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东北驿站功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驿站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2）06-0049-06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在极为广袤的疆域中，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这其中，为了使全国各地的政治、军事信息能够迅捷地汇集中央，以保证中央及时地做出决策，清朝在全国各地广设驿站，建立驿递网络。驿站传递关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大事的重要紧急军政公文，是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物质载体，一向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国家血脉。康熙帝在其晚年曾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自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乳臭未退，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略，乃仰天叹服曰，休矣，未可与争也。”[1]（P59）其间透露出他对清代驿递制度的自豪。在龙兴之地的东北老家，无论是驿站之设，或是驿路之开，或是驿站管理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特点。作为军政要报的传递工具，驿站在设立后必将与东北的军事战略布防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些战事中发挥作用。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特点和历史背景，清代东北驿站在速文报、利交通等基本功能之外，又在东北的经济开发中发挥巨大作用，具有新的功能。所以，笔者以为，应该走出以往将驿站研究局限于交通史范畴的思路，从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驿站的内涵，或许能有更多的收获。
一、清代东北驿站的设置与发展状况
明清两代在东北地区的驿站设置格局是完全不同的。明代在东北地区的驿站设置极为严密，在辽东都司，驿站以辽阳为中心，向各个方向延伸。在奴尔干都司，有开原东陆路、纳丹府东北陆路、开原西陆路、海西西陆路、海西东水陆等各线驿站通向东北各族各部落所住地区。除了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外，这些驿站还承担使者往来，封贡传送的任务，在维持明中央与这些部族的统辖关系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清朝在东北地区有少数驿站沿用明代旧站或路线，而且主要集中在盛京，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山海关到盛京，二是从盛京到朝鲜边界的凤凰城。
从山海关至盛京，共13站：出山海关后1.沙河站2.东光站（即东关驿）3.宁远站4.高桥站5.小凌河站6.石山站（即十三山站）7.广宁站8.旧萧河站（即小黑山站）9.二道井站10.白齐铺（即白旗堡站）11.巨流河站12.旧边站13.盛京驿。从盛京南至凤凰城（朝鲜边界），共8站：1.石榴河（即十里河站）2.东京驿站（即迎水寺站）3.狼子山（浪子山站）4.甜水站5.连山关站6.通远堡站7.雪里站8.凤凰城站
但这些驿站的沿用，并没有影响满清对明代在东北的驿站旧有布局的彻底打破。清代在东北地区的驿站之设，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据形势需要，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主要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康雍时期为开辟阶段；第二：乾隆时期为改进阶段；第三；光绪时期为拓展阶段。
第一阶段：康雍时期的开辟 沙俄的侵略势力早自顺治初年开始就已经扰及黑龙江流域，清朝对此颇为重视，在平定三藩之后，即着手准备通过较大规模的战争驱逐沙俄的侵略，并构建防俄固边的战略防御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修建驿站。
盛京至开原（吉林界）共3站：1.伊鲁站（即懿路站）2.威远堡站（即高丽屯站）3.开原驿。康熙九年（1670年）、开设由吉林南至开原沿线的驿站[6]，包括8处驿站：1.吉林城[7]2.叟登站3.伊尔门站（伊勒门站）4.苏瓦盐站（即苏瓦延站）5.一把淡（即伊巴丹站）6.阿尔滩额林站（即阿勒谈额墨勒站）7.黑尔苏（即赫尔苏站）8.叶河站（即叶赫站）向南与奉天的开原站相接。
康熙十六年（1677年），命宁古塔梅勒章京萨布素开设吉林至宁古塔的驿站，包括7处驿站：1.额黑木（即额赫穆站）2.额伊虎站（即拉发站）3.坨伊屯站（即退搏站）4.鄂木合梭罗（即鄂摩和站）5.毕尔罕毕喇（即毕尔罕站）6.沙蓝站（即沙兰站）7.宁古塔站。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雅克萨之战前夕，康熙帝命人着手设置从吉林向西北经白都讷到黑龙江城的驿站。包括25处驿站：1.吉林乌拉站2.锦州俄佛罗（即金珠鄂佛罗站，也叫哲松站）3.发忒哈边界（即法特哈站）4.蒙滚河（即盟温站）5.孙查包速素（即逊扎堡站）6.舍里村（即社哩站）7.伯都讷村8.茂欣素（即茂兴站）9.古鲁村（即古鲁站）10.他尔哈池（即他尔哈站）11.多耐站（即多鼐站）12.温托浑池（温托河站）13.忒默得黑村（即特木德黑站）14.塔哈儿站（即塔拉尔站）15.宁年池（即宁年站）16.拉哈岗（即拉哈站）17.薄儿德村（即薄尔多站）18.喀母尼喀俄佛罗（即喀迷尼喀站）19.乙喇喀池（即一喇哈站）20.墨尔根村（即墨尔根城站）21.科落尔河（即科落尔站）22.喀尔塔尔几河（即喀尔塔尔溪站站）23.库木尔山（即苦木尔站）24.额雨儿站（即额雨尔站）25.黑龙江城。[4]
雍正帝即位后，继续加强对沙俄的防御，为保护喀尔喀蒙古不受侵略，于雍正十年（1732）开始驻兵于呼伦贝尔，之后开设从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的台站。共有十处台站：1.西勒图台（即锡尔特台）2.恩齐起台（即噶齐克台）、3.蒙果尔乌克楚奇台（即蒙古乌尔楚克台）4.赫尼台5.里巴木台6.雅尔波胡尔图台7.库尔克特台8.门都克台（即们都克依台）9.雅克萨台10.吉尔马太台（即济尔玛沁台）。
雍正五年（1727年），在吉林至黑龙江城的驿路上，加置乌兰诺尔站，位于茂兴站和古鲁站之间。[5]由齐齐哈尔城至呼兰城的驿道也于雍正十三年着手开设，共有六站：（由茂兴站分道）1.波尔吉哈站（即博尔济哈站）2.查布起尔站（即察布齐勒站）3.鄂多尔图站4.布拉克站（以上各站均内蒙古境内）5.查哈河朔站（即扎喀和硕站）6.胡兰站（即呼兰站）。
第二阶段：乾嘉道时期的改进 乾隆时期，清代在东北一方面在原有一些站道上增加驿站，优化驿站配置，另一方面进一步开设新驿道。
在由盛京通往兴京的路上置噶布拉村站、萨尔浒站、穆奇站三处驿站。
在由盛京向西通往蒙古边界的路上置严千户屯站、法库站。
在由奉天至吉林的路上加置蒙古和罗站（也叫棉花街站[6]），位于奉天开原站和吉林叶赫站之间，是由奉天进入吉林后的第一站。
在吉林至宁古塔的驿道上置伊克苏小站、搭拉小站，前者位于坨伊屯站和鄂木合梭罗之间；后者位于鄂木合梭罗和毕尔罕毕喇站之间。[7]
在由吉林至白都讷的路上加置舒兰站（即舒兰河站）、登格尔者库站（即腾额尔哲库站）、拖来招站（即托赖昭站）。
由吉林至三姓的驿路在乾隆时期开通，设十站。由登格尔者库站分道，依次为1.蒙古卡伦站2.拉林多浑站3.萨库立站4.飞克图站5.色勒佛特库站6.弗斯亨站7.富拉浑站8.崇古尔库站9.鄂尔豁穆索站10.苗嘎山站（五里至三姓城）。[8]道光四年（1824），加置新安台。
道光五年（1825），设双城站（在白都讷城和阿勒楚喀城之间）。
第三阶段：光绪时期的继续拓展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再次受到沙俄的步步进逼，边患日急，清朝不得不在东北边境布防重兵，这使得该地区文报日繁，以往由卡伦代传军报的情况已经无法维持，增设驿站成为急务。
宁古塔至珲春之间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置驿站，包括正站、分站，共十处，即1.新官地站2.玛勒瑚哩正站3.老松岭分站4.萨奇库站5.瑚珠岭分站6.哈顺正站7.大坎子分站8.穆克德和正站9.密占分站10.珲春城站。
宁古塔至三姓的驿站也在这一年开通，中间共设九站。自宁古塔向东北方向依次为：1.掖河站2.帮头岔站3.沙河子站4.细鳞河站5.三道河站6.莲花泡站7.小巴彦苏苏站8.乌斯浑站9.太平庄站然后到达三姓城。
另外，增设通沟镇站（在鄂摩和站南70里），五常站（在舒兰站和拉林多欢站之间），苇子沟站（位于吉林至三姓驿路上，在蜚克图站和塞勒佛特库站之间。）
在黑龙江至呼伦贝尔沿线设8处军台，使这条线路上的驿站增加到18处：1.七家台2.甘井子台3.那奇希台4.木尔滚楚台5.和尼毕拉台6.和尼台7.西巴尔哈里台8.巴林台9.嘎尔甘哈达台10.雅勒博霍托台11.依勒喀特台12.呼尔格特依台13.们都黑台14.雅克萨台15.喀拉和硕台16.扎拉木太台17.哈克卧谟台18.新安台。
二、清代东北驿站的基础功能
对驿站功能的探讨直接关系到对驿站本身涵义的理解。很多学者将驿站的研究归入交通史范围，的确，驿站的建设对于交通的改进具有重要作用。但如果仅停留于此，忽视驿站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就不能全面理解驿站的涵义。根据《清会典》的记载，清代东北驿站有以下几项主要功能：（1）文报传递：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谕令、本章、奏折、军报，地方内部的寻常事务性文报则不走驿站；（2）官员接待（包括皇帝出巡）：官员在由一地去往其他地方时，按所办事务性质、品级高低在沿途驿站享受一定规格的待遇；（3）军队调遣；（4）官物运输：军用物资、地方贡物、财政拨款都通过驿路按站递送。例如，在雅克萨之战期间，打仗所需的藤牌就由驿路送前线。又如，中央拨给黑龙江的官银先由驿路运往齐齐哈尔，再分给其他各城。以上所有驿站的这些功能体现于会典当中，也是最初设置驿站的目的所在，我们暂且称之为驿站的基础功能。相对于此，驿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另外一些超出初置预想的功能，可视为驿站功能的发展。在驿站的所有基础功能中，有一个核心意义，即传递重要军事、政治信息，保持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内部之间的有效联系。惟其如此，某一地区的驿站总是与该地区的战略防御、军事部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战略意义。具体到东北而言，其战略防御目标就是北方的沙俄。
（一）东北驿站与防御沙俄——以吉林至黑龙江驿站为例
1.康熙帝防俄的战略思想与驿站设置
在近代以前，东北作为清朝龙兴之地基本上承平无事，只有在康熙时期与沙俄在此有过一次较量，规模不大，但足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
顺治初年，当清军定鼎全国时，沙俄的侵略势力也延伸到中国东北。由于一直忙于平定全国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无力顾及东北，甚至到康熙初年，清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仍然非常薄弱。除了在盛京的军政建制比较完整外，在盛京以北直至黑龙江流域北部，仅设宁古塔将军镇戍，驿站之设也更加无从谈起。在后勤补给和军报传送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每次沙俄骚扰边境时，清军总要奔波到千里之外，劳师袭远，孤军深入，然后只求速战速决。所以，虽然清军在雅克萨之战以前也曾多次击败沙俄的侵略，但无法根除东北边陲之患。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康熙帝着手于以长远之计来解决东北的边防问题。
康熙帝对于与沙俄开战的思考由来已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初四，当收到清军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城的消息时，康熙帝说：“朕自十三岁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将其土地险易，山川形胜，人物性情，道途远近，备细访问，以故酌定天时地利，馈运道路，进剿机宜，不徇众见，决议命将出师，深入挞伐。”[1]（P58）这段话表现了康熙帝对这次战争的关注，整个战争都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其中，“道途远近”被康熙帝极为看重，它既关系到兵力调派、后勤补给问题，也关系到文报传递、战争指挥问题。所以，作为战争的准备之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康熙帝派郎谈、彭春以围猎为名，探测雅克萨城的虚实和黑龙江沿岸的水陆路程，并专门嘱咐他们说：“尔等还时，其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哩，其路直通宁古塔者，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偕萨布素往视之。”[9]这是清朝第一次测算黑龙江沿岸的水陆里程，雅克萨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在黑龙江设置驿站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于黑龙江驿站的设置，康熙帝一直有一种“建长久之计，不狃于目前之见”的思想，不但要为当时反击沙俄的战争服务，而且还将驿站之设与以后长期防御沙俄相联系，以改变过去那种劳师袭远的被动局面。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月十四，康熙帝派郎中保奇等人设立爱珲至吉林乌拉的驿站，嘱咐他们说：“此乃创立驿站之始，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知地方之人，详加确立安设。凡住驿人员及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粮米，今年耕种不及，须算至明年，加意料理。倘过于俭啬，食用诸物或至匮乏。必须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见，草率了事。”[1]（P1139）在大战来临之际，康熙帝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对置驿之事进行了反复思考，对置驿方案也三次修改，直到使之与黑龙江的军事布防配合得很好。所谓“目前之见”，应该是指即将到来的雅克萨之战，而“久远可行”则是指驿站之设应该有能力支撑将来长久的战略防御。这种防御体系就是在黑龙江沿岸设兵驻防，然后再将它与宁古塔、盛京连为一体，使彼此间兵力可速至、文报可迅达，摆脱过去那种孤军深入的不利形势。驿站之设的战略作用即在于此。
2.驿站之设与黑龙江的军事部署
驿站之设与黑龙江的军事部署是互相影响的，军事部署决定了驿站的路径、地点等，驿站的设置又在以后改变了军事部署。
影响驿站路径的首要因素是战略据点的选择。对于吉黑驿站来说，第一个据点就是黑龙江城的选择。清政府最初在黑龙江沿岸的驻防地点并不是选择在爱珲（即黑龙江城所在地），而是另外一个叫额苏哩的地方。[10]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在郎谈、彭春探测了雅克萨城的虚实和黑龙江沿岸的水陆路程之后不久，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在额苏哩筑城，“爱珲、呼玛尔之间，额苏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陇旧迹，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扎，并设四驿。从之。”[11]这一建议最初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表明清朝中央最初有意以额苏哩为基地，而且，后来萨布素的确曾率水陆军队驻扎额苏哩。这里所说的“四驿”是由额苏哩至索伦村之间的驿站，当时清军的后勤供给靠索伦人运输。但是清朝最终将驻防基地改在爱珲的黑龙江城，预备炮具船舰，建城永戍。[12]究其原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额苏哩距索伦诸部较远，“兵丁频事更番，必至困苦，非长久之策”，[5]（P112）且在黑龙江北岸，物资运送肯定非常困难。而在爱珲建城则可以省去很多力气，爱珲距索伦诸部的居住地仅一站之地。[13]在此以后，黑龙江城成为进攻雅克萨城的军事基地，并一度成为清朝镇戍黑龙江流域的核心力量所在。对于驿站之设来说，它的选定意味着驿站起止路径的选定，所以在发布在黑龙江建城的同一份上谕中康熙帝也下令从黑龙江城到吉林城建设置十处驿站。[5]（P112）从此黑龙江的驿站之设提上日程。
墨尔根城也是影响这条驿路的第二个据点。“前议政王等会同议得，今既于墨尔根地方修城驻兵，增移驿站，则应由户部、兵部、理藩院、各委章京一名，于乌拉吉林至墨尔根，墨尔根至黑龙江设驿等因具题。”[14]墨尔根城是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决定修建，二十五年建成，它的准备修建改变了当时驿路的修建计划。当时驿站之设的第二个方案已经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应该将这条驿路改道墨尔根，康熙帝表示同意，于是，置驿计划再次被改变。
黑龙江至吉林驿站的修建对改进后来的军事部署也有作用。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齐齐哈尔城的修建。齐齐哈尔城之地本是卜奎村，在嫩江江畔，驿站之设使它成为进入黑龙江后的第一个水陆要冲，“扼四达之要冲”。[7]（P300）正因如此，清朝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此地修建齐齐哈尔城，并移驻黑龙江将军于此，使之取代黑龙江城和墨尔根城成为黑龙江的军事中心。二是白都讷城的修建，白都讷原本也只是一村，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议政王大臣建议在此修城驻兵，其理由是此处“系水陆通衢，可以开垦田土”。[5]（P113）水路指松花江，陆路则指驿路。
由此可以看出，清朝中央是将吉黑驿站的设置与当时的军事布防联系起来统一考虑的，军事布防与驿站设置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明显。
3.雅克萨之战期间的军报传送
雅克萨之战从始至终是由康熙帝亲自指挥的，所以文报传递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由吉林至盛京的驿路早已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第二次东巡以前已经开通，在选定以黑龙江城为永戍之地后，黑龙江的驿站之设也付诸实行。当时有两条驿路。
（1）一条是由墨尔根至雅克萨城。由于一直在额苏哩驻军，所以清军的军报本来是由雅克萨城经额苏哩、黑龙江城传递，但康熙帝考虑到这样绕道而行会延误军机，所以就在向雅克萨城发起攻击之前，派五百蒙古兵和索伦兵一起修筑这条驿路，“酌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奏报军机，庶免贻误”。[5]（P115）又派理藩院侍郎明爱专门负责。这是一条临时驿路，专门为传递前线军报而设，战后就废弛了。沿这条路经吉林、盛京至北京，按当时的计程方法计算约5000里，[15]最快速度约十日内送达。
（2）另一条是从黑龙江吉林的驿路。吉林至盛京的驿站在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康熙二十年）以前就已修好。黑龙江吉林驿站之设几乎与雅克萨之战同步进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在决定驻军黑龙江城后，康熙帝就下令在黑龙江与吉林之间设置十处驿站，这表现了康熙帝对驿站之设的重视，但这一决定显然是不合适的，表现出他对当地里程情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户部很快做出反应，认为：“黑龙江至吉林应设十驿，但设驿之地不行相度，难以悬议，应俟来年三月雪消，遣户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员，并令宁古塔将军选熟知地势者偕行，就近派郭尔罗斯二旗、杜尔伯特一旗向导各二人，详加丈量。”[16]自此拉开设置黑龙江至吉林驿站的序幕。在三易其稿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二月，康熙帝正式批准了黑龙江至吉林的置驿方案，而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早已于六个月前结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康熙帝下令再次进攻雅克萨城，而派往各驿站的驿丁刚刚起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十六日，当驿站房屋基本建成，[17]包奇等人回京复命时，[18]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已经接近尾声。这样，从设置时间上看来，黑龙江城至吉林驿站在雅克萨之战期间并没有正式建成。那么黑龙江与北京之间如何联系呢？
有一些资料证明吉林与黑龙江之间在当时的确存在着驿站，并且能保证信使以每天400-500里的速度飞驰于黑龙江与北京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在派兵进攻雅克萨的同时，康熙帝认为应该在索伦人、打虎儿人当中选派“贤能之人”加强对这些部族的管辖，而且必须马上实行，刻不容缓。所以他下令：“今著理藩院拨什库善驰马者一人，由驿递速遣至马喇处。马喇身在彼土，有贤能之人，堪任索伦、打虎儿总辖者，马喇以其名明白具疏。即付遣往拨什库斋奏。所遣拨什库限往返在二十日之内。”[5]（P116）从北京至黑龙江城有四千一百里之远，20日之内打一来回。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军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城，捷报沿雅克萨——墨尔根的驿站传递，再经吉林、盛京至北京，然后转送至古北口。六月六日，康熙帝在古北口收到这份奏报，前后十一天，[5]（P117）飞驰近五千里。这两次的速度都在每日400-500里之间。而当时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深山密薮，寂无人踪也”，[7]（P301）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那样的速度，如果没有驿站的接济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另外一份上谕中，康熙帝自己证明了驿站的存在。根据《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康熙帝调派五百藤牌兵与两千匹战马由北京经盛京、吉林、齐齐哈尔至黑龙江军前，上谕中讲到：“闻此路间有缺水处，不免贻误。今自盛京抵乌喇，自乌喇经新设驿站，路直且近，当从此径抵黑龙江。”[5]（P118）户部郎中包奇等人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被派往黑龙江测量路程安设驿站的，到这年十一月之前，他们向皇帝提交了第一个方案：吉、黑之间设14驿。但以上这段材料说明在包奇等人拿出第一个方案之前，清军已经在黑龙江和吉林之间，开辟了道路，安设了一些驿站。这些驿站是临时性的，没有房屋，没有专门的驿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置驿方案最终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才又调整路线，调拨驿丁，修造房屋，到第二年十月才终告完成。
这条驿路的作用，更在于以后，在于使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黑龙江为前沿、以吉林、盛京为依托的战略防御体系，在于它使黑龙江流域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得以建立，东北边情可以速至中央，中央的指令也可以迅达边陲。
三、清代东北驿站功能的发展
农业开发是东北驿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地、不自觉地衍生出的一种新的功能。由于特殊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清代统治者在最初设置驿站时就希望驿站驿丁能在政府差使的同时，靠自己种地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属，以减轻朝廷负担，因为往东北运送粮食太困难了。但没想到这种做法，再加上后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在荒山僻野中，以驿站为中心大量的荒地被开发出来。东北的驿站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经济发展排头兵的角色，特别是在农业土地的开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功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住站驿丁的合法开垦；二是驿站周围流民的非法开垦。
在清代，东北驿站驿丁的生活主要靠垦荒来维持。仍以黑龙江——吉林驿站之设为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当负责设置从吉林至黑龙江驿站的户部郎中包奇回京复命时，康熙帝问了他三个问题：“驿站安设否？得成村落否？新迁驿地人民可以度日否？”[1]（P20）之所以要让驿站成为村落，其目的首先是要让驿站之驿丁在此安家落户，稳定下来，以保证驿递事务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因为东北的经济在当时非常落后，粮食补给又太困难，国家无法为驿丁及其家人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所以就采取“以站养站”的方法，拨给荒地，发给耕具耕牛，让驿丁耕田种地，自谋生路。所以，东北驿站的驿丁们不但有马，用以传递文报，而且有牛，用以耕田种地。政府不但给他们买衣、盖房，还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甚至还拨专款帮他们找妻子。在吉林、奉天两地也是这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奉天府尹高尔位在称由于驿递事务过于繁忙，使驿夫“不能分身南亩”。[5]（P120）所以，从康熙年间在东北地区大量设置驿站开始，驿站就以村落的面目出现。
驿丁的荒地由国家拨给。东北地区的所有荒地完全由国家控制，国家按“随缺地亩”拨给各驿站，即根据每站站丁的名额，分给相应数量的土地，土地只对名额而不对具体哪个人，也就是说，地随缺转，一旦更换驿丁，原来的驿丁就不再拥有原来的土地。
驿丁是带着家口住驿的，驿丁们在这里耕种荒地，而人口也在不断繁衍增加。东北地区许多从来未曾有过人烟的地方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驿站的人口不断增长，使政府必须不断采取扩大放荒、减免租税等措施，以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生活需要，这就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开发。例如，在三姓副都统下辖的五处驿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处设时，每站25丁，共125丁。到光绪十年（1884年）已增长到七百余户，男妇子女四千余口。而所领荒地只有五千多垧，根本不敷使用，以致于陷入生活困境。三姓荒务佐领英麟在请求免除丁赋的呈文中描述了驿丁的困苦生活。“职单骑四出访查情形，到至拖欠之家，茅屋数椽，四壁皆空，老幼体无完衣，妇女炊不给夕，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即其交纳荒价之户，实非己力，借系告贷多门。有因逼索成讼到局分讼者，接踵而至。”[19]（P209）
然而，使东北驿站具有经济开发功能的更重要因素是流民的聚集和对荒地的开垦。东北一直是地广人稀，尤其吉、黑两省，在很长时期内根本没有州县建制，只在几个点设有军事驻防，经济之落后可想而知。为加强对东北地区开发，清初鼓励东北招纳流民，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授官例”。除了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官庄、屯田外，允许并鼓励民人到东北开荒种地。但自康熙时期开始逐渐控制流民向东北的迁移。到乾隆时期，全面封禁东北，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驱逐进入东北的流民。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止关内流民出关出口。遣犯也改发他地，不再发往东北。在那以后，官庄、屯田依旧存在，但民人私自开垦荒地受到严厉禁止。
这些禁令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民人进入东北的速度放慢了，却并未停止，尤其是自乾隆时期大批的满人因贫困而回东北老家种地时，大批的汉人跟踪而至。对此，何炳棣先生曾这样论述：“进入18世纪以后，满族旗人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使政府将他们越来越多地送回满洲，这更使原来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实际上，满洲在整个18世纪很少将华北农民拒之门外了。”[20]
对大批“偷渡”到东北的流民来说，他们的一个重要栖息地就是驿站。从主观上讲，清朝统治者设置驿站并不是以该地的经济开发为目的的。然而，这些从荒山僻野中穿过，连接各驻防点的驿站，不但保障在站上服役的驿丁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接纳不断涌入、前来觅食的流民，这在客观上使驿站在东北的农业经济开发中充当基地的作用，既是民人聚集的基地，也是农业生产的基地。
根据清代东北的封禁政策，驿站周围的荒地不允许驿丁或其他民人随意开垦。但驿丁可以将国家拨给的地亩出租给别人。从当时的一些官府档案中，我们可以间接地发现这种关系的存在。例如在吉林，吉林将军与下辖各地副都统之间经常有一些查禁流民私垦荒地的公文。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七月二十五日，吉林将军衙门为查禁流民等事再咨三姓副都统衙门：“再，由拉林、阿勒楚喀沿松花江至三姓新设驿站八，除将商人及租种站丁田亩之民人报该管衙门在案备查外，禁止无业游民在彼栖处。”[10]（P210）这段材料说明两点，首先是国家严禁民人私自垦荒；其次，驿丁除了自己耕种，还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招佃出租，出租对象必须是在籍之民。
实际上，在利益的驱使下，放租者所放未必就是政府拨给他的合法土地，驿站周围大片荒地的存在，经常引诱一些驿丁冒险去冒领一些私自租给不知情的外来者，以获得利益。在吉林阿勒楚喀曾有这样一个案例能够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四日，在阿勒楚喀的色勒佛特库驿站，居民姚喜功因租佃事宜与站丁柏群发生诉讼。姚喜功一家自道光二年开始就一直租种驿丁柏群名下的荒地，此后50年间，姚家辛苦耕种，颇有收成。但到现在，柏群却要将此地另行招佃。辛苦耕作了50年的姚喜功一家当然不愿意，于是将柏群告到了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事情到此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驿丁可以将自己名下的荒地招佃出租，这种关系非常稳定，可以长达50年之久，说明这种驿丁招佃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其次，在驿站周围生活的人已不限于驿丁，聚集了很多民人，他们靠租种驿丁土地生活。这场诉讼如果仅仅如此，姚家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去告柏群，因为地在柏群名下，他有权另行招佃。然而，姚喜功在上告柏群的理由是：“不意柏群等指荒榨财，冒领官荒，私行招佃。”“但小的承种之地，原非站中之规模，乃柏群等隐匿格外私租，”[21]这也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到同治时期，荒地还是完全由国家控制，不允许驿丁或民人私垦。第二，在实际上，许多荒地都在私下被租了出去，甚至长达50年都相安无事。政府方面或是不知，或是不愿去管。
就这样，处于荒山野岭中的驿站先是形成村落，先有驿丁及其家口的辛勤耕耘。然后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其他民人参加进来，以租佃的形式进行合作，这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许多荒地就是这样被开垦出来。
为了维持驿站的运转，有清一代一直采取这种“以站养站”的方法，但后来出现的一些情况却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这在客观上使驿站成为垦荒耕田的基地，在东北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东北的许多村、乡，甚至是城镇都是由原来的驿站发展而来的。
总之，是东北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地区驿站功能发展，中国的驿站之设自古有之，在具备驿站的共性的同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驿站会有不同的特点，清代东北驿站功能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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