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偏向——论20世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灾难论文,年代论文,农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农村历史上，30年代是一个很不稳定、充满着灾难和动荡的时代。首先，在这十年间，自然灾害频仍，“随意浏览一些民国时期的中文报刊，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各地灾害情况的报道、写实、通讯、评论、日记和照片，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据统计，从民国建立至1937年7月，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77次，威胁很大的水灾24次、旱灾14次、蝗灾9次；据竺可桢统计，中国各地的灾害呈明显的增加之势。”“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931年水灾、1933年旱灾、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灾、1938年水灾、1939年水灾……”①这些灾难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迫使不少农民破产、逃亡甚至失去生命；其次，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20年代末的世界性通货膨胀是这种影响的最直接来源。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以低价向中国倾销产品，这对在总体上尚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中国乡村来说，打击是毁灭性和全局性的，其结果是那些没有遭遇到自然灾害的农民也同样陷入到生存困境之中，只不过前者遭遇的是天灾，后者遭遇的是人祸而已。此外，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从内战到民族抗战，烽火连绵，也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促使乡村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愈加动荡。
乡村社会经历了大的灾难和变化，与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文学作家们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于是，30年代成为农村题材文学的丰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②而在这些农村题材创作中，正如当时的《现代》杂志在“告读者”中所写的：“近来以农村经济破产为题材的创作，自从茅盾先生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以去年丰收成灾为描写重心的更特别的多，在许多文艺刊物上常见发表。本刊近来所收到的这一方面的高见，虽未曾经过精密的统计，但至少也有二三十篇”，③“丰收成灾”小说成为一时之热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作品直接以农村灾难为背景，反映了30年代农村社会破败的现实，揭示了乡村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乡村灾难题材作品是30年代文学中一个很突出、也很值得关注的题材创作。
作家们对乡村灾难的书写与现实生活中农民所遭遇的灾难情况基本上一致，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叙述乡村自然灾害的作品，如丁玲的《水》，匡卢的《水灾》，欧阳山的《崩决》，荒煤《灾难的人群》，鲁彦的《岔路》，田涛的《荒》，蒋牧良的《旱》、《荒》，洪深的《五奎桥》、《青龙潭》，田汉的《洪水》、《旱灾》；二是对受外在经济环境影响而至的特殊破产现象——“丰收成灾”故事的叙述。代表作品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洪深的《香稻米》、罗洪的《丰灾》、白薇的《丰灾》，荒煤的《秋》。④此外，还有更多的作品，虽然不是以直接描摹灾难场景为中心，但也直接涉及到乡村灾难，书写的是灾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和冲击。代表者如“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集中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⑤的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茅盾的《水藻行》，吴组缃的《樊家铺》，王鲁彦的《李妈》等。
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创作虽然数量很多，创作时间有一定跨度，体裁上也有差异，但它们具有非常突出的群体特点，或者说，虽然这些创作是由不同的作家写成，但个人的创作特色却并不显著，个性的差异往往被更为突出的共性所掩盖。
最显著的共性是它们都表现出对乡村现实命运的关怀，寄寓着关注和同情的情感。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创作中虽然没有出现对社会进行全局观照的作品，作家们多是从局部和个体角度取材，但在这些局部和个体中都寓含着对乡村全局的影射，都包含着以小见大、折射整个乡村社会的意图。吴组缃就这样表达过他的创作思想：“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⑥丁玲的《水》，也得到当时评论家这样的理解：“《水》所以引起读者的赞成，无疑义的是在：第一，作者采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第二，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且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这二点，当然和题材有关系的。)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互相影响的，发展的。”⑦显然，以文学来参与和关注乡村社会现实，是作家们的重要创作目的。
这使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带有较强的关怀意识，也透露出较强的感情色彩。洪深在谈到自己的《农村三部曲》时，曾这样表示：“在题材方面，我坚决地要描写贫民生活情形，虽不免有空想和过分夸张的地方，而精神却是写实的”，⑧作品明确蕴涵着以不同方式来解决乡村灾难问题的探索企图。在《香稻米》中，他更借人物之口表示：“再不想出一个法子来，乡下人真要不得了！”表达出“城乡联合，各有分工，相互支援”的理想。显然，乡村现实问题是作者创作的基本动因。这种关怀是所有这类创作的共像，而且，它们还通过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叙述传达出无奈和愤激的情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的人物主要有两种命运(道路)安排，其一是反抗，其二是逃亡，而其最终结局基本上都是悲剧性的(除了如叶紫的《丰收》等部分作品以斗争为收束，最后的结果尚不明朗)。农民们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往往是无可奈何，只能低头认命，破产或流亡是他们最终的结局。但也有一些农民不甘于他们的悲惨结局，选择了直面和对抗的方式。这也使这些作品在低沉无奈的情感之外更传达了愤激和批判的情绪。
这种反抗和冲突，直接关联着乡村灾难题材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较明确的阶级性和社会学视角。因为上述作品中的农民之所以选择反抗，是因为他们觉得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不只是自然，更是其他阶级的人(虽然他们还不明白“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于是，他们选择了阶级反抗的方式。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作品几乎都包含阶级冲突的内容，社会矛盾是它们共同关注的中心。即使是那些写天灾的作品，也同样凸显其中的阶级矛盾。比如丁玲的《水》，所写的与其说是自然灾难，不如说是人为的灾难，其结尾也明确预示一场大的斗争将要来临；再如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乡村灾难场景，但却清晰地再现了农村社会阶级分化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宗族祠堂的子孙，但在待遇和处境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地主们盘算的是私利，是无聊，普通农民们则是为生存所迫，是反抗。作品结尾处写灾民们酝酿暴动，尖锐地表示了阶级的对立。至于那些“丰收成灾”类型作品，则毫无例外都是以阶级矛盾为主题——虽然这其中也存在着明显与含蓄、直接与间接的区别，像《丰收》、《秋收》就是明确突出阶级问题，而《多收了三五斗》等则处于潜在状态。
第三个特点是作家们明确政治偏向下的现实批判姿态。这一点在作品的主题表现上有清晰的体现。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文学虽然存在着“丰收成灾”和自然灾害题材上的差异，但在主题上却表现出同样的批判特征。这一点，学者们已有过论述：“三十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在极为集中的题材与主题范围内，以集束化的形式、甚至不无重复性质的铺张凌厉的描写倾向于目的的一致的。”⑨比如夏征农写过《禾场上》和《结算》两篇作品，前者的故事背景是丰年，后者是灾年，但不管什么背景，农民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处境维艰。显然，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作家们写农民的苦难，又以写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物质上的苦痛为主；写天灾人祸，又以写人祸为主，写天灾常常服务于更好地写人祸。”⑩作家们所要揭示的核心，并不在于年成本身的好坏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而是在于背后的阶级关系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在于对乡村现实政治状况的不满和揭露。写天灾和写人祸，中心都是在政治，侧重点都是在控诉现实和否定现实，不同的只是角度上和程度上的差异。
作家们的现实批判态度还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行动上。除了个别作品，这些作品都有人物表达对现实的诅咒和反抗的言行。许多言论都颇为类似，如“拼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现在的世界也变了，作田的人真是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天呀！现在是没有穷人活的命了。”“整年的劳苦，完全是好了别人了。”这些言论出现在《香稻米》、《丰收》、《禾场上》等不同作品中，意思却是完全一样，都是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和反抗，而对这些批判者和反抗者，作家们的态度都相当明确，就是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只有洪深的《青龙潭》结尾对反抗者的行为表示了质疑)。
在一些作品中，这种态度还不只是体现在人物语言上，更通过作品叙述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来。或者说，人物的现实否定语言与叙述者的生活批判语言有高度的一致。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李健吾对茅盾《农村三部曲》曾这样评论说：“暗示还嫌不够，剑拔弩张的指示随篇可见。”(11)事实上，这远不只是茅盾一人的语言特点，而是这一时期农村灾难题材作品中常见的现象。
30年代乡村灾难题材创作之所以出现这么强烈的群体色彩，背后潜藏着这一时代社会和文学的某些格局和文化背景。
首先是作家思想明确的“左倾”倾向。30年代是左翼文学的时代，作家们普遍向“左”倾斜，其批判和否定现实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确，“30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吴组缃、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一种表达。”(12)戏剧家洪深也这样表达过自己创作《农村三部曲》时的政治态度：“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友人们不断与以教导，我个人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开始有若干改变。(13)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是这一思想倾向的直接体现。正如有学者对自发式农民运动的描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14)处于饥荒和灾难中的农民反抗要由自发发展成为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成为中国政治革命中的一部分，需要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指导。30年代灾难题材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革命宣传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至少是在文学范围内)。
其次是作家们在乡村感情驱使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正如有学者对30年代农村问题下这样的断论：“除了东北问题，再没有比农村的崩溃与救济更为严重了。”(15)30年代乡村社会的崩溃引人关注，而新文学作家绝大多数来自乡村，与乡村有着深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他们对于乡村灾难的关注自然会比常人更为敏感，也会更为强烈。张天翼就明确表达过：“做个作家就尤其需要认识农村，作家是要描写多数人的生活的，替大多数人申诉，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大众，离开了农民，那就什么都成了空的，也可以说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作家了。”(16)剧作家洪深的表现更为突出，他原本是志在较纯粹的戏剧艺术追求，但在30年代环境下，他毅然进入现实领域，以《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等作品，对处于灾难和动荡中的乡村未来进行了种种思考和探索，体现了很强的忧患和社会关怀意识。
“左”的倾向与责任感有一定的关联，或者说它们从根本上都与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恶劣环境有关，但它们中间也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如何使责任感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而不是走向过强的政治倾向性，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考察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创作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正成功地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的只是一小部分作家，在绝大多数的作家创作中都表现出向政治倾向性的偏移，换句话说就是，过强的政治倾向性影响了作家们对真实的反映和艺术的表现。
首先，在真实与遮蔽问题上。当时的批评家张庚曾经这样分析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最近数年来，他更花了精力，尽他的可能，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他所理解的江南农村的疾苦，农村中的思想动摇和激变。在他的世界观中，个人的，小有产者的苦闷是不被重视的。每一个题材，每一个题材中所表现的主题，在他，都有一种必要的价值的衡量：那便是当作一个社会问题、道德问题而提出来；而且在可能范围之内给予解决或者解答。”(17)这一分析无疑是准确的，而且，事实上，张庚的分析针对同题材的其他创作者完全一样有效，甚至可以说更有针对性，因为比较而言，洪深的作品客观性还算比较强的，在其他更多的作品上，政治倾向性严重遮蔽了生活的真实再现，作家的政治态度也掩盖了灾难的真实情形(比如丁玲的《水》也是以一场真实的水灾事件为背景，但作品很少有对水灾的客观再现，更多的是偏向性的描写和政治性的煽动)。
其次，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30年代乡村的社会变化是全面的，据同时期的社会学家所研究，“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而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贵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18)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更是对农村社会全方位地产生影响：“现在中国农村中，不独火柴，煤油，缝衣针等，完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去供给。……人类消费，为衣食住三大项，农人的衣著一项，可说已完全受资本主义的支配。食物自然是农人的来源，然有时也要由市场供给；住室虽常由农人同工匠建造，然也常需要用由机器生产的洋钉。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农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谓在农村经济中，无孔不入了。”(19)也就是说，在当时农村受到各种灾害影响的，除了普通农民，还应该包括一般的地主和小有产者，在当时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重要的矛盾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矛盾。作家们受政治视野的遮蔽，基本上是单一地从阶级角度来反映当时农村的灾变，也基本上局限在反映普通底层农民的生活领域。对于农村的现实来说，这显然是不够完整和全面的。而且，假若能够从地主或其他角度来揭示类似问题，对乡村社会的反映显然要更为深刻，意义也更大。
同样，作家们对30年代灾难乡村社会文化的影响表现得也有所不够。灾难对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传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被突如其来的灾害摧毁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出其动物性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无法抵挡生存竞争的残酷。”(20)30年代社会也不例外。对此，一直热衷于建造“人性小庙”的沈从文都表示：“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地也全毁去了。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歌颂之一页，这是新兴文学所提出的一点主张。”(21)但在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创作中，只有茅盾的《水藻行》和吴组缃的《樊家铺》，以及王鲁彦的部分小说，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动荡社会环境下乡村伦理道德受到冲击的过程，反映了“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22)总体来说，作家们更热衷于关注社会学意义和外在的乡村灾难场景，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着笔较少。
最后，在艺术表现上，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作家们对艺术个性的探索和努力，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的艺术共性限制了更丰富的个性特点。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缺陷。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情节上的模式化特征。比如“丰收成灾”类作品，一开始都是对“丰收”的努力追求，中间几经波折，最后终于获得丰收，但与此同时灾难降临……同样，“自然灾难”类作品则都是大场面，充斥着群众化的场景，却几乎看不到个人的生存和挣扎。在这样的模式下，人物也基本上被类型化和脸谱化，阶级性特征代替了他们的个人化特征。以至于在整个这类题材文学中，很难找到真正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这中间最受人诟病的当然是所谓的“父子冲突”模式——父亲往往代表落后者，保守者，儿子代表未来，激进者。他们的冲突不只是代表着对生活态度上的差异，更是不同阶级觉悟的体现。
这一情形与作家们观察生活的肤浅和简单显然有直接关系：“作者无从把持他的情感。……他把爱全给了农夫，革命者，他们的轮廓因而粗大，却并不因而多所真实。这是情人眼里的西施，然而仅仅是些影子，缺乏深致的心理存在。……一切是力，然而一切是速写。”(23)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30年代作家普遍来说与乡村都是疏离的，他们也许有对乡村的感情，但却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因此，当他们描绘乡村大的灾难时，只能选择群像式的描写，在描绘乡村的“丰收成灾”时，只能选择模式化的结构。
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作家们过于政治化的创作理念。30年代文学是政治化社会剖析盛行的时期，书写农村灾难的作家们也同样受到这种创作模式的影响。比如茅盾就这样谈自己创作《春蚕》的过程：“《春蚕》的构思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结故事。”(24)基本上是政治化的主题先行，其生活的表面化和模式化就难免了。
对于新文学作家们创作的30年代农村题材(包括农村灾难题材)文学，西方学者有这样的评价：“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25)这也算是对作家们过强政治倾向的一种补偿吧。
注释：
①江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②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③转引自朱晓进《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9页。
④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也是描述在异族侵略下农民们的艰难生活，从广义来讲，也应该属于“农村灾难文学”。但由于这些作品的重心不在乡村本身，而在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因此，一般都把它们当作“抗战文学”来研究。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对这些创作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所以，本书就不报道这些创作。事实上，这类创作与整个30年代的“乡村灾难文学”也有非常明显的共性，也体现着类似的政治伦理色彩，只是它们更侧重于民族矛盾和民族觉悟而已。
⑤王统照：《山雨·跋》，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⑥茅盾：《<西柳集>》，原载《文学》第三卷第五期，1934年11月1日，收入《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6页。
⑦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北斗》第2卷第1期。
⑧洪深：《戏剧的人生》，收入《洪深文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页。
⑨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⑩王爱松：《政治书写与历史叙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11)李健吾：《叶紫的小说》，《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13)《洪深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收入《洪深文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93页。
(14)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15)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6)蒋牧良：《记张天翼》，《文艺生活》海外版第7期。
(17)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
(18)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105-106页。
(19)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1931年11月1日。
(20)江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21)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
(22)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1928年1月。
(23)李健吾：《叶紫的小说》，《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24)茅盾：《我怎样写〈春蚕〉》，原载《青年知识》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收入《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2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