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孙中山的一篇重要文献——孙中山佚文《〈詹氏宗谱〉序》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谱论文,重要文献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22年，湖北黄冈蕲春县田家桥籍著名革命先烈詹大悲家族筹备五修族谱，应詹大悲之请求，孙中山于1923年2月为其族谱作序，是为孙中山《〈詹氏宗谱〉序》。该序作于孙中山晚年，是研究孙中山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一篇颇有价值的文献，也是谱牒学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此文因故长期流落民间，迄今未能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现据蕲春县田家桥詹大悲家族所存于1923年底刊印的族谱，将孙中山《〈詹氏宗谱〉序》全文标点抄录如下，并予以简要的评介。相信此举对研究孙中山会有所裨益。
《詹氏宗谱》序
同志詹大悲以其族启先、启全祖及大三祖支下续修家乘征余言弁。余曰：夫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世之极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则亦不足以言其至也。欧政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某居、某婚、某生殁、某何业，逮则若干，公之籍各具，无或取征于家；其为家也简，二世以上恒异处，人视其族亦恒不独亲，是去极治乃甚修。而于国之治，为能范围其民而不涣者也。吾国家天下数千年，群之事不备于有司，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有人事业、文章可传者，官史或不具，惟家乘所详，视官史且信。若里居、生殁、婚异，凡为群之状，非家乘一无所稽焉。是为政之敝而固无谬于自治之意也。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今欲甲乙或丙无强弱，不更为敌，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之人尽瘁。今兹家乘之作，其将于是萃族人，谋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亲亲之事为之嚆矢也。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亦惟是。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愿共勉之。余尤愿贵族诸君子闻余言而皆有所以共勉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 榖旦
孙文谨撰
二
关于这篇佚文的可信性问题，尽管它未被载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为詹氏家谱作序一事亦未见诸史载以及孙中山年谱、传记文献和其它研究资料，但它系孙中山所亲撰应是无疑的。它未被公之于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孙中山传奇而浩繁丰富的一生经历中，有些细节被湮没于历史，这是很正常的。同时，由于詹大悲牺牲较早，史学界对其研究甚少；而其家族资深成员于大革命时期又多献身于革命，而活下来留在田家桥的又屡遭冲击；加之田家桥地处偏僻：故而和氏璧玉藏于璞石。甚至詹大悲是如何请孙中山写序文的，序文又是如何送达田家桥的等等情况，都无从稽考了。然而，时至今日，到底有人披露过詹大悲请孙中山撰谱序之事，尽管它语焉不详：“……詹大悲敬请孙中山撰写谱序。”（注：邵登云：《为救国救民奋斗一生的詹大悲》，载蕲春县政协编《辛亥革命与蕲春》（内），1991年出版，第70页。）谅必这便是本文所抄录的詹谱孙序。这从序文所阐述的思想主张也可得到印证。同时那行文中所体现出的高屋建瓴的气度，以天下为襟怀的胸臆，及其蔼然长者的温和诚信的文风，都与孙中山一贯的为文风格较相吻合。因此，这篇序文出自孙中山的手笔应是可信的。
孙中山之所以能应詹大悲之请求为其族谱作序，这与詹大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尤其是与他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是分不开的。詹大悲1887年出生于蕲春田家桥一书香世家。学生时代就曾因积极参加反清活动而被学校当局开除。1910年在汉口创办《大江报》，任主编。《大江报》“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注：喻的痴：《棂园漫识》，民国24年8月10日《汉口中西报》。）詹大悲“言语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报》风行一时”，（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它于是成为当时革命派在武汉最重要的宣传阵地，被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誉为“革命的号角”。（注：刘望龄：《革命的号角——〈大江报〉》，《新闻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1911年7月25日，《大江报》发表蕲春籍著名革命党人黄侃所撰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引起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强烈共鸣，而清廷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海鸣，则直接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武昌首义后，詹大悲一出狱即联络义军收复汉口，并组建汉口军政分府，任主任，成为辛亥首义重要功臣之一。武昌起义胜利后，詹大悲与孙中山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在患难中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12年8月，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詹大悲率先加入，并被任命为汉口交通部长，负责联络川、湘、皖、豫诸省党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因要求入党者画押宣誓效忠，应者甚少，而詹大悲却是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护法战争中，詹大悲积极协助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并奉孙中山之命入川争取川军。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职返沪，詹大悲随即离川东下。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詹大悲与挚友李汉俊一道同居上海，共同研究、译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据屈武、傅光培等人回忆，詹大悲一直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只是“因为詹与孙中山关系较好，在社会上影响大，大家认为他以不公开为宜，一般也不参加党的会议，党的指示精神由联系人传达。詹大悲以后就一直按照这种方式执行党的任务”。（注：傅光培：《我所知道的詹大悲烈士的一些情况》，藏蕲春县县志办。）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赴广州，组织军政府，并任非常大总统，詹大悲随行，任大本营宣传员，并奉命二次进川争取川军。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危居兵舰50余日，詹大悲“随侍左右”（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与孙中山共患难
，同进退。同年8月，孙中山返回上海，詹大悲也随同返回。陈炯明叛变对孙中山打击至深，此后的一段时间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苦闷、最彷徨的时期，也是他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中共二大在上海结束，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认识的詹大悲积极帮助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启发他依靠工农。联系陈炯明叛变，詹大悲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若不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纯为军阀造机而已”，对此，孙中山“深然之”。（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国民党召开一大时，詹大悲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并被指定为大会政治宣言报告人，会议选举詹大悲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后，詹大悲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至1927年被军阀胡宗铎以“湖北地区共党首领”罪名杀害于汉口，年仅40岁。詹大悲被捕前不忘战友安危，在得知董必武住处被人发觉时立即派人通知他，使他因此而脱险。詹大悲被害不久，避难日本的董必武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詹大悲先生事略》一文，表达了他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以上史实应是孙中山能为詹氏宗谱作序的旁证。
在蕲春田家桥，詹氏共分七、八、才、虎四房，大悲家属七房。詹姓为当地显姓大族，而大悲家族则以书香传世、讲究礼仪而著称乡里。詹氏宗族极重谱牒之修。四修詹氏宗谱以道光帝诰封族人詹如松之妻的诰书为序，乡里极为推重，谓其谱为“龙凤编”。詹大悲虽长期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但与家中的联系从未中断，其弟大星、大权等都是由他接出去求学，并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筹修族谱之际，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作为家族杰出代表人物的詹大悲自会极为重视。詹大悲既然与当代伟人、民国总统孙中山过从甚密，那么请他为其族谱作序，以为家族争光，自是情理中之事。孙中山对此也应无推辞之理，于是便有了《〈詹氏宗谱〉序》一文。
三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可以概括为“家天下”，这也是许多倡议革命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一般论者所言“家天下”多指君主专制政体，多指君主世袭制；殊不知，世袭制的基础是宗法制，家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君主世袭只是“家天下”的表层现象，家族林立而构成社会基础才是“家天下”的实质内蕴。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孙中山《〈詹氏宗谱〉序》通过中西“为政”之别、“为家”之异的对比，把握住了中国“家天下”的实质，“吾国家天下数千年，群之事不备于有司，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族既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那么，改造家族使其符合革命的理念自然是革命最佳的手段之一。因为“今欲……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姑以亲亲之事为之嚆矢”，则“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亦惟是”。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家族因势利导，由“姑以亲亲之事为之嚆矢”，进而实现大同理想，这是孙中山《〈詹氏宗谱〉序》一文的基本思想，也是该文作为研究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的价值之所在。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乘，史、志、谱牒构成中国传统史迹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延绵千古而不断。史志以知始终，见盛衰，垂教化为功用，作为中国传统史迹文化最基本层面的谱牒其功用也与史志相仿，以知始末，别源流，垂教化为己任，只不过它所记载的是每个家族的历史，其教化作用也只限于各自家族而已。然而，一个又一个家族的相处共振便构成了社会。因此，说谱牒学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能范围其民而不涣者也”的有力的工具也不算过份。一切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们能化腐朽为神奇。孙中山以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的认识为基础，主张通过谱牒之修实现家族“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并将此“极治”进而升华推广到民族、人类，使之“不更为敌”，从而“树天下一家之基”，实现大同理想。这是谱牒学上的创意之见。这样一来，修谱不再是单纯维系宗族的狭隘之举，不再是维护封建宗法的手段，而是实现革命的一种方法。谱牒学也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家族的作用已大为削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谱牒学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借鉴孙中山对谱牒学的认识，研究孙中山运用谱牒学服务于革命的方法，仍有现实的意义。
四
1923年元月前后是孙中山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此时孙中山思想中最深层的东西仍在根深蒂固地发挥着作用，而新的认识则正在萌芽、形成，这种情况《〈詹氏宗谱〉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孙中山既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天下大同，既是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孙中山崇高的政治追求，大同理想在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以前的三民主义也好，后来的三大政策也好，都只是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都是为实现大同理想而运用的手段、工具而已。以冠于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为例，无论是早期的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也好，还是后来加上的“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也好，都是初级目标，其根本目标仍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故《〈詹氏宗谱〉序》开宗明义：“夫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世之极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则亦不足以言其至也”；强调“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主张积家族之亲以达“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并认为“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由此可知，大同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核心，贯穿于孙中山的一生，对孙中山的影响至为深远。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其理想固然神圣、崇高，然而，外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现实却让孙中山痛心。屡遭挫折的孙中山苦闷、彷徨，但没有沉沦，在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朱执信、詹大悲等的帮助下，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找到了新的出路。如前所述，陈炯明叛变后，詹大悲指出革命必须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孙中山深以为然。在此前后写作的《〈詹氏宗谱〉序》一文也是孙中山认为民众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认识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这种认识尚不像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鲜明而已：“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孙中山《〈詹氏宗谱〉序》一文写作于孙中山思想发生变化之时，其对家族的认识、对民众作用的认识与后来的“必须唤起民众”的认识一脉相通。因此，《〈詹氏宗谱〉序》诚然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一篇重要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