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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9-10-18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0)01-0062-03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以及产生于工业与信息时代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派别，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它产生于农业时代，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心理、体育风俗、体育审美、体育认知、体育制度等，具有悠久历史和强烈的精神属性。“‘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的思想正宗……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1]”如果缺少文化认同，民族身份即会变得模糊不清。“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东西方体育文化碰撞中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古代体育的主流变成现代体育的边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中国竞技体育超前于群众体育的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不断地被遗忘和抛弃”[2]。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逐步衰微，影响了中国体育的个性表达；对其文化属性进行梳理，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传播的基础。
1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体特性
1.1 儒、道、佛文化培育尚柔主静、身心一元的文化特性
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居于正统的时间最久，对传统体育的整体文化内涵熏陶也最深(非主流的少数民族体育受儒文化影响较浅)。儒家文化虽经过了孔子、孟子、荀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清末新儒学等文化变革，但其整体的内核并无本质改变(即使源自孔孟思想的儒学在其后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去“孔孟化”的过程，尤以宋明理学对儒学改动最甚，但这种发展与改变仍未颠覆其根本)。概而言之，儒家文化具有务实、重伦理、人文性、包容性、强调中庸和谐等特性。儒文化的实用特性对传统体育文化道德观念、礼仪规范、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生成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
道家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和旷达放逸的不羁精神对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促使其保健养生、追求健寿的文化功能形成，培育了其身心一元的文化品格。“不管是二十四式还是四十八式太极拳，其一招一式和每个动作及其动作间的连套都在遵循并实现着‘道’和‘理’……中国体育完全有别于西方体育，是一种中国哲学具体化和人格生命化的修炼活动，它涵盖着远古华夏民族对宇宙万物的总体认识。[4]”
作为佛教禅宗祖庭，少林武术深得禅宗精髓。禅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无住、无忆、无念的义理对少林功法、套路、散打和气功均有深远影响。以武悟禅、以禅入拳，禅是体、武是用，在打斗中破生死关、达到禅武归一之境界。《少林拳谱》云：寓于无形之中，结于有形之表，而诸法合一。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概括的少林武术学习的九部曲——结缘、仰慕、抱负、痴迷、行动、认识、感悟、信仰、见性，阐明的即是武道为禅道之理。
即使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军事为目的的技击型体育，然而传统体育文化整体上“尚柔主静”(此柔静是一种相对状态，属动中之静)，其中蕴涵的“礼、仁、宽、和”因子契合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思想。儒、道、佛熏染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宗法观念与伦理思想浓厚，处事讲究‘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儒道互补，顺其自然，反对竞争，重德教、贵友谊、注重人治等，这种文化积淀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却削弱了体育运动的竞争性。[5]”
1.2 相对封闭的主体地理环境及源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造就了重娱乐怡情、保健养生的一体文化功能
“中”为居四方之中，“华”为光辉，乃文化发达之意。中华民族从地理学意义上讲是居住在华夏版图内的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国东濒茫茫大海，西、南、北靠高山大漠。一面临海，三面与域外交通阻滞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安贫知乐、封闭内向的性格，即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势，以华夏为天下的中心，视环绕华夏的邻邦为夷蛮。此种定势形成了中国文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为周边的“多元”格局。悠远的文化自信培养了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涵摄能力。从文化地理学上讲，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源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兼容并蓄、厚家庭伦理、求宽厚融合、强整体和谐的一体文化特征。这种特性投射在起源于原始狩猎、祭祀祈福、庆贺丰收、民族交往和娱乐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共性上，表现为娱乐怡情、强身健体、保健养生、不尚竞争，其中多数朝礼仪性与表演性方向发展，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和庆典文化特色。
2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特性
在“一体”的共性中，各民族的传统体育受多元传统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与静柔和谐不一致的文化个性。
2.1 受兵、墨文化和少数民族游牧、山地文化的影响，形成勇猛搏击、刚健有为的文化特性
冯天瑜将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指针的具有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与恒久性的文化经典称为“文化元典”。他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重要原因在于它早在人类文明的“元典时代”就已构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道家)、人文(儒家)和科学(墨家)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而自然、人文和科学三重文化价值之间的异质互补与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的三个要素、三块基石和三大传统，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化奔腾向前和绵延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精神动力[6]。汉族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以及大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发展中，与受儒道文化影响的“重文轻武”、“重和少争”传统体育文化不同，表现出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重对抗性、刚健勇猛、竞争激烈的文化特征，其中除受自身游牧文化与山地文化的深重影响外，兵、墨文化色彩较浓。
司马谈所述先秦六家是周朝社会瓦解以后，“师”、“吏”分离，教师“礼失而求诸野”所成。其中“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7]”墨家游侠文化对后来的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武侠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可谓“墨家的兼爱狭义精神最终以‘侠文化’精神而构建起中国武术文化的核心伦理思想基础。[8]”蕴涵着自我意识觉醒，重信义承诺，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和蔑视，对平等自由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追求等精神的“侠文化”，自先秦肇始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上千年，不仅影响了中国“武士”的精神品格，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士”的精神品格。唐朝诗人王维在诗作《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中所描绘的即是中国文士的“儒侠精神”。
以古代军事战争为发源的兵家文化，其深谋远虑、扬长避短、先机制敌、胆气制胜等特点，培育了传统体育文化的刚猛与诡诈品性。“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武术技击的产生，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促使了军事战争的形成。”“同源的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必然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已经隐含了两者在日后发展中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可能性。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最明显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把‘正出而谲用’作为自己的复合理性”[9]。竞技项目的形成，大多与军事训练有关。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指出，军事防御有西周时期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所以西周大学是以训练为主，其目的在于培养贵族军队的骨干。[10]”“从历史的观点讨论‘士’的起源问题，多数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转化为文士[11]”。
现代足球运动的起源——蹴鞠最早即为了提高战斗力训练将士所创。据刘向《别录》记载：蹴鞠，黄帝所造，在练武士，本兵势也。现代的民族摔跤便起源于汉代的角抵，传说产生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其后衍生出蒙古族的“搏克”、满族的“布库”等众多流派。其中著名的是清康熙皇帝利用满族摔跤少年擒住敖拜，后又设立“善扑营”培养军事骨干；拔河，原名“施钩”，传为公输子创制。春秋时公输子操练士兵水上作战，以施钩拉缆为训练内容，打败越军。到南北朝时期，施钩由水师训练项目转变为民间寒食节的体育项目。中国武术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与创新，都与军事训练的推动有关。
我国众多少数民族聚居边疆，战乱、迁徙、动荡的不安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其体育文化追求刚健勇猛，与汉族传统体育文化主静尚柔、阳刚不足形成了互补。据史考证，历史上汉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经历了四次大的冲撞与融合。
第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是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居住中原的“山戎”、“赤狄”，晋地的“瓜州之戎”，淮徐地带的“淮夷”、“徐夷”，居住在中原周边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诸雄的争斗中，相继融入华夏族。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与西方边疆的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与汉民杂居，边陲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是在宋元时期。唐朝末年开始，女真、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通过武力内迁。其勇猛好斗的文化与内向主和的中原文化在冲突中互相取长补短，走向融合。第四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民族政策下，借助现代科技与大众传媒加速的各民族文化交流、渗透。民族文化大融合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大融合。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在彼此的碰撞中融合兼蓄，互相汲取。结果是汉族体育文化“柔中有刚”，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刚中有柔”。其中既有刚柔融合，也有刚刚相济。
2.2 受原始宗教和巫文化的影响，具有神灵敬祭、玄秘精深的文化特性
在“万物有灵”观念上产生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直接催生了原始的祭祀与巫术活动，形成了中国文化流派中重要的派别——“巫文化”。宗教信仰和巫文化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娱人娱神的文化氛围中为传统体育提供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营养，促进了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认同，促使传统体育文化向表演性、艺术化方向发展。虽然其中不乏与现代社会价值相悖的糟粕，易造成民族文化的封闭，但一些文化元素仍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价值，易凝聚民族向心力，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龙舟竞渡是“龙图腾崇拜”的产物。他认为，龙舟竞渡早在屈原之前就在古越族中盛行了。古越族人为了表达“龙子”的身份，而“断发文身”，并驾着龙形独木舟模仿龙的姿态进行竞渡。巫文化的影子在押加、藏族格吞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也依稀可见。此外，舞蹈是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许多传统体育就是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舞蹈，如藏族的“锅庄舞”、汉族的“傩舞”、蒙古族的“曲棍舞”、彝族的“虎皮舞”、傈僳族的“飞舞”、哈尼族的“采茶舞”、纳西族的“东巴跳”、土族的跳“法拉”、普米族的“转山会”等。藏族在藏历4月的“萨噶达瓦”节，举办体育活动意在纪念释迦牟尼诞生、圆寂成佛和文成公主进藏。侗族人通过抢花炮这种原始的竞技活动期盼获得神灵护佑、强化传统社会秩序。不唯如此，原始舞蹈表演中也蕴藏着深厚的体育武技特色，对中国武术文化提供了滋养。上古时期，舞、武二字就通假互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期的“角抵百戏”等戏剧样式也蕴涵着强烈的“尚武”精神，表现为“武乐”。
此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亦汲取了法家、魏晋玄学、阴阳家等众多文化的营养。如法家对某些中国传统体育森严的管理制度与等级制度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玄学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注入了神秘与刚健旷达之风；阴阳家丰富了传统的导引理论，强化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保健养生功能等。
2.3 受草原、高原等边缘地理影响，形成粗犷豪迈、旷达放逸的文化特性
由于所居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传统体育又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发育成长的。但它的边缘部分却选择了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并由此繁衍出不同的文化传统，铸就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使中国的汉族体育文化和少数族体育文化构成了一个蔚然壮观的文化丛林。[12]”
广袤的蒙古草原培育了蒙古族粗犷豪迈的体育文化品性。因为“逐水草而迁”，所以便产生了摔跤、赛马、射箭的“那达慕”大会。长江以南地区既有雄峻的高原，又有环山的盆地和纵横交织的湖泊河流。如傣族、高山族、壮族、瑶族、苗族等生活其中的民族，许多体育活动即来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土家族的竹铃球，高山族的藤球，黎族的跳竹竿和溜索，壮族的打扁担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他们与外界往来较少，生活枯燥单调，许多体育活动是他们充实、娱乐自己的主要方式。如壮族的打陀螺、芭芒燕、打铜钱、倒立竞走、跳桌、跳橡皮筋、咬水桶，瑶族的掷石头、跳铜铃、打猴鼓，侗族的弹毽、蛇舞，苗族的鸡毛球、跳脚会等，都是为此而创作的，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顽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13]”
3 结语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深受儒、道、佛、玄学、阴阳等文化以及主体封闭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了主静尚柔、追求和谐的整体特性。但在静柔的整体特性中又“和而不同”，部分受兵家和墨家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粗犷文化与开放的地理环境影响，勇猛刚健、强调竞争、柔中有刚。部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宗教与巫文化影响而具有图腾崇拜、玄秘精深的文化色彩。从文化特性表现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