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中国军事史专题 】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特征论略
王军营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取得多方面成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著述。从理论内容看,这些兵学作品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普遍重视选任将帅、兵机谋略、熟悉敌我实情与阵法阵图等。其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长期以来兵学传统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当时特殊人物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客观环境和兵学发展特征进行全面思考。
关键词 ：北宋;兵学;兵书;特征
两宋王朝长期武事不振,频受外来民族军事威胁,最后皆亡于外患。然而,兵学发展却取得辉煌成就,形成了一次中国兵学史上的高潮。目前,学界有关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问题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偏重宏观粗线索条勾勒[注]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庆《“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期;陈峰《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联斌《宋代兵书及其军事伦理思想》,《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戴伟华《北宋文士与兵学关系述略》,沈松勤主编《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这些研究因研究主旨区别,对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只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 ,或对具体军事著作或特殊军事人物进行专题考究[注]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此外,尚有众多考究典型人物军事思想的专篇论文。 ，尚缺乏置于历史环境中,进行必要的整体与系统解剖,从而形成深入认识[注] 魏鸿的《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就宋代孙子兵学的时代背景、发展轨迹、文献学考察、理论发展与军事实践等进行系统考究,是笔者目前所见社会历史环境与兵学理论研究结合较好的一部专著。 。
根据基本假定，孤石抗滑移力主要源于孤石B与孤石A之间的摩擦力，接触面摩擦力系数μ，滑移力主要为外力在接触面分量。孤石B的抗滑移安全系数：
一、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
(一 )政治社会环境
北宋立国后,逐渐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宋朝统治。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1](P789),大力整肃军队,将军权紧握手中。王夫之说,宋太祖因“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2](P120)，在宋初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3](P255)。由于“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北宋社会长久弥漫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4]“澶渊之盟”后,宋廷进一步将内部稳定和文治建设作为朝政主要目标,一度明令禁止研习兵书。景德三年(1006),真宗颁布诏书:“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5](P734)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6](P378)士大夫讳言兵事,甚至写诗作文也很少涉及军事领域。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两大强敌同时威胁北方。宋仁宗朝,宋军数次与西夏开战,屡屡惨败,西北边患严重。苏轼云:“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7](P1050)宋廷不得不开始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兵学研究。如此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谈兵论战的热潮。苏舜钦云:“臣窃见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8](P134)晁公武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9](P634)文人儒士群体从之前的冷漠看待武力、军事因素,逐渐转变为热衷关注军事问题,纷纷谈兵论兵,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与此同时,兵学发展也走出低谷,逐渐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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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兵学发展概况
北宋中期,军队操练即比较重视阵法阵图。如八阵法,“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罘罝、车轮、雁行之名也”[23](P283)，说明该阵法继承前代而又有所发展。庆历五年(1045) 五月“己卯,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12](P3773)。次年六月“壬申,召河北教阅诸军, 并用祖宗旧定阵法, 其后来所易阵图, 亦令主将闲习之”[12](P3832)。
神宗也多有亲论军事文辞,“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哲宗元祐时被综编为四十卷[17](P3206)。元丰三年(1080)四月,神宗特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专门负责校订“武经七书”,“诏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12](P7375)。以此作为官方武学教材。此时,私家军事著作也为数不少。参与校刊“武经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撰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张商英托名黄石公,撰《素书》一卷。熙丰变法的主将之一吕惠卿,撰有《三略素书解》一卷。吴章撰《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撰《尉缭子注》等。这些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结合西北战争实践,王韶撰《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沈括、吕和卿等于熙宁八年(1075)上《修城法式条约》二卷等[13]。
唐宋时期,“武举制度的创立,武庙、武学的设置,《武经七书》的刊行等使得兵学超越私家著述,跨入正规教育行列,更促进了兵学的发展”[14](P360)。武举作为常举制度大致于唐代前期创设,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15](P1030)。但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北宋前期,数十年间武举制度中断不存。“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1026),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16](P44)据《宋会要》载:“仁宗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17](P5586)至宋神宗朝,重新恢复后的武举已步入正轨。武庙设置源自唐初,“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18](P379)。宋承唐制,武庙祭祀也沿袭下来。北宋中期,为加强武备与国防建设,宋廷也积极探索军事人才的选拔和教育。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五月,“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因一些臣僚反对而废止。神宗“熙宁五年(1072),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19](P3915)。于是,武学制度在宋代渐趋完善。此外,宋廷组织各方人力,陆续修纂、校刊,完成了系列大型兵书,并积极从民间访求知兵士人。所谓“宝元、康定之间,元昊叛。诏书求才谋之士,于是言事自荐者甚众。辄下近臣问状,高者除郡从事,其次补掾史,且数百人”[20](P737)。总之,在宋廷各种重视军事的政策、措施推动下,兵学发展于北宋中后期渐趋高潮。
北宋中期, 西夏元昊屡次统兵侵宋, 朝野各方士人聚焦于西北边患, 一时间谈兵论兵蔚然成风。 许多文人士大夫大谈战术策略与用兵之道, 关注边防和军事问题。 其中颇为知名者如范仲淹、 欧阳修、 宋庠、 宋祁、 张方平、 富弼、 文彦博、 尹洙、 包拯、 苏颂、 梅尧臣、 王安石、 司马光、 沈括、 苏洵父子等,均有言辞策论涉及军事,或撰有兵学著作。此风延至北宋晚期,正如秦观所谓:“今世之学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属。”[21](P633)
如此以来,兵学发展取得了众多显著成果。除当时诸多臣僚颇有影响的涉兵策略篇章与琐碎言辞外,官方和私人编写、校订、注释和撰述了数量惊人的兵书专著。
重视掌握敌我实情也是此时兵学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 《武经总要》曰: “然则善制战者, 必先审于己, 一得地利, 二卒习服, 三器用利, 然后察彼之形势。 不明敌人之政者, 不加兵; 不明敌人之情者, 不誓约; 不明敌人之将者, 不先军; 不明敌人之士者, 不先阵。 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 出兵于境。”[23](P109-110)可见宋代官方主政群体充分重视熟悉掌握敌我实情，这也从部分宋人注解孙子“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可证。梅尧臣认为:“彼己五者,尽知之,故无败。”王皙说:“校尽彼我之情,知胜而后战,则百战不危。”张预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谓也。知彼则可以攻,知己则可以守。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虽百战不危也。或曰:士会察楚师之不可敌,陈平料刘项之长短,是知彼知己也。”[32](P62)
证明如下：假设存在一个概率多项式时间的主动敌手A，已掌握Bob的与交易相关的随机数tB以及Bob某一次会话选取的秘密值wB。若A获得了Alice的秘密值wA，A可通过计算会话密钥，然而 A无法获得didA的任何信息。
二、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基本特征
北宋中后期,兵学迎来兴盛局面。在宋廷大力倡行下,朝野众多士大夫积极研究军事理论,推动了兵学长足发展。前代就兵学一些重要内容,如将帅、谋略、敌情及战阵等,虽有涉及或论述,但在体系上并未明确孰重孰轻。然而,北宋中后期的兵学理论内容却较明显地体现出一些基本特征。
北宋中后期,神宗当政后,锐意改革,决心富国强兵。所谓“神宗一改真宗、仁宗、英宗诸朝以防御西夏为主的战略,转而为积极进取”[10](P56-57),“神宗是北宋中后期最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一心想消灭西夏和辽朝,恢复汉唐疆域”[11](P44)。司马光说:“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12](P8689)较之前期,宋廷政治趋于外向,更加重视军备武力建设,对外也陆续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在宋廷的重视和大力倡导下,兵学发展更趋于高潮。
(一 )普遍重视选任将帅
仁宗庆历时官方编修的大型兵书《武经总要》,卷一首篇即《选将》,可见时人对将帅问题的重视程度。其书云:“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23](P19)作为官方颁布的兵学典籍,该书集中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所偏重的军事理论。
众多私家自撰或注解、发挥的作品,无疑也普遍继承、发展了传统兵学重视将帅的内容。在《强兵策》中李觏多番论述将帅问题,引述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之观点,反对君主对将帅权力过多干预和控制,说:“今兹兵兴矣,将用矣,惟上心旷然,与忠贤为一体,无置节目于其间,则将才入神,军锋如雷,功业亦可成也。”[24](P167)苏洵《权书》首篇即阐述“为将之道”[25](P29),且云:“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25](P34)晁公武记王洙编《武经圣略》云:“宝元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二十门。”[9](P643)即“任将”属其重心内容。何去非说:“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26](P488)“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26](P537)而张预编《百将传》,“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9](P644)。“宋人托名诸葛亮所著的《将苑》凡50章”[27],更是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兵学著作。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围绕边疆军事问题纷纷谈论应对之策,主要内容即有将帅问题。苏舜钦说:“汉之乱,由后族典北军;唐之乱,由中人领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择其才,以宠近臣,何以魁壮皇武,备御非常乎?”[8](P120)张方平认为:“用军决胜,在乎统帅,统帅不一则威令不行,不相为用,非成功之势也。”[6](P265)尹洙认为:“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将帅,训士卒,积金谷,利器械。无事则守,有警则战。故守则有威,战则必克。无他道也,重威严备而已。”[28](卷二三《备北狄》)庆历元年(1041)三月,宋夏好水川之战失败后,范仲淹即上《论不可乘胜怒进兵奏》,谏止报复性用兵,贸然对夏开战,曰:“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衂,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并引述《孙子》“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29](P767)。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举荐孙沔为帅臣,上言:“谅祚猖狂,渐违誓约。朝廷御备之际,先在择人。”[12](P4935)在《择帅》中,张载针砭时弊,认为:“择帅之重,非议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轻战忘患,故选用文臣节制,为计得矣。然冦雠入境,则举数万之甲付一武人,驱之于必战之地,前后取败,非一二而已。然则副总管之任,系安危胜负之速,甚于元帅,而大率以资任官秩次迁而得,窃为朝廷危之。”[30](P358)苏轼说:“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7](P93)
因此可说,传统兵学内容中大量关于将帅选拔任用、识人辨才、素质培养等理论精髓,被传承下来,并进而得到发展。在当时的兵学著作与谈兵文辞中,这些内容即大量呈现出来。
(二 )重视兵机谋略方面
兵机谋略属传统兵学理论基本内容之一,宏观地看,历代传承大体限于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群。然而,北宋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朱东润说:“庆历而后,有识者多言陇右,不可谓不知缓急矣。”[21](P1)北宋以来科举制逐渐完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数量急剧增加。随着边疆危机出现,士大夫谈兵论兵成为一种风尚。朝野士人关注兵法谋略,相比之前范围层次更广、更深,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宋仁宗在御制《武经总要叙》结尾曰:“出提金鼓付之阃事,取鉴成败可以立功,贵伐谋而无幸胜,善统众而无专勇。”[23](P7)明确指出谋略是将帅统兵作战的重要条件，而其御撰《神武秘略》即“纂古今兵书战策及旧史成败之迹,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凡四门三十篇”[9](P642)。从宋人对孙子“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理解和注释,亦可看出对谋略的重视程度。梅尧臣曰“智能发谋”,王皙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敌应变”，张预曰“智不可乱”[32](P7-8)。在《贵谋》篇中,石介说:“天下有大忧危,国家有大菑患,圣贤发至诚,运至智,定至谋,以扶安之。圣贤之诚,诚矣;圣贤之智,明矣;圣贤之谋,果矣。如机之发,如蓍之占,如节之合,作于此而应于彼,言于近而验于远,不差毫厘。”对圣贤运用智谋治国救困大力称赞,他认为:“圣贤之谋必行,则自古无丧身,无败家,无亡国,无倾天下。丧身、败家、亡国、倾天下,由圣贤之谋不用也。”[31](P83)李觏指出:“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合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叹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所以将帅要懂得适时应变,灵活用兵,“是谓反兵法而用兵法也”[24](P172-173)。
我国有一个名为中国医学知识仓库（CHKD）的数据库，医院可以借此搭建一个网络平台，建立电子阅读室。一方面实现了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能极大的满足医院医务人员的阅读需求[5]。而且电子书籍与纸质书籍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能够快速找到需要的关键知识点。这是纸质书籍的弱项，传统查阅资料方式需要对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查找，费时费力[6]。而电子书籍可以借助网络检索功能对知识点进行关键字搜索，查询起来方便快捷，这也是现代年轻人青睐于网络书籍的原因[7]。
神宗朝何去非说:“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26](P483)北宋末期秦观说:“臣闻兵家之所以取胜者,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21](P625)其时兵学著作不再烦论。
(三 )重视熟悉敌我实情
仁宗庆历七年(1047)六月,曾公亮、丁度等奉诏组织了一批学者,编成《武经总要》四十卷,由皇帝作序,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一部以“武经”命名的最早官修兵书。此时还出现了多家《孙子》注释之作,如时人所谓:“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9](P634)其中,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人注释作品,后来被采入《十一家孙子注》而刻版广布,直至流传当今。作为帝王的宋仁宗,另撰有兵书《攻守图术》三卷[19](P5283)。当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又言武臣宜知兵,而书禁不传,请纂其要授之……于是帝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19](P10298-10299)。此外,丁度“上《庆历兵录》五卷、《赡边录》一卷”[12](P3770)。王洙撰《武经圣略》十五卷[注] 笔者按:《武经圣略》很可能是《经武圣略》之误书,亦即《三朝经武圣略》,参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武经圣略》十五卷”条下笺注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 ,张预撰《百将传》十卷[9](P644),另有《兵法精义》《庆历军录》[22](P20)等多种见诸名称的兵书。
北宋朝野士大夫论兵也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敌我双方实力非常重要。宋夏战事爆发后,尹洙即认为宋方集结重兵在边境陷于被动,是对敌方内情,尤其地理形势很不熟悉：“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险易,为其邀击,此不按地舆之失,非战士材武之劣也。”[28](卷二三《按地图》)苏洵说:“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25](P29)军事行动前需充分了解敌方领导层,“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25](P34)。只有对敌我情况非常熟悉,正确估量双方实力,最终才能达到“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25](P43)。其子苏轼亦云:“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7](P89)苏辙则曰:“《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后知所去就哉!”[33](P974)由此可见,北宋士大夫谈论军事时对熟悉敌我实力非常重视。
(四 )重视阵法阵图
阵法属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吴晗说:“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34](P87)将军队作战阵法绘图描述记录下来即阵图。
在军事上,北宋中后期延续了宋初以来重视阵法阵图的传统,也成为当时兵学发展鲜明特点之一。《武经总要》专门载有当时流传的一些阵法阵图,编者云:“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23](P274)除太宗“平戎万全阵图”外,仁宗也曾对近臣赐、阅所藏阵图,“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23](P323)。庆历五年(1045),“庚戌,御迩英阁, 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12](P3748)。至和元年(1054)三月壬申“赐边臣御制攻守图”[12](P4255)。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二、一四三《兵制·阵法》,同《兵制·兵法》内容相并列,辟出专设门类,记载历代阵法阵图。其中,明显可见北宋新成的阵法阵图几乎占多半。这些皆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兵学的趋向。
(4)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物资集聚于外围，无法分发到灾民手中。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物资投送需要多元化，可以考虑配备救灾摩托车，用于运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轻型救灾装备。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迎来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惊人的著述。相比前代在理论内容上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是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内容与当时现实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之结果。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时期”[13],兵学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三、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成因：兵学传统与时局共同激荡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论武谈兵也涉及阵法或阵图,如韩琦、范仲淹等人皆有相关传世奏议。“元昊叛河西,契丹举众违约,三边皆警,天下弊于兵。公(杨偕)于此时,耗精疲神,日夜思虑,创作《兵车阵图》刀盾之属,皆有法。”[35](P440)皇祐三年(1051)二月,“丙午,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12](P4081)。嘉祐四年(1059)六月,“翰林学士胡宿,看详驾部员外郎尹瞻所进裴子新令及八阵图,颇精,降诏奖谕”[36](P2650)。
首先,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基本内容,包括军事将帅、兵机谋略、掌握敌我实情等方面成果丰硕。
譬如重视军队统帅。宋神宗时校刊的前朝“武经七书”,对军队选帅命将进行过不同程度探讨。《孙子·计篇》中预测战争胜负七要素，首谈“主孰有道”,其次即论“将孰有能”[32](P9)。《作战篇》云:“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32](P39)孙子认为优秀将帅对国家社会作用重要。《吴子·论将》提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37](P51)“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37](P53)并专门探讨将领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及分析敌情要领。这种认识在以后兵书中被多次阐述,如《六韬·论将》云:“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38](P449)《奇兵》云:“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38](P461)《三略·上略》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39](P6-7)又如,重视兵机谋略。《孙子》处处即有体现,《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推崇兵不厌诈的诱敌思想。《汉书·艺文志》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汉成帝时任宏受命整理兵书,将传世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所谓“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而“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可见推重权谋机变乃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再如传统兵学重视熟悉敌我实情。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熟悉敌方情况,了解自己实力,精确估量敌我双方优劣,每场战斗都不会失败。“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吴子·料敌》即判断敌情,并提出因敌致胜方法。所谓“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37](P45)，必须查明敌人虚实,而攻其弱点。传统兵学的理论精华被很好传承下来。唐初李靖说:“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40](P274-275)再者,阵法、阵图也属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尚书·牧誓》即载周武王伐商之牧野战前誓师辞,其中“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等,明令士兵服从阵法要求,统一作战。先秦《吴子》《孙膑兵法》《六韬》等重要兵书,即有明确论述阵法的专篇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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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宋中后期社会环境特殊,表现在军队将帅素质、士大夫谈兵风尚与复杂的政治局势等方面。
北宋开国后延至中期,军队将帅水平趋于下滑,整体素质逐渐降低。北宋中叶以后,西北边患严重,宋夏开战,宋方多次惨败。“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造成武将群体素质普遍降低。“长期倍受压抑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就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41](P109)如田况所说:“今将帅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练。”[19](P9778)韩琦在前线反映:“庆州久缺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依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而武将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42](P164-165)。刘敞云:“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20](P593-594)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论,当李元昊反叛时,“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形势危急时,宋廷缺乏军事将帅人才,迫不得已而命文臣统兵。“吟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己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2](P93)许多担任军事统帅的文臣或不谙军旅,或畏懦胆怯,治军无方,往往借助酷刑来维护威严。一些庸夫懦将更是如此。如,真宗时益州王均变乱,起因即“神卫卒赵延顺以众怨钤辖符昭寿,多用亲随仆言,榜箠军人”[43](P777),从而伺机叛乱;而宜州兵变,因“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19](P9706)。仁宗庆历时,光化军兵变与长官韩纲“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关系重大[19](P10299)。“今沿边主兵之臣,既不遴择其人,及军士作过,不问乱所由起,一概被罪,遂使骄兵增气。”[12](P3800)神宗熙宁三年(1070),负责对夏军事指挥的韩绛,虽进士出身,而“素不习兵事,注措乘方”,军中士卒“众皆怨望”“调发骚然”“庆卒遂作乱”[19](P10303)。北宋末期,知京兆府盛章为树威立信,“一日杀戮无辜者数十人。军兵汹汹,几至变乱”[44](P667)。针对军中弊政,欧阳修沉痛指出:“癃钟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12](P3256)鱼周询说:“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12](P3930)总之,至北宋中期,将帅素质降低也引起朝野上下充分关注,为适应内政与边事需要,提高将帅水平也成为宋廷治国的当务急需。
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中形成谈兵风尚。北宋中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文臣士大夫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许多人心怀国事,渴望建功立业。这从部分士大夫的言谈、诗文中即可看出。如苏洵向韩琦自荐:“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25](P301)可见,他对自己的兵学谋略颇为自信。庞籍词云:“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45](P2)梅尧臣踊跃奋发,以诗言志:“介胄奉儒服,诗书参将谋。”[46](P117)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亦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儒将指挥若定的风度可谓非常向往。郑仅“少年锦带佩吴钩。铁马追风塞草秋。凭仗匣中三尺剑,扫平骄虏取封侯”[47](P445)。何去非更声称“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26](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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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掌握敌我双方实情的重要性。如《宋史·尹洙传》称颂:“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犹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19](P9838)即可见时人对出自实践的兵学理论重视程度。王韶更在“试制科不中”后,“客游陕西,访采边事”[19](P10582)。一番实地考察,为其后征战熙河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阵法阵图在北宋受到重视,与当时复杂的政局关系密切。文人士大夫谈兵,能较容易地接受阵法阵图的表现形式,即足不出户,身不戎服便可俯观军阵。此外,如前所论，阵法阵图也得到宋廷皇帝充分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北宋皇帝干预军事、御赐阵图,现象比较常见,“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48]。
四、结 语
综而述之,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出现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兵学著作。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些兵学成果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其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对当时政治、军事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士大夫臣僚担任地方统兵帅臣或军中僚佐,如范仲淹、韩琦、尹洙、蔡挺、王韶、章楶等,直接将自己的兵学理论付诸现实军事实践，推动了现实的军事技术与理论水平发展。研究北宋中后期某位军事人物或某个区域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客观兵学发展理论特征,进行全面思考。如此所成论断才会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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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recting Troops and Border Dilemma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Jun-ying
(School of History,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military science achieved brilliant achievements,and many writings had been produced.But these military writings have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eoretical points,for example,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generals,tactics,familiarity with enemy forces and the array diagram.There were complicated causes, which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cience and the realistic environment for a long time.If one wants to study the military thoughts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s in this time, he has to combine the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itary development theory.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military science;the military book;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1-019
收稿日期 ：2018-06-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S009)
作者简介 ：王军营,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宋史研究。
[责任编辑 刘炜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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