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流”：陈昕的出版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宇宙论文,陈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宇宙流”系日本著名的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所开创的一种围棋风格：棋走大模样，布局取厚势，中盘决胜负；不计较边角得失而将对手挤压于边角，不纠缠于一子一地却将生存空间向四周渗透、扩张……武宫正是凭借这种舒展流畅、大气磅礴的棋风连夺两届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冠军。
有为有弗为，知足知不足。武宫这种“大模样”的胸襟使他的棋道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在中、日、韩三国围棋鼎立之争中脱颖而出，所向披靡，“宇宙流”从此自成一脉，名满天下。
在我国出版界，也有这样一位“宇宙流”棋手，不过他的棋盘不是纵横十九格的黑白世界，而是贯通纸、光、电，涵盖天、地、人的出版王国，他的棋子亦不是圆滑光润、落盘啪啪响的云子，而是源源不断地涌出的点子、创意、新思维……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出版经济学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
两个构思
其实陈昕是喜爱下棋的，繁忙的政务、业务之余，他喜欢枯坐纹枰边冥思、搏杀，富含智慧、玄妙无穷的围棋使他悟出了许多棋盘内外的东西：竞争、胜负、生存空间……年方45岁，自1973年起就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陈昕十分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围棋讲目数，目多者赢；经济工作讲效益，效益高者胜。道理很简单，但要做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出版工作，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虽有政策保护，但竞争依然惨烈，谁也回避不了，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日子临近，出版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与狼共舞”的竞争格局将不可避免。
那么中国出版业的出路在哪里？世纪之交，中国出版业应做好哪些准备，以什么样的姿态步入二十一世纪？
还是棋盘上那双鹰隼般的锐目，那副顿悟玄机的大脑和那种从容不迫的云水风度，陈昕以他个人名义向我们描述了他理想中的中国出版业逐鹿中原的“大模样”——
一、中盘雄起 “中盘”本系围棋术语，指布局完成，进入关系全局胜负的激战阶段。这个词后被台湾出版界转用，含义相当于“批发店”，意指批发店即中盘系关系出版业全局胜负的关键一环。1996年11月中旬，正当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如火如荼召开之际，《中国图书商报》“书市特刊”在头版头条位置编发了陈昕写的专稿：《图书市场呼唤中盘雄起》，此文一出，犹如巨石击浪，卷起千堆雪。由于当时正值火爆的书市，又由于《中国图书商报》破天荒的在现场发稿、排印、发行，且日出一报，所以读者、作者和出版发行者都在当天看到了陈昕的这篇“雄文”。《商报》在最恰当的时候编发了这篇极有分量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书业界长达半年的“中盘雄起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华书店的发行所、发货店逐渐扩张到作为图书出版源头的出版社和作为图书流通终端的销货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瞄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这一众望所归的目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论述了加速我国图书批发市场网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并且对现行批发体制改革中诸多关系的处理，提出了积极的构想和建议。更可喜的是，在讨论过程中间，各发行所、发货店在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各个方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强化市场意识，加强改革力度，拓展服务手段，取得了初步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参与我国图书发行体制的设计与决策的出版界老前辈王益同志一直很关心这场讨论，并为此专门写了五篇文章，将“中盘”讨论进一步推向高潮。人们公认，陈昕这篇仅两千余字的《中盘雄起》不愧为大手笔，他切中肯綮地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大胆的设想，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无论如何，中国出版史会记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陈昕究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他本人又有哪些新思维呢？
——中国图书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盘支撑，那么真实市场容量的满足和进一步的快速发展均是难以想象的；
——缺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盘，已成为中国图书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强有力的中盘应该具有商务流通功能、物品流通功能、资金流通功能、信息流通功能和经营支持功能，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具有代理众多出版社图书的实力；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物流系统；三是必须构筑充分利用电脑的联机网络；四是必须具备利用大规模运输的能力；五是要构建起培育中盘的出版流通体系和制度，这一点最为重要；
——建立强有力中盘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这却是中国图书市场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出版业已到了非解决这一问题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仅超级书店难以为继，而且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制约。
盛世危言，振聋发聩！难怪那么多专家和老总自发加入了这场大讨论。真正的中盘雄起虽尚需时日，但我们已依稀看见了曙光。
那么，陈昕“宇宙流”、“大模样”的第二步棋又是怎样走的呢？
二、组建出版集团 今年5月中旬，应“广西出版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之邀，陈昕来到了风景名城桂林给与会代表讲课，主要内容是谈他对组建出版集团若干问题的思考。从他讲课的内容和听课代表的积极反应来看，有关出版业“造大船”，走集约化、集团化发展道路的论述是最能体现陈昕“宇宙流”的出版观的，作为经济学者和香港三联书店的前任总编辑，陈昕对国际经济和文化最新发展动态的洞察和分析，对超大型跨国出版集团及其产业的研究和借鉴可以说是领先了一步。正因为这样，当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把上海确定为组建出版集团的试点地区之后，陈昕于去年8月率团对美国出版业特别是一些超大型的跨国出版集团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考察期间，陈昕先后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麦格劳—希尔(Mcgram Hill)、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三家大型出版集团的总裁、副总裁以及美国出版商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使陈昕颇感惊讶的是，这三家年销售额在10亿至20亿美元的出版集团均已成为更大的传媒集团的子集团，如西蒙·舒斯特就是维尔康(Viacom)的子集团，它与派拉蒙(Paramount)、音乐电视(Music Television)、音乐无限(Music First)、尼克罗顿(Nickelodeon)、黑伙计(Blackbuster)等电影、电视、广播、音像集团共同组成Viacom这一1996年销售额高达121亿美元的巨型集团，这使陈昕意识到，从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看，图书与电影、电视、广播、电子、音像、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的交叉互动以至融为一体已是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这种现象不光美国有，德国也有，如大家熟知的贝塔斯曼集团，它以出版为主体，逐步向其他媒体扩张的实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陈昕认为，今天在组建中国的出版集团时，具有传媒业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它使我们有可能注意到图书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培育出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出版为主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在访美期间，另一个引起陈昕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同行对“知识经济”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他们认为知识经济的勃兴为出版集团的扩张提供了新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知识商品化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使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这样一种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取代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知识的生产、学习、创新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由此不难想象，出版业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应包括对这一新领域的拓展。
参考国际出版业的成功经验，结合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陈昕认为今后不管是上海出版集团还是其他省市区的出版集团，都不应忽略对传媒业的介入和对知识经济的利用和开发，因为组建出版集团的核心是追求出版的规模效应，而上述这两大板块是做大出版产业所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西蒙·舒斯特集团要介入网上教育进而兴办网上课堂呢？因为他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两大资源在全球有着十分诱人的开发前景，你不出手别人就会出手，市场经济有时也会相信“先入为主”的。
那么组建出版集团除了应该具备传媒业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观念外还应注意什么问题呢？陈昕认为形成一个竞争的环境尤为重要。他提醒道，在目前组建出版集团的呼声中，不少地方新闻出版局发出的声音是组建单一的、大一统的出版集团，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认为，组建集团的目的在于打破行政保护的格局，通过竞争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以省为单位组建一个大一统的出版集团是否就有利于竞争呢？一些同志认为，组建这样的集团有助于与外省的出版社开展竞争。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样一来，本地区的竞争被排斥了，在一个集团内部，分工比竞争更重要；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行为是政府推动的话，当竞争威胁到本省市的出版集团时，保护性的措施就会接踵而至。其结果是本地区的竞争由于集团的成立被排斥了，地区间的竞争由于保护而无法开展，出版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竞争性环境便不存在了。
陈昕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从竞争的角度看，一定半径区域内至少要有两个出版竞争主体存在，在组建集团时我们应注意到这一点。当然，在不同的地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来对此加以落实。例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出版中心和基地可以建立两个以上的出版集团，同时要为他们向外省市辐射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在一些出版资源与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一定要建立集团，在强调本地区出版社之间开展竞争的同时，还可以让外省市的出版社尤其是大的出版集团进入参与竞争。
陈昕补充说，对竞争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全方位的。比如，竞争不仅是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还应该形成大中小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小出版社往往可以自己的风格和专业特色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与出版集团展开竞争，并将其击败。又如，竞争还应该是出版、印刷、发行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组建出版集团时，如何形成与新华书店在发行上的竞争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当我们的发行业只有新华书店这样一个大的主体时，竞争难以有效开展，市场的容量当然也难以迅速扩大。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出现一家包括若干家出版社、年出书量高达三四千种的出版集团，那么它就会具有与新华书店在品种批发上开展竞争的实力了。
组建出版集团是一个十分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绝不是简单的1+1的捏合和东西南北中的“三跨”、“四跨”组合，而要纵观全局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钉是钉，铆是铆，资源、构架、矛盾、时机、组合原则等都要通盘考虑，不能含糊。陈昕认为，以他近年来的考察和多年的实践经验教训来看，组建出版集团须有上面提到的传媒观念、知识经济观念和竞争观念，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从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看，要在短期内组成若干较大规模的出版集团，只能走横向强强联合之路；
(2)不宜把相关相近原则理解得过于狭窄、机械。从文理两科来考虑相关相近的组合原则即可；
(3)出版集团应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体；
(4)组建集团就是要打破小而全的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所有业务进行重组、整合；
(5)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出版集团的组织和经济框架；
(6)适当考虑参加集团的出版社的自愿程度；在设计集团的控制系统时，要多用经济的办法。
陈昕的上述构思可以说闳中肆外，发人深省，为出版界设计、营造“大船”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不管怎样，这至少体现了一个出版工作者应有的襟怀和理论探索的勇气，因为我国出版界还很缺乏这两样宝贵的东西。据悉，作为组建出版集团的试点地区，上海出版界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我们期待着大上海成功范例的诞生。
两种模式
作为我国两大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上海出版界近年来不仅保持着后劲充足、屡创新高的强劲发展势头，而且这个群体中正在构建或者已经形成的两种模式也开始引进了海内外出版同仁的关注。正在建构中的模式为“上海出版流通体制改革设想”，另一个已经形成而且得到关注的模式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模式”。前者类似于前面已经提到的中盘，后者则因为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卓有成效的出书策略而在全国近三十家人民出版社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民社中的典范。
曾经身为分管图书发行工作的副局长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陈昕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两大模式的设计与建构工作，自然，他的出版新思维无形中也就渗透其间。就拿发行模式来说吧，1997年批销中心的建成开业和上海书城的即将完工无疑将对该市发行业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陈昕和市局决策层其他成员一道，决心以此为契机，推进上海发行业的调整与改革，具体而言就是探索零售以上海书城为龙头、各区县中心门市为骨干并向各基层书店、专业书店辐射的网络系统；批发以批销中心、发行中心、物流中心为中盘主体的能够持续支撑上海零售市场和逐步覆盖中心城市乃至全国县镇的运作机制。
至于上海人民社模式，陈昕在本刊今年第一期上已详尽阐述了他的出版观，如十二大出书策略和强化四种意识，完成四个过渡等，堪称治社良谋。陈昕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专业出版社相继独立、中央部委出版社纷纷成立，人民出版社普遍面临着出版资源日趋减少、专有出版权大量分流、市场占有份额急剧缩小等诸多困难，以至许多人发出了“人民社怎么了？”的疑问。同样是人民社社长，陈昕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通过调查摸底，他意识到，要使人民社重振雄风、重现活力，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为此，上任后不久，他就给社里的编辑们上课，要求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敢闯敢冒。尔后，陈昕和其他同志又先后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选题开发、组稿、审稿等课题作了7次业务讲座，如此，通过一遍又一遍地“换脑筋”，使大家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手上没有打牌子的标志性拳头产品，没有可立书架、价值不菲的学术精品，没有引导市场走向、产生轰动效应的热销产品。在此基础上，陈昕又向编辑同仁阐述了他自己归纳出来的十二大出书策略：①兵家必争之地不能让的原则；②抓住重点产品的原则；③重点产品定期维修的原则；④争创名牌的原则；⑤创造潮流的原则；⑥组织大工程的原则；⑦精心策划的原则；⑧横队前进——系列图书一次性推出的原则；⑨水准之上和重大影响的原则；⑩巩固和发展主要学科的原则；(11)做第二遍的原则；(12)封杀性布局的原则。这十二大出书策略不仅开阔了编辑们的视野，而且也树立了他们“进场入轨”的信心和勇气。到了1995年底，陈昕和他的同事们又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上海人民社的五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事实证明十分符合两年后召开的十五大精神，如他们设想的发展模式是：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实现资本一体化、出版主营化、经营多样化、手段现代化的大型文化出版集团。发展战略是：以资产经营，盘活群体存量；以纵横拓展，提高规模效益；以借助外力，壮大自身实力；以外向发展，寻求更大空间；以多元经营，增强竞争能力。
以创一流为目标，上海人民社三年迈出三大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7年全社销售码洋增至1.2亿元，重点图书《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韬奋全集》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块金字招牌亦成为大上海出版文化的标志性基地。
两种模式，两副担子。现代出版理念的日益成熟使陈昕和他的同仁们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迎接跨国出版集团的觊觎和挑战。
两点忠告
“书价太高了！”这是许多读者逛书店时拿起新书翻翻最后又不得不放下的无奈心情。读者的感叹不无道理，请对比一下笔者随机抽样统计的两个数字：1994年图书定价平均每印张仅八毛钱，而到了1998年则已飙升至每印张1.50元，四年间涨幅几近90%，如此高的书价怎会不让读者选书时“拿起又放下”呢？针对这个问题，多年从事出版经济研究的陈昕不无忧心地发出忠告：出版社如不在书价上自律的话，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他进一步解释说，1998年一季度全国零售总量估计与去年持平或略低，基本上是零增长，今年的图书市场同样不容乐观，因为从市场需求来看，最原始的推动没有了，读者对新书、畅销书的“反应阀”已较前几年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提高书价无疑会影响图书市场的扩容，市场最后是有均衡价格的，不顾经济规律一味抬高书价最终会毁了出版社。
陈昕是冷静的，他每年都要对中国图书业的运行状况作微观的经济分析，从中总结规律，找出问题，然后写成文章供同行参考，与人合著的《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一书即是他多年冷静思考的结果。陈昕的冷静使他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如他对“中国出版走向世界”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有点与众不同，他坦率地对记者说，从产业角度看，他是不大赞成“中国出版走向世界”这一提法的，他认为经济主流决定文化主流，在目前西方文化占据世界出版业大半壁江山的情形下，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难度很大，代价也很高。当然，从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和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需要出发，中国出版业是必须走向世界的，而从产业化、市场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出版界应把精力集中在“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该怎样应对？”这一重大课题上。贝塔斯曼来了，牛津、西蒙·舒斯特来了，我们不能避开“狼群”不管而去掏狼窝，当务之急是要集结国内力量一致“攘外”，不要让这些跨国大公司得寸进尺，抢走我们原有的市场。中文图书走向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华文化的根在中国，出版的根也在中国，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中文图书的最大市场。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出版业在走向世界的途中也遇到很多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如讲谈社进入美国10年了也无所作为。出版物和工农业产品不一样，国与国之间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忽略这个客观存在而不切实际的四面出击，浪费资源。
两地实践
如果说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赋予陈昕更多的灵气、悟性和书卷气，从而使他在出版这块大棋盘上思维更缜密，算度更精确的话，那么多年的出版实践则使这位棋手平添了几分闯劲、韧劲和竞争意识。谈到出版实践，陈昕感慨沪、港两地的工作经历是他一生中一笔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而创造这笔财富的“原始资本积累”则是他早期策划、编辑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至今已出版近百种的丛书堪称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和上海出版界标志性的拳头产品，问世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影响波及海外，其中7种书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更可贵的是这些书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课题和研究成果曾经引导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日本经济学界对这套丛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著名经济学家盐田泽一认为这套书的学术高度超过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在这套书声名远播、独领风骚的同时，策划者陈昕也引起了香港出版界的注意，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祖泽先生慧眼识才，千里相邀，这样陈昕于1991年赴香港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尔后又任总编辑。在港期间，陈昕又成功地策划出版了“迈向1997年的香港经济丛书”、“国际瞭望丛书”、“现代民主政治透视丛书”和“沪港经济系列”等，其中第一套书被认为是阐述香港经济最权威的书系。以上这些书的出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出书风格，影响至今不绝。当然，在港的两年多时间年轻的陈昕亦学到了不少东西，如前面已提到的现代出版经营理念、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市场营销和企划策略等，应该说，伫立在香港这颗“全球最有活力”的东方之珠边上，让海风吹拂七百多天，陈昕是成熟了许多，这不，当他于1993年重返上海后不久即被任命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两年后再度被任命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陈昕是完全可以拿出版大奖的。”5月16日，在举世闻名的百里漓江游轮上，面对两岸陡立的峭壁和滔滔江水，曾经沧海的李祖泽先生深有感慨地对记者说出这句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