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的新作《火凤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火凤凰论文,魏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确感到，我们这个时代太伟大了。也许历史上很少有这种人民大觉醒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人民是怎样在赢得战争并创造着活生生的历史。几乎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可歌可泣的。假若我们不能把人民这一段英雄的历史反映出来，我们真是惭愧死了。因此，我曾经对自己说：晨曦，你应该对得起人民，你应该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即使今天不能，也许在明天！”这是魏巍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火凤凰》中一个人物晨曦的一段对白。这位后来在残酷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主人公的内心表白，实际上也是作家魏巍的心理历程。正是这种可贵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时刻萦绕在魏巍的心头，驱使他在年逾古稀的日子里，笔耕不辍，经过两年半的精心结撰，完成了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火凤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和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火凤凰》是魏巍以中国革命战争为题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两部是《东方》和《地球的红飘带》。《地球的红飘带》反映的是土地革命中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火凤凰》反映的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东方》反映的是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三部小说合起来可以说是革命战争三部曲，是几乎囊括了20年间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魏巍不愧为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新作《火凤凰》同他的其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的镜子。
狂飙时代的人生脚印
从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来说，《火凤凰》和她的姐妹作是相同的；但从反映战争的角度来说，她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她主要是写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在火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走的人生道路。他们之中，有的锻炼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有的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抛洒在祖国大地上，谱写了感天地泣鬼神的青春诗篇，有的则分道扬镳，堕落成了革命的叛徒、民族的罪人。作者选择这样的角度来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当然同切身的经历和感受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满腔热忱地关注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期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生的年轻人能够从作品中塑造的过去时代的同龄人身上受到启迪，获得借鉴，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自己的青春在与前辈们迥然不同的环境中燃烧发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魏巍以独特的方式同当代中国的年轻人展开的亲切的对话和心灵的交流。
周天虹是贯穿全书的主人公。他在作品开始出现时只有17岁。他单纯、热忱、大胆，但又带着某种幼稚，“像临近麦熟时节的杏子，黄了一半，还青着一半”。祖国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的灾难和个人毕业即是失业的遭遇，使他陷于走投无路的困境。在被他当作老师的欧阳行的指点和进步书籍的启发下，他克服重重困难，只身奔赴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抗大毕业后，他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直接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在他初上战场的桃花堡战斗中，由于他这个排长缺乏战斗经验，警戒疏忽，兵力布置不当，使十多名鬼子得以漏网，成为这一战斗的美中不足。他奉行老实人的哲学，决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严酷的环境和频繁的战斗考验着他，锻炼着他，党组织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爱护着他，帮助着他，使他成长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危急关头镇静自若，化险为夷。
对于周天虹来说，一次严峻的考验是他的爱人高红的被捕。他对高红的爱是执著的，深沉的，高红的不幸被捕给他的打击太重了，他难以排遣因失去高红所受的精神折磨，但是当日寇利用他们之间的纯真爱情企图对他诱降时，他写给敌人的答复是斩钉截铁的：“我堂堂抗日之战士，岂能为私情所动哉！望见字速来降我，我军定当优待有加也。”古往今来，留下了多少缠绵悱恻、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但是世人知道吗：共产党人有最崇高、最真挚、最热烈的爱情，而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周天虹作为幸存者，迎来了他参与缔造的新中国的诞生。小说告诉我们，他将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晨曦是周天虹在抗大的同学，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远远看到红霞中的塔影，／好像海洋里出现桅杆，／啊，这就是延安，／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脱掉身上褪色的长衫，／草鞋军装我很爱穿，／从此是大船上一名水手，／经过风浪将变得更加勇敢。”这是他刚到延安时写的诗。初入抗大时他生活有点散漫，集合常常迟到；太醉心于写诗，别的活动参加较少。他的起点并不高，但他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到晋察冀边区后成了出色的战地记者和诗人。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到最艰险的地方去战斗，去锤炼自己。在他的坚决请求下，他被任命为敌人眼皮底下的肃宁县县长。正如欧阳行所说：“他明知道那样的地方是九死一生，却要争着去，也许这就是古人说的‘视死如归’吧！”由于他深入群众，善于向群众学习，他居然创造和总结出了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使凶残的敌人被玩于股掌之上。
晨曦朴实、纯洁、热情，像水晶那样莹洁，又像一盆火那样灼热。他也爱着高红，但当他发现周天虹已经同高红相爱时，便当机立断，把给高红的信撕个粉碎，并严厉地谴责自己：“我真该死，几乎犯了一个不能饶恕的错误。……从明天起，再也不能想她了。”尤为感人的是，当高红不幸被捕、受难，周天虹陷入痛苦中几乎不能自拔时，晨曦专程远远地赶来，安慰他，鼓励他，深情地说：“天虹，我认为你在我们一群伙伴之中，是一个有希望的人。高红的事，是对你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我要劝告你，你要以工作为重。多打几个胜仗，狠狠地打击敌人，这也就是对高红的爱了！你说对不对？”这番劝勉使周天虹鼓起了新的勇气。
晨曦有一个“弱点”就是心肠软。叛徒利用这一点假装成乞丐，盯上了他，使他陷入虎口。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只要能取得胜利，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的誓言。晨曦的死，极其悲壮，本身就是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诗。
高红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少女，初次出现在抗大的除夕联欢会上，她用钢锯演奏《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的情景可谓先声夺人。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小姐生活。革命书籍打开了她的心扉，旧社会的丑恶和中华民族百年来蒙受的屈辱擦亮了她的眼睛，使她走进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行列。但是，只有当她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时，她才觉得在延安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里扎了根。她后来担任副县长的满城县，四分之三在敌人手里，人们把在这里进行斗争比作“在老虎嘴上拔毛”。她带领民兵穿过封锁沟到敌占区背粮，同民兵们一起搞破袭战，有智有勇，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高红尤为动人的是她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现。那时她担任雄县县委书记，而这里正是她的家乡，一场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的严峻考验摆在她的面前。她坚决站在穷苦农民一边。但是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发生了：她的哥哥高凤岗带领反动军队来到家乡反攻倒算，残酷地杀害了18名贫农团骨干。群众的士气受到打击，对她也心存疑虑。她一一慰问烈士遗属，为死难烈士送葬，在群众集会上庄严宣布：对勾结高凤岗反攻倒算的她的父亲，立即逮捕法办；命名18烈士墓，立碑纪念；不折不挠，继续完成土改斗争。她的讲话感人肺腑：“父老乡亲们！我虽是从地主家庭走出来的，但我早就是地主阶级的叛徒。……今天我再次宣告：我是党的女儿，人民的女儿，你们的女儿。我愿意为你们献出一切。我愿同你们一起前进再前进，把封建制度以及一切剥削制度彻底砸碎！假若有哪一天我背叛你们，我愿受到你们的审判和最严厉的制裁！”
高红身受的磨难最多，考验也最严酷。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后她坚贞不屈，智斗叛徒，在囚车上向群众作宣传。她回顾走过的革命道路，深情地对自己说：“即使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也不会作出庸人们的选择。”第二次被捕后下令杀害她的正是她的哥哥。她同周天虹这一对有情人最终未成眷属。她在留给周天虹的遗书中说：“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不管有多少艰难曲折，人类一定会争取到光明的前途。现在我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死过分悲痛。你若能在每年春天来到我的墓前看看，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高凤岗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反面人物，但他并没有被漫画化。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也曾产生过不满，认为那里“根本不是有志男儿建功立业之地”，因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他在妹妹的劝说和动员下到延安进了抗大。来到晋察冀边区后，因为他懂得一点军事，在雁宿崖战斗中为诱敌进入伏击圈曾露过一手，加之对部队管理有方，很快被提拔为游击支队的副支队长。他的问题是个人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日益膨胀。他所说的“建功立业”实际上不过是个人的出人头地。“我要发展自己，不能有任何人来妨碍我的发展。”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假革命以营私，企图利用革命把自己造就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是待价而沽的投机商。这是他走上蜕变歧途的深刻的内在原因。
高凤岗堕落的思想脉络在作品中揭示得很清楚。由于他个人中心主义恶性膨胀，不尊重支队长兼政委的正确主张，一意孤行，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自己临阵脱逃。这样严重的错误受到批评乃至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却不肯承认错误，拒绝改造思想，对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极为反感，并悔恨自己选择了革命道路。这样，他在歧途上越滑越远，最终堕落成为叛徒、汉奸、反革命，就毫不足怪了。
高凤岗这个典型告诉我们，叛徒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起正面的敌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捕杀、活埋抗日干部，还监视伪军，唯恐他们对“皇军”不忠。尤其让人切齿痛恨的是，他竟下令在抗日家属门口挂上红灯笼，指引日寇前去奸淫烧杀。这种毒辣的主意只有叛徒才想得出来。他杀害土改积极分子的残酷手段和枪杀同胞妹妹的野蛮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火凤凰》中着重刻画的四个青年知识分子，两个为国捐躯，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一个沦为叛徒、汉奸、反革命，最终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一个继续革命，时刻牢记作为幸存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经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晨曦没能活到解放战争）是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狂飙时代。他们在这个时代留下的脚印昭示着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今天的青年，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部反映两大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其中对主人公的成长产生影响的人物为数不少。例如，指引周天虹奔赴延安，后来成为晋察冀边区出色的新闻工作领导人的欧阳行；周天虹到抗大后认识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衬衣、草鞋给了这个远途跋涉来的孩子的杨光池；在周天虹排里当班长，处处给他出主意，实际上是他的老师的小孙；对干部了如指掌，曾直率地批评周天虹“对部队抓得还不够严格，对同级还有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对同志提个意见也抹不开情面”的军区组织部王部长；与周天虹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左明、徐偏；等等。这些人物的着笔不多，有的不过寥寥数笔，但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特别是总司令朱德的形象，虽然未占多少篇幅，却是栩栩如生。他戴着老花眼镜守着小炕桌看文件的身影，他同周天虹、徐偏谈话时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对党的指导思想与做人的道理的深刻阐发，使人感动，给人启迪。这些人物构成了围绕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的重要部分，这个典型环境是多么值得怀念和回味啊！
说到狂飙时代的人生脚印，说到在革命大变动中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我们不禁联想起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巨著，即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革命前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内战争胜利）所走的道路。其中的主人公是两对夫妇，四个知识分子，他们经过种种艰难曲折，最后都走进了人民的行列，投入了新生祖国的怀抱。小说第二部的题词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同《苦难的历程》相比较，《火凤凰》更多的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战斗的历程”。这固然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他们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伟大的革命战争不仅消除了敌人的毒焰，而且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纯洁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火凤凰》成功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走过的人生道路，这在世界文坛上也是有独特意义的。
强烈跳动的现实脉搏
任何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总是渗透着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有人宣传“只有在未经意识形态‘处理’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历史”，这是荒谬的也是虚伪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天底下没有未经意识形态处理的历史，区别只在于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代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前者的阶级性同科学性是基本一致的，它能够不同程度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的阶级性同科学性是水火不容的，它只会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与历史著作不同，它容许虚构，当然这种虚构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因而在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可以更多地表露作者的思想感情，抒发作者的审美理想。许多成功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不仅熟悉历史，而且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感受，能够站在现实的高度来观照历史，找到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某种关节点，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生命，因而能够打动当代人的心灵。《火凤凰》的一个显著特色正是它的现实感，作品中强烈地跳动着现实的脉搏。
匡谬返正：论辩的色彩。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战中人民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前后衔接的两次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像经过烈火再生的凤凰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这些本来是公正的历史老人早就作了结论的。但是，这些年史学界某些人却在我们弥补过去对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正面战场取得的局部作战的胜利反映不够的同时，走向了另一极端，热衷于做翻案文章，歪曲事实真相。此风在文艺界也不罕见。且不说污蔑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美化蒋介石国民党乃至日寇，因而被人们称为反历史、颠覆历史的小说《丰乳肥臀》、《落日》之类，就拿某作家《季节》系列中的一段描写来说吧：“这么多青年大梦初醒般地在短短十几天中接受了革命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促使日本投降的是苏联红军出兵而不是美国投掷了原子弹。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否则就一事无成……从此，他们焕然一新，他们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从此他们变成了新人。”人们也不难从中咂摸出一种反讽的味道。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战斗业绩岂能反讽！魏巍的《火凤凰》针对抹杀和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辉煌业绩的种种错误倾向，以生动感人的艺术描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而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带着特有的论辩色彩。
作者充分发挥他对那个年月晋察冀军民传奇式的斗争十分熟悉的优势，挥洒自如地描绘一个个战斗场面。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是用浓墨重彩加以铺叙的，日军的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在黄土岭被我军击毙，这就是当时日本报纸哀叹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中”。当小说里的连长刘福山听说蒋介石为此给朱总司令发来了嘉奖电时，有这么一段对话：“他那伙人不是说我们是‘游而不击’吗？‘游而不击’又怎么能打死一个中将呢？我看他不要传令嘉奖了，给我们发点枪支子弹比什么都强。”这段引起战士们哈哈大笑的话是对当时那种错误论调的有力回答，也是对今天某些人企图重弹老调的有力回答。
作品以艺术笔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根据地军民所以能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奥秘。这就是同国民党不肯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实行单纯政府的、军队的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相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周天虹刚到晋察冀边区，就产生了一种对比强烈的感受：在他那国统区的家乡，农村是贫穷的，悲惨的，没有希望的；而边区呢，从村头查路条的孩子，大树底下纺线线的老太太，村边大场上操练的青年妇女，到冬学里飘出来的歌声，无不给人一种从来没有的新鲜感，人们的生活艰苦，但眉眼间充满了希望。这正是共产党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结果。高红在杏花营搞减租减息，接着掀起参军热潮。她所住的那家贫农周二卧病在床，竟主动让唯一的儿子参军，他说：“孩子他娘，你叫孩儿去吧。打日本，这是正事。我周二窝囊了一辈子，不能再让孩子窝在家里！”人民群众的高涨政治热情令人惊叹不已。
作者毫无讳饰地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耳闻目睹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晨曦泣不成声，哭成泪人，并发誓：“我要写一首诗：仇恨之歌。要全世界人民都明白，帝国主义是什么样的鬼怪！一直到这些害人虫彻底灭绝为止。”周天虹感到，他过去在延安虽然粗略地学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自己的领会还是太肤浅了，太抽象了，现在才似乎真正懂得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小说着重描写了两个嗜血的动物：一个是杀人如麻、无尽无休地强奸妇女的日军中队长酒井武夫，被称为“毛驴太君”。他杀了人，还要取出苦胆，用油纸包着吊在房檐上晾干，每天切一小块用米纸裹着吃，借以“壮胆”。另一个是年仅19岁的“活阎王”小九保，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杀了一百多中国人，他一笑就要杀人。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活阎王，小九保，每逢杀人他先笑，前晌害了十条命，后晌又害命三条。”这样的吃人生番是帝国主义制度孽生出来的。这些描写，无疑是对至今仍否认日寇侵略罪行的军国主义势力的驳斥，同时也是对美化侵略者的洋奴们的批判。
人民群众：力量的源泉。《火凤凰》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抗日战争的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小说中描写的高红带领民兵到敌占区背粮和开展破袭战的情景感人至深。背粮的民兵可以说是在魔鬼的眼皮底下跳舞，他们是在极度疲劳和饥饿中胜利完成任务的。民兵李柱带病去运粮，出发前只喝了几碗糠糊糊，吃了几个菜团子，跑了一整夜，粮背回来了，自己却死于饥饿。这样的人并不是个别的。他们身上背的就是小米，只要解开口儿吃上两把也不致饿死，但他们宁肯牺牲自己决不动用一点军粮！在破袭战中，民兵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把保满（保定——满城）公路上的电线杆全部锯掉，把电线统统收回，把公路砸了个稀巴烂。小说有一章的标题是：“谁支持着这场战争？”艺术形象给予我们的答案无疑是：人民，只有人民。作者还刻画了一个沦为叛徒的县长傅萍的形象。他工作上爱好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就是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没有根的浮萍。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悲观失望，终于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县委书记刘展有一个分析：“他参加革命虽说好几年了，但眼里一直没有群众，也不屑于去接近群众，所以形势一变，他就没有主心骨了，认为我们不行了，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个形象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过去，革命靠群众，没有群众寸步难行，不要说工作，连饭都吃不上；今天，执政的地位给我们为人民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可能。共产党人永远要站在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边，替他们打主意，为他们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主心骨，是我们须臾都不能淡忘和偏离的。如果一旦没有了这个主心骨，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将会堕入怎样的深渊，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思想改造：永恒的课题。《火凤凰》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所走的道路时，始终贯穿着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书中有两章《世界观上也有战火》和《一次心灵的交战》更是集中地表现了主人公彼此在世界观上的差异和斗争以及对待思想改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两章都是高红为了帮助她的哥哥高凤岗，远远跑来做他的工作，因而爆发出来的灵魂的冲突。高凤岗振振有词地说：“不错，我是参加革命了；但是我是人，我不是工具，更不是任何人的工具。我属于我自己。我不能由别人说怎样就怎样。”高红坦陈了自己的抱负：“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绝不是把自己存入银行来索取更大的利息。”高凤岗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是没有的。他认为反对个人主义，“这不过是一种教条，因为你是不可能把自私从人性中消除的”。高红则认为自私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长期的私有制度造成的，她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随着教育，随着人的自我改造，至少人类的大多数是可以逐步抛弃这种思想观念的。她深情地说：“我们不能对人类失望，更不能对劳动人民失望。”正是性质迥异的世界观、人生观驱使亲兄妹分道扬镳，一个在血与火的考验和心灵的净化中精神世界不断地得到升华，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个则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成为背叛革命、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当我们读着小说中的这些章节时，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其间跳动着的现实脉搏。时代不同了，但高红同高凤岗之间的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世界观上的战火，心灵上的交战，其硝烟并没有消散，相反是更加激烈了。出自高凤岗之口的那些歪理，今天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大大地升级了，更加明目张胆，更加肆无忌惮。难道我们不应当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吗？
叛徒哲学：鞭挞的对象。《火凤凰》给人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毫不留情地掌掴叛徒。除了高凤岗以外，作品还为我们提供了好几个叛徒形象。他们不仅作恶多端，有的还有一套叛徒哲学，例如，原为部队干事的叛徒丁立在劝降被捕的高红时就宣传他的那套哲学：“你们这些人我真没有办法！脑子里装的全是从延安学来的条条框框，什么忠于祖国，什么抗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什么组织纪律、人民大众，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得满满的。我请问，人活一辈子，短短几十年，到底为的是什么？……说是为人民，那人民怎么不为我呢？”高凤岗也有他的哲学：“这共产党自产生之日起就有问题。它的致命伤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一天到晚搞阶级斗争。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把一切都搞乱了。”这位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反共游击司令的叛徒、汉奸，竟然狂妄地提出要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停止阶级斗争，退还土改中所分地主的土地。无怪欧阳行说：“叛徒是世界上最可耻、最可鄙的。他们中有的人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一看形势不利，就掉过头来，摆出先知先觉的姿态，把马克思主义批得一无是处。这种人实在太可恨了。”作者不惜篇幅来描写叛徒，不仅因为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些丑类，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因为这些丑类衍延连绵，至今也并未绝迹。何况还有人在为叛徒开脱，说：“或者是烈士，或者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两分法硬是不给士人留一条活路。”此理未免太歪。我们崇敬烈士，鄙夷叛徒，当然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烈士，而是要使人们从烈士与叛徒的尖锐对立中懂得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烈士就是烈士，叛徒就是叛徒，他们之间的对立是抹杀不了的。崇敬烈士，鄙夷叛徒，这样的立场也是丝毫含糊不得的。决不能把一切都搅成一锅稀粥。对于魏巍的这些描写，我想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扎根生活的艺术创造
点面兼顾。魏巍曾经给自己订了一条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法律”，这就是：“无限忠于生活的真实，尽毕生之力鞠躬尽瘁地获取生活的真实。”“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当他写晋察冀边区的战斗历程时，我们感到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那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情节，特别是有那么多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人们说：“找故事容易找细节难。”这是很有道理的。故事可以从别人那里听来，我们知道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故事就是听普希金讲的。但只有故事，没有富于生活气息、真实感人的细节，包括人物的性格、气质、外貌、行为、语言等方面的细节，写出来必然是干巴巴，苍白无力。《火凤凰》的绝大多数章节可以说完全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界，显然，这同作者忠于生活的真实，坚持写自己信得过的生活的严肃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然而，这部小说毕竟是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深入写一个点固然重要，如果与此同时，不能适当地照顾一下面，那就不免是个缺憾。《火凤凰》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做到了点面兼顾。
小说在适当地照顾面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巧妙。例如，在延安抗大除夕之夜的联欢会上，学员们演出了自编的相声，把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种种笑料串在一起加以讽刺，这里顺手就点出了日寇进攻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的严峻形势。我们的主人公来到晋察冀边区，欧阳行向他们介绍形势，这里顺理成章地让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并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的大的形势，此类描写是情节发展的内在要求，毫无画蛇添足之弊。我们的指战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反法西斯的共同命运把他们同万里之遥的苏联战场上红军与德寇的殊死搏斗联系在一起。他们对英、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表示愤慨。在中国，国民党把重担压在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在世界，英、美把重担压在苏联身上，这些描写不仅交代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还刻画了指战员们宽广的胸怀。关于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作者也从点面兼顾上加以铺叙。经过全党整风，不要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已经成为大家的思维方式，甚至在老百姓的语汇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语言：如果哪个干部犯主观武断、强迫命令，群众就指责说：“你根本就没有调查研究”，“你根本就不按具体情况办事”。在故事情节上，作者对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各不相同的端敌人炮楼的办法，描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延安整风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就这样呈现在读者的面前。“1943年哪，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炮楼，端去了大半边。”作者记述这首曾经广泛流传于冀中平原的歌曲，不仅是为了描绘冀中平原的形势，更是为了揭示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整个敌后战场，在1942年达到困难的颠峰，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过敌后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43年下半年起，就进入根据地的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关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摘桃子的描写，也收到了点面兼顾的很好效果。从面来说，作品如实地告诉我们，就在“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要国人“不念旧恶”，并命令冈村宁次所统率的日军据守城市，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还命令日军，任何据点如果被非国民党军队攻占，日军应负责收回，再交给国民党军队。从点来说，小说描写了徐偏、周天虹团里有个优秀的连长，因为家庭困难，请假探家，徐偏认为天津日军投降在即，让他在受降后再回去，孰知这个连长竟在日军负隅顽抗中英勇地牺牲了。徐偏这条轻易不落泪的汉子禁不住痛哭失声，说：“不是别人，是蒋介石他把华北丢掉了；是我们，从敌人手里一点一点夺回来。我们付出多大的牺牲呀！可现在为什么他能受降，我们倒不能受降呢？”这段描写充分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预示了抗日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的历史必然性。点面兼顾避免了头绪过多的繁杂，又避免了偏于一隅的局限，从而为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完整的壮丽画卷。
虚实结合。魏巍曾经说过，作家研究生活时要有最大的老实，构思作品时要有最大的“不老实”。这就是说，当作家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时，要艰苦扎实，不能浅尝辄止；而当进入创作过程和艺术加工时，又要善于提炼和概括，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综观《火凤凰》的创作，可以说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则。我们从作品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身上，确实看到了作者本人及其周围的人的影子。例如，作者显然把自己的某些生活的斗争经历以至心灵的历程赋予了周天虹和晨曦，把自己的亲人的某些性格特征赋予了子弟兵的母亲李捧大娘和她的女儿邢盼儿。但是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又决不是生活中的原型的照搬。这里经过了作者的艰苦的艺术构思，也就是典型化的过程。这样，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性格才那么鲜明丰满，并且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增加了新的艺术典型。作者告诉我们，《火凤凰》“决非自传，而是写我的同时代人”，这是确实的。虚实结合，根本的还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因为虚构并不能“无中生有”，就是说不能毫无生活依据地向壁虚构，而只能“有中生无”，就是说情节和人物尽管是作者虚构的，但却是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依据的。生活积累越丰富，艺术虚构的天地就越宽，这叫“长袖善舞”；反之，生活积累越贫乏，艺术虚构的天地就越窄，这叫“捉襟见肘”。我们从《火凤凰》里看到的这一幕革命战争英雄舞，舞得那么酣畅，那么动人，这归根到底是出自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积累这个“长袖”。
在虚实结合的过程中，作者不满足于严格的现实主义，还诉之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或曰革命的浪漫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那一段革命历史，把对历史斗争的冷静分析、精确描绘同对革命理想的强烈追求、热情讴歌辩证地统一起来。小说中高凤岗同高红有一段对话，他对妹妹说：“你们是理想主义者，生来就爱听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听那些革命的词藻，什么自由呀，平等呀，劳苦大众呀，消灭剥削呀，理想的天国呀，就都陶醉了，所以你们也就拿这些东西做宣传。而我是个现实主义者。”高凤岗所谓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讲求个人实惠的代名词，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有人说：“显然，现在的人们多了一点怀疑主义，少了一点理想主义，多了一点批判，少了一点信仰。这不是偶然的，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这些话同高凤岗的议论何其相似乃尔！
情景交融。魏巍是个诗人，具有诗人气质，因而他笔下产生的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都饶有诗意。《火凤凰》正是这样。人物刻画固不待言，就是景物描写也渗透着作者的感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离开延安奔赴前线的场面是：“迎风飘扬的红旗，不一时就越过延河，一直向东去了。东方，太阳刚刚露头，天边腾飞一大片耀眼的红霞。他们已走出很远很远，那首上前线的歌曲还似乎随着风飘过延河隐隐地传过来。”这里，情和景完全交融在一起，深受感染的读者禁不住要为这群迎着暴风雨展翅飞翔的雏鹰祝福。指战员在行军途中所见边区的风光是：“战争的岁月，人们似乎不注意季节的变化，不知不觉已到了春末夏初，群山绿了，易水河也丰盈起来。两岸稠密的村庄，一个个全隐藏在绿森森的树荫里。小麦已长得很高了，只要一阵风吹来，那滚滚的绿波就一直荡到天边。一到晚间，月亮升起来了，河边的柳树下就传来洗衣姑娘的歌声，还不时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啼唱。”这浓郁的诗情画意蕴含着小说中的人物以至作者自己对晋察冀边区的挚爱深情。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欢腾情景是：“不知何时原野上出现了一支火把的长队，那火把一支接着一支，顷刻间成了一条长龙，向着大清河的大堤延伸过来。再向北一望，一支支的火把队也出现了。不一时，这些火把全汇集到了大清河的大堤上来了。远远望去，像一条红色的巨龙在黑魆魆的原野上奔腾着。”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八年岁月的艰苦奋战，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才赢来了这欢乐的一刻。我们读到这里，怎能不为之动容！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有人却张扬这么一种文学：“他们的作品倾向于平静的叙述，而不作出对自己的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他们讨厌感情的流露，讨厌煽情，讨厌小说家的诗人气质。”应该指出，这种主张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千百年来，众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曾经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作过有益的探讨，尽管他们的看法纷纭复杂，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这就是充分肯定感情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夫·托尔期泰曾经反复强调，艺术要表现感情，要通过感情的传达来感染人。他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这作为艺术的定义当然是不全面的，它忽略了艺术的源泉归根到底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没有对思想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阐述，但是这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强调感情，却是他丰富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艺术的规律，值得我们重视。科学以理服人，艺术以情动人，是乃不易之至理。再说，排斥评价和感情的主张其实也是完全虚伪的。体现这种主张的作品，其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和感情，可谓溢于言表，不过与党和人民的评价和感情大相径庭罢了。最近读到某人的《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一开头就声明：“我所讲的偏重于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介绍，而不偏重价值的判断。”这时我不禁恍然大悟，那种声明排斥评价和感情的主张，其妙用原来在这里：他可以任意歪曲历史和现实，信口散布奇谈与怪论，你如果对此持有异议，提点批评，他立即反驳说：“我不过是作了一点平静的叙述，并没有作过任何价值的判断呀！请免开尊口！”这是心虚和怯懦的表现。一个正直的作家、艺术家，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思想和感情的。
读完魏巍的新作《火凤凰》，我们为作品的艺术成就所振奋，也为作者的高尚人品所感动。他年近耄耋，作品等身，但毫不以此为满足，总觉得对那光耀千秋的伟大时代，对哺育他成长的党和人民，还没有作出应有的反馈，常有一种负债感。他时刻注视世界的风云变幻，密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拳拳之心，可鉴天日。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阿！我们应当认真地向魏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