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打工妹”群体的生成——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打工妹论文,近代论文,群体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1)02-0118-06
“打工妹”并非新名词，清末民初时期即已流行，近代著名文人徐珂在其《康居笔记汇函》中就有“在粤之打工妹”的专门记事[1]。事实上，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代，“打工妹”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打工妹”群体的生成，则由一系列因素“合力”造就，有工业化的拉动，有城市化的吸附，也有来自农村社会的驱动，如此等等。一系列因素所形成的动力机制，使“打工妹”现象在近代长三角地区渐趋普遍而寻常。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宏观考察。
一、工厂制度的“集拢”效应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陈达指出，“工厂制度兴起后，集拢了来自各处的人民挤在工厂里，靠着机器为生。”[2]“打工妹”就是这样一群“靠着机器为生”的人。可以说，工厂制度是打工妹群体生成的前提。
工厂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晶。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掀起的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使中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3]。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的历程[4]，19世纪中期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工业时代的来临[5]。
关于工厂制度在中国的“复制”过程，有人曾划分为5个时期：“军用工业时期”(1862年至1881年)、“官督商办时期”(1882年至1894年)、“外人兴业时期”(1895年至1902年)、“政府奖励及利权收回时期”(1903年至1911年)、“自动发展时期”(1912年至1921年)[6]。无论哪个时期，长三角地区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外人兴业时期”，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迫签《马关条约》，外国列强取得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特权，“一时外商工厂纷起，如日商之东华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鸿源(现为日人购去改为日华纺织会社第二厂)、德商之瑞记(后改东方)等纱厂相继成立，树上海纱业之先声，亦为外人在中国经营工业之起点。”长三角地区遂成为外人在华投资工业的首选之地。这一时期同时“亦为华商觉悟时期”，“卧榻之侧他人酣睡之声既起，中国商人亦渐悟利权之不可放弃，有起而集股开厂者矣。官督商办时期所提倡不起之工业奋斗精神，至是受外人之猛击而醒。苏州之苏纶(今由宝通公司租办)、上海之大纯及裕源(民国7年为日商收买改为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九厂)、与无锡之业勤(今由福成公司租办)等纱厂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7]5-6长三角地区于是又成为民族工业的“前导”与基地。
清末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更加凸显，尤其是上海，更是工业发展中的“龙头老大”，统计资料显示，1933年华商工厂3167家，而1931年上海一地就占了2000家左右，早已“成中国工业之中心”[6]59。抗战时期，上海工业仍“占全国工业生产1/2以上，大小工厂，据统计不下5千余家”[6]87。就是上海沦陷后，虽然不少工业企业毁于炮火，但很快复兴，1938年底即“恢复战前5000余家的数目”①，并“顿呈战时繁荣之象，生产量甚至已超过25年(1936年)。”[7]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经济部1947年发布的20个城市调查材料，其中上海即集中了7788家工厂，占总数14078家的54％。[8]可以说，上海自始至终引领全国工业化进程，难怪有人说“上海工业的发展情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全国工业的发展趋势”[2]277。上海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中心，更是全国的工业中心！
在工业化浪潮的推动和上海“龙头”的引领、辐射下，长三角其他城市如无锡、常州、南通、苏州、杭州、宁波等，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很快形成工业密集区，有人惊叹，1930年代中国“在工业分布上是沿江海地区密集度过高”，“而上海、江苏、浙江这块三角地带尤为工厂密集之区，其工厂数可占到总数56％(2336家)。”[9]这其中，上海之外，无锡格外引人瞩目，“工业方面尤为发达，不特在苏省可首屈一指，即在全国内地，恐亦无足比衡。工业中有纺纱厂7家，织布厂20余家，丝厂49家，袜厂大小50余家，面粉厂四家，榨油厂五六家，碾米厂10余家，砻坊10余家，铁工业六七十家，以上各种工业，或有巨大规模之组织，或有特殊情形之关系，皆为锡地工业之佼佼者。至其他日用工业如肥皂、印刷等，无不应有尽有。”[10]这种情况，按照史书上的话说，“非特为江浙两省所仅有，实足为全国最重要之内地工业中心点。”[11]正是因为无锡一跃而成为“中国少见的，极为引人注目的工业城市”[12]，因而有了“小上海”之称[13]。
“工厂制度”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结构变动中，新生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崛起。
一般而言，工业化的启动和推进，有两个必要条件或前提，也即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工厂制度在逐渐解构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同时，不断拓展、赢得市场和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加之“人满为患”[14]，农村社会沉淀着越来越多的“剩余”人口，为工业化积蓄“能量”，外国观察家就注意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令世界上所有的工厂主垂涎……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似乎预示着她已处于工业大发展的前夜。”[15]而工业发展产生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集拢”效应得以彰显。
“集拢”效应的强弱，当然取决于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工业发展愈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愈旺，“集拢”效应愈强，如上海，“所有新设之机器制造厂，现皆接踵而起，如纺纱厂华、洋各商共有十家，其锭子共计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支；……缫丝厂华、洋两商共有二十七家，丝车共有四千架。……以上两项机厂共招雇工人约二万五千至三万之多。将来洋商所设之厂，一律开机，则需人更多。”[16]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17]在此背景之下，“打工妹”群体的异军突起，显然成为工厂制度“集拢”效应的一大“亮点”，特别是“缫丝厂之工人，几皆为妇女与少女”[18]，如上海，“机器缫丝局雇佣妇女极多，每日计需用女工数百人。凡一切剥茧、拣茧、司机、司缫诸事，莫不假手于妇女。”②长三角另一工业中心无锡也是如此，在1930年代初无锡315家工厂中，打工妹人数超过三分之二[19]，其中“纱厂中间女工占80％，布厂女工占95％，丝厂女工占90％”③。工厂制度“集拢”效应之强，可见一斑。
二、城市近代化的“凝聚力”
“工业化的最普遍的影响，就是农民大批的由乡村趋向都市去找寻工作。”[20]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大批农民之所以“趋向都市”，是因为近代工厂企业集中在城市，只有进城，才有机会“找寻工作”。由此形成近代工业化、城市近代化、人口城市化“三化联动”格局，对此周谷城先生作过精彩论述，他说：工业化直接帮助都市的发展。工业发达中显著的事实，便是大工厂的设立。大工厂既已设在都市上了，于是成千成万的工人便随着来到都市上。工人之外，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工厂有关系的人，也一律来到都市上，或则在都市上长居，或则在都市上暂留。这样一来，工业的渐渐发达，也直接帮助了都市的发展。至于商业，那更不待说了。中国自从与外国人通商以来，商业一事，其发展之盛况为前所未有。商业发达，商人随着到了都市，商店也在都市上开设起来，商店主人、商店雇员也随着一天天的多起来。产业界的变动，直接帮助都市发展了，都市上的社会关系也一天天复杂起来。都市关系复杂了，都市上的社会意识也随着复杂起来[21]。没有工业化，城市近代化便缺乏动力源泉。换句话说，城市化对打工妹群体的生成具有不可低估的“凝聚力”。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核心”[22]。近代长三角地区既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理所当然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事实上，上海、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等，在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由此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吸附着八方来客，形成了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孔雀东南飞”的近代人口流动格局[23]。
众所周知，上海是首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根据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11月17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通过《上海租地章程》，西方侵略者取得在沪“租界”土地的特权。租界由此成为“国中之国”。
上海对外开放后，得益于“江海要津”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崛起，形成全国对外贸易、工商、金融、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心。“四大”中心的形成，确立了上海在中国第一大近代都市的地位。上海“繁华甲天下，英美伦敦、纽约且不及，故各处人民，无论贫富、男女老少，皆以上海为乐土”[24]，以至于“各省内地诸人，亦皆扶老携幼，抱女拖男，挈全家同室寄食春江，为营业谋生之地。”[25]其“凝聚力”之强，不难想见。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改变着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面貌，如法国学者谢诺所说，“棉纺织厂、使用蒸汽发动机的缫丝厂、现代榨油厂和面粉厂的建设改变了以前是手工业中心的无锡、镇江和苏州的面貌，影响一直深入到长江北岸的南通、崇明和海门几个城市。”[19]192-194苏州、无锡、常州、杭州、镇江之繁荣，自不待言，就连江阴这样的小城市，也是人气十足，繁花似锦，流行苏南的“五更调”唱到：“一更一点月东升，前日到江阴，咿呀得而哙，地方蛮文明，日日新来又日新，实业兴，纱厂布厂，多得无淘成，咿呀得而哙，工人数勿清。”[26]透过“五更调”，一幅城市美景在人们面前抖开，令人流连。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日日新来又日新”的城市凝聚力更加强大，吸引越来越多的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向心”(城市)聚集，形成持续不断的“移民运动”，有人谓“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27]
尽管“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28]，显然是原动力，也是城市化凝聚力的体现。除此之外，城市生活天然就具有吸引力，“都市之生活，无论从何处观察，亦比农村美丽繁华远甚。衣服住居，固无待论。就食物一项而论，都市亦优于农村，初与都市接触之农民，无不惊奇，尤其是思想见识全无之农民。所以都市之美丽诱惑，亦足以促农民之离村。”[29]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成为打工妹离村进城的内在驱力。城市近代化进程愈快，城乡“二元世界”的鸿沟愈深，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也就愈强烈。在长三角地区，“当电灯开得闪亮的特别夜快通车的头等车厢载了正在喷雪茄、吃大菜的洋装阔客通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在乡村人看来正像一朵载着一群活神仙的彩云飞驰而过。由此想见都会真是天堂一般的地方！”[30]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到上海去！》正折射出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艳羡，许多人为了梦想而纷纷“进城了”[31]。时人注意到，在城市的“诱惑”之下，长三角地区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都市物质的诱惑因此抛却了业务(务农)，转移到都市里去的，逐渐增多；并且有时又从都市里带了些光彩回来，样样都是新闻，样样都是值得久居井底的农夫农妇们的羡慕和赞赏。并且都市里的生活，事实上确比终天埋头在腥臭的泥土之间底乡村生活，是要高明得多，因此居然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掉转脚跟向着都市移动。”[32]在“都市移动”中，自然少不了“打工妹”的身影，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恰恰映衬出城市“凝聚力”的强大。
城市具有“集聚效应”[33]，城市规模越大、近代化程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强，吸引人流、物流向城市集聚。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近代化城市群的崛起，形成一块巨大的“磁场”，产生强大的吸附力与凝聚力，汇聚如潮人流。在此过程中，打工妹群体生成演化，成为一支庞大的“打工”群体。如宜兴近城乡村妇女，有很多到苏州、上海、无锡纺织厂打工者，“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34]；上海机器织布局“大小女工，多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之远”[35]；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无锡缫丝厂女工的调查，“女工中有百分之五十来自太湖周围的农村。”[19]168她们的到来，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三、二元世界的农村“酵素”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农村社会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有评论说，“都市在畸形的发展，乡村在悲惨的崩溃，这是现在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你到都市里去看一看那平坦的柏油路，高插入云的洋楼，和蜘蛛网一样密的电线，日夜狂奔的汽车电车，舞场里醉人的音乐，你再到农村看一看呢？黄尘飞扬的道路，阴暗的茅屋，手摇的纺线车和笨重的牛车，使我们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在从前乡村是被称为‘世外桃源’的，但现在我们这‘世外桃源’已卷入‘破产’的漩涡里了，乡村在天灾人祸的侵袭之下，只是‘吃饭’已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至于别的当然更谈不到了。”[36]城乡差别拉大，逐渐形成“二元世界”格局。
在“二元世界”里，农村一极的破败，与城市社会形成巨大落差，成为农民“离村”的经常性驱力。
农村经济的衰退，原因很多，有自然经济解体的冲击，有兵灾匪祸的蹂躏，有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肆虐，有沉重的封建剥削，有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等等，这些因素的合力，不断造成大量流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谋生或避难，使农村经常陷于“‘破产’的漩涡”而难以自拔[37]。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民国时期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潮迭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赘述。
不过，在近代长三角地区，尽管农村社会也有经济不景气的局面困扰，但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显然要轻得多，这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及自然环境较为稳定。换言之，打工妹群体较之其他地区的农民工群体，没有那么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而生活压力及“利益趋高”的“酵素”作用凸显。
在近代长三角地区，妇女劳力应该说最先“剩余”起来。一方面，在“洋布”、“洋纱”冲击下，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体系被割裂，“织”难以为继，大批妇女渐失用武之地而被“闲置”，为了生存，只能“改业”进城做工，如川沙，“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38]她们成为长三角地区较早一批打工妹。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因素，成为瓦解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物质力量，如凯尔所说，“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之后，必然会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39]。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受到重创而一蹶不振，城乡“二元世界”逐渐形成，其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资料表明，“即令吴江县农忙期工资最高时的散工的工资，每日二角，也只能匹敌上海市中的清洁夫的月收六、七元。比较女子农业劳动者与女子都市劳动者，也与上述无大差异”[40]。无论男女劳力，他们在农村的收入，还赶不上城市低收入人群清洁工的收入。表1也很能说明问题。
从表1不难发现：(1)月工工资，无论供食或不供食工资，城市均高于农村；(2)大城市工资高于中、小城市。这种经济位差的客观存在，不能不令“食力之民，趋之若鹜”[5]36。所以在长三角地区，人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情景：“就此月工工资而言，农村工资低而小城市工资高，大都市工资更高。此所以农村人口要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要由农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了。”[41]如在上海城郊，地利之便，使许多妇女“离村”进城打工，“以从事简易工作，若纱厂、纸烟厂、火柴厂等，皆需用女工、童工，以工资之所得，维持其生活，实较力田为愈也。”[42]她们从劳动成本、收益的城乡比较中，做出了“转入都市”的选择。
同样，常熟的妇女之所以选择“都到附郭的地方布厂中织布”，乃是“因为布厂中比较工价大些，并且不要再有自己去贩卖的手续，同时那时的厂布，也十分畅销，所以乡村妇女，都趋之若鹜了。”[43]在这里，“比较工价”的经济学，使她们踊跃进城打工，甚至“趋之若鹜”，以追寻“工价大些”的经济收入。
嘉定真如镇“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花，纺织机杼之声相闻，而又勤苦殊甚，因非此不足以补家用也。所织之布名杜布，缜密为全邑之冠。年产百余万匹，运销两广、南洋、牛庄等地。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④显然，在利益“驱高”机制的激励下，她们丢开纺车，走出乡村，进城“入厂工作”，以获得远比在农村织布“较丰”的“所得”。
这些事实也表明原来的纺车已不再是女性的最爱，还是进城打工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于是纷纷离村进城。由此不难想见，她们并不是绝对被动地适应环境变迁，而是相当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她们是撕裂自然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面的“力”，而不全然是固守[5]105。“均乐就焉”一语，就值得玩味。传统观点认为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进城完全是农村破产的产物，显然是片面的。
总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城市近代化、人口城市化“三化联动”，形成“合力”，使“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厂)，必然之势也。”[44]打工妹群体的生成，符合社会变迁的“必然之势”，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
注释：
①见《重庆日报》1940年3月11日。
②引自《申报》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③引自《无锡人报》1934年10月23日。
④见《民国真如志》第3卷，《实业志·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