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问题探析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日本论文,其对论文,经济问题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经济腾飞曾为世人瞩目。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个人消费欲振乏力，金融改革沉疴不起，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复苏时间遥遥无期。1990年至200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75％，大大低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水平。据日本政府预测，2001年度日本名义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4％和－0.9％，2002年度分别为－1％和零增长，经济形势空前严峻。有专家认为，与60、70年代富有活力的日本经济相比，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堪称患了“日本病”。
一、“日本病”的六大症状
1.消费需求一蹶不振。民间消费需求占日本GDP接近六成， 是影响甚至决定日本经济运行和发展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但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的消费需求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近期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1986—1990年的5年中，日本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曾高达3.55％，到1991—1995年的5年中已下降为1.58％，1996—2000年的5年中更是下降至1.48％，其中在1997年和2000年度还分别出现了1.2％和0.2％的负增长。据日本多家著名研究机构预测，至少在2005年以前，日本的民间消费低迷状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
2.通货紧缩日趋严重。日本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下跌。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里，综合批发物价指数有8 个年份呈下跌态势，1999年和2000年，不仅综合批发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3.3％和0.1％，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3％和0.7％。2001年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又比上一年下跌了0.7％。2002年1月份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1.4％，2月份下降1.6％，这已经是该数字连续第30个月下降。另外，物价下跌涉及的商品范围也极其广泛。
3.失业率居高不下。1990年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和完全失业率分别仅为134万人和2.1％，到2001年底已分别增加（上升）到337万人和5.6％，就业人数仅为6362万人，失业率直线攀高。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日本企业的过剩人员为710万，超过就业人口的10％。照此推算， 随着过剩设备的废弃和企业人员的裁减，日本的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到10％左右。
4.不良债权堆积如山。据统计，从1992年度到2000年3月， 日本金融系统累计处理不良债权达67.9万亿日元，其中1995、1997和1998每个年度处理的不良债权都超过13万亿日元。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似乎越处理越多，据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3月， 日本银行坏账数量继续大涨40％而达到24万亿日元。尽管日本12家大银行力图通过多种途径来处理坏账，但新增坏账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他们清理坏账的速度。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界的声誉一落千丈，巨额的不良债权一直是困扰日本金融与经济运行的一大毒瘤。
5.国家财政债台高筑。为刺激经济景气回升，10年来日本政府先后10余次推出以增发国债、增加公共事业费支出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此影响，日本的国债尤其是赤字国债发行额迅速扩大，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急剧提高。预计到2002年底，日本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将达到693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从1993年的69％上升到140％。财政赤字的急剧增加， 使日本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6.宏观调控难奏其效。为遏制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实施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进入2001年后，日本银行又3次下调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 放纵日元贬值以扩大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等。小泉登上首相宝座后也推出了庞大的改革计划。从长远看，应该说小泉改革将对日本经济运行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从近期看，小泉的改革计划，尤其是财政结构改革，由于大幅度压缩预算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将导致作为经济回升一个重要支柱的公共支出的萎缩，产生强烈的紧缩效应。由于深层的结构和体制问题尚未解决，日本经济“自律回升”的机能已相当微弱，日本政府扭转衰退局面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显得左右为难。
二、“日本病”的六大成因
“日本病”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也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日本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曾经为日本带来经济繁荣的经济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
1.发展战略问题：后发展效应的消失
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不必自己从头摸索。50年代中期，日本的科技水平落后美欧约二、三十年。日本充分利用这个差距，大力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依靠引进和模仿美欧先进技术，取得了技术开发的高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追赶型发展战略”是产生“日本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进入70年代后，随着日本同美欧之间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日本技术模仿走到了尽头，“追赶效果”渐趋减弱。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依赖技术进口，忽视了基础研究，导致科技的创新能力不足，知识储备缺乏，技术进步对经济推动效应下降。工业进步率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长率明显减缓。
2.人口结构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日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据日本有关部门推算，1997年开始，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不满15岁的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3％，2000年上升为17％，2020年将达25.5％。
老龄化问题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二是导致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从而阻碍了企业技术革新的动力，削弱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三是导致收入与消费的减少。以生产年龄人口每人收入200万日元计，2025年将比1995 年减少收入30万亿日元，相当于从1995年以后每年减少1万亿日元的需求。 四是导致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和企业投资热情的减弱。五是导致税收负担者、养老金负担者减少，财政困难不断增大。
3.经济体制问题：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上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化，战后日本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显露其弊端和缺陷。
首先，政府所倡导的“雁型模式”是建立在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严格限制进口的基础上，实际限制了外来竞争，造成商业惯例无法与国际接轨，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市场，国内经济部门缺乏国外竞争者的挑战，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和紧迫性。
其次，日本政府在国内奉行充分就业和维持稳定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对众多的传统小企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对新的市场进入者设置了较高的进入壁垒。这种政策人为限制自由竞争，扭曲了市场，减缓行业演进的步伐，使大量效率低的传统企业长期存在，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再次，政府过分干预经济也使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大，许多企业在经营时必须付与官员“租金”，导致产品成本升高，竞争力下降。
4.企业制度问题：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
目前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机制有三方面：一是集团内企业交叉或循环持股，整个集团形成一个大股东会。公司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决策与执行都由内部人承担。二是企业的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提供较大份额贷款的同时还拥有一定的公司股本（5％以下），并派职员出任企业的经理或董事，成为公司重要的监督者。三是采取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这种企业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公司员工同公司利益紧密相连；但同时它也扭曲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人、物、服务和资本无法自由地流动。
5.历史遗留问题：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
泡沫经济崩溃最大的后遗症是银行金融系统的大量坏账。泡沫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生产企业以及许多个人都踊跃向银行借款投入到房地产中。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大量借款不能偿还，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堆积如山，成为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重要原因。
6.政策失误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不当
日本在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景气判断失误，扩张性财政政策过早“撤火”。1995年和1996年日本经济有所回升，政府错误判断经济已经回到良性增长轨道，桥本内阁决定停止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准备在1998—2002年的5 年时间里将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度的5.4 ％缩小到3.0％。受削减赤字的影响，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明显减少。加上199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5％，国民消费支出大幅下降，从1997年4 月份起国内需求锐减，经济形势恶化，最终发展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此积重难返。二是财政投入始终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企业设备投资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正相关关系，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在1992、1993、1994、1998和1999年度分别为－9.2％、－11.1％、－4.5％、－5.2％和－1.0％，而在1986—1990年度则平均高达12.4％。与此同时，日本金融体系的弊病则被增加的财政预算所掩盖，危机越积越深。
三、“日本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针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物价持续下跌、金融坏账问题突出、财政赤字增加较多等问题，某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似，存在潜在的“日本病”，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笔者认为这种“崩溃论”的说法，意在哗众取宠，根本没有论据支撑。我们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10％的年平均增长率，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6位；我国政治社会稳定， 市场前景受到国际资本的广泛青睐。经济发展态势十分良好。当然，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必将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历史，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
1.要搞好追赶型经济发展阶段和自主开拓型经济发展阶段的有效衔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病”给我们的一条深刻教训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搞好追赶型经济发展阶段和自主开拓型经济发展阶段的衔接，在后发展效应消失前，培育起自主开拓创新能力与相应的机制。
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后发展效应，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培育我国自主开拓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积极培养富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加强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
2.要注意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加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到1.3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 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4亿左右， 由此带来的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健康等一系列问题，将给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我们应该吸取日本“老龄化”过程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妥善处理老龄化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和保值增值机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建设，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3.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坚决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防止对市场行为的扭曲。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都要让位给市场，政府要切实把主要精力放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严格执法和公共服务上来，主要通过政策引导、信息发布等方式对经济实施间接调控。
当前，我国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努力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对一般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财政投入，避免“与民争利”，努力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要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对那些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行政审批，坚决予以取消，以提高效率，防止腐败。要抓紧对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进行改革、重组和改制，并通过足够的市场压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集团。要抓住加入WTO的契机，将国内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同世界各大企业同台竞争，经风历雨，等等。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微观经济的活力
与日本企业相似，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管理制度不适应时代要求、缺乏活力的问题。当前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企改革继续引向深入。要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改造步伐，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国企改革应以建立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逐步引入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设立为董事会履行职责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决策咨询、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逐步建立董事会选聘、市场化配置经理人员的机制。
其次，要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尽快建立起管理人员竞聘上岗、能上能下，职工择优录用、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有效激励“三个机制”，防止企业制度僵化，活力弱化。
5.要研究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走向，注重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到既能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又能防止陷入债务过度扩张的陷阱。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为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良性走势，“十五”前期，需要保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不可仓促“撤火”。同时，要高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当国内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步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各项改革特别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有个好的起步；世界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一定的增速时，就应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问题。要坚决防止无效投入、重复建设和过分超前建设。注意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启动投资需求的带头者、引导者地位拖至主力军地位。加快研究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将扩大内需同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要加快金融改革，注重发挥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