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在拉美国家银行改革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银行论文,拉美论文,外资银行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外资银行进入的背景①：银行私有化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拉美国家开始纷纷加大了国内金融部门的开放力度。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外资银行大规模地进入拉美市场提供了契机，而在拉美国家迅速蔓延的“特奎拉”效应②的产生，是外资银行进入的催化剂。外资银行的进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4年，有步骤、有规模、有限制的引入；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1999年，大规模地放开国内银行部门，积极引入外资银行以缓解危机。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的外资银行数量开始猛增(表1)，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了高峰。以墨西哥为例，金融危机的爆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1991年6月开始的第一轮银行私有化结果有违初衷，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在危机后，重新对银行实行国有化。1998年3月，墨西哥塞迪纳总统向议会提出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的草案，同年12月，议会批准了部分草案，其中包括减轻对外资参与金融体制的限制。随后，政府成立了保护银行储蓄委员会并修改了银行法，允许外国银行购买任何墨西哥银行100％的股份(徐世澄，2002)[1]，这标志着墨西哥政府在引进外资银行的策略上，已经由过去的渐进性转变为激进性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第二轮银行私有化进程，由于大量引进了外资银行和本国重视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水平，银行体系的效率得以提高。例如，在1998～2002年银行业的人力成本占信贷总额的比例控制在2％左右，而此前的1992～1997年期间该指标是7％(黄志龙，2005)[2]。
表1 拉美国家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资产的比例(1990～2002)
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
1990 1995 2000 2002
阿根廷 17．0(1991) 13．048．141．6
巴西- 34．025．221．5
智利 18．620．033．144．8
哥伦比亚 3．7(1992) 5．018．016．4
墨西哥 0．3 3．054．681．9
秘鲁- 28．032．630．4
资料来源：转引自Ramon Moreno & Agustin Villar，BIS Papers NO．23/2004,其中外资银行以外资出资比例超过50％，定义为外资银行；1995年数据来源于Asli Demirguc-Kunt,et,al(1998)。[3]
二、外资银行进入与效率增进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问题，尚无确定的能够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改进。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以通过示范与牵动效应、促进竞争、有效降低银行体系的利差等传导路径来提升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其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于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影响银行体系效率，取决于外资银行数量、传导与示范能力以及东道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及本国监管状况等等，相关实证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上述观点。
(一)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初，Gray(1981)，Aliber(1984)，Goldberg and Saunders(1981)，Walter(1981，1985，1988)[4]等经济学家开始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从理论与事实经验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基本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但对具体的传导途径没有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Levine(199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与新技术、资源分配优化和更高的银行体系效率相结合的，并通过竞争或是模仿而迅速传播。银行竞争的加剧可以提高国内市场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促进银行更好地使用现代金融技能和技术，促进银行监管技术和法律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效率。沿着Levine的研究思路，另外一些有代表性研究强调，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影响市场可竞争程度，将会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发挥积极作用(Claessens and Glaessener，1998；Claessens and Klingebiel，1999；Hawkons and Mihaljek，2001)。Demirguc-Kunt．A，R．kevine and H．G．Min(1998)[5]。通过对80个国家(包括发达与发展中国家)7900家银行1988～1995年混合数据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外资银行资产规模、银行数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资产规模与本国银行体系效率关系不大；而外资银行数目与本国银行的总成本以及税前利润表现出了强负相关性，说明了外资银行进入确实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效率。沿着这一分析路径与方法，Claessens，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2001)③[6]等经济学家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做了更加深入的系统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高的边际利息、利润和税收支付，而在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此外，外资银行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经营总成本，这表明外资银行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由竞争导致效率提升这一路径是存在的。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一效率改进效应更多地与外资银行进入的数量相关(也包括外资银行的国别数量与分散性)，而不是外资银行所占据的市场份额。
Denizer(2000)[7]研究了土耳其的外资银行经营状况，结论认为，虽然在1970～1997年间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仅有3.5％～5％，但该国的国内银行净利息收入/总资产、一般管理成本/总资产、利润/总资产的比例，是与该行外资银行的所有权份额息息相关。同时外资银行进入加剧了该国银行业的竞争，使得利润水平和管理成本占总资产的比例在降低。Levine(2004)进一步对外资银行采取限制与银行体系净利差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即随着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程度每降低1个单位，银行的净利差水平大概下降3％(仅考虑银行变量的前提下)，这也表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加剧，效率提高。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改进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是外资银行进入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土银行效率的改进效应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外资银行进入的效率改进会因本国经济发达程度、资本市场运作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Stiglitz(1993)指出，外资银行进入给国内银行、国内企业和政府带来的潜在成本，使得国内银行体系的效率改进受到牵制和抵消。此外，与外资大银行进行竞争，会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竞争成本和压力；外资银行通常倾向于和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国内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也许会更少；外资银行通常不会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愿望行事或者对东道国的愿望不敏感，因此造成东道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等等。
Hermes and Lensink(2002)在其提交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论文《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东道国的视角》中对claessens，Demirguc-kunt，and Huizinga’s(1998)年模型中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的赢利能力、成本以及收入的影响力进行了重新分析(但是他们只是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国家而非整体)，得出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利差收入和成本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相关的，而是呈现出U型，这就可能意味着，外资银行进入在提升竞争力和提高效率的作用只是在外资银行规模达到一个最优水平的时候才能得到发挥。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外资银行对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针对此问题，Hermes and Lensink(2004)[8]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出外资银行进入是否有利于本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与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的观点。如果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已经处于高水平，那么外资银行进入可以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利差，而反之则不成立。
Clarke et al．(2000)[9]研究了阿根廷的外资银行进入对于本国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对于本国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与效率在不同市场是存在差异的。在抵押贷款市场，由于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高，该市场的净利差下降，经营成本上升；在消费信贷市场这些变量基本没有变化，而消费信贷市场(小额信贷市场)正是外资机构参与程度较小的市场。
Nihal Bayrakatar and Yah Wang(2004)[10]将29个样本国家(包括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依据金融自由化程度分为三组进行对比研究④，时间从1995年到2002年，利用包含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不同国家这一时期的面板数据(每个国家每年的银行数据以平均值计算)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固定效应和异方差的标准差检验。研究外资银行的份额的变化，本国宏观经济变量以及本国银行体系变量对本国银行实力(竞争力)的影响。
其最终回归分析结论是，在三组样本中，外资份额的变量对第一组影响最大，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对于第三组的影响效果相对最弱。对于第二组中，结果是不明显的，我们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该组，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银行效率的改进没有必然联系的论点。
表2 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银行体系效率研究文献及其结论列表
研究者
国家数目时间(年)
对效率的影响
Levine(1996)赞同
Stiglitz(1993) 否定
Levine(2004) 47个国家1165家银行(包括发达与发展中国家)
1995～1999 赞同
Demirguc-Kunt,A,R．Levine80个国家7,900家银行(包括发达与发展中国
1988～1995 赞同
and H.G.Min(1998)家)
Denizer(2000)土尔其单一银行混合数据 1990～1997 赞同
Clarke at al．，2000 阿根廷的银行混合数据
1995～1997 不确定
Hermes and Lensink(2004) 48个国家982家银行混合数据 1990～1996 不确定
Levy-Yeyati and Micco(2003) 拉美8个国家1996～2002 否定
Nihal Bayrakatar and Yan对新兴市场影响
28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 1995～2002
Wang(2004) 不确定
(三)拉美国家的实践结果
1.外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从图1看出，拉美的银行市场中外资银行的扩张程度从1995～2002年是相当惊人的，因此对比拉美10国的外资银行、国有银行与本国私人银行在该期间的经营效率，能更为直观了解拉美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银行效率的关系(表3)。从表中可见，外资银行的经营效率无论从贷款管理、存贷利差以及资产收益率水平衡量，都确实要高于东道国的国有银行；但是与国内私人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的经营效率与之不相上下。更进一步，通过对比1993～2003年拉美8国的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经营效率，更为直观了解拉美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银行效率的关系(图2)。
表3 拉美国家外资银行、国有银行与国内私人银行的经营效率比较(1995～2002) ％
资产收益率贷款利率
存款利率
不良贷款率
国家
国有 外资国有 外资 国有 外资 国有
外资
阿根廷-0．37-0．06 -0．45- 0．23-0．02- -
玻利维亚--0．26
--1．09--0．60- 9．27
巴西 -0．26-0．02 -1．94-2．28
-1．76 0．736．44-1．08
智利 -0．01-0．05 -0．34-0．04
-0．94-0．010．90-0．02
哥伦比亚
-0．98-0．16
0．78 0．940．01-0．167．03-1．56
哥斯达黎加
0．14-0．23
0．39-1．01
-0．13-1．17
23．37 5．90
萨尔瓦多
-0．52-0．13 -0．70-0．33
-0．41-0．05
12．19 1．06
危地马拉
-0．10 0．58 -0．42-0．98
-0．21-0．52
24．65
-10．51
墨西哥-0．35 0．10
0．13 0．143．12 0．351．58-3．60
秘鲁 --0．03
--0．54--0．13- 0．03
平均 -0．31-0．02 -0．32-0．53
-0．07-0．16
10．88-0．06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Economical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2005 Report)，P150；表中数据为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与国内私人银行(国内私人银行为0)的百分点差值；“-”表示无数据。
所有数据充分说明了拉美国家的银行在私有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国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即Levine(1996)所认为的第二步“竞争与模仿效应”提高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外资银行对于国有银行效率的提高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这可能与国有银行的经营特点有关，国有银行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要远低于私人银行，外资银行具有的“示范效应”与“传导效应”就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影响国有银行的经营。
2.外资银行进入促进了银行体系的稳定，从而提高了银行经营效率。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水平和应对风险的态度等方面，在危机时刻为东道国的银行体系提供了稳定性支持。
(1)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要普遍高于本国银行。根据Demirguc-Kunt & Levine(1998)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份额的增加，本国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主要得益于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态度。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具有内资银行所无法相比的水平，特别是在风险估价水平上，如表4第4列衡量的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远低于国有银行，略高于私人银行。如果以中值衡量，对于本国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分别是5.6％和6％，贷款计提准备占总贷款和不良贷款比例分别是1％、39％、2.5％、和48％(图3)。
外资银行对待风险的态度，从客观上说在应对经济的波动时，会比内资银行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这有利于维持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Golaberg et al(2000)[11]研究了阿根廷与墨西哥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的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贷款行为，发现外资银行在较低关联度的易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其贷款增长依然是强劲的，要好于内资银行。说明了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高于本国，这有利于东道国信贷的稳定性。同时，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外资银行会更加吸引本国居民的存款(Clarke et al(2000))产生“flight to quality”效应，对于控制本国资金外逃，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意义重大。
(2)外资银行在危机发生期间应对态度往往是积极的。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有利于提高当地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其中在危机时刻能否保证稳定的信贷来源成为问题的关键，即外资银行是否会“抽逃资金”。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危机前后的银行信贷规模变化来直观分析问题(见表4)，时间的选择是以1996年、1998年和1999年⑤。
表4 外资银行对主要拉美国家的跨国贷款和本国贷款(单位：10亿美元)
BIS银行的跨国贷款
当地银行与外资银行的总贷款
总计 欧洲银行 北美银行
日本银行 其他银行外资银行
当地银行
1996 1998
19991996
19981996 1998 1996 19981996 1998 1996
1998
1996
1998
阿根廷 44．8 61．5 66．7
23．8 40．3 14．6 14．21．8 2．04．6 5．0 22．5 30．2 35．8 41．4
巴西
67．9 73．3 62．3
30．0 43．2 20．6 14．15．2 4．2
12．2 11．8 32．8 29．1 209．7 217．5
智利
15．2 22．2 23．57．6 13．9
4．9
5．20．8 1．21．8 1．9 18．0 23．9 28．9 30．9
哥伦比亚 16．8 17．1 15．89．4
9．8
4．5
4．41．3 1．51．5 1．3
5．4
5．4 24．5 21．6
墨西哥 60．1 65．0 63．8
25．1 31．1 20．3 21．45．4 4．79．4 7．8 12．9 13．3 107．2 98．9
秘鲁8．0 10．6 10．94．1
7．0
1．5
2．40．2 0．12．1 1．1
5．5
7．3
5．7
8．2
委内瑞拉 11．1 12．5 13．26．4
7．3
3．2
3．70．5 0．41．4 1．1
2．8
3．9
5．2
8．0
总计 223．9 262．2 256．2 106．0 152．6 69．6 65．5
15．1 14．1
31．1 30．0
100 113．2 417．0 426．1
资料来源：转引自黄燕(2003)[12]。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拉美地区在经历了银行危机后，部分地区的跨国贷款下降幅度明显。其中，日本银行的跨国贷款规模下降最大，这与日本本国比较脆弱的银行体系有很大关系，如巨额呆坏账问题，风险的控制能力等。但是，由于拉美地区的跨国贷款资金来源国以欧洲国家所占份额最大，达到了47％，由于其贷款规模上升了近44％，所以总跨国贷款规模上升了17％。而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贷款规模上升幅度达到了13.2％，比本国银行的2％高出近11个百分点。可见，由于外资银行的存在，拉美地区的银行贷款规模波动没有呈现出“顺周期”特征，贷款的稳定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地区外资银行或跨国信贷主要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经济发达国家，受到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在危机时刻依然可以获得母国的资金支持。
拉美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一国的银行体系无论从效率还是稳定性来看都是利大于弊的，收益大于潜在成本。特别是外资进入确实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降低了银行体系在出现存款危机时的脆弱性，有利于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任何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都是喜忧参半，在促进本国银行体系现代化的同时，又会面临额外的经济波动和信贷分配不均等问题。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正面效应还不够，特别是与同样发展背景下的新兴亚洲国家相比更显如此。
三、存在的问题
以银行体系的整体经营效率指标分析看(表5)，与新兴亚洲相比，新兴拉美的银行整体实力提高显然并未呈现出正相关性，而且还呈现出下降趋势。另外，从世界银行前1000家排名看(The Banker,2004)，亚洲(不含日本)有152家，而拉美仅有40家上榜。那么影响新兴拉美国家银行整体效率提高的潜在因素，就绝非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或数量的大小问题。
表5 各国和地区银行银行体系效率指标(1995-2002年)
地区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 东欧与中亚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南亚 中东与北非 发达国家
国家数目(个)26 23 16
5
13 30
净利差/资产(％)8．58．8
5．14．6 4．0
2．9
总成本/资产(％)4．85．0
2．32．7 1．8
1．8
私人信贷/GDP(％)37 26 57 23
38 89
资料来源：IADB，美洲开发银行(“Economical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2005 Report”)数据整理。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一体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复杂过程，而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与一国银行体系的效率以及稳定并非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它紧密地与本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金融机构改革以及政府管理水平息息相关。无论是开放金融服务还是本国金融机构改革，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更富有效率，充满竞争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有“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而阈值效应可能与一国的吸收能力相关。在更广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吸收能力可以看作是其人力资本、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公共治理水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一些初步证据证明，在吸收能力差的国家，外国资本流入并不能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但是在吸收能力较强的国家，则可能检测到有利的影响(Aitken and Harrison，1999；World Bank，2001；Bailliu，2000；Arteta，Eichengreen and Wyplosz，2001；Alfro et al，2002)。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改善国家的公共治理有助于降低金融一体化风险和增大益处。这与前述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相呼应，即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以及政府监管能力等外部环境将决定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是否能够提高本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新兴拉美与新兴亚洲的发展差异，我们主要从政府的管理水平论述[13]。
(一)监管水平的差异是影响银行体系效率和稳定的关键因素
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本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同时也加剧了经营风险。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兴拉美与新兴亚洲同属于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私有化程度在不断加快，资产的货币化程度在加深，拉美国家依赖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要高于亚洲国家，这些都对一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水平提出了挑战。
1.商业银行业务的限制反映出政府对银行业监管能力的差异。关于对银行经营的监管，各国政府主要是在银行业务与保险业、证券业、商业的融合方面进行限制。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与金融的高水平发展阶段，政府监管能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处于了相对较高的水平，所以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限制比较少。Barth等人(2000)[14]的研究证明，政府对银行业的业务经营限制越严格，特别是限制银行从事证券承销、经纪人、交易商以及共同基金业务，银行业面临的危机风险就越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越大。他们研究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情况见下表6。
表6 不同国家对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监管水平比较
国家
证券业 保险业 房地产 银行对非银行公司持股 限制水平 非银行公司对银行持股
阿根廷3 2 2 3 2．50 1
巴西 2 2 3 3 2．50 1
智利 3 2 3 3 2．75 3
哥伦比亚
2 2 2 4 2．50 1
墨西哥3 4 3 3 3．75 2
秘鲁 2 2 2 2 2．00 2
委内瑞拉
2 2 3 3 2．50 3
平均
2．43 2．29 2．57 3．00
2．64
1．86
中国香港
1 2 2 3 2．00 3
印度 2 4 4 2 3．00 2
印度尼西亚 2 4 4 4 3．50 1
韩国 2 2 2 3 2．25 3
马来西亚
2 2 3 2 2．25 2
菲律宾1 2 2 3 2．00 1
新加坡2 2 2 3 2．25 1
泰国 2 2 2 3 2．25 3
土耳其3 2 4 3 3．00 1
平均
1．89 2．44 2．78 2．89
2．50
1．89
加拿大2 2 2 3 2．25 3
法国 2 2 2 2 2．00 2
德国 1 3 2 1 1．75 1
瑞士 1 1 1 3 1．50 1
英国 1 2 1 1 1．25 1
美国 3 3 3 3 3．00 3
平均
1．67 2．17 1．83 2．17
1．88
1．83
注：监管水平分为4级，分别是1-不限制；2-允许；3-限制；4-禁止。没有包括中国，因为观察期间(1980～1999)中国金融改革刚刚开始。
资料来源：转引自Barth James R.，Gerard Caprio，Jr．，and Ross Levine(2000)，Table 1，部分数据经作者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整体限制水平要低于新兴拉美国家和地区，如果剔除香港和新加坡，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限制水平是2.54，依然低于新兴拉美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整体限制水平又低于新兴拉美市场国家。这说明了过高的银行业监管限制水平对银行体系效率和稳定的阻碍作用要大于促进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兴拉美国家的监管水平要比新兴亚洲低，又比发达国家高，因此它对银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2.政府管理水平差异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环境。政府管理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该国的吸收能力。Barth等人(2000)的研究证明，政府管理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高达0.82。高效运转的政府机构，在开放经济的过程中，有利于为外资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互补双赢的开放效果。比较拉美与亚洲各国的政府治理能力，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拉美银行体系效率要低于新兴亚洲?对于政府治理能力主要从三个方面的衡量：一是政府征用财产的风险大小；二是竞争程度；三是各国有关交易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每项均从0～10得分，分数越高效率越高(表7)。
表7 金融发展与经济、政治环境因素的比较
政府 净利差(％) 金融部门提供的私 工业竞 国内产权交易 非银行金融部门对私
治理(分) (1990～1995年) 人信贷/GDP(％) 争力(分) 量/GDP(％)人信贷/GDP(％)
阿根廷
12．7 0．082 0．15
3．05 0．017 0．01
巴西15．2 0．120 0．25
3．31 0．064 0．09
智利14．9 0．045 0．50
3．62 0．038 0．06
哥伦比亚 11．2 0．064 0．27
2．17 0．007 0．13
墨西哥
13．4 0．053 0．18
2．76 0．063 0．03
秘鲁 9．9 0．029 0．23 0．019
委内瑞拉 13．5 0．078 0．39
2．28 0．014 0．18
平均12．97 0．067 0．28
2．87 0．032 0．08
中国香港 18．3 0．020 0．92
4．53 0．187 0．07
印度13．0 0．030 0．27
2．07 0．048 0．03
印度尼西 10．8 0．041 0．26
3．29 0．018
韩国12．0 0．022 0．62
2．63 0．091 0．07
马来西
16．5 0．025 0．80
3．88 0．427 0．21
菲律宾8．6 0．042 0．29
2．67 0．053 0．07
新加坡
19．4 0．021 0．75
4．16 0．446 0．16
泰国14．3 0．030 0．68
2．62 0．203 0．17
土耳其
13．2 0．094 0．14
3．14 0．062 0．01
平均*
14．11 0．029 0．57
2．86 0．184 0．11
加拿大
21．7 0．018 0．77
3．90 0．153 0．28
法国20．5 0．035 0．91
3．72 0．084 0．09
德国20．8 0．025 0．92
4．53 0．187 0．07
瑞士22．0 0．016 1．78
4．00 0．975 0．34
英国20．3 0．020 0．74
4．46 0．355
美国21．2 0．039 1．31
4．22 0．344 0．66
平均21．08 0．625 1．07
4．14 0．350 0．29
注：表中除净利差数据外，其余数据均为1980-1995年的平均数据。
*不包括土耳其。
资料来源：转引自Barth James R．，Caprio，Jr．，and Ross Levine(2000)，Table A2，平均值为作者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拉美与亚洲各国的政府治理水平都有些欠缺，以净利差、金融部门提供的私人信贷占GDP比重等指标、国内产权交易量占GDP比例、非银行金融部门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衡量的金融体系效率水平也是处于下游。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比较的结果很明显，亚洲在整体水平上要高于拉美。
(三)外资银行母国集中度高于新兴亚洲
由于地域语言的原因，在拉美国家从事银行业务的跨国银行以美国和西班牙为主，而以西班牙银行的外资份额最多。如桑坦德银行在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10大银行中获得了至少其中1家银行的控股权；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10大银行中获得了至少其中1家银行的控股权；西班牙美洲中央银行(BancoCentral-Hispanoamericano)在智利获得了50％的股权。除西班牙银行外，汇丰银行和新斯科舍银行控制了阿根廷和墨西哥10大银行中至少1家银行的股权。桑坦德银行和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在极短的时间内的投资分别超过30亿美元，汇丰银行的投资大约达20亿美元，新斯科舍银行的投资超过10亿美元。
为了衡量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可以选择国际清算银行的相关数据，以本币标价提供的“本土化”债权来衡量外资银行母国分布状况。截至2003年12月，在拉美国家所有外国债权中，西班牙是最大的债权人，占到债权总额的近1/3，其次是美国占到了23％⑥。相对于亚洲而言，拉美的外资银行的母国分布情况会更加集中(见图4，5)。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贷款国的集中不利于风险的分散，加剧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Peek and Rosengren(2000)[15]的研究表明，一国银行体系中，外资银行的源属国的集中程度愈高，“传染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拉美国家中，巴西成功地抵御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的传染，与巴西的外资银行比例和拉美其他国家比相对较低且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更均匀分不开的(表8)。
表8 拉美主要国家银行体系的参与结构(2002)单位：％
外资银行 最大的国家
国家和地区 国有银行 私人银行
总计 EU USA 其他 (西班牙)比例
阿根廷32．519．148．433．6
12．12．7 17．9
巴西 46．027．027．015．75．36．1 5．3
玻利维亚
18．256．525．310．44．5
10．4 10．4
智利 12．945．541．632．45．53．8 30．6
秘鲁 10．843．246．034．85．65．6 17．1
墨西哥 - 17．782．353．79．74．8 41．5
注：表中所有比例均为各银行的资产占本国银行总资产。
资料来源：Juan Cardenas，et al，2004，Foreign banks entry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a host country perspective，www．bis．org/publ/cgfs22mexico．pdf
四、政策建议
1.外资银行进入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效率改进效应首先会受到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影响。外资银行发挥出其应有的“示范”和“传导”效应，需要在一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才能实现。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注重本国的金融发展实际，有效地培育适于银行业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充分实现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和国内银行的“吸收效应”提供外部条件。
一个具有竞争性和稳定性的银行体系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新的竞争与监管环境下，本国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比如垄断竞争、合作性竞争等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充分利用外资银行进入的契机，在逐步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改善和提高国家公共治理水平，并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需求和发展的金融业监管制度。
2.外资银行进入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效率改进效应还会受到外资银行经营水平、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数量及结构的影响。因此，在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应注重外资银行的经营业绩、业务结构和源属国的分布，而不过分地追求外资总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以及数量的扩张。这样既有利于本国银行多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不同的业务经营特色；也有利于防止某一国家外资银行在本国过高的资产比例，从而能够形成更好的竞争态势，有利于本国银行体系的效率提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注释：
①受到发展中国家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影响，拉美国家国内金融部门的开放，实际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所作为(kaminsky and Schumkler，2003，Table A1)。本文则以“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时期为研究对象。
②墨西哥比索贬值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称之为“特奎拉效应”。
③使用与上述银行解释变量(因变量)相同的实证有Claessens,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1999)，Demirguc-Kunt，levine，and Min(1998)，Denizer(2000)，Hermes and Lensink(2002)，Nihal Bayrakatar and Yan Wang(2004)，具体见Nihal Bayrakatar and Yan Wang(2004)。
④第一组是首先完成股票市场化的国家，包括中国香港、加拿大、丹麦、马来西亚、法国、葡萄牙、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第二组是首先完成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西、韩国、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爱尔兰、挪威、土耳其和台湾等11个国家与地区；第三组是首先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国家，包括芬兰、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委内瑞拉、德国、泰国等6个国家。
⑤拉美地区具有普遍现象的银行危机集中在1995-1999年
⑥拉美的数据包括加勒比地区，亚洲数据包括太平洋地区。外国债权等于外资银行提供的国际债权和以本币标价的“本土化”债权之和。国际债权等于跨国放贷和以外币标价的“本土化”债权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