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及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运行机制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全面变革。怎样寻找一套高效率的但运行成本低廉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机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选择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与效率
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某社会经济系统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该系统的结构和效率。一般地说，在给定输入向量的范数的情况下，输出向量的范数越大，则系统的运行效率就越高，从而该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越快。系统的运行效率则是由系统的特征差异决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特征可以从系统的内部结构、系统的行为和系统的功能三个方面来描述。系统特征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的功能标示着该系统运行所要达到的目标，决定着应该有什么样的系统结构和系统行为；系统的结构则现实地决定着系统行为和能够达到的目标；系统的行为能否实现系统功能则反过来影响着系统结构的变迁。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要保持高效运行，首先必须具备四个功能：第一，适应功能，即系统必须有能力从外部环境获取各种生存资源，维持系统各部件的正常运行；第二，目标实现功能，即系统有能力调动取得的各种资源来实现系统目标。社会经济系统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如何把有限的社会资源作最优配置，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劳务使人们的需要实现最大满足。第三，整合功能，系统必须有能力把其子系统协调组合成功能总体，以实现系统的均衡和稳定。第四，维持功能，即系统必须拥有一个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以规范成员的行为并使之具有连续性，同时籍此处理系统内部的各种冲突。①总之，一个系统要高效地运行，就必须能够从外部环境获取资源，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把系统的各子系统汇集成一股统一协调的力量，来实现系统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四项功能，社会经济系统社会自动地分化出经济、政体、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规范四个子系统。一般地说，每一个子系统都由若干个元素组成并相互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子系统的特征。对每一个子系统而言，其构成的各元素的性质差异和联结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子系统特征。比如，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子系统的特征就存在很大差异。这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子系统通常具有几种不同的子系统特征，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子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系统特征，从而具有不同的运行效率。其中任一子系统的特征发生变动，不仅会影响其它子系统的运行，而且直接会影响系统的特征和运行效率。于是，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能动地选择各自具有不同特征的子系统组合，并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具有最优的系统特征和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但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不但各子系统可供选择的结构和特征多种多样，而且各子系统的可变性也是强弱不同的。如经济、政体等子系统的可变性较强，而文化价值规范的可变性却很差。尽管我们希望选择一个最好的子系统组合，但在短期内我们只能通过变革系统中可变性较强的子系统，来改善社会经济系统的效率。只有在长期内，才可能对所有子系统都进行合理化变革，进一步优化系统的运行。显然，由于各子系统都可以采取若干种不同的模式，即使在长期内系统也不一定能够调整到最优状态。这就是世界上多数国家运行效率低下的原因。
对每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输入该系统的社会资源，首先被用来维持该系统的正常运行，然后通过该系统的运行机制把剩下的社会资源变换成系统的输出。可见，在系统运行机制以及系统运行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该系统运行机制的效率越高，系统的输出范数或效率就越高；反之，则反是。同时，如果能在保持系统运行机制的效率不变的条件下，降低系统的运行费用，则可以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系统的输出，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也就是说，如果选择的系统运行机制的效率很高，但其运作费用也很高，那么该机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机制；相反，如果选用的系统运行机制的运作成本很低廉，但其运行效率也很差，那该机制也不是一个好的运行机制。一个真正高效率的系统运行机制，不仅其运行成本低廉，而且其运行效率也很高。要选取一个高效率且运行成本低廉的系统运行机制，必须从具有较强可塑性的元素或子系统入手。由于文化价值规范的可变性很差，只有在长期内才会发生一定的变迁，因此系统运行机制和效率的改善，只能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组织等子系统入手，尤其是要从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开始。那么，经济政治体制的选择或变革，能否按照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前进呢？
二、经济政治体制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只要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可以任意选用的。但在现实中，各种体制安排都是由国家的统治集团选定的，我们不能断定国家的统治集团必然会选择一套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政治体制。因此，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②因为国家通常可以选择和实施不同类型的产权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而这些产权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往往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这样，当国家选用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机制时，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如果国家仅仅代表着公众的利益，那么在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中国家会采取最有效率的体制安排，但事实上，国家首先是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它首先必须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和利益，然后才会考虑对公众有利的产权结构和体制安排。这样，公众要想建立对自己有利的产权结构和体制安排，就必须化费一定的资源去影响统治集团。因此，一国最终采用的产权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安排是国家统治集团的需要与公众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具体说明在特定的背景下国家为什么选用某种体制安排，首先必须弄清国家的基本特征。通常，国家具有下列基本特征：第一，国家将提供“保护和公正”服务，以换取公众的收入。由于提供这些服务存在规模经济，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要明显低于公众自己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第二，国家为了最大化其收入，将为每个公众集团设计相应的产权和体制安排，以收取不同的服务费。第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存在着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潜在竞争者能以更低的费用（税收）提供同样的服务，公众就可能转而支持其潜在竞争者，从而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
那么，经济政治体制是怎样选定的呢？
第一，国家将作出一套体制安排。这套体制安排首先将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以便实现统治集团的收入最大化，其次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产出，增进公众利益。但是，这两个目的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为实现第二个目的，将导出一套有效率的体制安排；但为实现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而导出的体制安排，并不一定是高效率的。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冲突，社会就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国家将按照政体指定统治集团的代理人。因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集团的效用函数并不必然一致，统治集团为最大化其收益必须设立一系列机制以激励、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尽管统治集团尽力去监督代理人，并在历史上相继采用了联邦制、集权官僚制、执行官制等政体，但无论哪一种政体都难以使代理人的行为完全受约束，结果部分地降低了统治集团的收益。第二，统治集团将界定和实施一套体制安排，来确保从不同集团那里获取最大收益。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同度量成本，将决定其产权结构或体制安排的差异。第三，统治集团与竞争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集团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它不但需要设置更合理的体制安排以求争取选民的支持，而且要给竞争者提供比常人更多的服务。
总之，统治者将面对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统治集团建立的体制安排越有效，其运行成本越低，在国家税收收入给定时，统治集团的净收益就越大；反之，亦然。当统治集团的净收益为负值时，统治集团要么改进体制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要么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赤字。若统治集团能顺利地改善其体制安排，就会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统治。但若无法改善体制安排，增税将增加公众的负提，从而扩大公众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情绪。结果，公众或者施加压力以寻求减税的办法，或者寻找能够提供同样服务（安全与公平）的竞争者。在统治集团面临势均力敌的竞争者时，公众很容易找到并转向替代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为维持其统治就不得不降低税收；或者他将遭受失败，发生政权更迭。但是，在统治集团没有明显的竞争者时，它即使不改善体制安排，也能维持其现存统治。因为尽管公众对增税不满，但因找不到合适的统治者替代人选，而自己争取改进体制安排的努力又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大多数公民敢怒而不敢言或不敢行。在现存体制安排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公众从事寻租行为，即利用现存的制度安排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收入。结果，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平，现存体制的不合理性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更高，从而使起来反抗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人数增加。他们改变现存体制安排的努力使许多人觉醒，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判断，从而反抗者人数进一步增多。随着反抗力量的壮大，统治集团或者作出让步、改善体制安排，或者被竞争者取代。不管出现何种情形，都将导出新的体制安排。
在交易费用约束的情况下，有效率的体制安排尽管可以导致国家收入的增加，但是因这种体制需要付出更高的交易费用，统治集团宁愿采取较低效率的体制，以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是一回事，变化与调整的发生过程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③也就是说，当某种体制安排变得无效率的时候，进行体制创新可以获取一笔收益，但如果为了进行体制创新所付出的代价大于收益，则人们宁愿忍受原有的相对无效率的体制安排。结果，无效率的体制安排在被改善之前，在一定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社会经济系统呈现停滞或衰退现象。
三、伦理协调：文化价值规范的作用
我们在前一目分析了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体制安排）是怎样被国家的统治者选定的。体制安排一旦被确定，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也就大致地被给定。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通常有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这三个机制协调范围的差异及相互结合方式的不同，形成各种不同的系统运行机制。事实上，仅仅具有这三种协调机制还不足以有效地协调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系统运行机制还应包括伦理协调机制。
一般地说，个人总是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当从事某项活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人们就会从事这项活动；相反，当从事某项活动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人们就不会从事这项活动。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会发生许多冲突和陷入无序状态。因此，为了保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秩序，为了增进全体公众的共同利益，国家总是要制定一系列规范和约束人们社会经济行为的规则或制度，即协调机制。同时，必须设立相应的机构来实施这些规则并监督其执行情况。但是，制定、实施某种体制安排后，仍然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尽管这种体制安排对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体制安排的不全面或监督的成本太大，对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违反体制安排的边际收益将大于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人是个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那么他就会违反这种体制安排，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比如，乘公共汽车必须买票，这是一项公平的交易规则；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许多不买票的“免费搭车者”。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些顾客预期逃票的所得大于可能被查获所遭受的损失。
那么，怎样才能减小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呢？一般地说，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改善经济体制，加强对人们行为的度量，并建立严厉的奖惩机制。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非对称信息。个人的许多行为是很难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或者说，监督机构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国家或组织为减少或消灭机会主义行为所化费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由此而获得的收益，人们就会容忍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因此，在非对称信息的背景下，由于人们行为的不可度量性，使得改善体制安排或加强监督力量变得得不偿失，从而导致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使得部分制度规则难以真正地运行或者说使这些规则名存实亡。结果，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都不会很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是在资源配置中导入文化价值规范，形成资源配置的伦理协调机制。正因为非对称信息导致了高昂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使得消除机会主义的努力变得得不偿失，因此在资源配置中引入文化价值规范是消除机会主义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体制安排下都必须向人们贯输一套文化价值规范，这套价值规范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理的、正义的，哪些行为不是为合理的、可耻的，从而影响着人们在行为上的鼓励或抑制。至于从经济利益上看这些行为是否划算，则不予考虑。凡是接受了这套文化价值规范的人，在资源配置中都会自愿地受其约束。比如，如果被公众接受的文化价值规范认为在工作中偷闲是可耻的，为雇主尽心尽力才是雇员的应尽义务，那么即使雇员从事偷闲活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雇员也不会从事偷闲活动。雇员的行为自动地受伦理机制协调。由此可见，文化价值规范铸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得人们面对客观世界的变化能够按一套既定的程式反应，从而简化了决策过程，节约了交易费用，优化了资源配置。概言之，尽管我们可以设计一整套的制度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很高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惩戒成本，从而使这些制度规则在许多情况下难以真正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文化价值规范等于给社会经济系统注入了稳定机制。有效的文化价值规范将自动地协调人们的行为、自觉地减少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总之，在某些方面通过改善体制安排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是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方面通过文化价值规范的作用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则将更为有效。
利用价值规范来维系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成本，则取决于公众对现存体制的合理性的理解。如果公众认为现存的体制安排是公平的合理的，则他们一般不会违反现存的体制安排、从而这套体制安排的执行费用就会大大减小。例如，如果每个人都坚信私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必担心房屋会被盗；如果雇员认为现存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他们就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正因为这样，许多国家都直接对合理性进行大量投资，反复灌输一套文化价值规范，以使人们相信现存制度规则是公正合理的。从而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自动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不对称信息到处流行，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价值规范计划体制必将导致腐败现象四处蔓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导文化价值规范的弱化程度与腐败蔓延成正比，即是明证。
注释：
①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尼尔·斯梅尔琴：《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②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0页。
③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