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均衡、效应锁定和控制权拿捏：由我国风电产业生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权论文,效应论文,风电论文,我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开发利用在创造出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空气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根据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未来将逐步优化电力装机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缩小火电等化石能源在我国电力装机结构中的比例。
Cherni和Kentish从政策相关利益者出发，认为我国要实现可再生能源扩张必须处理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的阻碍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度阻碍三个问题[1]。自制度变迁学说引入我国后，“路径依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Mark Roe将路径依赖分为“弱态路径依赖”、“错误路径依赖”、“半强态路径依赖”和“强态路径依赖”[2]。Paul David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动态的过程，严格屈从于历史瞬间偶然事件的支配，支配的强弱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分叉过程的占优概率分布所决定的，整个路径依赖渐近的概率传输过程就是在不断锁定过程中演化的[3]。Gregory Unruch通过对以碳作为能源的社会系统分析表明，由于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依赖碳为能源的社会系统，各个机构都锁定在该项技术上，任何单独使用节省碳技术的个人和单位收益很低甚至为负，制定整体使用碳技术的政策也因为相关机构的反对而难以实现，这使得减轻碳使用的技术无法推广，整个社会被锁定在碳技术上[4]。蒋德鹏、盛昭瀚研究了具有动态回报递增和动态回报递减关系的两类技术演化问题，构建一个动态随机模型论证技术演化的长期均衡对应于某个函数的稳定不动点（即路径依赖），提出动态回报递增效应技术演化的多重均衡性和主导技术出现的可能性[5]。帅旭、陈宏民通过两阶段Hottelling竞争模型分析具有网络外部效应以及转移成本的双寡头竞争市场中消费者锁定与企业竞争战略，结果表明转移成本和网络效应增强了市场竞争，转移成本只能使厂商锁定各自消费者，而具有较强网络外部性的企业不仅能够锁定自己的消费者，而且能够吸引竞争对手的消费者，从而赢得市场竞争[6]。张伟东认为，东北地区传统制度因素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其确立前期带来的经济绩效是边际递增。随着内外部环境的转变，不良绩效开始在制度绩效中占据主导地位，原因在于传统制度形成的经济存量、制度存量和文化存量带来路径依赖效应[7]。李兴江、李阳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根据路径依赖的运行机制，从历史路径依赖、认知锁定和制度依赖三个方面分析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8]。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变迁路径依赖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有关路径依赖的形成机理、政策性描述的数理分析、突破路径依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传统能源路径依赖对发展风电产业的影响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路径依赖可能意味着选择的“无效率”。因为即使存在一个更为有效的路径，人们一旦选择某种路径，就会依照惯性继续被长久锁定在这一路径上。放开经济中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定，那么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中倚重各种生产要素的选择路径将出现一定的顺序排列。在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其往往会优先选择利用本地区的丰裕资源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这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费用。然而，一个区域一旦选择了经济增长所主要依赖的生产要素，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良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会逐渐加速区域经济的增长，而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则会使得该区域逐渐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孟昭莉，2010）。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被锁定在传统能源的固有模式中将导致路径依赖效应：一是因范式缺少变革，易使产业陷入僵局；二是范式长期置身于某一固定轨道，面临外部冲击难以适应，易使产业发生突变。我国长期使用传统能源，存在对传统能源这一历史路径的依赖，导致传统能源技术被大规模的应用，并建构相关的知识基础，形成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扩散的主要障碍。即使风力发电与传统的火电相比更加安全、环保，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比如R&D积累、顾客消费习惯、利益集团游说以及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力资源，使得这一新兴产业难以迅速替代传统能源。此外，传统能源的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在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度方面也存在着明显路径依赖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GDP剔除物价影响因素后的年均增长率为8.41％（1953～2010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更是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4％、8.61％[9]。1953～2010年我国传统能源生产消费增长及GDP增长的变化趋势如图一所示。
图一 1953～2010年我国传统能源生产消费与GDP增长趋势
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1978～2010年）。在第一阶段，能源消费波动和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表现出高度的吻合，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变化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速率的增大，对能源需求量增加，能源的供应也随之变化。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能源提供保障。从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数值大小看，这一阶段总体上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增长率均高于GDP增长率，经济发展方式较粗放。在第二阶段，能源消费波动和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基本一致，但在不同能源消费周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却不尽相同。除2003年和2004年外，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增长率均低于GDP增长率，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从我国传统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增长情况看，1992年以前传统能源生产大于能源消费，但1992年之后传统能源生产小于能源消费，且缺口逐渐扩大，突出表现为能源消费向高耗能行业集中，主要原因是高耗能行业发展速度较快（胡观敏，201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该指标数值大于1，表示能源消费增长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反之则表示慢于国民经济增长。1953～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强度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化见图二。
图二 1953～2010年我国传统能源消费强度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化
从图二中可以看到，1967年以后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1977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5.10吨标准煤/万元，对应能源弹性系数，“七五”、“八五”、“九五”三个时期，我国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6.5％，6％、－0.07％；1977年以后各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多低于1，说明能源消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进入“十五”以后，能源消费速度开始加快，并且逐步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平均能源消费弹性分别达到10％和1.05。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甚至高达1.53和1.59，说明我国能源产出效益逐渐变好，经济增长方式正逐渐由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转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集约式发展。
为深入研究传统能源路径锁定对风电产业的制约，选择对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传统能源作为分析对象，分析传统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路径锁定。研究数据涵盖了31个省份1997～2010年14年的时间序列资料。各省份GDP经济增长率来自于1995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GDP增长率均指14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数据采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且将各种能源按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统一成标准煤单位。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资源的地理分布可以将其分为集中型资源和扩散型资源，能源矿产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中性资源，为了准确地度量其丰裕程度，采用资源绝对丰裕度指数PRAI指标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r[,i]表示地区资源量，R表示资源全国总量。研究认为，传统能源绝大多数集中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并没有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路径锁定，形成传统资源富有与经济落后的强烈反差，出现了“富饶的贫困”现象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最为典型的省份如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辽宁和甘肃等。改革开放以来，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由于产生传统能源的路径依赖效应，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呈现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受资源禀赋限制，还受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市场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尤其是技术进步的替代作用，资源流动成本的降低和东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加剧了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丧失。2010各省份能源矿产总储量丰裕度与GDP占全国比重及GDP增长率的关系见图三（下页）所示。
图三 2010各省份能源矿产总储量丰裕度与GDP平均增长率
图三显示了各地区能源矿产储量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发现能源矿产总储量比较丰富（PRAI＞3％）的地区有山西、内蒙古、陕西、贵州、新疆、河南等6个省份，这些省份都位于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相对较低。目前大量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后的转型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证明，我国资源型城市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例如大量矿业城市表现出对矿业高度的依赖性，资源的存在是工业区和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资源的储量、品位和禀赋直接影响着矿业城市主导企业的效益与生命周期。伴随矿业由兴到盛再到衰的演变轨迹，单纯以矿业产业为支柱的矿业城市也必然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其中东北地区是西部地区之外另一遭受路径锁定最为集中的地区。在东北振兴及其他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考虑如何避免路径依赖将是一项长期任务。从GDP占全国比重及GDP增长率指标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快于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在同样能源不丰富的情况下，东部也要快于西部。这一方面说明，能源储量相对贫乏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受本地能源约束性不强；另一方面说明，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没有将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充分发挥。我国风能资源非常丰富，是全世界最适合发展风力发电的国家之一，但分布地区主要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的草原或戈壁。这些区域一般人口稀少，电力负荷小，电网覆盖面积和输送能力也较小，需要建设强大的输电系统才能将风电送到负荷中心。东部和东南沿海及岛屿风能资源也比较丰富，这些地区一般都缺少煤炭等常规能源，但选择合适建设风电场的场址比较困难。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我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发展电力新能源已经被放在我国能源问题的首要位置。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风电的开发也是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风电可通过循环利用降低能源、资源等的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的排放。政府应从新能源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积极开发风电等能源。
二、我国发展风电产业的路径依赖
（一）我国风电产业路径依赖的表征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变迁，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并持续下去。因此，路径依赖对现在和将来的选择具有极强的制约性。传统资源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了风电产业的发展。这种路径依赖性主要表征为对经济制度、能源禀赋、传统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依赖。
1.对原有经济制度的依赖
风电产业作为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改变以往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由于环境产品的公共性，其产权难以有效界定，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交易的互惠，形成环境资源无偿使用的习俗，进而带来“公地悲剧”的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很不愿意进行内部化。同时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情形下，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寻租等方式“俘获”政府，甚至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如George Stigler（2006）所指出的：立法者和规制机构因拥有国家赋予的强制权力，从而为产业利用国家赢利提供了可能性。通过经济主体与政府间高的交易费用，达到他们之间的“双赢”，从而使利益集团在环境污染方面得以有效保护，使得节能减排成为泡沫。在这种路径依赖下，利益集团极力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阻挠新的关于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使得旧有的环境政策和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延续，进一步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North（2008）认为，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初始选择一种自以为相对较优而实际上相对无效的制度后，同样由于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使制度在初始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地变迁下去，伴随制度而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强有力的组织和利益集团，尽管制度开始逐步显现出阻碍整个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负面效应，在现实生活和经济发展中也不能得到有效支持，但这些组织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维护和加强现有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推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制度，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直至形成制度的路径闭锁。路径闭锁的局面一旦形成，往往难以改变，因为它会顽固地抵制新的制度创新。
2.对能源禀赋的依赖
从我国的能源结构来看，目前仍是高碳结构，化石能源占我国整体能源结构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石油占21.2％。2009年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为69％，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可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高碳”特征仍会非常明显。如果不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发展清洁、低碳的能源技术和生产技术，那么在我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能源需求和消费将迅速上升，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遭遇重大瓶颈。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压力十分巨大。从目前形势看，低碳技术将是未来全球竞争中的战略制高点。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利用其技术优势，推行与碳有关的交易规则制约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低碳技术创新是十分必要的。风电是可再生能源当中最接近商业化的一种清洁能源。到2020年我国在清洁能源发展中的目标是非化石燃料要占一次能源比例是15％。以2020年我国风电发展1.5亿千瓦计算，假设年发电小时是2000小时，则可发3000亿千瓦时的电，约1亿吨标准煤，这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对传统技术的依赖
依赖化石能源的技术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是可以大量存储和运输的煤、石油和电力使得现代工业方式成为可能。但是，这一类技术并不意味着与同类技术相比在性能上更加优越。传统技术锁定造成的一种较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产生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锁定的后果还包括垄断、单一化等。自然垄断本质上是由于所使用的技术造成的。如果改变传统技术基础就可以消除自然垄断。而与化石能源技术有关的比如电力和能源行业，在现实中是所谓自然垄断现象存在最为普遍的行业。技术一旦占领市场主导地位，企业在使用利润再投资时，为了规避风险便也优先选择主流设计的技术。行业通过设立标准，特定设计的供应关系，教育和培训等，不断形成和强化技术系统。传统技术锁定对发展风电产业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第一，现有技术的支撑系统阻碍了风电技术创新。即便存在可供选择的更优的替代技术，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和现有的基础设施之间的正反馈系统仍支持和维护现有技术。能源系统和技术的相关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很长，而新技术通常依赖不同的基础设施和辅助技术的支撑。第二，相比现有技术，风电技术创新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风电技术大多是比较新的技术，面临较大的技术风险、未来绩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诸如能源电力企业等风电技术潜在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创新积极性会相应降低。而现有技术系统经过长期演变发展，逐渐成熟，风险相应减少。第三，风电技术创新伴随高昂的成本支出。风电技术创新和使用通常会产生外部经济，而化石燃料等技术的使用者却不必为其造成的外部成本买单。这使得低碳技术在成本上缺乏竞争力。
4.对现有产业结构的依赖
产业结构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技术锁定导致了结构锁定，形成了长期固化的产业结构。当产业结构被锁定时，其系统会尽力使自己维持在现有的运行模式上，纵然有很多合理的原因要求改变，该系统依然难以进行调整，或者调整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巨大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使得政府在发展风电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在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经济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政府为了政绩、声誉，可能也不愿大力发展风电产业。此外，进入风力发电行业和市场需要的必要资本金、绝对规模，受进入壁垒的影响，使得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导致产业结构刚性，传统产业无法顺利向风电产业转化。而且，传统能源是经济的增长高地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之所。在其巨大的吸纳力作用下，诸如资金、劳动力等经济要素被固化在传统资源型产业领域，与之相比较，风电产业处于弱质和从属地位，难以形成产业吸引力，发展机会小。长此以往，最终导致风电产业没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发展缓慢。
（二）风电产业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分析
目前，国际社会日益感觉到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严重性，纷纷采取措施试图遏制环境问题的恶化，措施之一就是扶持清洁新能源的发展。风电是一种可大规模商业开发的清洁新能源。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激励政策在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价格优惠、税收减免、贴息或低息贷款等。高强度的激励机制是克服发展障碍，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措施之一。与此同时，对传统能源的长期使用，致使我国从传统能源转化到新能源使用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制度路径依赖特征。Peyton Young（1998）认为，制度演化博弈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个人之间的当地交往；博弈者对所感受到环境的理性反映：博弈者在重复博弈策略选择不可解释的随机偏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分析必须要从过去的EES转为SSE（the stochastically stable equilibrium），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本质。在发展风电产业过程中，政府、政治利益集团、行业协会、企业以及消费者都对风电产业制度的建立和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对产业外部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变迁起着决定性影响，行业协会和企业对产业内部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变迁产生决定性影响，而政治利益集团和消费者则对于产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制度的建立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从制度层面分析风电产业的路径依赖应该从产业内部制度变迁和外部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展开。就产业内部制度变迁来说，主要有四个行为群体：行业协会、企业、政治利益集团和消费者。其中，行业协会和企业起主导作用，政治利益集团和消费者则起间接作用。在分析产业内部制度变迁时只考虑行业协会和企业两个群体。因此可以建立一个多群体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这一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假设风电产业内部有两种初始制度选择，由于历史偶然事件和反馈机制的作用，导致其中一种效率较低的制度长期在产业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现在行业协会和企业发现另外一种制度才是效率更高的选择。这样行业协会就有两种策略选择：强迫企业接受现有制度；在行业协会的主持和协调下，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效率更高的制度。相应的，企业也有两种策略选择：被迫按照行业协会的要求，接受这样的制度；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这样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傅沂，2004）。基于此，假设行业协会和企业都有两种制度可以选择。其中效率较高的记为制度G，效率较低的记为制度D。每个参与者——企业和行业协会都有纯策略集｛
，
｝，表示采取制度G，表示采取制度D。通过企业行业博弈支付矩阵可以看出，是比更有效的制度选择，其制定实施将会花费更高的成本，即当两者选择一样时，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显然，它比两者选择不一致时的收益要高一些。设行业协会中愿意采取制度G的制度比例为p，则采取制度D的比例为1－p。企业中愿意采取制度G的比例为q，则采取制度D的比例为1－q。由此可建立动态方程：
（1）式各方程取零可得到平衡点为（0，0），（0，1），（1，0），（1，1）。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ESS并分析其演化过程。动态方程的Jacobium矩阵为：
因此，（0，0）是ESS为渐进稳定点，而（0，1），（1，0），（1，1）不是ESS，其中（0，1），（1，1）为鞍点，（1，0）为不稳定结点。当行业协会和企业在决定实施一项制度时，由于效率较高的制度需要更高的成本，因此种群中个体的选择往往更倾向于采取低效率的制度，使得它们在相互学习中，该制度占了主导地位，形成路径依赖状态。就风电产业外部的制度变迁来说，主要也是有四个行为群体：政府、政治利益集团、消费者和企业。其中，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是起主导作用的，而消费者和企业则是起间接作用的。在分析风电产业外部的制度变迁时只考虑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两个群体，建立一个多群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的路径依赖。
一般来说，政府在实施对风电产业相关措施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干扰，使得有效的制度不能充分作用于风电产业变迁中，从而陷入一种无效率状态。假设政府现在有两种措施H和L可供选择，而政治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干预政府选择和不干预政府选择两种，其中，措施H比措施L更加有效，在没有政治利益集团的干预情况下，政府采取措施H能获得更高的支付。但是，在有政治利益集团的干预下，措施L对政治利益集团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更为有利。因此，措施L将获得更高的支付，而相对于政治利益集团来说，干预总是能够获得利益的。设政府中愿意采取措施H的比例为p，则采取措施L的比例为1－p。政治利益集团采取不干预的比例为q，则采取干预的比例为1－q。由此可建立动态方程：
因此，（0，1），（1，0），（1，1）不是ESS，且（0，1）为不稳定结点，（1，0），（1，1）为鞍点。可以看出，政治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干预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更愿意实施对政治利益集团更有益的措施，而政治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愿意干预政府，从而导致一种相对效率较低的措施占了主导位置，形成了一种风电产业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分析认为，风电产业制度层面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在于：风电产业内部的企业接受产业内外部的高效率制度存在着较高学习成本和转移成本，加之行业协会与政府在提供产业内部和外部的相关高效率制度时也存在较高的组织成本及不稳定预期，造成高效率制度很难在风电产业内部推广开来。风电产业内部广泛存在的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使已经被采用的低效率制度大量模仿和采用，导致低效率制度在风电产业内部广为采用。政治利益集团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通过给政府施加压力维持低效率措施的继续运行，导致高效率措施无法被采用。
三、我国发展风电产业的制度安排
随着传统资源日益枯竭和价格的不断攀升，我国目前的能源格局亟需转变，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新能源的利用成为我国未来能源发展方向。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生产基地。风能将成为我国最具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风电并网瓶颈、风电设备质量以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问题、风电发展补贴资金不足以及对旧有制度的依赖和锁定效应影响着风电产业的推广和发展。破解我国发展风电产业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风电产业政策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法律、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有效的公共政策是风电产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具体来说，发展风电产业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实施产业制度创新，确立风力发电配额制度的核心地位
由于过去人们对环境资源认识的缺乏和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高碳经济的固有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路径依赖理论说明，打破“碳锁定”，必须引入外生力量。在风电产业制度变迁中，既包括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包括具有激励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动下，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等国近几年分别推出了各种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途径引导和激励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和利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以法律力量的作用，推动风电产业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企业理性和环境资源公共物品的角度出发，注重诱致性制度安排。诱致性制度创新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获利机会，同时还可以解决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搭便车”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风电配额制度（PRS）是政府为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水平而采用的强制性政策手段（Yuanying,2008）。合理制定风电市场份额，将政府的角色简化为制定目标、监督政策的执行和处罚违规行为，可以减少传统优惠政策中政府分配资金产生的官僚化、低效率等弊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风力发电配额制度，对风电发展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PRS要求有明确和量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通过强制性手段保障目标的实现，从而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市场保障。目标明确后，社会各投资主体与开发商能够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做出准确判断，增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投资与开发的信心，激发社会各主体投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热情，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第二，供电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总是会寻求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方式来完成配额任务。具体可以与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签订长期购电合同，购买其电量来完成配额任务，也可以自己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来实现配额目标，还可以通过绿色证书市场从全国任何可再生能源发电商那里购买绿色证书来实现配额目标。绿色证书市场不仅大大增强了供电企业完成配额任务的灵活性，而且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商、开发商之间的竞争。这是单独直接的给予可再生能源开发商投资补贴所无法做到的。第三，在PRS基础上建立的风电消费机制是把风电电价中高于平均电价的部分，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摊给每个电力消费者。这样的电价定制方式能够提高电力公司购买风电的积极性。
（二）建立风电产业市场需求和竞争机制，完善风电政策法规体系
随着风电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各国更重视建立鼓励发展风电的市场化政策机制，以促进风电的大规模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性的提高。我国必须根据风电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风电产业市场需求和竞争机制：第一，建议产业初期采取固定电价上网机制。目前风电的特许招标制度，使得上网风电市场波动过大，缺乏稳定性，价格水平偏低，不利于风电行业发展。建议由招标定价制度转变为固定定价制度，可适时调整电价，但要始终高于燃煤发电的电价。这种机制为风电提供固定的高于电力市场的价格补贴，有利于促进风电产业快速、健康的发展。第二，建议产业中期实施当前的招标规则。对招投标设立价格下限，尽力避免风电特许权招标中的恶性价格竞争，避免过度追求低成本。这样有助于产业竞争，通过强化竞争主体的竞争意识，引导投资行为，使投资者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增加特许权项目的数量，避免供求失衡导致电价的非理性。制定长期的保护性电价政策，确定合理的风电上网价格，使风电开发商能够获得合理利润。第三，建议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激励制度。建议设立国家风电发展基金，在支持国产化项目，开拓融资渠道，并且鼓励利用国债资金支持风电项目，以及在税收、信贷、投资、价格、补贴、奖励等方面，出台一系列鼓励发展风电的政策。在价格分摊方面，由于风电成本比较高，保护电价满足不了还本付息的要求，必须增加一部分鼓励电价才能使风电生存进而促进其发展。因而发展初期的高电价应由全社会来分担。在税收补贴方面，应考虑可再生能源的环保优势，加强对风电的投资补贴，并按发电量进行补贴。制订并监督落实优惠税收政策和电价补贴政策，从根本上形成发展的良好环境，使电价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在信贷和投资方面，应尽快建立专项开发建设基金，资金将主要用于列入国家计划的风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重点工程和项目，以及支持部分风力发电和可再生资源重点企业的发展。
（三）构建风电技术创新支撑体系，提高风电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风电技术创新成功与否依赖于其发展路径，“技术锁定”会阻碍风电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研发及普及。风电技术创新支撑体系能够填补知识与其内在技术可能性之间的差距，并使这些技术可能性符合市场需求。风力发电虽然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新能源行业，但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如变流器、控制系统、齿轮箱等生产技术却进展缓慢。现有风电机组中有2/3是从国外购入，价格高昂，导致风电发展成本过高。为确保我国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应积极推进风电科技进步，为可持续发展不断提供充足的后劲，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探索风电的新方式、新机型、新技术，尽快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设计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根据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对风力发电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剖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攻关项目提供依据。自主创新是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实现技术突破，攻破技术难关，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达到预期目标的创新活动。自主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可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是推动和加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在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制造国际主流的风电机组，可以缩短与国外的差距，满足国内市场的要求。在技术引进的同时，需要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大对大型风机研发的投入，增强我国风电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风电机组；必须加强风电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特别是要建立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以加速风电设备国产化进程。建议将风电技术创新向一体化模式过渡。强调风电企业之间更密切的战略联系，注重加强研究开发、生产营销部门间信息的有效沟通，从而使风电设备开发出的新产品与市场需求相吻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加紧大容量机组的研制，批量研发主要以兆瓦级机组为主的风电设备，开发海上风机技术及相关的配套服务。随着政府对能源问题的高度关注，相信未来几年风电将成为唯一能够同传统电力能源相竞争的电力新能源，大规模的风电开发必将推动对大容量机组的市场需求。面对这样一个需求激增的国内风电市场，需要集中优势力量进行自主创新，开发大容量的风机机组，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特殊要求，从而推动我国风电市场的发展。
（四）提高风电规模化、国产化程度，整合风电产业链
我国应把发展风电产业正式纳入国家能源建设规划。现在建设风电场，成本约是10000元/千瓦，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成本还会降低。国内风力发电成本较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风电场规模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我国风能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在新疆、内蒙等欠发达地区，当地电网和市场的不完善成为风电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国家组织开展大型风电厂规划，重点做好电网建设等工作。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和电力设备生产企业加大对风电设备（特别是大容量风机）的科研投入，刺激风机国产化，形成大批量生产规模，从而降低风电设备价格，提高国产风机的市场竞争力。为促进风电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整合下游链电力资源的分割局面，发挥一体化战略优势。一方面，应加强电网建设，给电网公司适当的补偿。由于风电的不稳定性和电源的不可调度性，增加了电网企业的运营风险。因此，需要有鼓励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最关键的是电网企业为了收购可再生能源风电的设施投入，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同时，应提高入网技术。风电只有并网才能完成传输和分配，因而发展风电产业离不开电网公司的支持。未来几年，如果风力发电场的装机容量扩大到数十万千瓦，电网公司考虑到技术、经济和调度等方面的复杂性，对风电接入的认可程度必将大打折扣。今后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速度，将取决于电网公司允许接入的风电容量。另一方面，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应该推进“非并网发电”。“非并网发电”指大规模风电的终端负荷不再是电网，而是直接应用于特殊的工业生产，即建立分布式输电网络。根据具体情况必要时建立分布式输电网络，可以是较大范围内的网络，也可以是几个风电场组成的网络，使得风力资源可以在电网上分配，减少不同地区风速波动带来的供电波动。非并网发电简化并网所需的大量辅助设备，能够大幅度降低风电场的规模和成本。总之，发展风电最终要求国内建立比较完善的风电产业化体系，提高风电自主化创新能力，降低国产化程度，不断提高风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五）培养全民发展风电产业的低碳意识，健全社会生态道德体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的制度结构。林毅夫认为，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政府应该向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投资，以增加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发展风电产业作为一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温室效应、改善环境气候的有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低碳意识就是发展风电产业制度安排上的意识形态。政府加大对低碳意识的宣传教育，有利于淡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主义，降低“搭便车”行为和减少强制执行制度安排的费用。推行风电绿色证书交易，亦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公共意识基础，需要政府、企业和所有利益相关者认知和接受。通过各种媒体介绍风电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支持风电产业的发展，积极使用这种清洁无污染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同时需要利用报刊、网站及时介绍该领域技术进步情况和有关信息，使更多决策者、投资者认识和了解，通过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等方式增加他们的荣誉感和提升他们的公众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投资开发。低碳生活方式的确立，不仅需要制度的文明含量，更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责任、公平、和谐是生态道德的核心原则。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是保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生态道德所主张的责任、公平、和谐原则，与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遵守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脉相承、义理相通。只有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树立以“责任、公平、和谐”为主要原则的生态道德观念，为其注入内在的精神动力，“低碳”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持久行动。
四、结论
我国长期使用传统能源，存在传统能源的路径依赖，形成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扩散障碍。即使风力发电与传统的火电相比更加安全、环保，但是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使得新兴产业较难迅速替代传统能源的统治地位。系统分析传统能源路径依赖对发展风电产业的影响以及从制度、技术层面研究我国发展风电产业路径依赖效应的形成机理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使得风电产业存在锁定效应。在这种锁定的技术路径、产业结构以及功能状态下，不同领域形成程序化认识。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中盲目效仿其他地区的发展，推崇利用传统“支柱产业”来带动其它产业发展，片面强调地区比较优势，资源型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日趋僵化。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使区域贸易条件趋于恶化，更重要的是使风电产业发展失去了对市场导向的反应能力，对新的、更具有需求弹性的市场机会反应迟钝。我国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较为丰富，而风力发电由于受风向、气候等条件的影响，产能不固定，使得在传统的产业布局、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作用下，形成依靠矿产资源、依靠传统产业、依靠现有市场的思维惯性，致使风电产业发展缓慢。
第二，传统能源的治理结构是国家对能源的发展、使用等具有绝对控制权，风电产业的发展沿袭了这种治理结构。从传统治理结构到规范企业和政府各司其职的治理结构，意味着政府经营权力的减少以及既得利益的丧失，而政府的控制损失无法由制度变迁得到相应的补偿，对控制租金的追求成为治理结构的障碍。此外，传统能源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由于长期合作所形成的固定的生产、供销等关系，使得供应商及投资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共同遵守原有的治理结构。
第三，风电技术创新路径锁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类技术之间存在巨大转移成本和潜在不同市场均衡。技术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产品可以在不同发展路径上达到潜在的不同市场均衡状态，从而保持对某一特定分配均衡状态的“锁定”。对于需求方而言，网络效应市场的正反馈机制能够形成对某种技术的“锁定”；而对于供给方而言，复杂产品市场中的学习效应是引发技术路径依赖的关键要素。风电技术创新路径锁定可以通过某些人为设计实现解锁。即使某种技术陷入低效率或者无效率状态，也可以通过市场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加以改变。
第四，技术锁定导致结构锁定，形成长期固化的产业结构。当产业结构被锁定时，系统会尽力使自己维持在现有的运行模式上，纵然有很多合理的原因要求改变，系统依然难以进行调整，或者调整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巨大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使得政府在发展风电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导致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刚性化。传统能源是经济的增长高地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之所，诸如资金、劳动力等经济要素被固化在传统资源型产业领域。与之相比较，风电产业处于弱质和从属地位，难以形成产业吸引力，发展机会相对较小，最终导致风电产业缺乏绝对的竞争优势，发展缓慢。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发展风电产业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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