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日本战后派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战后派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文学流派之一，是日本进步力量对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艺术记录。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批判、解剖和反思，无疑能帮助更多的人从本质上进一步认识那场侵略战争的残忍与罪恶。战后派文学曾在日本战后产生重大影响，对促进日本社会思想变革和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军队以同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日本，自上而下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对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中，曾遭受军国主义统治严重摧残的日本思想文化逐渐恢复了生气。1945年底到1946年，一系列文学刊物纷纷复刊或创刊，战后日本文学开始复苏。战后日本文学发展的第一步就是为这些杂志写稿的老作家所创作的一些作品。这些老作家在作品中力图继承发扬战前日本文学的传统，来表现战争留下的创伤和人们精神上的阴影。这一时期，一些文学社团纷纷成立。最先成立的文学团体是新日本文学会。他们的目的是想继承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并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组织民族文学统一战线。他们高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参加这一团体的主要是一些带有明显无产阶级文学倾向的作家，如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他们创办了《新日本文学》杂志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与此同时，在1946年1月，平野谦、本多秋五、荒正人、填谷雄高、山室静、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七位在思想和文学上都与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或革命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评论家创办了《近代文学》杂志。他们以“确立近代的自我”的文学批评为先行，强调尊重人和自由，力求摆脱封建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束缚，追求文学的真实性。《近代文学》杂志的创刊，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派文学迈出的第一步。1946年4月至10月，《黄蜂》杂志登载了野间宏的长篇小说《阴暗的图画》，这部作品与战前日本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表示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因此，本多秋五认为，这部作品是“战后派作家的第一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该是整个战后文学的第一声”。随后，一批在创作倾向上与之相同或相近的作品纷纷涌现，有梅崎春生的《樱岛》、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武田泰淳的《审判》、埴谷雄高的《亡魂》等作品，特别是随着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的《1946年文学考察》的发表，日本战后派文学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开始形成了。此后，真善美社出版了“创造性的战后世代”丛书，这套丛书包括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中村真一郎的《在死的阴影下》、马渊量司的《不毛的墓场》、福永武彦的《塔》、田木繁的《我一个人是例外》、竹田敏行的《最后离场》、小田仁二郎的《触手》、安部公房的《终道标》、岛尾敏雄的《单独旅行者》共九部作品。战后派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创作活跃的时期。在战后派文学创作发展的同时，战后派与新日本文学会主流派这些在思想和文学上与战前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运动都有着密切联系的理应相互支持的人，却围绕着“政治和文学”、“战争责任论”、“主体论”、“转向论”、“知识分子论”等问题在各自的阵地《近代文学》与《新日本文学》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最后，近代文学派脱离了新日本文学会，成为了战后派的骨干力量，《近代文学》杂志也成为了战后派文学的主阵地。到1948年，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安部公房的《墙》、堀田善卫和《广场的孤独》、三岛由纪夫的随笔《重病的凶器》等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发展了战后派文学，被称为是第二批战后派。这期间，战后派文学创作异常活跃。战后派文学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和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战后派文学创作的活跃期一直延续到1950年前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极力推行杜鲁门主义，同时为了把日本作为朝鲜战争的后方基地，认为二战后由自己亲手推行的日本民主化政策已经走上了轨道，于是在日本国内不再推行反对军国主义专制的政策，而是实行了根据所谓“道奇路线”制定出来的重新整顿日本经济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紧缩预算的措施，结果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增加，引起了工人的反抗斗争，当时接连发生了几起列车出轨等事件。以此为借口，美国占领军同日本当局开始联合起来，对民主力量尤其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日本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1年，盟国与日本缔结和约，同时日本和美国也签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实际上，日本和美国已结成了冷战时代的同盟。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到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在日本文坛上，被称为“战中派”或“战中一代人”的作家开始登场，同时，“第三批新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的创作与战后派文学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战后派文学创作也逐步走向了衰弱。
日本战后派文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意义上的术语，战后派的“战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本战后的文学”的“战后”，而是指战后派文学在对文学观念的更新、对作品主题的关注方向和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上与战前日本文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在日本战败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某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革。本多秋五在《战后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后记中曾说：“所谓‘战后文学’，大概可以说是一种苦斗文学——遇到日本历史上未曾有关的战败事态，至少预感到世界观和人生观得从正面接受这一战败事态而企图创作战败之前的文学所没有的新东西。”
二
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题是批判战争。战后派文学以深刻尖锐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那场帝国主义战争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给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和对人们心灵的扭曲，从而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反动本质表现得更为触目惊心。
战后派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战时及战后日本人民的那种对前途捉摸不定的灰暗的心理现实。野间宏在他的《阴暗的图画》开篇中这样写道：“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果实！暴风雪荒凉地刮过。太阳被云所遮，暗淡无光，远处高高的山丘一带便呈现出焦土色，地平线是昏暗的，大地到处星散着一个个漏斗形状的黑洞洞。”这是对主人公深见进介抱着的一幅勃鲁盖尔的画进行的印象叙述。它不仅描写了战争时期日本社会的专制黑暗，也极为形象地描写了象深见进介这样的日本青年人当时的灰暗心理。《阴暗的图画》的背景是“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日本国内进步力量遭到残酷迫害后已处于毁灭殆尽的状态。作品中说，当时只有京都大学作为“左翼的乐园”尚处在“暗花盛开”中。深见进介的朋友永杉英作等人认为“日中两国的冲突乃是日本统治阶级最后的危机，”正因此而积极进行斗争。作品中还介绍了一个与永杉英作相对立的被称作合法主义者的小泉清一等人组成的学生团体。深见进介倾心于永杉等人。但不会同化到他们的道路上去，当然也不会去与小泉清一站在一起。作家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的这种态度不得不显示出来时的晦涩心理。永杉英作等人当然逃脱不了死在狱中的命运，深见进介也经历了被拘捕、转向、出狱的过程。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痛切的战争体验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战时日本青年知识分子想确立自我而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及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战后派作家表现了军国主义发动不正义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严重心理扭曲和心灵戕害。著名战后派作家椎名麟三的作品对那场战争的体验尤为真切，《深夜的酒宴》揭示了主人公须卷在战时由于遭受当局迫害被捕入狱受折磨而发疯，出狱后对现实和未来深感绝望的情感。《深尾正治的日记》则通过一个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杉本叛变后又去拜访被他告发的深尾正治，并把自己叛变的事告诉深尾正治的故事，深刻反映了残酷专制的战时日本社会给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性格造成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扭曲。《永久的序章》中的主人公砂川安太是个装了一只假肢的退役军人，在战争残酷的环境中，他的心灵扭曲到了极点：一个结核病医生告诉他，他活不了多久了，主人公顿时产生了一种无比欢喜的“生的激情。”作品中主人公去钻有着“丑恶”打鼾声的打扫厕所的中年妇女阿金的被窝，还把手插入因丈夫与女儿同床而不知所措的一个外食券食堂女主人的胸前。在《神的丑角》中，同样可以看到那被战争扭曲了的心理现实。作家描写了一个叫阿善的乞丐，他因爱好男色而无比亲切温存地照顾一个无处可去的少年——作品的主人公，而这个少年一方面嫌恶阿善的举动，无情地对待阿善，另一方面却心平气和，什么罪恶意识也没有地穿着阿善给人的碎白花纹衣服。
战后派文学反映了许多日本士兵讨厌害怕那场战争，但又不得不去战场送死的心理现实。梅崎春生的《樱岛》描写了密码员“我”奉命调往樱岛，这时战争已到最后关头，日军节节失利。“我”与几位士兵已经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在非常紧张地忍受着面临死亡的樱岛生活。作家真实地再现了士兵等待战争死亡的心理状态。“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对曹长吉良说：“要是我也要死，只希望死得壮观一些。”然而当见到了前额被子弹打穿、一道道血迹流到了太阳穴的哨兵尸体时，“我”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反问，“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到这个南方岛上来，面对战争死亡这件事与“我”是对不上号的，不，是不同意的。在这里，梅崎春生把战场上士兵厌战而又无法表达的复杂的心理状况真切地展现了出来，从而说明是帝国主义战争让人丧失了自我。
战后派作家深刻反映了帝国主义战争使日本士兵失去了人性，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在忍受着人性复苏后那可怕的“良心”煎熬的心理境况。武田泰淳的《审判》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典型而真实的作品。作品描述了一个叫二部的青年，战争时来到中国，一次他与兵站总部的伍长二人来到一个被战火烧毁了的村子中寻找萝卜和芜菁。村子中有一对没来得及逃走的白发老夫妇。二部毫无理由地开枪打死了这两个束手待毙的老人。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残忍的人，只觉得自己是某种敢做敢干的特别人物。然而这一次罪行使他在战后不得安宁，虽然那个伍长在战争中病死了，这件事没有外人知道，但他有了绝对不会受审的“可憎恨的安心”。他感觉到自己有这种泰然自如的心理时就不寒而栗。他不敢正视战后的新生活，拒绝结婚，连回日本的想法都打消了。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更是进一步探讨了战争对人性的破坏到底有多深。作品中的主人公北山年夫从战场上回来以后，认识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堀川仓子，从仓子“脸边附着一个小小的斑点”，他联想到了东南亚战场夜幕中的红月亮，想到了红月亮照耀下的夜行军，想到了同伴精疲力尽后倒在地上，而自己见死不救。这种自审忏悔的感觉使他的恋爱之火无奈地熄灭了。
战后派文学还深刻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野蛮残忍和军国主义统治机关的黑暗。武田泰淳的《审判》不仅仅是表现了主人公二部的战后不得安宁心理，通过他毫无理由地杀死两位无辜的白发老人这一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何等残忍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家的平民百姓。法西斯分子失去人性，不仅表现在屠杀无辜平民上，在大冈升平的《野火》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对同类的残忍。《野火》中描绘了日军在菲律宾弹尽粮绝，自相残杀，竟然吃自己同类身上的肉。这深刻反映了日军法西斯分子集体行为的惨无人道。野间宏的《真空地带》更是以具体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示了日本法西斯军队机构的反动与黑暗。作品通过主人公木谷一等兵拾到了长官的钱包，拿走其中的东西被发觉后，被拖到军事法庭判处劳改两年三个月一事，把阴森森的日本军队内部黑暗一步步展现在读者面前。木谷是围绕军需室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军需室里盛行偷盗、行贿受贿之风）。在为权利而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木谷偷窃的事件被利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诡计，木谷被押上军事法庭，打上抱有反军思想的烙印，甚至毫无根据地判定他犯有泄露军事机密罪被从严判刑，送进了陆军监狱。在这部作品中，野间宏对天皇专制主义下法西斯军队的内务班进行剖析，使读者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黑暗及其社会结构的残忍本质。
战后派文学同样也反映了那场侵略战争给广大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生活状况。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读者可以看到东京近郊的那个不被人注意的阴暗破败角落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正在刚刚战败后的贫困与饥饿中挣扎，在痛苦与疾病中呻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现实画面。战后派文学还深刻揭示了那场侵略战争的残酷和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尤其是在精神、心理上造成的创伤。
三
战后派文学是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方式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剖析，表现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的体验和战争结束后剧烈的心理转换现实。战争后派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对二战以后日本社会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战后派首先以一种新的思想观念给日本文学乃至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以巨大冲击，促进了战后日本社会民主化进程速度的加快。战后派刚从文坛上兴起，就同新日本文学会主流派围绕着“政治和文学”、“战争责任论”、“主体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论争。他们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经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个性和理性的压制摧残，日本文学屈从反动政治的体验，以及根据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主义偏向，从反思的角度呼吁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创作主体的解放。他们在批判战时日本社会充分暴露出来的封建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确立近代的自我”和“文学主体的自立”，把艺术至上主义作为确立创作主体性和文学自律性的方向，批判文学的政治主义倾向，目的是要冲破长期以来作家、文学受到外在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量）的束缚。荒正人在《民众在哪里》一文中指出：“不根绝压抑我们的反动势力、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就不能解放自我。”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在《1946年文学考察》一文中指出，由于文学屈从于法西斯权力，“从战争到战后，日本没有足以对抗外在现实的、完成内在力量充分成长的作品”，日本要进行民主主义伦理的变革就必须既反对顽固的狭隘的超国家主义，又要反对极端的破坏性的“革命精神”，这样才能在日本人中“培养理性和人性”。战后派的这种观念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而提出来的。战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日本，近代自我尚未完全确立，创作主体没有充分形成。战后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确立近代自我”、“文学主体性”，实质上是要实现从冲破外在的桎梏深化为主体内在桎梏的自我突破。主体论不仅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封建性，而且还批判存在于自我内部的封建性、民众中的封建性，这是反对把文学归结为某种政治理念的观点，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战后派的理论观点不仅促进了日本战后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当然，战后派文学不仅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给日本社会和文学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反映论模式，提倡审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开创了战后日本文学发展的新局面。战后派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出一种多样化态势，但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为了深刻表现文学的主体性，把表现的重点都放在了人的内心世界上。作品中或以战争为背景，或以战后生活为背景，把日本人遭受战争影响的心理现实真实地表现了出来，从而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对心灵的戕害。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战后派作家表现的倾向又不尽相同。以野间宏为代表的一部分战后派作家主要强化了作品中的主体意识，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来揭示心理现象的深层本质和社会意义。在《阴暗的图画》中，作家深刻揭示了主人公深见进介的那种“切肤之痛”的晦涩心理的现实感。作品通过深见进介那受压抑的伤痛累累的心理，暴露了以巨大力量压迫着人的日本社会的残酷。在《真空地带》中，野间宏描绘了许多士兵受到强大社会压力而失去人性的心理，让人们不得不对天皇制极权主义下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思索。以椎名麟三、埴谷雄高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则在作品中以存在主义为思想基础，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性，表现人的心理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他们的作品在表现空间与深度上，视野比较开阔，并采用了许多独特的表现手段。埴谷雄高的《亡魂》就是以一种寻找事物根源和极限的宏大的“思考实验领域”、“妄想的实验”领域来构思的。在创作方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了“极端化”、“暧昧化”、“神秘化”三种方法。作品中深刻表现了主人公三轮与志始终感到压抑、感到“不快”的心理现实，感到是宇宙间的万物营造了这种“不快”的气氛。这表现了作家对于永远不会有结束的“存在的革命”的强烈渴望。作家的这种构思方法，是通过思维观念让自己在完全非现实的空间中飞翔，而后以站在非现实的理想空间的眼光来审视现实、回到现实，从而从一种思想主义的角度来对日本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还有一种倾向是以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等作家的代表，他们在创作中主要以心理学为艺术核心，分析人物的深层心理意识，着重表现人的行动与心理的矛盾冲突。梅崎春生的《樱岛》深刻描述和分析了主人公“我”那种害怕死亡、讨厌战争的心理同不得不执行战争任务之间的矛盾状况。以上这三种倾向普遍存在于战后派文学，当然，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派别倾向之分，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各自有所侧重。战后派文学把艺术表现的重点放在了人的内部世界，而不是着重描写人的外部行为，是通过社会事件——主要是通过战争影响这个巨大的社会事件来表现人的命运和情感，特别注重表现人在确立自我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和矛盾冲突。从日本文学发展整体来看，也就是由战前文学的传统表现方法——客观性、外向性转向战后文学的创新——主体性、内向性。战后派文学是着重表现人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感受，追求一种心理现实的真实，探寻自我在人的内部生活中的位置，从而发掘人的内在深层世界。
战后派文学是整个日本战后文学这个非常活跃时期的最具活力的派别之一，他们真诚地以创造日本战后新文学为己任，致力于转向体验和战争体验两大课题，以“确立近代自我”为目标，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为重点，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日本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总之，战后派是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文坛上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派别。这一文学派别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以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促进了战后日本文学的复苏与发展。当然，在反映那场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庞大的社会问题上，他们还只是站在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没有从政治、经济、道德、历史、文化及人性角度，没有从全人类的宏观高度做出整体性的综合把握，其结论不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但不管怎样，其中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是值得深思的。