值 |
| 4.4.1 掌控战争全局 |
| 4.4.2 个人的军事素养和才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主体因素 |
| 第一节 赵俪生的革命实践 |
| 第二节 赵俪生的理论学习 |
| 第三节 赵俪生建立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探索 |
| 第二章 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 |
| 第一节 农民身份的变化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基础 |
| 第二节 农民战争与国家机器的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农民战争与民族的关系研究 |
| 第四节 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
| 第三章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影响 |
| 第一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引发的论辩 |
| 一、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
| 二、“农民政权”的性质 |
| 三、“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 |
| 四、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
| 五、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 |
| 第二节 赵俪生对改革开放后农民战争史研究转向的影响 |
| 第三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传人 |
| 一、孙祚民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
| 二、孙达人与“反攻倒算”说 |
| 第四章 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评价问题 |
| 第一节 赵俪生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局限 |
| 第二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体现的主动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清太祖至清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清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宁完我的“参汉酌金”思想 |
| 第四节 岳托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祖可法和张存仁的“伐明三策” |
| 第二章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范文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史可法的“联清灭寇”思想 |
| 第四节 洪承畴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章 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陈名夏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党争中的异化 |
| 第三节 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黄宗羲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
| 第六节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章 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圣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施琅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三节 蓝鼎元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吕留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 |
| 第五章 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年羹尧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岳钟琪的“以夷攻夷”和“畏威怀德”思想 |
| 第四节 鄂尔泰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曾静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六章 清前期帝王与历代着名帝王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一节 清太祖与金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二节 清太宗与金太宗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三节 清圣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节 清世宗与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总结 |
| 附录 清前期民族关系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文章结构 |
| (四)制度与体系 |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 二、厘捐之缘起 |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 小结 |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 一、州县落地税 |
| 二、税关落地税 |
| 三、边疆落地税 |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
| 一、文学思想史研究综述 |
| 二、何为“文学”?何为“文学思想”?——立足于清代文学的考察 |
| 三、何以“文学思想史”? |
| 中:乾嘉文学思想研究综述 |
| 一、乾嘉文学与文学思想史料略述 |
| 二、乾嘉时期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综述 |
| 下:范围、框架、思路 |
| 一、关于“乾嘉” |
| 二、论文的基本框架与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乾嘉文学思想展开的背景 |
| 第一节 乾嘉历史与文化政策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概况 |
| 第三节 乾嘉文学概述(上):流派概述(附理论批评) |
| 第四节 乾嘉文学概述(下):历时性考察 |
| 第二章 政治压抑下的文学主潮 |
| 第一节 御制文学、科举制度、台阁文艺 |
| 第二节 官方修书与文体正变 |
| 第三节 盛世中的变音 |
| 第三章 朴学背景下的创作转向 |
| 第一节 “学人”与“文人”、“考据”与“辞章”之争 |
| 第二节 从推重学养到逞才炫博 |
| 第四章 个性解放与艺术的精致 |
| 第一节 晚明的潜流 |
| 第二节 两种精致化追求的离合 |
| 第三节 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变化 |
| 第五章 叙事文学中的文学思想新貌 |
| 第一节 自寓、自况向自传性的进发 |
| 第二节 集大成与雅文学化 |
| 第三节 文言叙事文学的体制创新 |
| 结语:何以乾嘉? |
| 参考文献 |
（8）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 一、主流与支流 |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戴逸历史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戴逸历史教育思想溯源 |
| 第一节 家乡文化熏陶 |
| 第二节 年少求学经历 |
| 第三节 教学研究经历 |
| 第四节 思想理论基础 |
| 一、优良史学传统理论的积淀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 |
| 第二章 戴逸论历史教育功能 |
| 第一节 资政:以史为鉴 |
| 一、“资人事之政” |
| 二、“资国事之政” |
| 第二节 育人:素质教育 |
| 一、知识教育 |
| 二、爱国主义教育 |
| 第三章 戴逸论历史教学方法 |
| 第一节 激发历史学习的兴趣 |
| 一、以历史通俗读物为辅 |
| 二、发挥历史教材的教育功能 |
| 第二节 发挥历史教师的引导作用 |
| 一、教师是学生的历史领路人 |
| 二、示范、传授、压担子 |
| 第三节 对比联系教学 |
| 一、对比联系教学 |
| 二、历史人物与时代相结合 |
| 第四节 图像史料教学 |
| 一、图像史料的重要性 |
| 二、图像史料的使用原则 |
| 第四章 戴逸论历史教师的个人素养 |
| 第一节 “资料、思想、文采、道德” |
| 一、“资料” |
| 二、“思想” |
| 三、“文采” |
| 四、“道德” |
| 第二节 “勤、苦、乐、迷” |
| 一、“勤”之境界 |
| 二、“苦”与“乐”二境界 |
| 三、“迷”之境界 |
| 第五章 戴逸历史教育思想评析 |
| 第一节 戴逸历史教育思想特点 |
| 一、兴趣为基 |
| 二、育人为重 |
| 第二节 戴逸历史教育思想的启示 |
| 一、学习与兴趣相结合 |
| 二、知识与能力相促进 |
| 三、历史与现实相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戴逸：文史哲的兼与专（论文参考文献）
- [1]赵翼《陔余丛考》内容与特色探析 ——兼与《廿二史札记》比较[D]. 闫志强.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乾隆藏事诗研究[D]. 王方钊. 西藏大学, 2021(10)
- [3]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D]. 白佳玉. 河南大学, 2020(02)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6]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7]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8]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戴逸历史教育思想研究[D]. 沈贝贝. 苏州大学, 2019(04)
- [10]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