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人本：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两个基础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人本论文,两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1-0143-09
“经济与人本”一题是由对当代经济增长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思考而起，亦由现代效用理论与“快乐”的偏离而发生。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生活，然而，发展的事实却较大地偏离了这样的目标，甚至发展到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走向了目标的反面。这种忽视人类自身价值尺度的发展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本文将要讨论经济发展与人类本身的一些基础性关系。这些关系涉及两个相互缠结的重大问题：第一，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物质，偏好满足的效用，还是人类的精神快乐？第二，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人类经济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自身？本文所探求的是经济发展的两大终极性问题（终极目的与终极约束），这两大问题也正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必须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人本主义与人本经济学思想
人本主义(humanism)思想起源于古代希腊，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针对宗教严重束缚人性自由的状况提出来的。人本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对于长期被神本主义统治的欧洲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Humanism可译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的主义等。在欧洲，人本主义始终体现着“自由”思想，其核心是：人是目的，即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人的生存与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价值前提。这种哲学思想，被不同的人学习、理解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后，形成了文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人文主义，医学、伦理学中的人道主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思想在最初对唯神主义的革命意义与争取自由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人本主义哲学倡导的“自由”精神带有“我向”思维的个人本位价值倾向。随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征服的力量日益增强，逐渐增强的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时至觉悟之后，有限理性又把Humanism逐渐发展成为另一个极端anthropocentrism——“人类中心主义”或“唯人主义”。“唯人主义把人类置于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间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将妨害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1](p.10)由于人本主义在近代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贯彻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偏差，以致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也遇到了许多阻碍。需要说明的是，不是人本经济学思想存在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在有限理性控制下的人类行为实践脱离了人本主义的自由、理性的思想本源，在经济发展中选择了实用主义的路径（注：需要说明的是，人本主义不仅在哲学领域存在着不同流派，而且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在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基于“我向”思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在中国哲学中则表现为强调“万物一齐”的“互主体”的平等的人本主义观念；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中更强调社会本位价值观和社会整体发展观，反对重物轻人（如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片面的物质本位主义发展观念。本文所阐述的经济与人本思想，主要基于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阈限。关于西方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可以参见马克·鲁兹的《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由于人本主义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而人的行为又受一些本能欲望特别是“官能欲、物质欲、追逐欲”三大基本欲望的影响（受影响和控制的程度是逐渐演化的）[2](p.348)。受这些本能欲望影响的行为，其客观结果偏离了理性的人本主义目标。这种偏离几乎存在于近代工业化以来人类所有的行为和领域。以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反对神本主义与宗教束缚为开端的思想革命，在受本能驱动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伴随着科学对自然的进步和本能对理性束缚的影响交互发生，产生了一些反人本主义的、有害人类自由和根本福利的“物本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社会后果。正因为如此，人本主义在今天的伦理学、心理学、管理学中逐渐发扬光大，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在经济学中，情况却大相径庭。虽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等一些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也被应用于解释经济现象，但经济人假设、偏好满足即效用等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却最终导致了现代经济理论在与现实人类行为脱节，同时它又从理论上影响着制度安排，使得经济发展偏离了“人是目的”的人本主义宗旨，统筹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人本主义把人类从神本主义中拯救出来，却又使人陷入物本主义。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与增加的交易成本是十分惊人的。痛惜之余是对这种现象的认真思考，一场被称为“post-autistic economics”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首先在欧洲发起，继而在全球蔓延开来[3]。人的理性局限、信息局限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典型的“我向”思维是问题检讨的主因。在深刻的思辨中人们发现，人类一方面会随劳动过程中知识的积累而使理性增加，摆脱了神本主义的自然境界束缚；另一方面受理性局限，一些本能的基本利欲使人类演化到目前以“自我”和“求利”为中心的功利境界，因而决定了人类经济行动中的物本主义倾向是难以避免的[4](p.34)。人类走出神本主义而陷入物本主义泥潭，从争取到对神的自由又陷于对物的不自由，反映了人类自身理性进化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局限性的一致性。
人类的功利境界和物本主义思潮，一方面推动了以自我为中心和私产积累为目标的行为与制度建设，这种精神驱动力与制度安排对国民财富增长的推进力极大。另一方面，由于本能、理性、生命有限性约束以及经济要素力量抗衡非均衡态的自然存在，使得人类经济发展诱发了大量的机会主义。生产力越发展，受有限理性控制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物质主义观念越强化，要素使用权交易越不平等，对生态资源的毁灭力也越大。从1970年到1995年，全球环境指数下降了约30%。这意味着在过去短短25年间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源减少了30%，资源消耗量相当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而在过去40年间，天空（大气层中的散逸层顶）下降了8公里，现代人类真正遇到了“杞人忧天”的问题。北冰洋冰层则由1980年的4.88米下降到目前的2.75米，南极臭氧层空洞扩大到空前的2700万平方公里。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并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存续，其与人本主义宗旨严重背离的经济社会现实，反映出发展过程中行为、理论与制度安排皆存在着突出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人类有限理性问题的大量暴露以及发展结果对于发展主体——人类自身的加害，新兴的学科相继产生：发展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经济心理学（20世纪80年代），生态经济学与自然主义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思维求索真理的背后，是希冀去除或调整缺乏微观基础的假设，获得对人类行为本质的真正理解，最终形成科学的制度安排与尽可能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普适性经济发展原则，并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外的人本主义经济学也初露端倪。尽管人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但从终极意义上解释人类行为与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角度解释经济，逻辑上是可行的。这一研究不仅把人本主义思想引入经济学，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边缘学科或分支学科，为推动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成为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补充，并使之与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交相辉映。
人本经济思想源于对人类行为本质的求索。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哲学思想，人本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目的”理念基础上的一种关于天人、物我、群己等关系的理论思维。它表示了思想家们对于自身行为和外部世界意义联系的一种基本认识态度。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不仅表明了思想家们对于人自身因素的注重，把社会经济运动中各种矛盾的发生与处理归结到人类自身进行解释，并从自身寻找问题的解答；而且表明了对于人类自身需要满足和价值的关注，是对异化的物本主义思想的扬弃。人本经济学放弃了一些缺乏微观基础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而强化了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其学理框架是从人自身的主体性出发，扩大为人与对象平等的“互主体”思想，并最终将经济发展归结于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而其中对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手段的理论解释，则是使人本经济学得以独立并将对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是更加有效的基础性的思维路径。
二、快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由人本理论回到人的现实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行为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马歇尔说，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5](p.37)。终极目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能在理论上能够对人的行为有一个本质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是探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本”的理论硬核。主流经济学对终极目的问题的理论处理存在疑点（见下文的讨论），社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行为的理性目标同样缺乏科学认识。这种情形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件不妙的事情。无论是全球环境指数还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报告，这些理性的和具有科学根据的研究均显示地球生态圈已十分脆弱：生态资本继续减弱，生态脚印(Ecological Footprint)持续扩大，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20%，而中国的生态赤字更是名列世界前茅[6](p.183)。可见，认识人类行为与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纠正无理性偏好行为对于确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极为重要的。
（一）现实问题：人类行为的本质，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快乐
行为因欲望而起，欲望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这是永恒的知识，所有关于人的科学都不能离开它。当欲望外化并指向具体的可用以满足的对象，便产生了需要。如食欲变为对面包的需要，寒冷对衣服的需要，安全感对住宅与产权的需要等等。欲望必须通过物质对象来满足的现象，使人产生获取物质对象是行为目的的自然认识。而在商品社会中，只有付诸货币，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能使欲望得到最终满足。由于这种现象的无所不在，又由于货币的中介作用掩盖了交换后面的真正目的，使得人们把各种物质对象（包括金钱）满足视为行为的基本目标。“人为财死”不仅是观念，也是现实。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客观对象需要的无限性，产生了为满足人类自身欲望与需要而展开的无穷尽的物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这又使得人们把对物质利益与物质效用的追求视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倾向，把追求各种利欲的满足视为人类行为的合理内核。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基本上是一个物质利益最大化原则。连同宋承先主张的必须以人的三大本能性利欲——官能欲、物质欲和追逐欲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同样不能进一步说清楚这些欲望的本质，并同样存在以“利欲”作为人类行为根本动机的分析倾向。然而，人类欲望的真实本质是否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利益最大化？对此，早已有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家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本真世界，并得到了正确结论。快乐论者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回避痛苦和追求快乐的欲望，这是人类欲望的共同属性与本质规定。快乐论者通过追索经验事实获得的结论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检验。从心理机制上说，人体的生理（物质）存在，产生了满足人体生理与心理需要的趋乐避苦的欲望。各种满足人类欲望的活动实际上都是根据相应脑中枢神经兴奋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对以中枢兴奋为生理基础的精神快乐的追求。如边沁所言，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7](p.210)。
对此，或许有人不明白。因为就其表面而言，人类行为大多表现为对各种物质对象与经济利益的追求。然则，正如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在“实际”上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一样，人类对于精神快乐的需要，表面上也表现为对名利地位的追求。但在这些追求的背后，即人类行为在在其“真实”本质上，却真正地显示为精神快乐的需要和对精神快乐的追求。食物、衣饰、居所、金钱、这些并不是最终目的。人们之所以欲求这些东西，只因为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只有快乐才是人类欲望的真正本质和人类经济发展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个结论并非新创，但它对于亿万人类本真的生活追求与确立科学发展观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人类指明其生活实践的正确方向，明确快乐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所在。基于快乐思想，人们可以立即发现，健康、亲情、环境、闲暇，这些并不需要太花钱的项目，原本就是无上快乐的源泉。
快乐主义者(hedonist)解释，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回避痛苦和追求快乐的欲望。人类之所以会产生趋乐避苦的欲望，只因为“快乐是带来利益的活动的表现，痛苦是带来伤害的活动的表现，这些活动的利害或是相对于个人或种的整个组织器官而言，或是相对于其中的某一部分而言”[8](p.158)。因而，快乐与痛苦的状态又是与生命功能的加强或削弱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快乐原则确立于坚实的生命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根据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人类的身心统一性已经基本探明。卡尼曼等人则已经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证明了“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及其快乐的客观性(objective)[9](pp.673-692)。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快乐，而不是最大化财富，并主张用“快乐学”(Hedonomics)取代经济学(Economics)，用国民快乐总值(GH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据有关专家预期，至2050年左右，在行为学基础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将转变为从行为到大脑皮层上的拓扑影射的研究[10]。若真是如此，今天的快乐经济学与人本主义经济学可能成为明天的主流经济学。而欧洲已经研制长达半个世纪的EBS（脑电流）技术的成功开发并进入生物实验阶段，以及脑科学家对于一种叫多巴胺的快乐基因的发现，则预示着“一个比我们目前已知的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很可能诞生的”[11](p.1)。这正是科学发展观需要的实践前景。
（二）理论问题：纠正偏好满足的效用原则，快乐是人类有理性的终极目的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行为心理与行为实验问题的两位学者，其中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Reman)是研究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并力图复活边沁快乐理论的心理学家。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理论在国际经济学舞台上频频登场的情形十分值得关注。如果说在卡尼曼获奖之前，快乐还一直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现在则需要认真地加以审视，而不能对经济学研究领域发生的这个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因为它对于偏好与效用概念的理论修正，对于我们确立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关键的基础理论意义。
我们熟知的现代经济学是以效用概念为核心的，偏好满足的效用最大化是现代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逻辑起点。而卡尼曼等人认为，快乐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边沁的快乐理论才是科学的并值得提倡的，并对此进行了实验心理学验证，证明人类的理性局限和偏好的非稳定性。那么，在效用、偏好与快乐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效用是否就等同于快乐？两者究竟该如何区分？不久人们会发现，这种区分对于未来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化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效用”(utility)一词自引入经济学起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边沁提出效用原则时，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根据边沁的说明，效用原则（亦称功利原则）一词来源于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原则的简称。当时边沁提出效用一词是“另有目”的，便于对道德理论进行科学的“苦乐”计算。但不久边沁即发现，效用（功利）一词与幸福、快乐联系并不紧密，容易产生歧义。“功利一词并不像幸福、福利那样非常清楚地指明‘苦’与‘乐’的观念，也不会使我们想到利益攸关的人的数目……我一再发现，这种在‘幸福’、‘快乐’的观念与‘功利’的观念之间缺乏足够明显联系的状况，极其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功利原则，要不是这样的话，这原则是不难接受的。”[7](p.211)可见，效用概念被引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词义不清和与快乐歧义的问题。这种歧义加上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发展，使得效用与快乐的关系由词义偏差发展到实质性背离，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大多只认效用，不认快乐，并反对快乐这个看上去具有较多主观性的概念进入经济学领域。关于效用、偏好与快乐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快乐即效用——满足即效用——偏好的满足即效用三个阶段。以边沁为代表的老效用主义把效用解释为“事物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属性”。杰文斯在边沁的快乐主义思想基础上，以劳动苦乐分析为起点建立了边际效用理论，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基础。可见，快乐主义思想家们所认定的人类行为的“趋乐避苦”原则，实际上是整个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哲学基础。
由于快乐的主观性和计数困难，并且经济学迫切需要从斯密、穆勒的哲学体系分支的地位下解放出来，成为完全独立的学科，在这种背景下，马歇尔为了避免经济学是伦理学信徒的嫌疑，在《经济学原理》再版中把快乐改为满足。马歇尔认为，在谈到一切欲望的目的时，用“满足”来代替“快乐”，“损害”代替“痛苦”，并无不妥，甚至更为恰当。然而，这一变换实际上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为避开“经济学家是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哲学体系的信徒”之嫌，并减少为此受到的非难，而作此选择的[5](p.38)。由于满足远不如快乐能够确切表达人类行为的终极价值含义，这一改动实际上是一个退步。马歇尔之后，效用一词的快乐主义思想本义逐渐淡出经济学，而发展成为一个仅仅表示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的“指标”或“数字测度”性的概念，在语义上接近于量词，快乐的内核被空洞化了。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为了使经济学更加符合数量化发展的要求，把效用定义为仅是代表序数偏好的符号。于是，效用概念脱离了早期效用主义内涵，由快乐即效用变成为偏好的满足即效用。以致张五常也对现代效用论发出感叹：“功用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12](p.117)
那么，快乐与偏好的差异何在呢？根据黄有光的解释，有三种原因造成了偏好与快乐的偏离及差异。即信息不全、无理性与对他者快乐的考虑使一个人的偏好可能偏离快乐[13)(p.122)。特别是由于信息不全产生的不知情偏好以及由于无理性的偏好冲动——无知偏好有可能使人们的偏好行为偏离其真正的快乐目标，造成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从长期看，有些偏好的危害甚至是致命的。例如：过分累积财富的偏好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毁灭，吸烟的偏好导致生命健康的损害，过度追求主体化的经济效益、漠视其他生物的快乐而造成的伦理秩序失衡、恶性疾病增加等等。所以“效用＝偏好的满足”这样的效用最大化努力，将会给人类造成无可估量的福祉损失。这就是现代效用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无法进行到底，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重大危害而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类行为的价值准则的根本原因。特韦斯基、卡尼曼、黄有光等一批经济学、心理学家试图颠覆新古典主义效用论，复活边沁的快乐主义思想，并以快乐原则为核心来取代效用原则，其原因也在于此。而人类偏好中包含的无理性因素对于长期快乐（福祉）——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构成的危害，则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挑战。
事实证明，快乐是人类经济发展行为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由于无知、信息不充分和利他原因，偏好存在着偏离人类长期快乐的实际风险。在功利境界局限下，基于偏好的选择，将可能导致最终的效用降低。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基于偏好的效用原则偏离于人类的真正快乐目标越来越远，这将导致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大量事实也同样证明，在经过无数的痛苦与福利损失后，人类的偏好选择将会得到修改而向快乐原则趋近，如由单纯GDP增长偏好修正为全面发展偏好、由吸烟改为戒烟等。从一种自然演进角度说，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将逐步改变那些原先偏离快乐原则的偏好选择，这种改变将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基本的社会发展问题作出判断，比如如何折中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哪些制度和原则值得作为促进社会福祉的有效途径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手段来长期提倡等等。
综上所述，快乐是人类欲望的合理内核和经济发展有理性的终极目的。快乐较之偏好满足的效用更能准确地表达人类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反映人类生活的长期利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实际上阐明了我们应当把全面增进国民的快乐水平即广义福祉水平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而快乐不仅能由经济物品提供，在更加基础的生命学意义上，快乐首先依赖于阳光、空气、水、生态环境、亲情、互爱等非经济物品的提供和制度维护。这种基于快乐原则的人本主义意识境界及其广义需求、广义消费原理，对于确立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人力资源稀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约束条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问题。这种价值与地位涉及到两个方面：作为目的的人和作为手段的人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科学内涵和地位。上述分析阐明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本身的快乐，以过量损害生态环境和普通劳工等弱要素利益来支持的GDP增长，最终将会造成对社会福利的减损，违背科学发展观，使发展失去终极意义。然而，快乐只是说明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与最终目的，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包含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从经济学角度讲，人们为获取快乐需要使用相应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是稀缺的，这就形成了获取快乐的约束条件。如何实现约束条件下的快乐最大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确立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另一个基础理论问题。
现代经济学把人类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解释为稀缺性，并在稀缺性约束下去求最大化的解。根据罗宾斯的观点，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而言的。就此而言，这是正确的。萨缪尔逊等把稀缺性进一步解释为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双重稀缺，以及由此引起的商品与劳务稀缺。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性是否就是人类获取最大快乐的根本约束条件？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重新论证的假设。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性包括三种情况：结构资源有限，总量资源有限，以及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的有限和相对稀缺。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就总量资源而言，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宇宙资源系统。资源的潜在性、潜在资源的无限性是人类所处的地球与面临的宇宙资源系统的根本特征。这也是我们进行资源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并把它和哲学、自然科学规律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地球是一个开放的资源系统，看似孤立，实则面对并联系着整个宇宙，其资源潜力具有无限性特征。西方经济学忽略了开放系统环境中的资源还有更加重要的无限性的一面，这是造成西方经济学从解决稀缺性矛盾开始到面临过剩性矛盾结束的重要原因。自人类社会产生至今，从天然经济到自然经济，从制造业经济到空间、信息经济，自然资源的链条不断延伸，结构不断改进，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资源环境。这是从资源的存在与潜在意义上讲的。
其次，从资源结构看，结构性资源是稀缺的。从技术角度看，这种结构性的资源稀缺可以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与范围内通过选择与替代来解决。从根源上分析，造成结构性资源稀缺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膨胀与消费膨胀造成的资源过度使用超出了资源承载力与现有的技术承载力，因此，稀缺性的根源在人类自身。而商品与劳务供给稀缺，严格地说并不是资源本身的稀缺，而仍是由人类欲望与人类能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水危机、荒漠化、能源危机，为什么今天人类到处面临着稀缺性问题？人类似乎面临越发展，越稀缺的怪圈。造成这些稀缺的根本原因不在自然资源本身，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与适应自然的能力不足（有限信息），改造自我（有限理性）、控制自我（有限意志）的能力不强，使得人口的增长和过度的开采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产生的。所以，人力资源稀缺才是稀缺性的实质与根源。人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才是人类经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自然资源，“在”的世界方面，所以人类要努力索取，迟就没有了，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中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人本经济学则把它归结为“人类”自身，只要并且也只有人类自身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与引导——另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含义，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相关分析[14](pp.42-47)，可以把资源稀缺性解释为以下六组矛盾：潜在自然资源无限与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矛盾；总量资源无限与结构（个量）资源有限的矛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望无限的矛盾；欲望无限与能力（人力资源）有限的矛盾；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潜力无限与人类欲望的个量和结构有限，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潜在人力资源、潜在自然资源和人的潜在欲望三者无限性的矛盾统一。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并且相互间互为基础，前面五对矛盾实质上都统一在第六对矛盾之中。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关于资源稀缺性问题应当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从数量和直接可用角度看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潜在资源的总量是无限的。以个量资源的有限性来解释总体资源与潜在资源，扩大了资源稀缺性的限界，并以此来作为人类获取快乐（效用）的约束条件则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理论风险。
相对于人的欲望与需要而言，直接可用资源、个量资源以及由之引致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可以是有限的，缺乏的，这也就是无限欲望与直接可用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与界定这种有限性的“原因”时，一般认为自然界的资源存在状态是引起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认为森林、矿藏等资源形成条件决定的有限性是引起经济稀缺性的根源。而实际上，造成总量资源无限条件下的直接可用资源有限，即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人口过量增长产生的行为失控超过了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而直接可用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又限制了人类对于直接可用自然资源的养护与潜在资源的识别、利用而造成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世界的属人性质，把对世界之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而不能在人的实践和创造之外去寻找世界的终极原因[15](p.47)。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pp.11-16)因此，造成资源稀缺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方面，而非自然资源的“物”方面。人力资源稀缺、人类的大量无理性活动，才是稀缺问题的实质与根源；人类欲望无限性与能力有限性的矛盾，才是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源稀缺才是人类实现科学发展观与自身快乐的根本约束条件。
人类欲望的潜力与总量是无限的，但个量和结构的需要却可以是有限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以及人类高层次需要对物质的减量需求）。人类需要的结构有限性以及人类高需要层次上对于一般物质产品需要的下降，便成为人类自身能力（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生产过剩的真正原因，而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则成为形成这种生产过剩的客观外部条件。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并不构成人类获取快乐的根本约束条件。造成资源稀缺性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产生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类自身，在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稀缺。这是对稀缺与约束条件问题应当建立的新认识。
因此，人类需要不能获得满足的根本原因或者叫引起经济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自然资源方面，而在于人本身。人类认识、利用、改造与维护自然的能力不足，改善与控制自身无理性行为的能力不强，加剧了可免费和直接使用资源的稀缺状况，这才是制约人类实现最大快乐、进而引起各种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矛盾的根源。人类的主体性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根源性。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一分为二以及又在此基础上的合二为一，使得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根源并统一于人类自身。因此，人类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目的与手段皆归结于人类自身。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还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根本手段。这便是对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两个基础理论认识——从目的与手段两方面对人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主体性价值与地位的全面确定。
概而言之，快乐是人类有理性的终极目的，偏好满足的效用原则存在着偏离快乐的实际风险，人力资源稀缺是人类快乐的根本约束条件。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目的与手段皆归结于人类自身。这些便是经济与人本思想的基本关联及全面确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深刻蕴涵。
［收稿日期］2004-07-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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