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新动向——基于对2012年试题的观察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试题论文,新动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认真研读数量可观的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以后，笔者形成了对高考历史命题改革近期走向的一些看法，现梳理出五点简陈如下，与广大同行交流切磋。
一、盘活历史选择题，更好地发挥其考查功能
在诸种客观性历史试题中，选择题的优势相对明显，这一点已为历年考试实践所证明。正因为如此，如今的历史高考客观性题目（第一卷）成了选择题的一统天下。但我们必须看到，地位如此重要的历史选择题却因单一和僵化，走进了狭窄的胡同，难以充分发挥其考查功能。现阶段选择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以偏代全，单项选择题被等同于选择题；每个单选题一律设置四个备选项，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每题4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多选题名誉受损被冷落一旁；主题式选择组题和组合式选择题（A①②）风行几年后现难见踪影；以“根本”、“主要”等为关键词的程度性选择题销声匿迹，等等。总之，由于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选择题活力大减，考查功能明显降低。
盘活选择题已成为改进历史客观性试题（第一卷）命制的当务之急。2012年，一些命题专家为改进选择题作了探索性努力。
历史上海卷和上年一样，命制了最佳选择题。该卷对第31题至第34题作了如下说明：“每小题3分”，“每一选项的分值可能为0、1、1、3分，选出最佳一项，多选不得分”。这种选择题的命制技术虽还粗糙，但“不失为一种创新”[1]。
山东基本能力测试卷第二部分共有15个选择题（含历史选择题）“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的只是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有的有多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2分，选对而不全的得1分，有选错的得0分”。这类选择题可称为不定项选择题，无疑也是一种创新。
在维护单项选择题的多样性方面，“文综”四川卷的命制者是少有的坚守者。在自主命题的几年里，四川卷选择题中一直有主题式选择题组和组合式选择题。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12年该卷中的主题式选择组题竟多达3组（共6题），组合式选择题则有双项组合（A①②）和三项组合（A①②③）两种。比之其他试卷，四川卷选择题的形式明显多一些。
“文综”广东卷2010～2011年都没有组合式选择题，但2012年“重出江湖”[2]，其第23题为典型的双项组合选择题。这说明组合式选择题的考查功能重新引起广东命题专家的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一些高考历史试题命制者已着手医治历史选择题的“单一僵化”症。不过，这仅仅是开始。一方面，要真正改变选择单一僵化的状况，目前的努力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选择题生存的空间其实是十分广阔的。比如，每题4个备选项的陈规不是可以突破吗？从理论上说，各题的选项在3～5个之间都是可行的。同样，每题4分的旧习不是也可以变一变吗？根据深难程度，选择题在3～5分区间内赋分，也许更合理一些。台湾“指考”历史试题一直有多项选择题。天津陈畅老师以台湾“指考”题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多项选择题具有单选题无法取代的考查功能[3]。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的史学研究者。另一位年鉴学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强调：“只能把历史看作是N维的，这种雍容大度是必要的。”[4]（p145）由此可见，与N维历史相匹配的、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的多项选择题“重出江湖”，既无理论障碍也不缺操作技术。总而言之，历史选择题再次走向多样化是必然的合理的选择。
二、新老结合，“喜新不厌旧”，开始成为历史材料选取的重要原则
使用新材料，设置新情景，提出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高考历史试题的面貌，大大推进了高考历史命题改革。对此，我们应予充分肯定，并将这一做法坚持下去。但命题改革的实践又告诉我们，“三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求新”必须有个度，一味求新，为求新而求新，很可能让高考历史命题改革走偏方向，给中学历史教学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知道，中学历史课程（包括初中和高中历史课程）是基础课程，中学历史课程的基础性要求师生在基本历史材料和基本历史问题上下工夫，要求广大中学师生广征博引，显然违背中学历史教学的规律，其结果必将是事与愿违，难以达到历史教学的目标。比如教师讲述、学生学习鸦片战争，都应在林则徐的重要奏折、《南京条约》等基本材料上多下工夫。舍此去追求一个又一个“新材料”，对中学历史课程来说，无异于丢了西瓜拣芝麻。应该看到，受某些“新材料”和浮躁学风的影响，近年的中学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三文科班历史教学）已出现舍弃基本历史材料，一味追求新材料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一些命题专家的关注和反思，2012年，他们拨正命题资源观，重新重视基本材料，正确处理新老材料的关系，“喜新不厌旧”，命制出一批新老材料相得益彰、搭配合理的优质试题。
“文综”四川卷第39题（农业发展题），既征引老材料，制成“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表”，又征引了中学历史教学从未涉及的美国政府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举措这一新材料，考查效果甚佳。
“文综”福建卷第38题（中国民族复兴之路题）材料一为陈嘉庚、黄炎培论教育救国，这是新材料。材料二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摘要）。材料三为1962～196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图。材料四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均属老材料。此题“三老带一新”，老材料虽然多了一些，但命题者试图将新老材料结合起来的本意还是对头的。
“文综”安徽卷第36题（民族问题题），材料一引自《魏书》，内容为北魏孝文帝责备留京之官推动服饰改革不力，属于师生熟悉的“老材料”，而材料二和材料三则为以往中学历史教学未曾涉及的新材料。新老材料并用，创设出既与教材联系又有别于教材的情境。
“文综”天津卷第12题（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题），材料一为先秦儒家、道家、法家言论，材料二为董仲舒言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均属老材料；材料三则是摘编自当代学者论文，反映唐代儒佛道彼此影响、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新材料，亦有新老材料合理搭配之妙。
以上试题表明，一些命题组已将新材料与老材料的合理搭配作为材料型试题设计的一个原则。笔者认为，这一选材原则的形成和实施，符合高考“三个有利”的大方向，在来年的高考历史试题中，举一反三，推而广之的可能性相当大。当然，在使用老材料（基本史料）时，不可能是教材用法的简单重复，一定会要求考生从新的视角去理解，读出新意来，解答新问题。
三、方法类题目已成气候
方法是历史课程目标体系中的一个子目标。国内外一些学者将知识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反省认知知识，而程序性知识即方法类知识。由此可知，通过试题考查历史认识（学习）方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方法类历史试题早已有之，但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中的方法类题目留给笔者的印象远深于往年，感到方法类题已渐成气候。
有的试题研究者已注意到，“文综”广东卷第1道历史题（即第12题）即为方法题[2]。该题为：“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可能出现牛耕，对他最有利的证据是（D.古文字学家发现甲骨文中有呈牛牵引犁头启土状）。笔者认为，此可作为广东命题专家重视方法类试题的一个例子。当然，重视方法考查的不仅广东一省，请看以下题目：
“文综”四川卷第17题先征引傅斯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等语，再让考生分析四川学者吴虞1918年在成都、1923年在北京的消费状况表，这显然是一道方法类题目。
“文综”安徽卷第37题第2问要求考生论证物质活动与制度发展的关系，此题对方法的要求极高。
历史上海卷第3题要求考生指出《荷马史诗》是研究古代特洛伊战争的“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作品”，第34题要求考生解析傅斯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一语的含义，都侧重于方法考查。
在2012年的十多套试卷中，历史海南卷对史学方法的考查力度尤高。该卷第29题要求考生评析1936～1937年法国勃鲁姆改革（材料引自米盖尔《法国史》），第32题考虞允文抗金（材料据《宋史·虞允文传》等）。从史实内容与引用材料看，这两道题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课标本教材、历史高考大纲完全不沾边，但从考查方法的角度看，这两个题目又合情合理。因为，通过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学习，考生应该掌握评价历史上的改革的一般方法，用这些方法就可以评价课标和考纲没有要求、教材不讲，但试题中的材料介绍了的勃鲁姆改革。同样，因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已学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因此，用这些方法就可以也应该能评价试题材料介绍的虞允文。笔者认为，这两道海南题带有实验的性质，经认真总结后，其命题方法有推广的可能。对此，我们应高度关注。
四、主观性题目（含答案和评分办法）的开放性普遍增强
长期以来，我国历史高考，无论客观性题目还是主观性题目，实际上都有“标准答案”，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做法的弊端乃至荒唐已逐渐为人们所认清，让主观性题目为考生主观性的发挥留出更大的空间已成为命题专家和广大师生的共识。应该说，2012年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通过对诸多试卷的观察，我们清楚看到了历史主观题及其答案的开放性大为增强。
历史上海卷开风气之先，早在本世纪伊始即出现小论文一类题目，2007年引入了SOLO评分法（分层评分法）。2012年，上海卷的开放力度进一步增强，第36、37、38、39、40题都体现了开放性。在这些题目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38题和第40题。第38题要求考生论证“就世界大势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命题者给出了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答案要点和解答要求。第40题第3小问要求考生评价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命题者要求采用分项分层评分法（SOLO评分法）。项目（要素）有观点、史实、论述、组织四个。层次各项不等，在3～4个层次之间。将项目与层次加以排列组合，则有多种多样的答法。答法不一，得分有别，开放性很强。
除上海卷外，全国卷、山东卷、江苏卷、北京卷、安徽卷对开放性的追求也令人欣喜。
“文综”全国课标卷第41题，2011年评西方崛起观点题就具有开放性，2012年评析“冲击—反映”模式题开放性进一步增强。这两个题都采用分等采意评分法（未给出参考答案）。
“文综”山东卷第37题要求考生结合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相关史实，围绕保罗·肯尼迪维护和平的主张，写一篇短文。此题显然借鉴了上海历史卷的命题经验。
历史江苏卷第21、22、23题都有开放性，而以第22题最为突出。该题第2小问要求考生以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论证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限250字左右）。
考生解答“文综”北京卷第37题（水孕育了人类文明题）第4小问，可选择和补充不同的关键词，可提炼不同的主题，开放性相当强。正因如此，命题者只给出了解答“示例”，而未给出“参考答案”。
“文综”安徽卷第37题提供三条材料，设置两个问题，其中第2小问要求考生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论证物质活动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该问无参考答案，命题者制定了根据观点、论证和表述，分三个等级（9～12分、5～8分、0～4分）给分的评分办法。这种分等采意评分法与“文综”全国课标卷第41题如出一辙，所以评论者说：“连一向稳重有余的安徽卷今年也设计了一个完全开放性试题。”[5]此话融批评与表扬于一体，意味深长。
上列试题告诉我们，在2012年历史高考试题中开放性题目已有数例。“寸草报春晖”，按发展趋势，开放性主观试题成为“新课程高考的一种常态试题”[5]，可能性很大。而在各种评分办法中，分等采意评分法操作性较强，被采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五、对跨学科综合的要求明显降低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的“综合”，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科内的综合，一是指学科之间的综合。按理，两种综合应平衡发展，协调互补，而事实却是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内综合加强，跨学科综合逐渐减弱，一些试卷甚至知难而退，放弃了跨学科综合题的命制。
2012年历史单科试卷和“文综”试卷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是：
大纲卷中有跨学科综合题，亦即政史地综合题。
课标卷中，除北京卷外，没有跨学科综合题。
“文综”天津卷延续前几年的模式，政治、历史、地理三科分开命题。
在拒斥跨学科综合上，“天津模式”最具代表性。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试题研究者对“天津模式”持批判态度，但出乎意料的是，有消息说，2013年还会有个别省市效仿“天津模式”。由此观之，降低对跨学科综合的要求，虽使“文科综合能力测试”的名与实进一步背离，但却无奈地成为命题的一种走向。笔者不能为这种走向叫好，但却不能视而不见。
以上是通过对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的观察和分析形成的对高考历史命题改革走向的一些看法。笔者隐约感到，在多年渐进改革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历史高考命题改革似乎正在酝酿大的动作。让我们关注这一变化，并为其发生出谋划策、增砖添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