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宋八大家定名与背景
《四库全书总目》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称：“《明史·文苑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接《文编》所选，自周迄宋，不限于唐宋。其所选唐宋文，虽限于八家，而无“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本于《文编》所选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则为茅坤所定。《文编》所选唐宋八家，又当推本于明初朱右所选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虽不传，但明贝琼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称“六家”，以“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即八家。贝琼序称朱右之选：“降于六朝之浮华，不论也。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选，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因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王、三苏和之，因选宋代六家文，唐顺之选《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取于朱右所选之八家，以上窥秦汉。《四库全书总目》于《文编》称：“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后，北地、信阳（李梦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王世贞、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是唐顺之的《文编》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文的字汇句法。朱右(?—1376)字伯贤，明初临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编《元史》，史成归里。又征右编《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长史。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明武进人。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工古文，人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书。
朱右选唐宋八家，有见于唐代的韩柳两家，反对六代的浮华而发动古文运动来的；宋代的欧阳、曾、王、三苏六家，反对五代的腐恶，发动古文革新运动来的，是有所见的。唐顺之选唐宋八家，是有见于八家之文，有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可以上继秦汉，以救明代复古派之弊，茅坤选唐宋八家，所得较浅，欲从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学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韩、柳两家，《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始则唐高祖、太宗“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故王、杨（王勃、杨炯）为之伯”，次则“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颋）擅其宗”，三则“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这就是韩愈倡导，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运动。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骈文盛极一时，骈文讲究形式，讲对偶、声律、辞藻，它的流弊忽视内容，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运动，即用唐代文辞仿古代的散文写法，称为古文，反对骈文。用古文来代替骈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创作成功的古文作范例，一要提出创作古文的理论来使人信服。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这就是唐代的古文两大家。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骈文又兴盛起来，到宋初的杨亿，提倡西昆体，用骈文来作文，盛极一时。石介起来反对杨亿，又兴起一种怪异的文风。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和之。他们的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的理论，也获得大成功，成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两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依靠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理论的成功。先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二 韩柳在创作古文上的成就
《旧唐书·韩愈传》称他创作的古文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经诰指儒家的经书，即用儒家的理论来写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说有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韩愈的学生李汉，替韩愈的文集写序，称韩愈的文章：“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然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赞美他的古文，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与日月争光，与宝玉比洁。他的古文，还写出了各种形态。在反对骈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即指从东汉到隋的八代中骈文极盛，思想上异端并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称“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指韩愈的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作《原道》来排斥佛老，称为“道济天下之溺”。
宋苏洵《上欧阳内翰（修）书》，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里指出韩愈文的风格特点，也说明韩文的杰出成就。
宋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也像韩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再看柳宗元的创作，韩愈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的文章：“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卓厉风发。”如《封建论》。又称他贬为永州司马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画山水，有杰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驴》等，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状》，工于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种体裁上，也作出突出贡献。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三 韩柳的文论
韩愈在《进学解》中，除推重经书外，称“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于诸子中推《庄子》，于史部中推《史记》。他的认识，有超过刘勰处。因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突出《庄子》，于《史传》中不突出《史记》。韩愈之识见，也超过刘知几，因刘知几在《史是》中尊《汉书》而抑《史记》。
韩愈的文论，有《答李翊书》，提出学道与养气说。
他讲学道为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光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状美盛）也。”指学到儒家之道，成为仁义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讲学道为文的进程：“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状端庄）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里讲学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求之乎诗书之源”，即从诗书的书本上学道，学成为仁义之人，才能写好古文。
再看养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说明古文与骈文不同，骈文要讲声律，调平仄；古文讲气势旺盛，所以要养气。
韩愈讲古文，先要学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刘正夫书》说“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他们讲的道理，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因为古代的圣人贤人写的文辞，跟唐代的文辞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学习古代的文辞。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答尉迟生书》里说：“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古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唐朝还适用，一方面适应古代的需要，对唐朝已不适用。他在《读仪礼》里说：“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他讲儒家的道理，就讲合乎仁义的道理。道家佛家讲的，不合乎儒家仁义的道理，他要起来反对，这就是他写的《原道》。儒家以外，别的诸子百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对唐朝有用的，他也讲。儒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已经过时的，他不讲。他《读鹖冠子》里说：“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鹖冠子》是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却赞美它。他在《读墨子》里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那他讲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对于儒家的《仪礼》，却认为已经过时，没有用了。这说明他的学古道，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是他的学古道，不论是主要学儒家的道，或学诸子百家的道，都是从书本中学。但柳宗元的学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论。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说：“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颐，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这是说，文章难以写好，不是因为比兴不足，开拓不广，钻研不深，毛病不去，是得到道为难。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点，也像日月的有日蚀月蚀，宝玉上的有斑点，还是日月，还是宝玉，哪能伤害它的光明，废黜它是宝玉呢？主要是对道的认识，对道有明显的认识，或不明显，这跟幸或不幸有关，跟辩明或说不明有关，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关，跟观察的正确或不正确有关，跟人家的爱好或厌恶有关，跟交接的广阔或狭隘有关，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关。那些自以为得道奋笔写作的，得呢不得呢？还不可知。这是说，对文章的题目作了研究，有了认识，即使文章有毛病，还是日月之蚀，宝玉之瑕，还是好的。对文章的题目，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说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确的，被人讨厌的，看得不广的，屈辱的。他讲的得道，就是对文章的题目，有研究，有正确认识。这个道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是这个题目的道理，这是他与韩愈的不同处。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里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说，当时讲道理的有三种：一种是儒家，讲得迂腐迷蒙而不合；一种是切于事实，又讲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种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赖。
再看他的所谓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这是“取道之内”；一种是“贵辞而矜书”，“不亦外乎”。他认为要取道，要“及乎物”，这叫“取道之内”，就是要从事物本身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内”；从书本上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外”。怎么分别取道之内与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说》来看：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民）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韩愈从书本上去求道，书本上认为天是赏功而罚祸的，因此认为人民垦原田，伐山林，疏沟涸，祸元气阴阳，当受天罚；残害人民的，是减少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是有功于天地，当受天赏。柳宗元的求道，“及于物”，即及于天地、元气、阴阳，看到这些物，不会报，也不会怒，不会赏功罚祸。人民垦原田，有收获，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祸，祸者自祸。功和祸，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赏罚者大谬。这是柳宗元求道及于物，是求道之内，胜过韩愈从书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也与韩愈不同。韩愈论文求道，要学为圣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还是“及于物”。当时认为《五经》与诸子、《离骚》、《史记》等写得最好，就从这些书中求写作之道。他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提出从《五经》里“取道之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认为《五经》中保留写作所求的道，如文章的内容要求质实，说的道理要求持久，要求适宜，要求有决断，要求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从《五经》中去求，这是论文求道之原。
光有了这些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端正态度，“羽翼夫道”：
故吾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这里讲，作文在得到道以后，写文章来说明道，要端正态度。未敢掉以轻心，怕文章写得浮滑而不庄重；未敢出以怠慢，怕文章写得松弛而不谨严；未敢出以昏沉，怕文章写得昏暗而杂乱；未敢出以骄气，怕文章写得高傲而骄横。对文章的内容，抑制它使它深入，发扬它使它鲜明，疏通它使它通畅，简练它使它有节制，激发它使它清新，固定它使它庄重。柳宗元又说：就可以用来扶助所讲的道。
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最后还要参考各家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如参考《穀梁传》来使文气严谨，因为《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时最为严谨。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的枝叶茂盛，因为孟子荀子善于设喻，使文章枝叶茂盛。参考《庄子》《老子》，使文章的开端显得恣肆，《庄子》文章设想奇特，开端恣肆，《老子》比较谨严，在这里可能借老子作陪衬。参考《国语》来丰富文章的趣味，参考《离骚》使文章意味幽远，参考《史记》来使文章洁净。这是从旁推求，参考这些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
韩愈、柳宗元的文论，都讲求道，韩愈主张从书中求道，柳宗元主张从“及于物”中求道，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的求道胜过韩愈。柳宗元怎样从“及于物”中求道呢？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他写段太尉逸事，就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解段太尉的故老卒吏，得到了详尽的材料，再请求了解段太尉的永州刺史崔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参校，从而认识段太尉的性格德行。从段太尉一生的行事和言论中去认识他，这就是“及于物”的取道之内。“及于物”也即及于人物。韩愈虽然主张从书中求道，但他在写《张中丞传后叙》时，“得李翰所为《张巡传》”，但他不相信那篇传，加以批评，是他不完全相信书。却说：“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韩愈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里去祭奠，亲自听老人讲张巡、许远时事，所以文中补写南霁云的事，极为生动感人。又从张巡手下的于嵩，得知张巡的事。那末韩愈写这篇文章，也像柳宗元一样，是“及于物”的，所以小得极为生动形象，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样传诵。
四 宋六大家的诗文
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宋史》本传纹：“允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谖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此则就大体说。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又称“陆贽之文，遣言措辞，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钱钟书《宋诗选注》称修：“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在诗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宋元十家词选例言》：“其词与元献（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曾巩，《宋史》本传云：“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钱钟书《宋诗选注》：“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王安石，《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修有诗赠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用李白、韩愈来推许他。他《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不以文学家自许。钱钟书《宋诗选注》称王安石诗“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王安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突出他的修辞手法。
三苏的诗文创作，《宋史》论三苏文，于《苏洵传》称“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特于《苏轼传》称：“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于《苏辙传》称：“苏辙论事精研，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至论轼英迈之气，宏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钱钟书《宋诗选注》论轼诗，称：“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由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词，宋人胡寅《题酒边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视，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矣。”极推苏词风格之高。
五 宋六大家的文论
唐代韩、柳的文论，突出地讲学道；宋六大家的文论，突出地讲文学的艺术性。欧阳修的文论，在《答吴充秀才书》里，虽说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继承唐朝人求道的用意。但他的突出的文论，还在讲文的艺术性。他在《书梅圣俞稿后》说：
……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
……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欧阳修在这里提出音乐和诗歌所产生的令人心动神移，或歌或泣的感动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接触到艺术感染力了。
再看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按史家的文章以叙事为主，而曾巩要求史文于叙事中写人，在写人时要写人“难知之意”，发人“难显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在叙事中写人的“难知之意”与“难显之情”，成为传记文学的杰作。这样的要求，即要求史文写成传记文学，而有文学的艺术性。
王安石的文论，有《上人书》，引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称为“作文之本意”。则要求作文的内容，有自得、居安而资深，则非同泛泛，必深有所得，必有深切体会。如欧阳修所云的感染力。又称作文之辞，比之于“刻镂绘画”，亦以艺术作比，则对作文的要求，亦通于艺术。
三苏的文论，苏洵有《仲兄字文甫说》，以为风水相遭而文生焉。释者以水喻艺术修养，风喻创作冲动。那风水相遭的比喻，也比作艺术修养了。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论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文，皆推究三家文的不同风格，亦视艺术性立论，那苏洵的文论，亦强调艺术性。苏轼的文论，有《答谢民师书》，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那末怎样“求物之妙”呢？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称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卤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那苏轼讲的“求物之妙”，即求盐梅在卤酸之外的美，即求诗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论，有《上枢密韩太尉书》，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强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提出从外境阅历来培养奇气。他讲司马迁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还是就文的艺术性说的。这样看来，宋代六大家的文论，与唐代韩、柳的文论不同。唐代韩、柳的文论重在求道，而宋代六大家的文论重在探讨诗文的艺术美。但柳宗元的文论，参考各家的作品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章的艺术性，宋代六大家的文论，就从他这里作了发展，把重点探讨到诗文的艺术性了。
六 唐宋古文风格的差异
清人刘开《与阮芸台（元）宫保论文书》，称：“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徵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
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按韩愈在《讲学解》里讲：“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又称：“子云（扬雄）、相如（司马相如），同工异曲。”刘开讲韩愈的为文是有据的，不过他的尊唐贬宋则因阮元主张骈文，不免有意迎合，是不确的。不如明末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中说得平实。他说：“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盖划然如界限矣。”按韩愈的文章，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怪怪奇奇，一方面是文从字顺。欧阳修发挥他的文从字顺这一面，是好的。韩愈“气盛言宜”，所以他的文章，气势旺盛，或不足于理。欧阳修的古文委曲详尽，以理胜。如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草木有什么不得其平呢？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婉转申说，皆中于理。又如记山水，唐文由穷极形象，而感慨身世；宋文则歌颂人物，或写诗情画意之美。如柳宗元《小石潭记》，称潭水之清，则曰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称泉水曲折，则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归结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与作者贬谪的身世相应。欧阳修写《岘山亭记》，于“山川之胜势”，令“览者自得之”，皆不道，只推美晋将羊祜。又如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不谈寺容，只写：“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先用一“如”字写比喻，有诗情画意，后指竹柏影，亦见宋文重在写艺术性，与唐文的刻划形象不同。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作“水
循除鸣”，，状水声，即奇重字。而欧阳修《醉翁亭记》作“渐闻水声潺潺”，即用平常字。又如柳宗元《小石潭记》：“卷石底以出”，卷音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区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卷为一斗六升容量。此即奇重字。苏轼《石钟山记》：“有大石当中流。”用“大”即平常字。但如《醉翁亭记》，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少游（秦观）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赋是铺叙，《醉翁亭记》写山水景物，用“者”字铺叙，用“也”字点明，如“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玡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用赋体写记，是记文的创格。苏轼的《石钟山记》，工于状物，如：“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皆为妙文。是宋文抛弃韩文奇奇怪怪的一面，有取于他的文从字顺的一面，用平易自然的语言，创为精工形象的文辞，是宋文的杰出成就。
欧阳修、苏轼还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与四六文，唐代的骈文发展为四六文讲对偶，多用典。欧阳修、苏轼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写四六文，成为四六文的创格。鳃欧阳修的《谢致仕表》：“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才，早遘休明之运。不通文学，既泥古以难施；无用之才，复虚言而少实。”苏轼的《密州谢上表》：“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既少用典或不用典，又不限于四字六字句，实亦宋文的创格。这些说明宋文与唐文的差异，实亦宋文继唐文有所发展，可以供研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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