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全面”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实践纲领，同时它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鲜活的思想内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与“四个全面”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应高度重视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向，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应当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意识形态内涵。 一、充分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有力证明：在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实践支撑，中国人民将更加坚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将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将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同过去任何一种社会相比，在发展水平和发展形态上更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文明、更公平、更和谐。由此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欺侮和压迫，中国人民特别渴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将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伟大成就告慰我们的先人，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已经结成了丰硕的果实，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结合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要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先进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将在物质和精神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历史发展大方向上的具体实践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优越性，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渺茫论、失败论是错误的。 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全党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奋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并用这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要求。同时，我们还要正确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防止和克服纯粹经济主义的倾向，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发展目标，全面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水平。 二、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识形态方向 改革的方向问题是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握好这一问题。在改革问题上长期存在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观，其实质是要改变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争论大多与此相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我们党推进改革的实质和方向，也就是说，中国无论如何改革，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方向变了，改革的性质必然就变了。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党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政治保证，“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②。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视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将四项基本原则视为最大的“意识形态阻力”。 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的人将国有企业的存在视为改革的障碍，有人甚至提出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同“世界发展潮流”相违背，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教训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强国论’都是难以成立的。当前，正值中国朝野推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我们需要走出传统思想的束缚，反思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在强国环伺的当今世界重新思考强国之道。”③这一观点的实质和要害就在于它用所谓的“国际经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定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我们之所以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否定国有企业的主张，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最重要的内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础。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些人总是将是否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评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认为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是虚假的，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才是真实的。有些人提出，当代中国所有问题都应归结为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进程与其他可行的统治人民的方式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优越的：“首先，它可以促进自由的发展……它鼓励并允许在道德自治水平上的自治，它促进更多其他和更特殊的自由，这些民主内在于民主进程，或者是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或是因为那些支持民主进程思想和实践的人们也常常赞同其他自由的存在。其次，民主进程促进人的发展，不仅仅发展实践处决能力、道德自治和为自己选择负责的能力。最后，它是人们得以保护和促进与别人共享的利益和好处的最确定的方式。”④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看，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势只是学者的自我感觉而已，人的自由发展和利益共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国有些学者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性和根本缺陷，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将它视为医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当代中国，有许多人对西方所谓“自由选举”制度推崇有加，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却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有没有“自由选举”是西方民主理论界定“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如何认识西方“自由选举”的实质和作用，有西方学者指出：“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搞‘自由选举’。对民主制度的衡量，全看它有没有充分的能力提出社会需求，并使社会的需求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界说为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制度上的反应能力，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是生活在前面所说的民主制度倒退的时期。”⑤事实上，选民的权利极其有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没有决定权，“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政治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社会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⑥ 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人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文化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有学者认为：“如果当下的中国谋求文化繁荣，不能不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彻改阻碍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文化勃兴创造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首先，这要求给文化松绑，让文化不再为政治服务，让文化不再是宣传的工具，让文化脱离意识形态的桎梏，让文化获得独立的价值和地位。”⑦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存在许多抽象文化观，其核心就是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改革就应该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指导。有的人甚至提出，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⑧这种改革主张无视基本事实，盲目崇拜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是洋教条在作怪。 以上种种在改革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其实质都是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面对形形色色的改革主张，特别是“全盘西化”的改革观，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 三、不断巩固全面依法治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意识形态前提。这个前提丢掉了，法治就失去了灵魂和根基。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中，必须不断巩固和筑牢全面依法治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坚决反对在法治问题上的非意识形态化观念。 “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⑨这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前提，也应当是全社会在法治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有些人只相信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和宪政民主才是法治的正道：“当前，要推动中国宪政的实质性的进步，我们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首先当然是周期性的选举、党内民主、党外竞争，等等。”⑩在有的人看来，只要中国不实行西方的宪政制度，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样的法理教条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企图将我国的法治建设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法制轨道。 有的人故意割裂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其实质是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否定党的领导。有人强调“以法治国”和“以党治国”的根本区别，实际上是制造党和法治的对立，比如有人提出：“‘以法治国’是宪法至上，宪法高于一切。任何组织(无论是军队、政府、政党)、任何人(无论是总统、总司令、国家主席)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依宪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严守独立。‘以党治国’是党权高于一切，执政党的指示高于宪法，谁不拥护党就是违法。政权机关成为执政党随意摆弄的工具，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党组织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代民作主，而不受实质性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预司法。”(11)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 有些人将我们党强调的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混淆起来，用西方宪政诠释依宪执政，其实质就是要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制造“法理依据”和意识形态氛围。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的人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以为然，瓦解这个有机统一是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最主要目标，核心目标是取消党的领导。针对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错误主张，有学者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效整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因此，西方在民主上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的核心就是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思想武器是将‘宪政民主’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等作为‘普世民主的模式’加以推行。”(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表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统一，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前提，任何割裂这三者统一的主张都会损害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宪政民主是西方国家价值观输出的核心内容，它们将非西方价值观视为劣等价值观，认为西方宪政民主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价值观输出动摇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些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但是，一些人别有用心推崇的“颜色革命”，其结果却使一些国家发生了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滑坡等现象，因此，“颜色革命”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形成的话语强势，西方宪政民主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视。作为西方现行制度的宪政民主，在其自身的实践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已受到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的质疑和反思，“西式民主”的制度神话正在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信奉“西式民主”的制度神话，醉心于所谓“制度移植”，认为只要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一切矛盾和问题就解决了。在西方国家的全球民主化战略中，民主价值观输出和民主制度移植是一个整体。价值观输出是先导，制度移植是具体实践和结果。 四、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意识形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善于从本质上理解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存在的组织基础和领导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从本质层面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关联，要清醒地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党能否保持自身独特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道德优势，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始终保持这三大独特优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得到发展。相反，治党不严、腐败严重必然使党丧失传统优势，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 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象严重，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这一现象，谓之“失民”现象。为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失民”的倾向和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②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始终强调党要保持自身的政治优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我们党始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一切事业都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失去最基本的社会认同。 一些党员干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没有任何理论兴趣，将理论学习、理论武装视为外在负担，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作。这一现象，谓之“失理”现象。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这一“失理”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领悟，不断参透，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1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党的建设也是“命运共同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强调要发挥好党的思想优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但是党的思想建设如何从严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重点是如何切实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因为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程度，如果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信仰、不追求，就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从而有损于党的威信、有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些党员干部不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沉溺于享乐主义，以权谋私，道德败坏，对党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这一现象，谓之“失德”现象。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失德”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戒”。“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15)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优势，这一优势是无数共产党员用牺牲和奉献打造而成的。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党始终保持在道德上的优势，因为能否保持这一优势同样关系到人心向背，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认同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修养、修身，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6)有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强大的人格力量，即有了思想优势和道德优势，党就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党的政治优势就会得以保持和弘扬。这就表明，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道德优势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任何削弱这三大优势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有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注释：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 ③曹正汉：《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④[美]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⑤[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0页。 ⑥[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⑦王建勋：《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⑧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⑩张千帆：《中国宪法为何难以落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1)高锴：《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12)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 (13)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页。 (14)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 (15)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6)《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6页。标签：小康社会论文; 四个全面论文;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论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习近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